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工會成立三十周年的前夕,米奇尼克跑到中國來了。雖然他受的是當朝(外交部)的邀請,卻還是與一幫在野的知識分子搞了座談,探討了一番如何在中國推翻極權主義的問題。
盡管米奇尼克出言謹慎,但是他的要與當權者妥協、合作、非暴力的言論還是引起了一陣喧囂,留守和流亡的右派知識分子們為此打了一場口水仗。留守者對米氏的獻言“于我心有戚戚焉”;流亡者則怒不可遏,指米氏要中國人做順民,大喊對極權主義政權絕不能幻想,只有“殺了他”(何清漣女士的壯語)。
這番爭吵當然一點都不奇怪:留守者屁股仍在國內,雖屬政治異議人士,但其中大部分特別是其頭面人物,仍是當局收買知識分子政策的雨露均沾者,還未與當局撕破臉皮,若是一時沖動暴力起來,那難免不落入米奇尼克所說“只要民間社會采取暴力,就會激起政府暴力,最后的結果是內戰”的泥坑里去。那樣的話,不但眼前的利益沒有了,內戰起來,自由民主更是猴年馬月說不定也巴望不到。
流亡者則不同了,他們是已經與當局撕破臉被趕出去的,異國他鄉、寄人籬下,一無所有,滿腔仇恨。越窮越革命,用在他們身上再恰當不過。當局不垮臺,這些流亡者就永無出頭之日,所以他們對任何妥協言論都出離的憤怒,他們的想法只有一個:趕快“革命”,回國分贓。
是用軟刀子使其骨髓漸枯,還是用硬刀子使其血流三尺,大家看,一個波蘭人,兩撥中國人,他們所熱烈爭論的,就是這個問題。
米奇尼克被認為是波蘭反對派運動的設計者、靈魂人物,可是,當他拿著三十年前的“波蘭經驗”來與中國同行們交流的時候,他對今日中國的真實狀況,卻是隔膜得很。這種隔膜當然不是如流亡知識分子所說的當局毫無人性已無可藥救不能幻想只有決裂之類。這種隔膜是一種根本的時空錯認:
“不問左派右派,只問極權與否”,他以為他的這個抹殺階級矛盾的統戰策略口號在中國仍然有效嗎?他以為中國的工人階級仍然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而甘愿為別人火中取栗最后被棄之如敝屣嗎?他以為今日中國的異議知識分子真的是在“捍衛真理與捍衛自由”嗎?他以為這些知識分子因其履行“捍衛真理與捍衛自由”的功能因而在中國的勞動群眾中有著巨大的感召力嗎?他以為中國“受到壓迫的人,必須團結起來”,而團結起來的中國人一定會走東歐的轉型之路嗎?
波蘭人遠隔萬里,以為今日之中國還是三十年前波蘭的桃花源,以為今日中國的人民還處在“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狀態,似乎情有可原。而因他而干起架來的那兩撥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則無論如何都像一群把腦袋埋在沙里的鴕鳥,他們拒絕承認左派力量的發展,閉眼不看近年來社會心理的急劇變化,充耳不聞網絡上對他們強烈的批評聲音;他們陶醉于自己的“普世價值”,依偎在“世界主流國家”支持的懷抱中;他們在他們的小圈子自說自話、熱烈爭論,卻認為全國人民都在肅然起敬的洗耳恭聽;他們相信除了他們手里的白色刀子之外,中國再也沒有別的開辟未來的利器了;他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用他們的不論軟刀子還是硬刀子去打天下、去創造他們的“英雄史詩“了。
我相信他們注定是命運不濟的,他們以為只要戰勝所謂的“極權主義”就萬事大吉了,就可以封官拜爵了。他們一定會看到,在他們奪權的道路上,巍然挺立著一位大力士(盡管他今天還是一個灰姑娘),手持紅色的利劍準備著和他交手、較量。這個大力士,就是覺悟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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