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心懺語反成真

——讀鄧小平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講話

丑 牛

      有人編了一本《另類鄧小平文選》，對照正版《鄧小平文選》，立意大多截然相反。比如，對文化大革命，正版上多是否定之詞，而另類版上，卻都是肯定之詞，甚至還有溢美之詞。有人解釋說，那是鄧小平在當時境遇下的一些違心之言。違心也好，真心也好，忠心也罷，人已作古，無從考據。但經過歷史的檢驗，下面引的這段“鄧小平語錄”，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箴言。沒有鄧小平那樣的經歷、地位，沒有他那樣的聰明睿智，旁人是講不出來的：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察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為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

    這段簡短的話，表達了三個重要論點：

    一、文化大革命是個照妖鏡，照出了共產黨內的牛鬼蛇神；

    二、這些牛鬼蛇神一旦掌握了最高權力，就要對內搞資本主義復辟，對外投降帝國主義，使中國淪為殖民地；

    三、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也一定會起來把他們打倒。

      鄧小平這段論述靈不靈？通過三十多年來的歷史檢驗，簡直太靈了。第一、第二兩個論點已經實現，第三個論點正在實現中，有史為證：

      一切群眾性的斗爭，都是把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幾年，群體性事件越來越頻發，每年以萬數計。大的群體事件影響到全國、全世界，如黑磚窯事件、鄧玉嬌事件、甕安事件，孟連事件、石首事件、襄軸事件、通鋼事件、武鍋事件……等等，這些事件的起因各不相同，但性質卻相互一致，都是反資本主義復辟，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拿通鋼事件來說，它的直接起因是吉林省國資委與民企資本家的合作，掠奪工人、掠奪國有資產而釀成的“工人暴動”，把囂張的資本家代理人亂拳打死。吉林省國資委的負責人指責“工人有著太深的‘國有情節’”；反過來，也就是自供出了國資委官員們有著太深的“資本情節”！

      襄軸事件，是“工人暴動”影響最大的一次事件（因為影響太惡劣，當時嚴密封鎖不許透露）。上萬名襄陽軸承廠的工人，從工廠所在地的隆中風景區出發，涌進十多公里，占據了襄樊市區漢江上的鐵路橋，堵斷了通向西南、西北的鐵路樞紐。他們抗議走資派蛀空了襄軸，又把襄軸當成一個嫁不出去的丑姑娘，向一些流氓、騙子（包括后來以詐騙罪判刑的科龍集團總裁顧雛軍）去兜售。

      當省公安廳廳長向工人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堵塞交通是犯法行為”。一位工人走到他跟前，接過話筒問道：“廳長先生：我請教你：1923年共產黨領導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犯不犯法？”這一問，廳長無言以對；這一問，就把雙方的立揚、事件的性質講得清清楚楚的了。

      石首事件，是城區一座大酒店的青年廚師跳樓身亡所引起的，可說是“傾城騷亂”。造成了市黨政機關癱瘓。事后，社科院的一位學者的調查報告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非直接利益沖突者大量介入的群體性事件。我們曾去訪問過那些“無直接利益沖突者”為何介入？他們一致的回答是：“這個社會黑、黑、黑；這個政府黑、黑、黑！”省委書記羅清泉，對石首事件的教訓寫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號召干部要“沉下去”，親身體驗身邊群眾的疾苦?？赡芤彩沁@個意思吧。

