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飛：野豬鼻頭插大蔥--楊奎松有何臉面批金一南？

何雪飛 民聲網（www.mshw.org）

（作者博客http://blog.hxf.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history/2011-09-08/4633.html

最近，楊奎松在《南方都市報》及南方系控制的互聯網發表《怎么會有人這樣寫歷史？——評金一南<苦難輝煌>》一文。文章對金一南《苦難輝煌》一書作出如此評價：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976

【讀過金書的部分篇章即可發現，作者對歷史幾乎沒有什么研究，不過是借助于近現代史或中共黨史學界同行的研究成果。金書其實是作者根據自己的觀點和創作意圖，把學界同人各種研究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燒”，再結合自己隨性發揮的文學性語言，打造出來的一種速成品。……可以肯定，以金書作者第一章這樣的水準，以其速成巨制的極不嚴肅和極不學術的方法，金書其他十五章中的硬傷、錯誤和抄襲的問題也少不到哪里去。】

楊奎松此文再次證明他自己不是一個稱職的歷史研究學者，他對一些客觀事實缺乏理性的分析能力，他往往在缺乏必要的證據前妄下論斷。

一、《苦難輝煌》是速成品嗎？

比如，楊奎松指責金一南一書是用【速成巨制的極不嚴肅和極不學術的方法】制造的速成劣質書籍，那么作為一個對自己文字負責的歷史研究學者，應該提供論據證明金一南是如何速成巨制的，比如，他花了多長時間，閱讀了多少字的材料。但是楊奎松的這一判斷完全是他的主觀臆斷，他憑借他所鑒定的金書中的所謂【錯誤】、【剽竊】，就試圖證明此書是速成品，這也太不嚴謹、太不負責、太不學術了。按照楊奎松這種治學態度去研究歷史，后果不堪設想。

看看《金一南：14歲在毛選里找歷史答案》（2010年9月9日《文匯報》）一文中記者的采訪和介紹：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9/09/content_14151814_2.htm

【1987年，正是“下海”風潮勢頭最盛的時候，金一南放棄了炙手可熱的部隊生產部門，到國防大學圖書館當一名普通館員——他想要挖掘的是歷史的富礦。

大部頭的著作、多如牛毛的史料、常人接觸不到的秘密檔案，國外新解密的情報整理、“老革命”的回憶錄、當事人的日記、遺書等手跡……不就是一座座富礦么？金一南一頭扎了進去。

……

我問：“寫一本書寫了15年，難道不苦嗎？”

他搖搖頭：“那是別人眼里的苦，我沉浸其中，渾然不覺。”

……

但我知道，為這50萬字的《苦難輝煌》，他專門寫了300萬字的筆記：列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4條時間軸，又列了4組人物的活動。其中絕大部分素材，在《苦難輝煌》中并未提及。】

十五年寫一本書，300萬字的筆記，這能簡單說是【速成品】、【速成巨制】？楊奎松除非能證明金一南及相關記者完全在撒謊，并提供確鑿證據證明金一南確實是在短時間內，如一年，剪切拼接成了《苦難輝煌》一書。否則他對《苦難輝煌》一書【速成品】、【速成巨制】的鑒定結論只能證明他自己的思維不嚴謹，寫論文，即便是批評別人著作的論文，也是任意發揮、胡說八道。

二、金一南剽竊了楊奎松嗎？

早在2010年9月9日，《文匯報》《金一南：14歲在毛選里找歷史答案》一文中說：

【今天，有人用“大散文”、“歷史小說”、“革命史詩”來形容此書。金一南笑言：“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算什么體裁，只知道寫的時候沒有被任何體裁限制。”】

其實，楊奎松明明知道金一南的這本書是關于黨史的紀實文學著作，他說【書店里簡單翻過，因為發現是紀實文學體】，但是，楊奎松卻按照黨史學界歷史研究的規范指責金一南的書到處是錯誤、抄襲，并用這種標準，判斷金書是用【極不嚴肅和極不學術的方法】炮制的速成品。

楊奎松所指責的金一南書中的許多錯誤，比如劉鏡人將布爾什維克（本應譯為‘多數派’）翻譯為‘廣義派’在當時算不算翻譯有問題、有多大問題；維經斯基1920年到來華究竟是3月還是4月等等，按照嚴格的歷史研究學術論文的標準，如果該論文的確是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考據的，這些似乎的確是問題，因為歷史研究學術論文重在考據，比如“布爾什維克”一詞譯法的詳細流變、維經斯基究竟何時來華等等，應該具體地核實清楚。

也許，金一南對這些細節并不了解，但他也無需去具體核實每個細節，因為核實、考據這些細節不是他寫此書的目的，核實、考據這些細節也不會改變該書的主旨結論。金一南只要保證他所引用的材料尤其是主要的、關鍵性材料準確無誤，那么這本書的結論就是可靠的。如果金一南像歷史考據家那樣把他的精力都用在考證核實他書中談到的每個細節，每個事實，每個數據，那幾乎是讓他一個人替代所有黨史考據專家的工作，他幾輩子也完不成這本書。像維經斯基究竟是幾月來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幾月幾日幾時幾分幾秒……來華，會影響金一南此書的結論嗎？

更何況，《苦難輝煌》根本不是歷史學術著作，許多人認為是紀實文學、大散文。

楊文中很大部分篇幅在指責金書剽竊自己的著作，如他提供的如下證據：

【

金書：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的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共收入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著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但隨著1925年以后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國際所提供的經費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據陳獨秀估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運動。顯然，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幫助分不開，也同中共將其絕大多數用于工人運動分不開。  

楊文：  

關于共產國際援助的經費究竟有何意義，我們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中幾個簡單數字就足夠了。報告稱：“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由此已可看出，黨的經費約94%都是來自共產國際，僅各地工人運動一項就占去了大約60%.……很顯然，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共產黨人所以能夠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并逐漸成為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力量，這是同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人大力提供經費幫助，而共產黨人又將其絕大多數用于工人運動分不開的。  

】

其實傻瓜都可以看出，金一南只是按照自己的語言陳述他所了解的歷史事實。金文和楊文文字完全不一樣。金一南文和楊奎松文都引用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的報告，因此，談到的歷史事實和數據是一樣的，得到的結論也類似，楊奎松就認為金一南是剽竊他的。

陳獨秀的報告及相關數字難道只能由楊奎松用嗎？根據這些報告和數字得出的結論是相對確定的，這樣的結論只能楊奎松自己做出嗎？別人用了這些數據、別人做了這些結論就是抄襲你楊奎松？退一萬步講，即便是金一南看的是楊奎松的書，用了楊奎松書中的材料，按照文學類著作的慣例，也談不上抄襲吧。也許金一南書中許多事實和數據可能都是從其他黨史學術著作中引用的，金一南并未看原始的檔案材料，難道這都算抄襲、剽竊？作為紀實文學，《苦難輝煌》如果有詳細的注釋當然更好，但是沒有注釋，也不是楊奎松所指責的剽竊、抄襲等問題。

