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分配不公開錯了處方用反了藥　　

思  恩　　

在最近20幾年來，在多次政府工作報告中，無一例外地都向人民承諾，要解決社會物質財富分配日益不公的問題。人民每次對政府寄托的厚望都落了空。人民的多次厚望其所以一次次地落空，是因為政要們總在講要解決這個問題，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或“干打雷不下雨”，不僅沒有從產生社會物質財富分配日益不公的根基上解決問題即從節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上解決問題，反而極力主張發展擴大產生這個嚴重不公的雇傭勞動關系，致使這個問題愈來愈嚴重！例如：　　

“我國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廣州日報》）　　

“2005年，民營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經由2000年的55%增長到65%左右”、“在二、三產業中，民營經濟占就業的比例，已從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的84.1%。民營經濟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從2000年的65%左右增至2005年的75%以上。”（《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平安高管馬明哲2008年的年收入為6666.6萬元，是惠州超霸電池廠一個年收入僅為11088元的工人6012.45年的收入。換句話說，一個馬明哲的年收入等于6012.45個工人的年收入！　　

“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的6.72倍擴大到2008年的17.95倍”，（朱慧卿：《差距》《人民網－觀點頻道》2010—3—12）兩年內擴大了2.67倍。　　

萬科A的管理層的收入，2008年的年度報酬總額為1955.2萬元，2009年的年度薪酬總額為4651.9萬元，（任亮：《一年賺到707.4萬 任志強成A股最貴高管》見《錢冮晚報》2010—3—10）一年增長了2.38倍?！　?/p>

“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加劇，我國高低收入兩個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能力長期不振的同時，我國的奢侈品消費近兩年卻年均增長22%，升至世界第二。（李定凱：《防止有人打著“幸福、尊嚴、公正、和諧”的旗號渾水摸魚》毛澤東旗幟網 2010—3—8）　　

《2009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以擁有1000萬元（約合146萬美元、110萬歐元）資產為統計門檻——包括現金、股票和債券等金融資產以及擁有的房產價值和企業價值在內，中國每1萬人中有6人是千萬富豪，千萬富豪的總數是82.5萬個，其中億萬富豪有5.1萬個，10億富豪有2500個左右，100億的超級富豪約有100人。據胡潤介紹，2009年胡潤百富榜上的1000名富豪中，繼承財富的人數不到1%，也就是說，這些富豪都是近年來迅速崛起的。而在國外，相當一部分富人的財富積累需要較長時期。英國富豪榜上，25%的富豪是繼承財富的，這一數字在美國富豪榜中也達35%。（見《瞭望》2009年第7－8期所刊載的《胡潤財富報告的中國富豪“圖譜”》）　　

國家統計局的機關報《中國信息報》披露，在中國，衡量貧富差別的基尼系數，1984年為0.24，2004年為0.47，二十年翻了將近一番，貧富差別拉大的速度為世界所罕見！2006年2月26日，美國《紐約時報》載文指出：“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經超越美國（2003年美國的基尼系數為0.408。美國在西方國家貧富懸殊首屈一指。）、日本（同年的基尼系數為0.249）、韓國（為0.318）、及印度（為0.325）。事實上，它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而言，中國大陸已經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還說：“中國至今雖仍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　　

……?！　?/p>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社會物質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成了歷屆政府的一大心?。v屆政府都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并制定出解決辦法。由于日益擴大著的分配不公的問題愈來愈嚴重，危及到了社會的穩定，迫使現屆政府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得不特別給予高度重視、明確宣布要“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報告鄭重其事地許諾說：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顧效率與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要抓緊制定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此說文理不通！應該是：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財政、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二要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三要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新華網  2010—3—16，著重號系引者加）　　

3月14日，在回答記者問時，把“公平正義”捧抬得極高，形容比喻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我們國家的發展不僅是要搞好經濟建設，而且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這三者不可偏廢。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其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而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著重號系引者加）　　

政府將怎樣實現“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呢？通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政府將怎樣“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呢？主要通過以下處方和用藥：　　

1. 政府開出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處方和用藥中最重要的主藥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這一味主藥不是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的良藥，而是那些制造分配不公問題的始作俑者們（主張發展“私營經濟”即“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份”的權貴們）煉制出來的毒藥！它在改革開放不久就被提了出來，它正式登堂入室是1989年“支持動亂、分裂黨”的趙紫陽1987年10月25日在十三大上所作的報告。報告中的原話是：“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和正確的分配政策”。23年來，歷屆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能力實在太低下，竟然還沒有“堅持和完善”這個“正確的分配政策”，以致當今政府把它作為治療分配不公的最重要的特效藥廉價奉送給人民！　　

人們不是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23年的實踐證明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一個徹底失敗了的“分配制度”。毫無疑問，如果它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正確的分配政策”的話，那末，就不會產生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公，就不會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就不會使社會喪失了“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的“公平正義”！　　

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科學共產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主義、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三巻中，十分非常極其清楚明白地告訴我們：　　

“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25—993，著重號系引者加）　　

這就是說，一是分配由生產來決定，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就必然有和它相適應的分配關系，二是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是不能分割的，不能離開生產關系談論分配關系。　　

政府大談“按勞分配為主體”，但是卻不談“按勞分配”關系的正面即生產關系。“按勞分配”關系其所以能夠產生，是因為：在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同時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即“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生產資料］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選3—11）這是為什么呢？這只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集體的、以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社會”。（選3—10）就是說，與“按勞分配”關系相適應的即它的正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　?/p>

政府大談“多種分配方式”即“多種分配”關系，但是卻不談“多種分配方式”即“多種分配”關系的正面即多種生產關系。難道說政府認為只有“多種分配方式”即“多種分配”關系而沒有決定它們的正面即決定它們的多種生產關系嗎？！　　