      遍布全國城鎮的“反暴力拆遷”斗爭，是什么性質呢？一些資產階級的衛道士們說，是改革所形成的各個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博弈。他們總不愿說清楚，是哪些個“利益集團”。其實，參與“博弈”的雙方，陣營十分清楚：一方面是官僚資本和開發商資本的結盟，另一方面是被掠奪、被損害的居民。為了暴利，資本方面往往采取強盜式的野蠻行徑：恐嚇、誘騙、斷水、斷電、破壞、直至抓人、毆打，甚至還發生活埋的慘劇。這就引起了游行、示威、請愿、堵路、直至自殺和自焚。幾乎每一個小區的拆遷開發，都是以血來奠基的。由于千千萬萬的居民抗爭，迫使得國務院不得不廢除拆遷條例，把臭名昭著的“行政強拆”改為“征地”，但資本和居民的利益博弈，不會改變，農民為保衛自己的土地經營權的斗爭還得繼續。最近，并村騰地，把種田的農民碼上高樓這種荒唐事，一定會激起農民的強烈抗爭。

      千千萬萬的上訪者，被稱為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之外的“第五十七族”——維權族。誰侵害了他們的權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前國家信訪局局長曾說過：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上訪者是有理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訴求是應該解決而不能得到解決。“事要解決”，應該是信訪部門承擔的重要職責，但現在信訪部門所做的重要工作是“管理訪民”、“穩定訪民”、“控制訪民”。各級政府部門建立了“維穩辦”，主要是對付“訪民”。據說，全國的維穩費用同國防費用差不多。一個訪民到北京，地方派七、八個人來跟蹤、追捕，坐飛機、住賓館、吃酒宴，然后，“陪”上訪者去“旅游”、“度假”。這些荒誕、揮霍的目的是什么？保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曾研究了許多“訪民”的檔案材料，也同一些信訪官員們交談過，“事要解決”形成了“事不解決”原因是“秦香蓮狀告陳世美，又由陳世美接狀來審理秦香蓮”。如是，對上訪者的監視、跟蹤、限制人身自由、綁架、關押、審訊、拘留、進法教班、勞教、關瘋人院直至送往“黑監獄”等駭人聽聞的事件，卻成了家常便飯地發生了。武漢市漢陽區有一位打工女叫馬秀云，她家的房子在拆遷范圍，有一天中午，她的聾啞人弟弟回家，突然被破門守候家中的一位青年人刺中了十多刀，她向公安局報案，認定是“拆遷辦”所為，因為拆遷辦曾威嚇過她，逼她搬走。公安局的人對她叱責道：“你怎么告拆遷辦，那就是告政府！”她提供了一些證據，堅持自己的看法，為此走上了漫漫上訪路，被追捕、被綁架，關進拘留所，被“鑒定”為精神病，關進了瘋人院。在親人、鄰居、朋友們鬧了瘋人院之后，才放了出來。在商場，她是老板們爭相聘用的精明推銷員，她業余時間，參加上訪者的維權斗爭，她已有兩起官司在身，一是她為弟弟的被殺害討說法；一是她為自己被非法鑒定為精神病討說法。還會不會惹出第三起官司來，很難說。這位勤勞精明的打工女官司纏身，究竟是惹了誰??？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批修的武器，文革后被禁止了，卻在網絡上復活、興起。文革中廣泛運用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統稱“四大”。這種大民主的形式曾寫進憲法，文革后立即被廢除了。但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復辟資本主義的斗爭中，群眾卻把它搬上網絡，推到更廣闊的范圍。

      鄧玉嬌事件是個典型的例子。事件發生在鄂西南大巴山深處的一個小鎮——野三關，“休閑娛樂城”的一位女服務員鄧玉嬌，把強逼她賣淫的鎮招商辦副主任殺了。當地公、檢、法以殺人罪將她逮捕，并捆綁到瘋人院拘禁。此事通過網絡，一下傳遍了全中國，聲援鄧玉嬌的“大字報”（發貼）千千萬萬，幾乎是一邊倒，把“殺人犯”鄧玉嬌，奉為手刃淫官的英雄烈女，把被殺的引資功臣貶斥為亂臣賊子。

      趙東民事件是最近發生的又一例子，法律工作者趙東民依法維護工人的權利，卻被法院判處三年徒刑，引起了全國網民的同聲譴責，“聲援趙東民”不僅是文字上的討伐，還采取了組織行動，法院雖然以“緩刑三年”的裁定，放了趙東民，但“誰有罪？”的詰問，是不會停止的。