三、楊奎松為何要對金一南妄加指責

可見，楊奎松一文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楊奎松對金一南的指責完全是中傷污蔑。

楊奎松拋棄一個歷史學者應有的嚴謹文風，在《南方都市報》等南方系媒體上對金一南如此中傷污蔑，用意何在？

據2010年9月《文匯報》一文報道：

【《苦難輝煌》被中宣部、中組部聯合列為黨員干部學習推薦書目，同時又在民間口口相傳，自去年1月出版以來已是第十六次印刷，總印數突破30萬冊。】

另據一清8月21日《習近平為何推薦省部級干部閱讀<苦難輝煌>》一文介紹：

【便想到曾慶紅同志對這書的極度重視，便想到習近平同志在與一些省級干部聊天時對本書的推薦，以及要求其以另外的載體面對更多的受眾。習近平副主席是一個酷愛閱讀的人，在接觸《苦難輝煌》一書時他是不是也像曾慶紅一樣讀過兩遍咱們不知道，但從他多次關注到這個讀本的情況看，應該說，這本書是深深打動了他的。那么，他為什么要向省級干部們推薦這本書呢？我想，不外是該書所表現的那種信仰的力量——這是一種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東西。1921年的7月，中國共產黨在那樣的一個險惡的環境下抱成了團，在一種信仰的力量支撐下，他們風一路雨一路血一路，披荊斬棘，歷盡萬重險惡，在各種勢力的夾縫中求存求發展求壯大，寫下的一路長歌驚天泣地動鬼神。正是歷經了這樣的苦難洗禮，才有了今日的輝煌與復興。

……

習近平同志對本書的推薦，可能還有一種對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中國建軍史的一種正本清源的推崇。這些年來，由于一些人不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在黨史、革命史的敘述過程中，有了不少個人主觀色彩的涂抹，因而模糊了歷史視野，迷失了前行的路標。正是有了《苦難輝煌》這樣的宏篇巨著，才得以使一些歷史事實以更真更確更生動的宏大敘述出現在公眾的眼前。這是正本清源的努力，這種努力是值得推崇的。】

再結合習近平2011年9月1日在中央黨校秋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領導干部要讀點歷史》中所言：

【我們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繼承和發揚前輩共產黨人建樹的優良革命傳統，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持續奮斗。

……

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各種方案嘗試全部失敗了，中國人民才選擇了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其他各種政治力量都無力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救亡圖存和民族獨立、解放與復興，唯有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肩負起了這一歷史使命，才使受盡屈辱、瀕臨危亡邊緣的中國進入了歷史的新紀元，才向世人彰顯和證明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歷史真理。

……

我們黨90年來團結帶領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所取得的各項偉大成就之所以震古爍今，正是因為它們來之不易。其中有危難之際的絕處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奮起，有失誤之后的撥亂反正，有磨難面前的百折不撓，既充滿艱險又充滿神奇，既歷盡苦難又輝煌迭出。有困難、有風險、有危機、有曲折，都不可怕，關鍵在于要勇于面對，善于克服和戰勝它們。一旦戰勝了，就會峰回路轉，光明在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共產黨人，正是從經歷和戰勝各種困難與風險中來歷練自己的勇氣、智慧和力量的。】

根據這些背景，作為自由派、自由主義歷史學者的楊奎松，在金一南2009年1月份出版《苦難輝煌》后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不聞不問，突然在8月8日《南方都市報》及半個多月之后在南方系控制的互聯網上到處發表惡意中傷污蔑金一南《苦難輝煌》一書錯誤累累并剽竊他的著作，其用意已經十分明顯了。

四、野豬鼻頭插大蔥—楊奎松難當黨史界“反共復國”大任 

最近幾年，在中國歷史學界、報紙期刊媒體及互聯網輿論中，興起一股惡意中傷共產黨、毛澤東，無恥地吹捧國民黨、蔣介石的歷史造假風潮，其代表人物就是楊奎松、沈志華、高華、楊天石等人。正是由于這些人霸占中國黨史研究領域，以黨史研究的名義惡意篡改黨史、惡意貶低毛澤東及共產黨的歷史功績，搞出了大批反黨史學著作，因此中國黨史、近代史研究領域一片烏煙瘴氣。豪不奇怪，這些人及其著作，得到了黨內某些資改派高官的極力推崇。

筆者也并不完全同意金一南在《苦難輝煌》一書中的某些觀點，筆者認為，金一南一定程度上也受了改革開放時代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其著作對毛澤東的評價并不是十分客觀。但是金一南至少保留了堅持社會主義、捍衛人民利益等基本的原則和立場。與楊奎松、沈志華們的陰險著作相比，金一南的《苦難輝煌》透著一股浩然正氣與清新之氣，并受到讀者熱烈歡迎，這也是遭到楊奎松及南方系媒體惡意中傷的原因。

沈志華等人多次在講座中表現出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刻骨仇恨。與極端的沈志華相比，而楊奎松一直相對謹慎冷靜地在黨史研究領域推動“反共復國”大業，其著作文章迷惑性較強。但是，楊奎松也往往為了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目的，經常利用黨史學術研究的包裝和名義傳播反華反共謠言，甚至不惜造假、造謠，在稍有理智的人看來，很多東西十分荒唐可笑，就這種人，還好意思批評金一南的《苦難輝煌》。這里主要介紹兩個典型案例。

1、楊奎松引用蘇聯反華謠言污蔑中國共產黨

2005年，楊奎松出版《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隨后在媒體及互聯網上刮起了一股妖魔化共產黨的風潮。

該書中如下觀點及資料引起廣泛關注，該書認為：

【蘇聯紅軍不僅在暗中協助中共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而且為進入東北的及在華北的中共軍隊先后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從而使這支過去因為裝備落后、彈藥缺乏，主要靠游擊戰取勝的部隊，迅速成長起來，從而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

楊奎松如何得出這個結論？他根據的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他認為二戰后蘇聯給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提供了大量日本關東軍的武器：

【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同時已知1948年前后蘇軍將絕大部分日本關東軍武器提供給中共軍隊以后，還曾向東北的中共軍隊提供過一定數量的蘇聯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裝備。】（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頁）

按照楊奎松的結論，蘇聯給共產黨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才使共產黨迅速成長、擺脫了裝備落后、打游擊的境地，迅速打敗了國民黨。這種觀點顯然不利于共產黨和毛澤東，而是國民黨美蔣余孽多年宣傳的觀點。

楊奎松的資料出自1971年8月莫斯科廣播談話，而1969年中蘇關系急劇惡化，在珍寶島大打出手。1971年的莫斯科廣播造謠說中共奪取政權靠的是蘇聯恩賜的大規模武器裝備，楊奎松對此竟然毫不懷疑的相信。其治史目的已經十分顯然。

蘇聯70年代的這些材料，連國民黨御用的嚴謹的反共歷史學家都不會引用，因為他們一旦引用就馬上喪失其學術著作的嚴謹性和客觀性，變成了國民黨泛濫成災的反共意識形態宣傳品。而拿著共產黨及中國人民俸祿的楊奎松竟然正式引用，并得出蘇聯【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的荒唐結論。

其實，當時東北關東軍總共也沒有那么多武器裝備。根據日本學者島田俊彥的說法是關東軍當時總共"僅有坦克160輛,作戰飛機不足200架"。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日本關東軍侵華罪惡史》中談到：

