征收“移民稅”，既符合稅負原理中的“受益原則”，也可以恢復已經傾斜的社會公平

近一段時間，國內的移民浪潮再次興起。多份權威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隨著歐美發達國家紛紛推出移民優惠舉措，投資移民海外的中國人暴增。胡潤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稱，中國60%以上的富豪正在琢磨移民這個事情。據不完全統計，從2009年起，每年隨中國內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財富達到100億元以上。

中國富人的財富究竟“肥”了哪些國家的“田”呢？2月13日《法制晚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中國每年100多億元流向海外的移民財富總量中，有8成以上的財富貢獻給了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還有不到兩成被歐洲各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瓜分”，受益者還包括塞浦路斯、韓國等非傳統的移民目的國。

100億元！在西方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這塊“肥肉”著實令人眼紅。為了吸引中國的富人移民，各國紛紛調整移民政策。不久前，美國推出了十分寬松的EB-5投資移民政策：對資金方面沒有任何限制，投資50萬美元，合法即可，無語言、商業背景要求，申請人成為永久居民以后，也不需要持續性地實際居住在美國境內等。英國也于去年宣布放寬投資移民政策，新政除保留此前的100萬英鎊投資、5年后轉永居項目外，又新開通500萬英鎊投資、3年后轉永居和1000萬英鎊投資、2年后轉永居兩個加速投資移民項目，同時將居住要求由過去的9個月縮至6個月。甚至就連彈丸之地的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也宣布只要投資30萬歐元以上的房產，無須商業背景，無須資產來源證明，6個月左右即可獲得綠卡，持綠卡即可自由出入27個歐盟成員國。很多中國富豪看中這一點，紛紛辦理移民。作為移出地的中國，正在面臨資金和社會精英階層的集體流失。

世界各國——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紛紛推出各種措施吸引中國富豪移民，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受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的影響，歐美各國紛紛陷入債務危機，中國富豪移民帶去的大量真金白銀，無論是用于投資還是用于消費，都會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產生“輸血”的效果，帶動這些國家的就業和經濟增長。

然而，作為硬幣的另一面，中國經濟無疑是失血了。盡管“每年隨中國內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財富達到100億元以上”，相對于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并不是無法承受的數字，但也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這和一個人盡管體格強壯，卻不能任由身上的一個小傷口不斷往外流血的道理是一樣的。

去年以來，筆者曾經在多個電視評論節目里指出：從社會倫理的角度看，富豪移民，甚至移民成功之后拿了外國護照繼續回到中國賺錢，折射出的是一種自私的心理，是極端的個人本位主義：他們只想從這塊土地上撈錢，而不愿意對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承擔任何責任。從政治的角度看，富豪的這種心態對社會心理的沖擊是巨大的。其行為使得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所提出的政治承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部分落空，對經濟發展將是個不小的損失。

但是，富豪移民說到底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種經濟現象，對于這種現象，僅僅停留在道德譴責和政治批判是不夠的，也不會產生什么實際效果。經濟的問題還是應該用經濟的方式解決。因此，筆者建議，應該考慮開征移民稅，稅率可以比照各國的遺產稅、贈與稅的稅率，并適當提高一些，比如凈資產100萬美元以上的富豪移民，對他們超過100萬美元以上的部分按70%~80%的比例征稅。

有人可能質疑：這樣做對富豪是否不公平？

不是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對富豪開征移民稅，符合兩條最重要的“稅負原理”。

其一是“支付能力原則”(Ability to Pay Principle)。這一原則認為，人們納稅的多少應該與他們的收入、財富或支付稅收的能力相關聯，目的在于符合那種社會認為是合適的和公正的收入分配。這一原則認為，富豪之所以能夠成為富豪，并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創富”能力強，同時也是因為他在交易過程中，得到全社會包括低收入人群合作的結果，所以，富豪有義務多納稅，然后由國家通過各種社會福利以及社會保障分配給低收入人群。

富豪移民，無疑是對這一原則的違反，并且當他們移民至國外按照當地的法律納稅時，受惠的反而是那些對他致富毫無貢獻的異國公民，這對于中國公民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只有開征移民稅，才“符合那種社會認為是合適的和公正的收入分配”。

其二是“受益原則”(Benefit Principle)。這一原則認為，不同的個人納稅多少應該與他們從國家那里得到的服務質量與數量成正比。也就是說，你從你的國家那里獲得越多，你交的稅就應該越高。

從中國近30年來的歷史進程看，中國富豪積累財富的速度，總體上遠遠超過了西方富豪積累財富的速度。中國的富豪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內所積累的財富，超過了西方富豪幾代人所能夠夢想的程度。中國富豪為什么能夠富得如此迅速？“放權讓利”的改革政策是一個根本原因。

從各種調查以及各類富豪榜的上榜分析中，筆者了解到，中國的富豪主要有三類：一是房地產富豪。他們是各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一類是改制富豪。這類富豪主要是在1990年代的國企改制的浪潮中突然暴富起來的，伴隨改制富豪的大量出現，是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和大批工人的下崗失業。還有一類是血汗工廠富豪，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的勞動強大之大、勞動時間之長，堪比當年恩格斯撰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的情形。在資源總量確定的情況下，有人獲利就必然有人受損，比如伴隨著房地產富豪的出現，是城市中產階層的萎縮和消失，伴隨改制富豪的出現，則是原來產業工人生活水平的整體性下降等等。

不過，盡管許多富豪的錢來得有問題，甚至被人稱為“原罪”，但如果他們能夠“逆取順守”，把錢留在國內投資，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社會大眾為之付出的成本能夠逐步得到彌補，則“原罪”云云也就逐步可以化解于無形。但如果他們想通過移民的方式連人帶錢移往國外，那就是公眾不能答應的問題了——征收移民稅，既符合稅負原理中的“受益原則”，也是為了恢復已經傾斜的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