    “四大”使深圳牛氣沖天的海事官員講的一句話“你們算個屁！”被批得夾著尾巴走人；

    “四大”使“我爸是李剛”這句話，被批得李剛父子雙雙進了牢房；

    “四大”使最牛煙草局局長被“人肉搜索”得顯現了原形；

    “四大”使為走資派搶奪國家資產的“MBO”改制，不得不終止；

    “四大”使得一些國家高官為庇護資本原罪的言論，被駁斥得啞口無言；

    “四大”使天安門廣場豎立的“九五至尊”的孔老夫子銅像，被批得斯文掃地。不僅不能“克己復禮”，反而“貽笑大方”。

    “四大”……。

      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網絡，能像中國網民這樣，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修正主義思潮，對貪官污吏，對裝腔作勢，花言巧語的作秀者能這樣口誅筆伐，窮追猛打，正像鄧小平所說：“讓他們原形畢露”。那是因為曾經有過文化大革命，曾經有過“四大”，曾經有過“照妖鏡”。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被壓迫者又組織起來，自己解放自己文革開始，對群眾自發地組織起來揭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曾遭到鎮壓。毛主席為此寫了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批評那些鎮壓群眾運動的人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文革中有一句流行的話語是：“組織起來，自己解放自己”。

      想不到文革結束三十多年后，群眾在反資本主義復辟，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斗爭中，不顧各種禁令，沖破各種阻撓，建立起了各種維權組織。

      中國第一冶金建設公司（簡稱一冶，公司總部在武漢）的離退休職工，為索取被克扣的養老金，在公司大門前舉行集會、游行、示威、拉橫幅、散傳單，長達八年之久，武漢人戲稱之為“八年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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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冶維權工人于五一勞動節在公司大門前升起“中國工人階級萬歲”的旗幟。

      武漢華潤啤酒公司的工人，為反對非法解雇，索要自己的“賣身錢”，工人自己組織工會，舉行罷工，有人不久被抓進牢房，卻依然堅持斗爭。

      江夏區有一座水泥廠，原為公有國營，后改制為全員股份，最終被管理層占有。工人們組織起來，宣布國家批準的“MBO”改制非法。

      他們堵了工廠的大門，警察抓了十來個人，近百人又圍了公安局，迫使公安局放了人，領導機關答應和工人代表對話。在公安局放人的那一天，五輛車子打著“歡迎維權代表榮譽歸來”的橫幅，工人們各家各戶買好鞭炮從廠門前一直燃放到宿舍區，硝煙彌漫好幾里路。在工人們的歡呼聲中，我陷入深深的沉思：這是誰和誰在對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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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們自發的歡迎維權代表歸來！

      今年春節，我接到好幾起“吃年飯”的請帖。吃年飯應是“合家團聚”，但這種“年飯”卻是幾十個、上百人、幾百人的“階級團聚”。有工人維權的，有城中村改造被官僚資本強占財產的，有企業軍隊轉業干部反對待遇雙軌制的，有“最可愛的人”淪為“最可憐的人”的……。這些年飯，我簡直是難以下咽，這年酒喝的真是辣在心頭。

      這些人都是共和國的脊梁?。∷麄冊洖閲以⊙獖^戰，他們曾經為祖國建設付出了火紅的青春。他們中有不少的共產黨員，不少的先進工作者，還有勞動模范和戰斗英雄。他們為何“非法”集聚？他們為何以悲愴的語言來相互祝福？誰在驅趕著他們，把他們逼到“黨和政府的對立面”，成為“維穩”的對象？又是誰在制造著“不穩”？

    《共產黨宣言》開頭的一句話是：“一個幽靈，躑躅在歐羅巴，共產主義的幽靈！”

      現在可以這樣說：“一個幽靈，躑躅在中華大地，文革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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