【日本大本營為加強關東軍的防御力量，于6、7月間從關內的中國派遣軍抽調第4軍司令部和第63、117、59、39師團移往東北和朝鮮，編入關東軍戰斗序列。關東軍也緊急動員在東北的日本在鄉軍人25萬人，編成第30軍司令部、8個師團、7個獨立混成旅團等作戰部隊。并將國境守備隊、憲兵、特務機關等統統整編為野戰部隊，真是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至開戰前，關東軍地面兵力共有2個方面軍：6個軍、作戰部隊24個師團、9個獨立混成旅團等，總兵力約75萬人，僅有坦克160輛。空中力量的第2航空軍，已是徒有“軍”名，能夠用于作戰的飛機不足200架。雖然關東軍從兵員上看再次膨脹起來，但新組建的部隊，大多是40歲左右的老兵，兵員素質很差，武器裝備也不足，甚至用獵槍充數。有人評論說：關東軍已變成“用竹槍武裝的紙老虎部隊”和“稻草人兵團”。〔日〕島田俊彥：《關東軍》第186頁；《關東軍終戰始末》第175頁】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中具體明確地記錄共產黨收到蘇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的數量非常少。而且，即便該書提到的這些武器數據，大部分也沒有來源出處。比如該書250頁說東北局得到了6架運輸機、50輛坦克、各種炮上百門，沈陽兵工廠的設備，可裝備幾十萬人的槍支彈藥；258頁，蘇軍轉交了北滿的日軍武器，僅輕重機槍就在萬挺以上，各種炮上千門。但是這些主要的數據卻沒有來源出處。即便是該書中所有的相關數據加起來也遠遠達不到【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這樣的規模。

事實上，楊奎松已經成為公認的學術笑柄，有網友調侃說：
【就是不用日本史料，僅僅對照國共內戰相關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約600輛，飛機800架”的說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 裝甲兵回憶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解放軍出版社 199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 裝甲兵綜述大事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解放軍出版社 2001年），《東北裝甲兵》（孫懋濤主編 解放軍出版社 1991年12月），《當代中國裝甲兵》（總參謀部裝甲兵部 解放軍出版社 1990年5月）等關于解放軍裝甲部隊的戰史叢書明確記載，到1949年11月，解放軍坦克部隊發展到兩個戰車師幽兩個戰車團，有干部。戰士12697人，坦克375輛（其中水陸坦克68量），裝甲車272輛。而其中屬于東北野戰軍在東北地區得到的不過32輛，其余基都是在關外戰場繳獲到的。至于飛機，到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大閱兵上空出現的17架飛機基本上都是國民黨空軍起義后所得（由于擔心國民黨空軍會空襲，參加大閱兵的飛機都帶彈飛行，這在世界閱兵史也很罕見），而熟悉空軍的歷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空軍仍然掌握制空權，這個時候，蘇聯宣揚的那800多架飛機，600輛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飛機，坦克被楊教授給貪污吃了回扣不成？】

楊奎松引用明顯的蘇聯謠言并刻意造假是有險惡意圖的，他的目的就是證明國民黨蔣介石的偉大，而中共的成功是得到蘇聯干涉的結果。

其實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下冊第九章第二節談到：

【一百二十萬在華日軍的武器裝備大都繳給了國民黨的中央軍。】

著名的反共學者、《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和組織者徐友漁十分欣賞楊奎松，并把他的書和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相提并論，因為這兩個人都是刻意妖魔化共產黨的典型文人，只不過臺獨分子龍應臺比楊奎松更加赤裸裸而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k9x7.html

【大概是9月份左右，剛好出了兩本書，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跟今天要談的題目有關。其中的一本書我估計大家可能很難看到，我帶來給大家展示一下，龍應臺的《大江大海1949》。……。另外，同樣也是在2009年的9月份出的另外一本書我覺得也挺好，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我講的題目跟這本書是有關系的。這本書的作者楊奎松是中國一位很著名、很好的歷史學家，我看過他很多書，比方說《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這一類書。】

2、楊奎松的算術水平：毛時代貧富差距比民國大

楊奎松在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發表《貧富差距始于改革開放？關于建國后干部收入問答》一文。

文章說：

【到１９５５年８月，新政府最終取消了供給制，統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干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３０個級別，最高一級５６０元，最低一級僅１８元。

……

1956年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這次工資調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標準，如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最低一級工資從18元提高至20元，1－13級干部最小增幅為0，最大增幅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級干部最小增幅為7.1％，最大增幅為13％，平均增幅達10.36％。這樣就使得標準工資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縮小，減少為28倍。

……

為了便于讀者了解這種倍數的問題所在，這里介紹一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俸標準情況。以１９４６年國民政府頒布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３７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１４．５倍。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８－１０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２０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于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很多人誤以為今天貧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也好，都是改革開放惹的禍。在他們看來，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

】

在楊奎松的筆下，毛時代干部工資差距比國民黨、比資本主義國家還大。

其實，楊奎松的這種比較是十分不客觀的。他談的所謂30級工資制，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資標準，其中第25級到30級是指勤雜人員，比如打掃衛生的人員，這個工資標準和社會上的學徒工差不多，根本不是最低干部工資。從他發在《歷史研究》期刊上的文章看他是知道這一點的，但是在公共媒體上，他有意地忽略這一點。他把新中國當時機關單位工資最低的第30級工作人員勤雜人員，如清潔人員，混同于國民黨的最低級的文官，混同于西方國家的公務員，并得出毛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比資本主義國家大的荒唐結論。其實，毛時代干部分24級，最低級別的干部--辦事員是24級，按照1955年8月標準，其工資是35元，與最高級別工資差16倍，與民國文官內部工資差距類似。科員的最低級別是21級，其工資是50元，與最高工資差11倍。1955年這個體制是借鑒蘇聯實行的，不比國民黨民國時期和資本主義國家文官系統、公務員系統差距大多少。但毛主席仍然覺得差別大了，毛時代及文革期間他多次推動多次縮小差距。

真正要比較不同社會制度下的貧富差距工資差距，更重要是要看官員與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而對于國民黨的民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不僅要看其公務員工資，還要看其大資本家的收入。

眾所周知，1956年工資改革時建立的工資制一直延續了近30年。其中在企業里主要是八級工資制，最低工人工資1級是30多元相當于干部的最低工資，工人工資最高8級工是100元左右，相當于副市長一級工資。比較多的二級三級四級工資分別大概在38元，45元，55元左右，與全國最高工資差距是10倍左右。

 福建省屬煤炭企業工人工資標準(八級制)表單位：元/月

李強教授《中國應恢復“八級工”制度》一文談到：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5-27/093822540758.shtml

【1956年制定、后經過修訂的企業八級技術等級制度，曾在工人技術等級分層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八級技術等級制得到企業工人和全社會的普遍認可，那時的一個“八級工”，很令人羨慕，其工資甚至能超過廠長。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許多經歷過八級技術等級制度的人，至今都承認那個技術分層非常成功。他們說，當時一個人，不要說成為“八級工”，就是評上“五級工”、“六級工”，在企業和社會都有很高地位，而且他們的技術水平確實高超。】

《人民日報》曾刊文介紹：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214/08157097963.shtml

【最早的等級工資時，員工間收入落差也會有3倍，很多人長期拿38.7元的二級工工資，而八級工拿108元，但八級工確實是技術“大拿”，貢獻與二級工不可同日而語，當時的人認為是合理的。】

而國民黨情況呢？

見http://news.dayoo.com/finance/gb/content/2004-05/28/content_1560977.htm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33年9月23日公布令定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自本年11月1日起施行，規定國民政府的特任文官長、主計長、五院及各部會的部長、委員長月薪為800元】

根據上海市總工會資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888383/

【民國16－25年(1927－1936年)名義工資

這一時期工人工資總的水平要高于民國16年(1927年)以前，每日工資大致為0．5－0．6元，每月工資大致為14～15元。其中印刷、造船、機器、絲織工人每月工資較高，一般都在20元以上；繅絲、火柴、棉紡工人每月工資較低，一般都在12元以下。】

