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的快富與兩極分化　　

張鳳耀　　

今年3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省河源市調研扶貧開發工作時說：“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就是說，廣東省既有全國最富的地方，又有全國最窮的地方，最富、最窮的地方都在廣東。《南方日報》把汪洋書記的這句話，簡化為“富廣東”“窮廣東”，并開展“富廣東”“窮廣東”討論、報導。　　

“富廣東”，早已全國聞名。廣東是全國經濟大省、進出口大省、財政大省之一。有的地方富得流油，富得變“黃”（外媒稱東莞市是中國“黃都”）。有的個人，也十分富有。如媒體披露，一市區公安局副局長，有銀行存款2億多元；一個鎮黨委書記豪宅，造價估計一個億。　　

“窮廣東”，鮮為人知。但據《南方日報》說：“從3月份開始，報社記者兵分7路，前往粵東西北和珠三角的貧困村莊，發現廣東的貧困現象還很嚴重，我們感到很震撼”，“顛覆了廣東富庶的刻板印象，剖析了一個真切的廣東”。原來廣東還有7840多個老區村未通機動車路，182個老區村未通電，7600多個老區村、306萬人存在飲水安全和困難，全省有3409個貧困村，仍有200多萬戶貧困農民居住在泥坯房、茅草房中，人均年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還有300多萬人，3409個貧困村中，貧困人口的比例高達41.2%，貧困人口中文盲占48.5%。而且，廣東的貧困標準，低于蘇、浙標準。就是說，如把貧困標準提高到與蘇、浙相同，貧困人口還會變得更多。　　

上述數字，是來自省扶貧辦的官方數字。實際貧困人口，肯定比上述數字要大。省扶貧辦的數字，只統計了粵東、西、北農村貧困數，沒有包括大中城市和富裕地區農村中的貧困人群。廣東大中城市和富裕地區農村中，同樣有貧困人群，數量不是很少。　　

從《南方日報》公布材料看，說“富廣東”的材料不多，尤其說致富原因的材料更少，幾乎是零。說“窮廣東”的話較多。報導中說窮的原因，歸納起來大概有：資源缺乏，交通不便，教育落后，人員素質差等。本人覺得，這些所謂“原因”，其實只是表象，只是目前貧困地區的現象，并非造成貧困的真正原因。譬如深圳，原是一個小漁村，什么也沒有，如今成了發達的大城市；又如東莞，原來各方面都不及韶關（原來韶關在廣東，僅次于廣州），現在東莞是富得發“黃”，成了“富廣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韶關，相對于富得發“黃”的東莞說，倒是窮得叮當響。所以，不管是造富，還是致貧，不是上面說的那些原因。真正原因在政策。其中，省內關鍵性的兩項政策，使得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同一地區，貧富差距拉大。　　

第一項是稅收政策。八、九十年代，珠三角與粵東、西、北設備進口關稅政策不一樣。前者可享受進口稅優惠，后者沒有優惠。到珠三角投資的，還有所得稅三年免二年減的優惠。這一來，境內外投資，紛紛集中于珠三角。隨著投資的相對集中于珠三角，其它如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等等，也都隨之流向珠三角。使得珠三角與粵東、西、北發展出現不平衡狀態，時間越長，不平衡也越嚴重，差距越拉越大。　　

第二項是農村貸款政策。農村貸款向“大戶”傾斜，只貸給“大戶”，不貸給中小戶，更不要說貧困困難戶。這一來，農村資源又流向大戶。大戶越來越大，其余戶，不但大不起來，由于資源（土地等）流失，反而變小、變貧，或者更貧困。　　

另外，中央政策，也促使廣東快速發展。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改革開放前10年，全國銀行貸款指標10%落在廣東。此外，還有遠多于貸款的融資和投資進入廣東。中央在財政上又給廣東特殊照顧。九十年代前期全國分稅制實施前，廣東上繳中央財政的只占省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幾；而同期，上海上繳的是70%多，江蘇、浙江，都近60%。如按同期蘇、浙一樣比例上繳，廣東每年要多繳200億以上。這就使廣東像個暴發戶；而廣東，主要就在珠三角，尤其深圳。境外來的資金，同樣也主要落戶于珠三角。　　