我們知道，在當今中國存在著的“多種分配方式”即“多種分配”關系中，最主要的是按資本進行的資本主義分配關系。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出現，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就是因為社會生產的物的因素以資本（資本家私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分配），社會生產的人的因素以雇傭工人（雇傭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分配）。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現實，革命導師馬克思1875年在科學社會主義重要的光輝文獻《哥達綱領批判》中，非常簡明扼要地指出：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末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選3—13，著重號系引者加）　　

如果說在1987年，提“按勞分配為主體”還多少有點實際意義（那時的中國，的確是“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話，那末，在23年之后的2010年，提“按勞分配為主體”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可言了！因為早在2005年，“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經濟成份”即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在GDP中的比重已經由2000年的55%增長到65%左右”。也就是說，早在2000年以前的某一年，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分配關系已經成為“主體”（超過了50%）！在這種現狀下，仍然不識時務地說什么“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純屬沒有實事求是的假、大、空、套話，是名副其實的過了時的陳詞濫調！　　

至少從趙xx所作的十三大報告開始到今天，23年來，權貴政要們從來都是只談論分配不公、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僅從來不涉及決定分配不公的根源即資本主義生產，而且恰恰相反，權貴政要們一貫把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當成是改革開放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來頌揚！這樣做的結果，使權貴政要們墜入了“社會主義的行家，同時兼社會主義的改革家”（選3—45）杜林先生的經濟學深淵！——“杜林的經濟學歸結為這樣一個命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很好，可以繼續存在，但是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很壞，一定得消失。……事實表明，杜林先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就其本身來說）幾乎根本沒有提出任何指責，他要保持舊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據杜林先生的意見，分配是和生產根本沒有聯系的，在他看來，分配不是由生產來決定，而是由純粹的意志行為來決定的”。（選3—337～338）

2. 政府開出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處方和用藥中的第一味配藥是：“提高勞動報酬［此說文理不通！應該是：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菰诔醮畏峙渲械谋戎?rdquo;?！　?/p>

這一味配藥是掌握在資本家手中的由勞動者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正常情況下是剩余價值，非正常情況下除了剩余價值，還包含有資本家扣除的工人的正常工資即勞動報酬），由資本家行使權力來決定給不給！如果資本家不同意給雇傭工人增加工資，開處方的政府只有采用國家暴力，強迫資本家給雇傭工人加薪才可兌現；如果政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只是政府為勞動者開了一張取不到藥的無效處方；如果政府做到這一點，那就是杜林先生的“暴力進行分配”。（選3—250）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已經詳細地證明，調節工資的各種規律是非常復雜的，隨著情況的不同，時而這個規律占優勢，時而那個規律占優勢”，（選3—28）不是政治暴力可以主導的（因為“凡是問題涉及交換價值的地方，政治便微不足道。”（丹尼爾·笛?！墩摻栀J》1710年倫敦版，轉引自48—525））！例如：當勞動力供大于求的時候，資本家就會降低工人的工資即勞動報酬（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了，資本家在解雇一部分工人的同時，又降低在職工人的工資）；當勞動力供不應求的時候，資本家就會提高工人的工資即勞動報酬（今年廣東勞動力供不應求，資本家便主動釆用提高工資的辦法招雇工人）；如此等等?！　?/p>

3. 政府開出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處方和用藥中的第二味配藥是：“加大財政、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　?/p>

這一味配藥是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的手中的財政稅收，是政府機器生存的基礎。“財政、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調節作用”是增稅或者減稅，與“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沒有直接關系；“財政、稅收”只有在充分地保證了政府機器良好運轉的需要之后，剩余部分才有可能由各級政府官員行使“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人民大眾能否直接得到“再分配”的實惠，由各級政府官員行使權力來決定是否直接“恩賜”于他們！　　

4. 政府開出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處方和用藥中的第三味配藥是：“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p>

在當今中國社會里，能夠“擁有財產性收入”的“群眾”，主要是占有生產資料并剝削雇傭工人的各種新生資本家，對于不占有生產資料的雇傭工人來說，根本不具備“擁有財產性收入”的物的條件！政府許諾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就是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成為各種新生的資本家！但是，我們知道，無可辯駁的事實是：“不可能每有一個工人就有一個資本家，相反，一個資本家卻必須有一定數量的工人，而不象一個師傅有一、兩個幫工那樣。”（46—下—83）因此，只有少數人能夠成為資本家而“擁有財產性收入”！顯而易見，這味藥是政府奉獻給資本家的“春藥”，是用來擴大“收入差距”的！對于勞動者來說，“擁有財產性收入”只是個空中樓閣可望不可即。在這里，政府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全開錯了處方用反了藥！　　

革命導師馬克思1875年在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光輝文獻《哥達綱領批判》中，非常明確地說：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難道資產者不是斷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在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關系產生出法權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種極為不同的觀念嗎？”（選3—8）　　

由此可見，無論是1987年正式提出的“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和正確的分配政策”，還是2010年特別強調的“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都是在逆“經濟關系產生出法權關系”而為之的，都是企圖“由法權概念來調節”社會“經濟關系”！這是權貴政要們設計出來“堅持和完善”了23年的這個所謂“正確的分配政策”或“分配制度”，根本不能解決分配不公問題而徹底失敗了的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人們，走上了“把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庸俗化，并使它墮落為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魯士的社會主義”（選3—337）的道路，落入了“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的陷阱！　　

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已經“弄清楚了”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不幸地是150年后，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要員，離開生產關系，又“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　　

                                                   2010－3－1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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