民國的紡織工人，工資都在12元以下，即便是以12元計算，也和民國的部長相差67倍，而民國的那些大資本家，其收入是部長工資的幾十倍幾百倍幾千倍……楊奎松所謂毛時代貧富差距比國民黨、比民國還大，純粹胡說。

不錯，按照楊奎松所說，國民黨文官系統最高的官和最低的官差距是14.5倍，但是國民黨最低的官拿55元大洋，最高的官拿800大洋，而工人則大多在12元以下，最低工人的收入可能每月還不到2元大洋，而國民黨民國時期，大資本家每月可得幾萬幾十萬大洋。這樣看，國民黨官員最高工資是工人的幾百倍，最低工資是工人的5倍到50倍，資本家是工人收入的上千倍上萬倍……

而毛時代呢？即便是看55年定的標準，最低一級干部工資如24級干部辦事員是35元，已經比很多普通工人的工資要少，大約是最低工人工資的2倍。這樣來看，毛時代干部，最低一級干部工資就很低，和低收入工人差不多，這樣56年定的干部平均工資不會脫離工人太高。而國民黨干部，最低一級文官工資已經遠遠高于當時社會的工人收入，而最高級別的文官工資又是最低文官工資的14.5倍，這樣國民黨文官平均工資已經遠遠高于工人。

總而言之，楊奎松以1955年工資為標準，將拿30級工資的清潔工當共產黨干部，得出共產黨干部內部收入差距30倍高于國民黨民國時期，這是典型的栽贓，顯然是別有用心。如果考慮共產黨24級干部內部工資差距，確實和民國時期文官內部差距類似，但是即便是這種比較也是不客觀的。毛澤東批評蘇聯當時形成一個高薪階層，主要看干部與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如果像國民黨那樣，整個文官階層都是高工資，哪怕內部差距是5倍或者10倍，看起來比較低了，但是也是兩極分化，更何況還得考慮資本家階級的收入。假如國民黨再提高民國文官的底薪，比如從55元提高到80元，似乎文官系統內部差距縮小了，是10倍，但整個社會兩極分化卻擴大了，遠遠高于毛時代1955年所定的標準。假如中國1955年，國家將最低一級干部24級干部工資定為15元，這樣，與最高干部工資相差接近40倍了，但是這只能說明毛時代貧富差距比民國小。

所以說，1955年1956年中國借鑒蘇聯所確定的工資收入，已經遠比國民黨民國、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公平。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感覺工資收入差距大了，他在世時候一直在推動縮小工資差距，整個毛時代，是一個起點就比民國和資本主義社會公平而且也越來越公平的年代。而楊奎松卻別有用心地說貧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貪污腐敗都是毛時代的遺毒，這完全是不顧客觀事實的胡說。不錯。毛時代也有腐敗，比如三反五反都有不少腐敗分子，但是毛時代是有史以來最清廉的時代，貧富差距最小的時代，而且，毛時代30年，從前看到后，是越來越清廉越來越公平。楊奎松發現1955年定的干部工資差距和民國文官及資本主義國家類似，就如獲重寶，還造假造謠說成是30倍差距；楊奎松發現毛時代也有腐敗分子，就興高采烈……他以為這樣的確就可以把兩極分化、腐敗等問題都歸罪給毛時代了，他以為這樣就可以美化國民黨、美化民國、美化資本主義、美化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了。楊奎松自己評價自己是黨史研究權威，網絡上一幫腦殘的果粉也跟著起哄，楊自己也在那洋洋得意，豈不知自己是野豬鼻頭插大蔥，裝相（象）。

從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到，楊奎松為了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時代，妖魔化社會主義，美化國民黨蔣介石，美化資本主義，不惜屢次在南方系媒體上造謠、造假，許多言論到了荒誕可笑的程度。但是由于南方系媒體和南方系網絡（門戶網站如騰訊、網易、搜狐，小網站如中國選舉與治理）奉行戈培爾“謊言傳播一萬遍就是真理”的理念，幾萬篇幾億篇地傳播楊奎松所炮制的歷史研究學術論文和相關材料，誤導了很多民眾，制造了大批的果粉、美粉、蔣粉，許多人竟然真的相信，共產黨毛澤東打敗蔣介石是靠蘇聯的武器，毛時代貧富差距真的比民國還大……

不過，像楊奎松這樣的人，依靠學術造假、學術造謠，聳人聽聞地美化國民黨丑化毛澤東，這些卑劣手段恐怕難以完成其主子交給他的反共復國大業，因為野豬就是野豬，不管你怎么偽裝，不管你鼻頭上插幾根大蔥，你還是野豬。

金一南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家，其《苦難輝煌》也不是嚴格的歷史學術著作，但是，與楊奎松相比，堅持社會主義立場和人民立場的金一南才是大象。

如果立場錯了，站在了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知識越多越反動。你的東西再怎么進行所謂的學術包裝，堆砌的材料再豐富，也不可能是學術，充其量也是結論先行的反共意識形態宣傳品“佳作”。