幾項政策合在一起，使得廣東比別的地方有更多的錢。錢多好辦事。　　

綜上所述，政策導致廣東地區間發展不平衡，戶與戶、人與人之間貧富差距拉大。所以說，“富廣東”、“窮廣東”，都源于政策。政策，把原先地區間發展較平衡，戶與戶、人與人之間貧富差距不大的廣東，改變成會兩個廣東：一個“富廣東”，又一個“窮廣東”。所以，廣東的富、貧，與人的聰敏、愚笨，或勤奮、懶散，關系不大，非主要因素，關鍵是政策。　　

廣東之恥和先富地區之恥　　

張鳳耀　　

    今年3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廣東省河源市調研扶貧開發工作時，不僅說：“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還說：“到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最窮的地方還在廣東，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接著，《南方日報》就開展“富廣東”“窮廣東”的調查報導。這很有意思，很有必要。“富廣東”，“窮廣東”，說明最富的、最窮的，同在廣東。即廣東窮、富兩極分明，又同時存在。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地區間發展相對較平衡，社會成員貧富較均勻的國家之一。改革開放后，中國地區間差距開始明顯出現，社會成員間貧富開始拉大，時間越長，差距越大。進入本世紀，中國已成全球貧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不管是分化的速度，還是分化的絕對程度，都趨于世界前列。據世界銀行最新報告，中國1%家庭，占有全國41.4%的財富。而廣東，又趨國內前列。所以，現任廣東省委書記著急、憤怒了，就說出“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　　

改革開放起，一直有口號：“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先光榮”。就是說，“富”，是絕對的“光榮”。但在汪洋書記口中，“富廣東”、“先富地區”不但不光榮，反而是“恥”，這與幾十年傳統說法，似乎相反了。我相信，很多人（尤其廣東富人和部分官員），或許會不理解：“富”不但不“榮”，反而是“恥”？其實，“富”不一定光榮，要看怎么個“富”法。如果是依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或者說共同富起來，這樣的“富”，無疑是光榮的，越富越光榮；反之，靠用貪污、剝削、掠奪，或用權力（政策）搬動財富，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富起來；而如此同時，讓另一些地區、另一些人窮下去（廣東省1993年出現的《轉機建制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政策性文件，就是使公有資產私有化，使少數得到資產的人變富，多數失去資產的人變成只能靠出賣勞動力度日的人。），這樣的“富”，應認為是“恥”。理由很簡單，我國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或說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于社會財富在全體社會成員間的占有、分配。前者比較均勻；后者兩極分化，富的富，窮的窮。改革開放，若搞出個兩極分化來，那是指改革開放失敗了，所以是“恥”。失敗，總該算恥辱。　　

政策，使廣東變成兩個，一個“富廣東”，又一個“窮廣東”，兩極分化。這種變化，到底“恥”不“恥”，還可聽聽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怎么說。總設計師生前再三強調，改革開放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同時又多次強調，要防止兩極分化，要防止搞資本主義，不出新的資產階級。他具體的說：“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真是走了邪路了。”，“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　　

從總設計師的設計來看，是要通過發展生產力，完善社會主義，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但也有可能兩極分化，變成資本主義，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改革開放是成、是敗，就看是全國人民共同富裕，還是兩極分化。全國人民共同富裕，是完善了社會主義，說明改革開放成功；如果出現兩極分化，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那就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失敗。　　

同時，兩極分化，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科學發展觀，要求社會、經濟平穩持續發展。兩極分化，不可能達到這個要求，只會使社會不穩。　　

所以，“廣東之恥”，“先富地區之恥”，不是富裕之恥；而是偏離科學發展觀之恥；偏離社會主義道路之恥；兩極分化使改革開放失敗之恥。　　

“富廣東”“窮廣東”共同富裕之路　　

張鳳耀　　

政策，使廣東變成兩個，一個“富廣東”，又一個“窮廣東”。就是說，政策，使廣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變富，富得流油，富得發“黃”，組成“富廣東”；而使另一些地區、另一些人變窮，窮得發赤（赤貧），窮得連生存都難，構成“窮廣東”。　　

“富廣東”“窮廣東”，兩極分化。這種發展方式，偏離科學發展觀，偏離社會主義道路，成為一種不光彩、難持續的發展模式，也不可能使社會長治久安。　　

地方政府在主持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中，走點彎路，出點偏差，不足為奇，可以理解。人的認知能力有一定限度，對新鮮事物的認識也往往要有個過程。問題在于，發現問題后，持什么態度，怎樣對待。態度不同，后果也大不一樣。　　

