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創造全球增長最快的紀錄之后，中國的富豪現如今又將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之最：據說，中國近半數千萬富豪正考慮移民國外，中國出現富豪的移民風潮。　　

這的確是一個令人矚目的事件。在全世界都關注歐美如何掙扎地走出債務泥潭的時候，在全世界都一片看好中國經濟的時候，驟然出現這樣一個重大事件，實在具有相當的爆炸性。　　

于是，消息一經披露，就立即就引起了廣泛注意，各種反應紛至沓來，言人人殊。概括起來說，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感到很“困惑”。許多人弄不清為何突發此等事情，其由何在。這樣的疑問完全可以理解。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好賺錢的地方，因此，富豪在中國的成長全球最快，一直是蒸蒸日上，過得非常快活。直白地說，這里簡直就是富豪的天堂。而富豪們將去的西方國家呢？則正在危急的泥潭中苦苦掙扎，目前堪稱是經濟地獄。舍天堂而投地獄，究竟是何因耶？　　

二是主張設限。一些人提出，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中國發大財、賺大錢后一走了之，把大量的資金帶給西方，因此建議政府應對富豪及其財富外流設限，敦促他們履行帶動社會共同富裕的責任。　　

    三是關注影響。這種關注更多地來自于西方。他們把中國的富豪稱之為“高凈值個人”，認為中國的這種出口，對歐美來說是一個好消息，并且從中看出中國社會存在嚴峻的問題，如教育體制僵化、生活成本高昂、食品安全沒保證、自然環境惡劣等等，于是進而“擔心”說，大量資金外流，中國經濟將“面臨崩潰”。其實，這與其說是一種擔心，還不如說是一種期望更為貼切。　　

    我們認為，上述類似的關注，還是只就現象論現象，并沒有觸及帶問題的實質。問題的實質在于，中國富豪外流，到底屬于什么性質，能給我們哪些啟示。我們認為，只有說明這個問題，才能回答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　　

    首先，這反映了中國富豪的基本傾向、基本立場。　　

    當代中國有了一支強大的新興市場力量，這是伴隨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富豪、老板、大腕、裸官、精英等，都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要努力做到狡兔三窟、預留后路，或者把財產預先轉移，或者把身份及早外化，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中國絕非久留之地，真正的歸宿不在在里，而在遙遠的西方彼岸。這是他們的基本傾向、基本立場，只不過目前他們中的有些人已經做到了，有些人正在努力，有些人還在努力創造條件，僅此而已。其實，向國外轉移“高凈值個人”的進程早已開始并持續走熱。只不過這個時候富豪們一窩蜂地扎堆外涌，有些聳人聽聞而已。　　

    其次，這是因其利益而決定的。　　

    為什么他們會有這樣的傾向與立場呢？我們說，利益決定立場。中國的新興市場力量和西方有極其密切的聯系。在價值觀念上，他們認為，全球化、一體化是人類的根本出路和基本方向，中國的發展崛起，其實就是融入西方體系之中，成為西方所認可認同的一員，而這將是一個漫長可能還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所以他們要憑借自己的優勢，捷足先登，先行奔赴光明；在經濟關系上，他們與西方同行奉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原則，國際貿易，歐美市場與海外關系是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他們同西方資本同氣連枝，是活躍在不同戰場上的同盟軍。千條江河歸大海，中國的資本最后皈依西方，可以看作是返本歸元了。　　

    最后，這說明了這個階層的屬性與特點。　　

    以富豪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力量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和最活躍的要素。曾有人就中國社會新階層作過相應的階級分析，力圖標定新時期各階層的社會屬性與階級特點，特別是富豪們的屬性與特點。現在看來，通過這一事件，這個問題應該更加明晰了。我們以為，中國富豪與西方資本在根本屬性上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就是西方資本在中國的延伸。當然，我們還不能說這個群體沒有任何愛國心，但是有一點可以基本肯定，他們非常害怕中國經濟社會進程發生左轉，非常害怕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逆轉。因此，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要加快移民和轉移財產的步伐，特定時期就要出現扎堆的現象，就像銀行發生擠兌一樣。　　

    從上述分析出發，我們認為，中國富豪移民是有其客觀必然性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設限也好，不設限也好，不管中國的教育體制、氣候環境、食品狀況如何，他們都必走無疑。其實，諾大的中國，難道就沒有氣候環境好，食品安全有保障，社會秩序井然的地方嗎？那么多貴族學校，就沒有富豪子女讀書之處嗎？以富豪之豪奢，這些地方生活成本無論是多么高昂，對他們來說還都不是小菜一碟！拿這些雞毛蒜皮的原因當理由，難道不感到無聊沒趣嗎？　　

    一些中國人可能還念念不忘“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的政治許諾，以為中國的富豪不該這樣一走了之，這樣太不道德了，應該加以限制，讓他們完成“先富帶后富”的責任。其實，這未免太過天真、太過意氣用事了。“先富帶后富”本來就是一個不能成立的偽命題。古今中外，所見所聞都是如何抑制貧富差距過大，從來也沒有富人自動解決貧富差距的，如果說歷史上中國富豪曾表現出的惡劣傾向不過就是“為富不仁”的話，那么當代中國富豪的傾向還應該增加一點，那就是：他們根本就不是中國社會可以依靠的力量。我們認為，任何有骨氣的中國人，都不應該不長志氣、低三下四地乞求他們的施舍。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人民可以對富豪移民無動于衷。他們這個時候扎堆移民是很說明問題的。譬如候鳥遷徙標志著季節的冷暖，中國富豪們的動向也是戰略形勢的風向標、晴雨表。他們的動向說明，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很可能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相比于中國經濟熱氣騰騰的表象，中國的外部整體戰略環境已經出現惡化的苗頭，未來很可能危機重重、難以估量，這意味中國將面臨嚴峻的挑戰。正是出于這樣一種巨大的“不安全感”、“不確定感”，所以他們寧可把自己及自己的財產從財富的天堂轉移到金融的泥坑，代價如何也在所不惜了。　　

    這的確是應該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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