綜上，金一南《苦難輝煌》被楊奎松惡意中傷，是金一南的榮耀。正如毛主席所說：

【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附文】：

『國際觀察』 [軍事廣角]笑談楊奎松的史學水平

作者：中國軍2  發表日期：2007-12-5 11:27:00
   
    凡是經常上網的朋友都知道，目前的中國，只要有人像摸像樣的寫出幾條 ‘’歷史’’，馬上就會被接納，比如說松井石根的15師團，說這個師團由韓國人組成，有人信，說這個師團參與大屠殺，還是有人信，結果就是：韓國這個民族是畜牲。 但事實證明15師團這個單位根本不存在，那么是什么人杜撰出來這個15師團？為什么要捏造出來這個單位？ 歷史學家哪有那么好當？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目前在網上流傳的一句孫立人將軍在活埋1200名日軍俘虜之前的一句豪言壯語：“這些狗雜種！你去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這樣辦。”并且大家還在為此爭論孫立人的做法的道德問題。真是揚眉吐氣，一般的中國人聽到這種豪言壯語想必覺得非常解恨，尤其是國民黨粉絲更是對此津津樂道。但是只要結合二戰期間日軍俘虜極難被抓的起碼常識，大家就都清楚這段豪言壯語實際上那些無腦國粉為滿足國人的仇恨日本的心理需要編出來的。最近就有某網友針對此事就發出這樣的質疑，當年整個遠征軍進入緬甸作戰總共才抓到600名日軍俘虜，到哪去找6多余00名俘虜一起交給孫將軍去活埋？
類似的例子事實上不勝枚舉，如著名和紳為官20年貪污8億兩白銀以上，相當于清朝國庫10年財政收入的說法，就有人根據經濟常識稱如果和紳真能貪污如此多的銀兩，不等鴉片戰爭爆發，甚至和中堂還來不及聚斂這么多錢財的時候，清朝已經總崩潰了（想想吧，按照和紳20年貪污相當于8億兩甚至11億兩白銀收入的說法，他個人的收入將超過國家的財政收入一半以上，對于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的清朝來說，人家受到了和中堂這樣的折騰嗎？）；更荒唐的是一個關于以色列的謠言中宣稱以色列在唐山大地震中向中國捐款1億美元，而事實上當年的以色列財政早已瀕臨崩潰，談何捐款1億？而自從北大的楊奎松在他的成名著作《毛澤東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引用的二戰后蘇聯給東北共軍提供了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就又是一篇這樣的濫文章(其首先大致看一下日本關東軍的數量要把蘇援數量寫出來，總要知道關東軍多少人吧？)，可以說楊教授連二戰末期日本關東軍有多少兵力都沒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去查考響當當的解密檔案，于是"真相"誕生了。
如今在網上不少國粉對楊奎松教授即使沒達到奉若神明的地步，至少也當他是權威了，喜歡引用他的文章。而天涯社區的大遼太祖皇帝耶律阿保機也專門寫文章認為楊教授是一個治學嚴謹的學者。但經過本人對他寫的關于抗戰的文章和他在《毛澤東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沒有對照日本史料進行核實的做法進行對比后認為，楊教授在治學態度根本談不上什么嚴謹。
關于蘇聯向中共移交繳獲的關東軍武器“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的說法，網上批駁者包括我在內，無論是從軍事常識角度還是太平洋戰爭史實角度，已經把論據補得很詳細，在此不多說，本文在這里再談談本人對楊教授的看法。
前不久，筆者以“良心發現的日本地質學家”的名義就這個話題在楊奎松個人網站以哈日分子挑釁的口氣就這個話題向楊教授進行質疑。經過試探后，筆者對楊教授的回復以及其后的刪除帖子的做法感到非常失望，因為我清楚，如果提出這樣質疑的不是我而是真正的日本學者，楊教授這樣大失水準的表現恐怕不止影響教授本人的形象了。可以說這一試，把楊教授的真實水平都給試出來了。
首先，就本人以“良心發現的日本地質學家”名義根據日本史料關于二戰末期關東軍武器裝備不足以至要削竹槍裝備部隊的記載質疑教授引用的蘇聯史料關于繳獲的關東軍武器裝備數量的時候。楊教授在針對本人的觀點進行回復時，拿不出過硬的史料反駁筆者的質疑的時候，不談他怎樣睜眼說瞎話的事情，光這樣一個代表性的觀點，“不管日本關東軍戰爭末期的裝備情況如何，其戰敗后，東北遺留有大量武器裝備這個事實你必須要看到”就足以令我為之側目。
這種觀點不要說從軍事角度看是荒唐可笑的，就是按照起碼的邏輯常識也是站不住腳的。稍微有生活常識的朋友都知道，大家的消費能力由個人的收入水平決定，就像有多大的池塘才能養多大的魚一樣，這也是為什么科學家說尼斯湖不可能讓蛇頸龍這樣的遠古大型爬行動物生存到現在的原因所在。這種觀點不要說從軍事角度看是荒唐可笑的，就是按照起碼的邏輯常識也是站不住腳的。稍微有生活常識的朋友都知道，大家的消費能力由個人的收入水平決定，就像有多大的池塘才能養多大的魚一樣，這也是為什么科學家說尼斯湖不可能讓蛇頸龍這樣的遠古大型爬行動物生存到現在的原因所在。如果拿現在在北大當教授的楊奎松做個比方的話，比如說，楊教授在北大當全職教授，領一筆數額不小的工資，加上寫文章賺稿費什么的使自己成為高收入群體的一員，如果教授此時想買一輛桑塔拉或者奔馳豪華轎車，或者把自己的收入投資股票，基金，房地產之類什么的，此時教授說，不管我的收入狀況如何，在閑暇之時我天天開桑塔拉轎車到處兜風或者天天到股票市場炒股這個事實大家必須看到這樣的話當然沒問題。但假如說楊教授連溫飽問題都沒解決，卻說出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懷疑楊教授的那筆飛來之財是哪來的，中彩票還是貪污以及其他什么坑蒙拐騙之類的非法手段得來的？如果不是，難道是楊教授腦子有問題？
因此在討論二戰結束的時候蘇聯到底向東北野戰軍移交多少繳獲的關東軍武器數量的時候，必須先弄清楚當時的關東軍自己有多少武器。因為關東軍自己的武器彈藥數量的多少對東北野戰軍最終能從蘇聯手中得到多少日制裝備彈藥起決定性作用。就以教授在寫文章“重建”平型關戰斗的史實為例子，如果教授連那場戰斗中到底有多少日軍與伏擊的八路軍發生戰斗都沒弄清楚的話，你能知道雙方誰提供的日軍傷亡更準確？因此從教授的那個觀點中本人認為暴露了這樣一個問題，楊教授要么缺乏起碼的軍事常識，要么和對數字完全不敏感。
應該承認，如果是讓日本學者和楊教授討論這個問題，他對那個數字的敏感程度要比教授高的多，在對數字這樣細節的考證方面，我們做的確實根本無法與日本人相提并論。如果熟悉抗戰的朋友都清楚，大家買的抗戰方面的書籍，只要不是為統戰服務的，在涉及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內容時候，只要談到國民黨軍的戰果的時候基本上都采用日本方面的說法，為什么呢？因為盡管日本人可能也有瞞報損失，夸大戰果的毛病，但遠沒有國民黨軍嚴重。以抗戰期間規模最大的武漢會戰來說，國民黨軍投入百萬大軍，日軍集中27萬軍隊在武漢周圍展開大規模會戰，國民黨軍的戰果我們通常采用日本方面的傷亡35000人的說法，而不采用后者的斃傷20萬的說法。因為國民黨公布的武漢會戰斃傷20萬的說法只要結合常識就能看出是嚴重夸大戰果，照這樣大的傷亡，日軍早已經全軍覆沒，談何占領武漢？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虛報戰果離奇到殲滅共軍上億以至成為國際史學界笑柄的事情也不必多說。
因此，既然教授認為“不管日本關東軍戰爭末期的裝備情況如何，其戰敗后，東北遺留有大量武器裝備這個事實你必須要看到”。按這樣的邏輯，楊教授費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寫《關于平型關戰斗的史實重建問題》豈不是完全多余？以后我們談這樣的問題豈不是可以像大躍進時期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或者印度在還沒掌握衛星返回技術的情況下卻討論某某年登月想怎么浮夸就怎么浮夸，一說話就亂放衛星，亂跑火車？那教授在《關于平型關戰斗的史實重建問題》一文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必參考日本方面的資料，想讓他們消滅多少日本人都行？反正按照教授的邏輯，不管在這次平型關戰斗中到底有多少日本兵參戰，仗打完后，八路軍在戰場上得到武器彈藥還有日軍遺留尸體無數的事實你必須要看到嘛，那平型關戰果的泡沫豈不是要在戰斗結束以后幾十年的歲月中會越吹越大？
其次，面對本人的質疑，楊教授除了片面引用強調蘇聯檔案說法的正確性以及拿中國方面對他觀點有利的史料外甚至以“你都需要依據第一手的檔案資料說話”來敷衍外卻拿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資料來反駁本人的質疑，當筆者質疑蘇聯檔案，中國史料還有指責中國將領的回憶造假的時候，楊教授認為“就太過分了”。
請問教授，我為什么不能對蘇聯，中國史料進行質疑？我認為中國將軍回憶錄造假本來就是我作為普通讀者的權利。因為在這里我和楊教授討論的是二戰問題，在這里，我要提醒教授的是，如果教授真正和日本學者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面對日本學者的質疑。中國方面的史料包括那些所謂能證明關東軍確實擁有大量武器的回憶錄就基本上沒什么史料價值了，你拿出來是沒什么像樣的說服力的。因為大家知道，在二戰歷史研究領域，中國史料的價值遠不能和日本相提并論，人家憑什么要認為你引用的中國史料有多少說服力？