好多年前，本人參加過一次所謂“解剖麻雀”工作組。組長是一位副廳級干部，組員是來自多個機關的專業干部。所謂“解剖麻雀”，實際是作典型調查。我們解剖的麻雀，是廣東省乳源縣大橋公社（現叫大橋鎮，貧困鎮）。解剖目的是，為發展山區經濟制訂政策提供依據。為了深入了解情況，我們與農民三同。每個星期天，全體組員到公社集中，交流情況（后來知道，這一天也是為了給我們填飽肚子）。到農家后，第一印象是，農民又窮又懶。說是窮，窮得難以想象，沒有親身經歷，絕對想象不到。不要說沒有飯吃，連稀粥都喝不上。后來我們摸清，全大隊人平一年只有120多斤稻谷（含雜糧折算），加上政府返銷糧，也不足200斤。返銷糧，農民沒有錢買，還得靠政府發放救濟金才能去買。我第一天去參加勞動是種番薯，種時學他們的樣子，把埋于泥下部分的葉子摘下來帶回三同戶家，誰知煮熟后，不是喂豬，而是全家人（包括我）的晚餐。當天的早餐是很稀的玉米糊。說他們懶，即使春耕大忙季節，也是上午9點多才出工，下午3、4點就收工（中午沒有午餐吃），一天只在田間勞動幾個小時。是什么原因，農民們會如此又窮又懶？我們就以此為出發點展開調查。（工作組剛到大橋，組長就對我們說：這里的人不搞社會主義，也不搞資本主義，到底搞什么主義，你們好好調查調查。）我們看到，當地農民住的基本都是磚瓦房，雖然很破舊；而泥坯房、茅草房少見。這與別的貧困地區有明顯差異。據當地農民反映，解放后，他們一直有飯吃。有磚瓦房住，有飯吃，對五、六十年代我國農民來說，算過得去，不算窮。那末，后來是怎么變窮的呢？據了解，當地本是原始林區，生態平衡，環境很好。附近有一個規模不小的國營林場。地方政府決定，由林場合并附近農村，叫“場隊合并”。合并后，林場開始砍伐原屬農民的林木，沒有多少年，山林幾乎砍光。此后不久，地方政府又決定讓場隊分開。分開后的農村，由于林木砍光，良好生態環境被破壞，水土開始流失，農業生產條件漸趨惡化，農業用水越來越少，終于導致單產下降，有些可耕地被迫撂荒（無水），境況一年不如一年。原先豐衣足食的農民，終成窮困潦倒，窮得叮當響，難以度日。農民們被地方政府折騰得窮困潦倒后，地方干部們再也沒有去幫過他們。如果當時地方政府和干部肯出力幫農民，譬如及時組織植樹造林，被破壞的生態是可以得到恢復的。實際上，他們撒手不管，沒有絲毫群眾觀念。所以，是地方政府政策失誤，行為失當，再加干部群眾觀念淡薄，責任性不強，把農民折騰得窮了。至于“懶”，很明顯，是由窮引起。當時當地農民，不知已經有多少月、多少年，沒有吃飽過肚子。長期吃不飽肚子，體能、體力消耗得不到補償，怎么還能支持得住高強度、長時間的田間農業勞動？所以，每天田間勞動時間不長，只幾小時，看上去，確實像“懶”。其實，不管是誰，在那樣的條件下，都會變成“懶”。說句公平話，當地農民在如此惡劣條件下，還能堅持生產勞動，只能說明他們有很強的意志力和毅力，決不是懶。說他們“懶”，是不負責任，不公平的。應該說，懶的不是農民，是不肯承認錯誤，不愿意幫農民恢復生態、解決問題的干部。　　

兩極分化的“富廣東”“窮廣東”，只有合二為一，成為一個共同富裕的廣東，才符合社會主義要求和人民心愿。但這不是要使“富廣東”變窮，而是要使“窮廣東”脫“窮”帽，奔小康，共同富起來。當然，“富廣東”的“黃”帽也得脫。“黃”，不是社會主義光榮色，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特有色。　　