至于蘇聯檔案，盡管楊教授口口聲聲說“嚴格說來，在我們研究的過程中，至少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發現前蘇聯檔案中有關這個時期的文獻資料，有造假的情況。恰恰相反，到是我們自己公布的檔案，經前蘇聯檔案印證，被發現有不真實不準確的情況。蘇軍繳獲的武器裝備情況，在當年的檔案里也是有具體的報告和嚴格的數據統計的。”但這不能成為我們信服蘇聯檔案的理由，中共方面公布的檔案有沒有問題我們并不關心，但只憑你一句“至少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發現前蘇聯檔案中有關這個時期的文獻資料，有造假的情況”來說明我們憑什么相信蘇聯檔案的說法。你說蘇聯公布出來的檔案沒有問題，最起碼普通的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朋友都知道所謂“蘇聯給東北共軍提供了日本關東軍的武器，“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光從軍事常識看就漏洞百出（具體分析過程本人在后文再敘述），怎么能說沒有造假的情況？至少在這個話題上，你沒發現只能證明你水平有限，不能作為蘇聯檔案說法權威不可推翻的依據。蘇聯檔案難道不需要分析嗎？前幾年有某俄羅斯學者根據蘇聯檔案研究得出張作霖是被蘇聯情報機關刺殺的驚人內幕（環球時報曾有報道）后，使筆者對動輒宣稱來自蘇聯檔案的說法不能不謹慎的持懷疑態度。只憑教授片面強調蘇聯檔案的權威性大家憑什么信呢？
而楊教授面對本人用日本史料質疑蘇聯史料時，由于本人在以“良心發現的日本地質學家”名義以哈日分子的口氣挑釁的緣故，教授的回復是“因為你不僅沒有看過任何日本的檔案文獻史料，而且就連戰爭后期日本關東軍將領的回憶錄都沒有讀過，只因為哈日就盲目相信幾本日本書上的說法，以為日本軍隊當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絕不會犯低級錯誤。而在我看來，當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腦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軍部的那些家伙。因為哈日，因為無法接受日本關東軍敗于蘇軍的事實，你一定要把這場失敗說成是關東軍武器裝備太差造成的結果，大概就是你的基本出發點吧”以及“許多日本人一向不承認他們敗于蘇聯，而樂于承認自己敗于美國，為什么這種說法就不會是某些日本人的一種“胡編亂造”呢”之類的，這樣水平的回復使筆者對教授徹底失望了，因為我知道，如果是在國際學術場合針對日本學者的質疑這樣沒有風度的回應不僅損害教授本人的形象，也嚴重影響整個史學界在國際中的形象。從這些回復中我們發現了什么問題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楊教授的二戰常識已經貧乏到可笑可悲的地步。否則也不會在質疑日本史料造假的時候說出“許多日本人一向不承認他們敗于蘇聯，而樂于承認自己敗于美國，為什么這種說法就不會是某些日本人的一種“胡編亂造”呢”這樣明顯缺乏常識的話。今天對抗戰能理性看待的中國人都知道，事實上抗日戰爭并不是中國軍隊打勝的，日本的投降只是美國一家戰勝日本的產物，而蘇聯出兵東北與關東軍作戰不過是日本天皇投降前8天的事情，不過是趁火打劫而已，談不上對打敗日本有多大功勞。但教授卻在打敗日本功勞問題把美國和蘇聯并列起來只能證明教授對這段歷史的無知。打個比方說，假設某天有強盜到你家里搶劫，你向附近的警察乙報警，他卻遲遲沒有到你家制止強盜的搶劫行為，相反，另外一個警察甲得知教授出事后立即上前和強盜搏斗，制服強盜將要逼他承認自己的犯罪行為的時候，警察乙此時才過來象征性的揣了強盜幾腳，然后向你索要自己打強盜的損失費，報酬費，你會認為警察乙對打敗強盜有功嗎？你會認為是警察乙打敗強盜嗎？而蘇聯在對日作戰上恰恰扮演了剛才那個例子中警察乙的角色。事實上，這種趁火打劫的事情一戰末期日本在德國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就做過了，大家熟悉的五四運動的起因就是日本在一戰末期對德國宣戰然后奪取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山東半島。按照楊教授的邏輯，今天的日本史學界是不是可以這樣質疑德國人：在一戰問題上德國為什么不承認敗給日本，只承認敗給協約國的英國，法國和美國呢？
而對本人的質疑“因為你不僅沒有看過任何日本的檔案文獻史料，而且就連戰爭后期日本關東軍將領的回憶錄都沒有讀過，只因為哈日就盲目相信幾本日本書上的說法，以為日本軍隊當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絕不會犯低級錯誤。而在我看來，當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腦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軍部的那些家伙。因為哈日，因為無法接受日本關東軍敗于蘇軍的事實”，筆者想反問教授，既然教授指責我“沒看過任何日本的檔案文獻史料，而且就連戰爭后期日本關東軍將領的回憶錄都沒有讀過，只因為哈日就盲目相信幾本日本書上的說法”，那么請問教授，既然教授看過，為什么在寫《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時候沒有與日本史料進行核對？如果教授真的讀過包括戰爭后期日本關東軍將領的回憶錄在內的日本史料，想必教授早就拿出來其中對教授有利的證據來反駁筆者的質疑了。筆者想問楊教授，日本檔案很難找嗎？二戰結束后，無論德國的或日本的，大多被盟國完整繳獲（多數被美國拍成縮微膠卷后退回）。如日本戰時大本營的機要記錄雖然在戰爭末期被下令銷毀，但一部分仍被執行的軍官“象做小偷一樣”保留了下來。這一方面既使二戰研究有了可遇不可求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不必象研究古代史一樣為了挖掘一點史料而皓首窮經），也使戰敗國的歷史研究無法偽造、隱瞞史料。　戰后日本軍史研究官方主要機構是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在防衛研究所西面小樓內有一個獨具特色的軍事歷史圖書館，其前身是衛生福利部的戰爭史辦公室，主要收藏有自日本明治維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868～1945）期間日本陸軍和海軍的軍事圖書和檔案資料，包括各種作戰命令、電報、參謀作戰日志、軍用地圖和軍事圖書等實物資料。教授去過日本，接觸日本檔案難道比去俄羅斯接觸蘇聯檔案還要難？而對于楊教授根據自己可笑論點“日本無法接受日本關東軍敗于蘇軍的事實”對日本胡編亂造關于日本關東軍史料的質疑，國際史學界早已給出了這樣的答案：目前該館共存有日本陸軍檔案資料81000余卷，日本海軍檔案資料31200余卷。日本軍史專家主要依據這些本國的檔案資料，撰寫了許多巨著，尤以戰史室編寫的102卷《戰史叢書》、芙蓉書房出版的近70卷《昭和軍事史叢書》等最有價值，是有關二戰中日本軍事戰略和軍事行動的權威史料，也得到國內外史學界的肯定。1979年世界軍事史學會會長霍斯蘭德評價說：“日本的軍事史學會具有非常高的水平”（日本：《軍事史學》，15卷，第3號，7頁）。國外自不必說，就連教授本人在寫《關于平型關戰斗史實重建問題》的時候不也煞費苦心引用日本史料嗎？既然教授認為日本人這么喜歡造假，那你以前就日本傷亡問題所作的論述：對傷亡數字造假“在日軍當時則頗難做到。這是因為日本有嚴格的戶籍制度，日軍的士兵全部都有詳細檔案，受傷陣亡均須記入檔案，一旦出現死亡更必須及時通知家屬，以便家屬辦理相應手續和領取撫恤。故意隱瞞戰斗傷亡在日軍條例里也是有極其嚴厲的懲罰措施的。”是否有欺騙讀者的嫌疑？而事實上，日本人對歷史的態度也遠沒有楊教授想象的那樣小家子氣。以諾門坎之戰為例，日本陸軍省并沒有因為教授所說的不能接受關東軍被蘇聯打的落花流水的事實而拒不承認“諾門坎之戰是日本陸軍自成軍以來首次慘敗”。同時期的日本媒體也沒有因為面子問題掩飾此戰“大量高級軍官如此集中的傷亡是日俄戰爭后從未有過的”的事實。而更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日本對死亡將領的嚴格區分。如承認太平洋戰爭中聯合艦隊第一任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系座機被美國空軍伏擊擊斃，第二任司令長官古賀峰一則為座機遇暴風雨失事身亡，并沒有為了“面子”而謊稱山本是失事身亡。就以中國戰場為例，八年抗戰日軍在中國被擊斃的最高軍銜和職務的將領是冢田攻（曾任日本參謀本部參謀次長、南方軍總參謀長、11軍司令官），1942年12月18日因座機在安徽大別山區被國民黨桂系軍隊用從瑞典進口的博福斯40毫米高射炮擊落而斃命，追贈大將。開始日軍也以為冢田攻是死于飛機失事，但找到飛機殘骸后發現座機上有彈孔，遂宣布冢田攻是被擊斃的，并沒有刻意掩飾（見王輔：《日軍侵華戰爭》，第3冊，1819頁）。按照教授的邏輯，日本人應該不能接受被劣等的“支那”軍隊擊斃冢田攻這樣的高級將領的事實以飛機失事掩飾才對？既然日本對中國軍隊都沒有這樣小家子氣，對蘇聯就更無必要，何況戰爭末期的關東軍的生死對日本來說已經無關緊要了。如果按照教授這樣動不動感情用事質疑日本史料，那以后研究抗戰中國學者只管自說自話就是了，楊教授重建平型關戰斗史實完全多此一舉，以后中國學者想怎么吹噓抗戰就怎么吹噓，反正按照教授的邏輯，日本人不能接受自己最終向中國投降的事實，為什么日本史料就不會是的一種“胡編亂造”呢？
而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教授那句“只因為哈日就盲目相信幾本日本書上的說法，以為日本軍隊當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絕不會犯低級錯誤。而在我看來，當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腦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軍部的那些家伙”，由此可見，教授從一開始就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抗日戰爭那段歷史的，從前面的回復看，教授連日本只是被美國打敗的基本常識都沒有弄清楚，他到底看過多少日本史料也就可想而知了。他如何能肯定的說“而在我看來，當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腦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軍部的那些家伙”？這句話至少反映楊教授連起碼大學教授氣度都沒有。日本人是不是教授想象的那樣動不動腦子進水不是我們這些當年輸掉抗日戰爭的中國人所能下定論的。既然在教授眼里，日軍的指揮官是這樣一個智力低能的角色，請問教授，你這樣的說法置當年千千萬萬在抗日戰場艱苦抗戰的抗日將士們于何地？如果日本人是這樣的角色，當年的中國還被“日本皇軍”整的那么慘，難道中國人不應該為抗日戰爭感到悲哀嗎？從研究史料一開始就戴有色眼鏡，喜歡搞雙重標準，這似乎不應該是一個大學歷史系教授應有的品質吧。
回到正題，在這里我僅從起碼的軍事常識角度來詳細說明為什么說蘇聯移交東北野戰軍關東軍武器“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的說法是拙劣的胡編亂造呢？
即使不對比日本史料，只要熟悉起碼軍事常識的人也能輕易看出蘇聯提供的說法，數字不僅僅是弄虛作假，甚至連起碼的常識都不顧，編造的十分拙劣可笑。首先，光“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中的“炮艇若干”一項就已經暴露了這個數字毫無疑問是胡編亂造的痕跡。稍微有常識的也知道，一般來說，要向某方力量援助武器彈藥都是援助對方既能使用，也有需要的武器彈藥及其相關物資，而東北戰場國共兩黨軍隊完全是陸軍之間的戰爭，炮艇根本派不上用場，請問蘇聯會援助炮艇給東北解放軍做什么？不光是炮艇，上述“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這些裝備中，除了槍炮外，其他的如坦克，飛機還有汽車根本就不是當時解放軍所能大規模使用的裝備。既然教授認為蘇聯的檔案沒有問題，那么請問教授，既然蘇聯向東北野戰軍提供了這么多重裝備，怎么沒見他們大規模使用過？既然林總從蘇聯得到4000門各類火炮還有800余架飛機，600輛坦克什么的，會拿不下一個小小的四平？更可笑的是，就是后來的錦州戰役，攻打錦州林彪集全部的炮也才只有1000門，這還是算上了75毫米以下的炮。 至于“800余架飛機，600輛坦克”，就更能說明教授分析史料的時候連起碼的軍事常識都沒有，教授知道“800余架飛機，600輛坦克”是什么概念嗎？當時的解放軍大多數還是文盲出身，請問這些裝備就是到手，解放軍到哪里去找這么多能駕駛飛機，坦克的人員？（別的不說，光1輛日本坦克就需要5個人，即使是今天配備自動裝彈機的日本90坦克，俄羅斯T-72/T-80/T-90以及中國的99式坦克也需要3名坦克成員）莫非這些操作人員是教授替林總培訓的？當然你說蘇聯能像抗美援朝時期那樣派遣飛行員那樣派遣以“志愿者”名義幫解放軍使用這些武器也行。既然教授認為解放軍確實從蘇聯那里得到如此多包括600輛坦克，800架飛機的武器裝備。好的很，請拿出東北戰場上國共兩黨雙方關于大規模使用坦克，飛機作戰的史料來？既然蘇聯能移交600輛坦克，800架作戰飛機這么多裝備給共軍，共軍想必不可能不使用吧，但是海峽兩岸的相關史料無論政治立場如何都沒有關于雙方展開大規模坦克戰的絲毫記載？就是不用日本史料，僅僅對照國共內戰相關史料，也可以看出坦克“約600輛，飛機800架”的說法是何等荒唐可笑，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 裝甲兵回憶史料》（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解放軍出版社 199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 裝甲兵綜述大事記》（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 解放軍出版社 2001年），《東北裝甲兵》（孫懋濤主編 解放軍出版社 1991年12月），《當代中國裝甲兵》（總參謀部裝甲兵部 解放軍出版社 1990年5月）等關于解放軍裝甲部隊的戰史叢書明確記載，到1949年11月，解放軍坦克部隊發展到兩個戰車師幽兩個戰車團，有干部。戰士12697人，坦克375輛（其中水陸坦克68量），裝甲車272輛。而其中屬于東北野戰軍在東北地區得到的不過32輛，其余基都是在關外戰場繳獲到的。至于飛機，到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大閱兵上空出現的17架飛機基本上都是國民黨空軍起義后所得（由于擔心國民黨空軍會空襲，參加大閱兵的飛機都帶彈飛行，這在世界閱兵史也很罕見），而熟悉空軍的歷史都知道，即使到解放戰爭勝利后，國民黨空軍仍然掌握制空權，這個時候，蘇聯宣揚的那800多架飛機，600輛坦克又在哪里？莫非那么多飛機，坦克被楊教授給貪污吃了回扣不成？如果共產黨軍根本無法使用，那蘇聯援助這些武器干什么，當擺設？請問教授，當年美國支持本.拉登一伙人反對蘇聯的時候怎么不援助些M60坦克，F-16戰斗機這些裝備來嚇唬嚇唬蘇聯人？
而楊教授在自己的著作《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的注解中引用蘇聯方面的資料“有關戰后蘇聯遠東軍向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數量，步槍約為70萬支，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同時已知1948年前后蘇軍將絕大部分日本關東軍武器提供給中共軍隊以后，還曾向東北的中共軍隊提供過一定數量的蘇聯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裝備。據毛澤東與米高揚1949年2月初的談話，為了宣傳的目的，東北野戰軍1948年11月入關前將蘇制武器均留在了關外”的說法更是典型的掩耳盜鈴的現代版，按照毛澤東與米高揚1949年2月初的談話，為了宣傳的目的，東北野戰軍1948年11月入關前將蘇制武器均留在了關外。請問教授，蘇聯援助蘇制武器給共產黨軍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能打贏嗎？如果擔心被美國發現的話，當初在東北地區蘇聯就不應該援助蘇制武器給東北野戰軍使用，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蘇聯援助中共自己制造的武器裝備必然會引發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陣營的強烈反彈，因為不管你援助你支持的那一方什么武器，要保證不被發現是不可能的。這一點從前不久中國幾十年前出口的輕武器出現在塔利班手中時候便被西方炒作成中國支持塔利班的證據就能看出。看過《亮劍》的朋友也都知道，長期與日軍作戰的李云龍他們也能區分日本38大蓋，歪把子機槍，捷克式機槍的槍聲的差異。而二戰期間盟國曾經向蘇聯援助過飛機，坦克的事情同樣沒有瞞過蘇聯紅軍的對手納粹德國軍隊的眼睛。而當時國共兩黨軍隊在東北戰場廝殺時，使用蘇聯制造的武器要保證不被國民黨軍還有其中的美軍顧問以及中外戰地記者的眼睛發現，可能嗎？符合邏輯嗎？
而最可笑的是，蘇聯宣稱移交給東北野戰軍的武器數量竟然和宣稱繳獲的數量相差無幾甚至更多，看看蘇聯的數據：“（對日作戰中）共繳獲火炮1565門，迫擊炮和擲彈筒2139門（具），坦克600輛，飛機860架，機槍11989挺，汽車2129輛。（M。B 扎哈羅夫主編《結局》，第302頁）難道蘇聯人真是活雷鋒，把繳獲的日軍裝備一個不差全送給中共，而且還贈送自己的2000多門火炮，幾千挺機槍，原來蘇聯博物館里的日本坦克，飛機都是騙人的模型。由此可見，中蘇關系交惡時，蘇聯偽造數據到何等拙劣的地步，教授口口聲聲宣稱“嚴格說來，在我們研究的過程中，至少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發現前蘇聯檔案中有關這個時期的文獻資料，有造假的情況”豈不是睜眼說瞎話？
縱觀楊教授的發言，我們發現了什么問題？原來楊教授在連起碼的軍事常識和二戰常識都不了解的情況下一見到“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這樣的數字一不對照其他史料，二也不請教相關專業人士基本常識就輕率的下結論了。這不是在有意誤導我們這些普通讀者嗎？（未完待續）