“富廣東”“窮廣東”是因政策而生，要使“窮廣東”脫“窮”帽，同樣還得靠政策。解鈴還是系鈴人。　　

遺憾的是，至今仍能聽到、看到一些很不利于“窮廣東”脫“窮”帽的說法和做法。譬如，據《南方日報》報導，財政收入數以千億計的廣東省，每年扶貧財政支出僅2個億（官員們吃喝玩樂的支出，遠不只此數。），有的縣、鎮，對扶貧一毛不拔；有的貧困縣縣級領導，家家住小樓（別墅），每人兩輛轎車還有多。部分官員和富人中，還流行說：“窮廣東”是人“愚”、“懶”所致。等等。有的地方扶貧口號是：“脫貧致富是等不來的，關鍵在于知難而進。”；“脫貧致富是靠不來的，關鍵在于艱苦創業。”；“脫貧致富是要不來的，關鍵在于自力更生。”意思是叫貧困者不要“等、靠、要”，自己想辦法脫貧。上述這一切，反映出兩點：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員，至今還在推卸責任，想撒手不管，最多也就是應付應付，喊喊口號。這能有用嗎！？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有大批人群，由于天災人禍，受了嚴重創傷，失血過多，生命垂危；而政府不給他們送醫送藥，輸血、手術，進行醫治；而只有人穿著西裝革履，滿嘴酒氣，舉起拳頭，對他們大喊大叫：“要堅強！要挺住！要加強自身免疫力！要自力更生！”他們還有自力嗎？還能更生、康復嗎？更有甚者，一些官員和富人，歧視貧困者，說他們是“愚”人、“懶”人，不愿理睬他們。應該說，那些只會吃喝玩樂、只會喊空口號、不懂得扶貧、不愿意扶貧的，才是愚人、懶人。　　

所以，本人認為，廣東要脫“窮廣東”的“窮”帽，首先得清除官員中的“走資派”，是他們伙同少數大戶、富人制造了“窮廣東”、中國“黃都”。沒有“走資派”，不會搞成兩極分化，不會制造出“窮廣東”和中國“黃都”。不是“走資泒”，當發現兩極分化時，不會不采取措施加以糾正，反而樂于讓其繼續兩極分化，達到全國冠軍，并安于坐鎮中國“黃都”。既然能把廣東兩極分化，并制造出中國“黃都”，肯定有“走資派”。。不要想由“走資派”來脫“窮”帽，改變“窮廣東”。不清除“走資派”，“富的人看不起窮的人，窮的人仇視富的人，貧富之間的對立情緒將嚴重影響一個地方的長治久安”，（汪洋語）這種局面無法緩和。其次，要下較大力氣扶一扶官員的“志”，治一治官員的“懶”；汪洋書記提出：“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懶”。很有針對性。但這里，要“扶”和“治”的對象，應是官員，而不是老百姓；是官員（干部）把老百姓折騰得很苦。只有扶起官員們扶貧的“志”（社會主義價值觀），治好了官員們扶貧中存在的“懶”，才能解決扶貧工作中“規劃太籠統，責任不明確，思路不清晰”等問題；才能實現“規劃到戶，責任到人”的要求；才能解決只喊口號，不出錢（一毛不拔）、不出力（不深入群眾）的懶散樣。第三，下大力氣把貧困群眾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產業化之路，應地置宜開發大農業產業。單家獨戶，無法進入市場，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要組織，只能靠政府，也只有組織起來，才便于指導。對困難弱勢群眾，不組織，不指導，撒手不管，那就不是人民政府。只讓弱勢貧窮者去給資本家做長工、打短工，是“走資派”幫資本家的做法，是假扶貧，真幫富，會使兩極分化更趨嚴重，富者更富，窮者永遠窮。只有合作勞動，勞動者創造的成果，才能歸勞動者所有；就是說，勞動者可以獲得自己的全部勞動果實。給資本家做長工、打短工，勞動者創造的財富，只有小部分歸勞動者，大部分以剩余勞動形式被資本家掠去。這就必然使得富者更富，窮者永窮。譬如，職工跳樓慘死出名的深圳富士康公司，郭老板們每季獲利43.5億，職工每人每月900元，一個季度2700元，30萬職工合計也只8.1億，僅有老板們的18.6%，不足五分之一。這就是做長工、打短工被資本家剝削的血例。怎么能脫貧奔小康？給資本家做長工、打短工的人，永遠是貧困者，是社會的最底層。所以，只有走合作化之路，不被人剝削，才能真正奔小康。貧困地區要開發大農業產業，需要政府給予財政支持。開發方式，可以由基層地方政府組織力量進行；也可以由地方政府通過招、投標，由社會經濟組織進行。成功后，由上級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開發費用（也可分段支付）。不成功，不支付費用。是否成功，要由受益群眾說了算；90%以上受益者認可，才算成功。絕對不能由基層官員說了算。官員與商人合伙騙取財政資金的事，到處都有發生，早已像高速公路一樣攤在陽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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