　　（續上文）大家都知道，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同時這門學科也非常容易和其他學科產生交叉學科。因此無論是普通歷史愛好者還是專業歷史研究者，去研究和其他學科產生交叉的歷史問題的時候即使不能做到精通那門學科，起碼也要多少了解一些常識。例如研究和經濟問題相關的歷史問題你不了解起碼的經濟常識行嗎？同樣道理，當我們去研究類似于蘇聯移交東北野戰軍關東軍武器“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不了解起碼的軍事常識和當時歷史背景就去討論這個問題甚至輕易下結論都是非常可笑的，這和盲人摸象并沒什么本質區別。即使是楊奎松本人在他的著作《關于解放戰爭中的蘇聯軍事援助問題 ——兼談治學態度并答劉統先生 》也承認“筆者不是研究軍事史的專家，當然更不是專門從事東北解放戰爭史研究的專家。根據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檔案文獻與回憶資料，對這一長期困擾史學界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說明和判斷，不過是想從尊重客觀事實，和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角度做些學術探討”。在這里我想問楊教授，既然教授不是“研究軍事史的專家，當然更不是專門從事東北解放戰爭史研究的專家”，那你為什么在連起碼軍事常識和二戰史常識的情況下去研究蘇聯援助東北野戰軍關東軍問題？一個對軍事常識和二戰歷史常識完全外行的學者去研究這樣的軍史問題和今天一些對金融知識一竅不通的退休人員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去炒股夢想發財的愚蠢做法能有什么根本區別？起碼的軍事常識都不懂的話就是給再多的檔案文獻與回憶資料又能得出什么樣有說服力的說明和判斷？至于尊重事實就更是奢談了。試想一下，讓一個連起碼生物學常識都不懂的學者去研究達爾文進化論是怎么產生的不是一件非常荒唐可笑的事情。
但楊教授最大的問題不是不懂軍事常識，更不是不懂二戰常識，而是當有人指出他的錯誤后不但不虛心接受，反而面對人家的質疑往往顧左右而言他甚至睜眼說瞎話（例如面對本人的質疑，宣稱對本人的問題在回答劉統教授的文章中實際上已有說明。但事實上那篇文章沒有半個字提及此事）。更為惡劣的是，只要質疑者稍微言辭激烈，他就能說出像“我以為你是日本人，竟然只是哈日族。我對哈日族并不反感，但像你這樣哈日的還真沒見過。既然你如此哈日，我們的討論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因為你不僅沒有看過任何日本的檔案文獻史料，而且就連戰爭后期日本關東軍將領的回憶錄都沒有讀過，只因為哈日就盲目相信幾本日本書上的說法，以為日本軍隊當年如何如何了不起，絕不會犯低級錯誤。而在我看來，當年的日本人有太多腦子里都灌了水，首先就是日本軍部的那些家伙。因為哈日，因為無法接受日本關東軍敗于蘇軍的事實，你一定要把這場失敗說成是關東軍武器裝備太差造成的結果，大概就是你的基本出發點吧。但為此不顧事實，既不相信前蘇聯的檔案，也閉眼不看中國方面的資料，甚至不惜指責中國將領的回憶造假，就太過分了”這樣完全沒有任何學者風度的話來。這證明什么？證明教授臉皮厚而已，死不認錯而已。這種治學態度哪里談的上嚴謹啊？

 

　　當然我寫此文也不僅僅針對楊教授一人而已。作為一個太平洋戰爭歷史愛好者，筆者根據自己了解的戰史和軍事常識就蘇聯援助東北野戰軍關東軍武器“步槍約為70萬枝，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也發表過好幾篇文章。從大家的回復看固然不缺乏窗外是海，吃不完的葡萄這些網友的高水平回復，當然也不缺乏像樓樓，思明州（考證天皇是中國共產黨日本支部書記的第一牛人）這樣盡管不懂武器和戰史，但只為了表明與我對立的態度，就玩不著邊際的胡說八道大法發表回復，其中不少回復提出的問題，我不客氣的說，和白癡皇帝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相比，已經可以用“異曲同工”來形容了，當然也更不缺乏讀死書的人問出的問題。因此在這里我不僅僅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給迷信楊奎松的網友打一針清醒劑，更希望大家以后發表回復不要再鬧出像思明州“考證”出日本天皇是中共臥底這樣的笑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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