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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2010-03-22 ·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國進民退”真?zhèn)?

 
時間: 2010年03月22日   來源: 中國經濟周刊   期數:2010年第11期

3月17日,工人在上海世博園區(qū)法國館施工。新華社

  《中國 經濟 周刊》記者  王紅茹  張偉|北京報道

  出乎意料,這場始自學術界的少數人的言論,竟會逐漸演變升級為事關中國是改革還是倒退的體制之爭。

  “國進民 退論”、“國企壟斷論”、“與民爭利論”,自去年起便頻頻出現在一些學者的公開言論中;這些極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經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關注,引來很多人的附和甚至聲討。

  爭論延續(xù)至今年的全國兩會,并在此時點驟然升溫。如有學者公開撰文“建議兩會審議國進民退”,指責“中國從來沒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場經濟,而是搞所謂的以國有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官僚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并發(fā)表“制止‘國進民退’,是當前中國人民的首要任務”的挑戰(zhàn)性言論。與此同時,有更多學者紛紛加入爭論戰(zhàn)中,有的明確指出“國企壟斷論”的謬誤,有的剖析“國進民退”論斷的真?zhèn)危鹊取?/p>

  對于學術界的這場“國進民退”大辯論,也有人發(fā)出質疑,如有人認為這是某些學者的個人炒作行為;也有人認為這些言論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制造混亂——“國進民退”與“與民爭利”中的 “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更有人批評說,“國進民退論”、“國企壟斷論”等,是某些學者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行為……

  這一爭論對中國經濟 未來有何影響?

  以往實踐表明,凡學者一致的觀點和判斷,對現實經濟政策的影響一般較弱;而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觀點和判斷,往往對經濟政策的影響最大。

  “國進民退”大論戰(zhàn)

  是“路線之爭”還是“偽命題”

  全國“兩會”前夕,一篇名為《建議“兩會”審議和制止“國進民退”》的文章被包括一些官方網站在內的很多網站轉載。該文稱,目前中國“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大規(guī)模的‘國進民退’的狂潮,在鋼鐵、化工、煤炭、民航、公路、電力、金融、房地產等幾乎所有的有利可圖的領域,民營企業(yè)都被擠垮或被強制低價收購”。

  這篇文章似乎是對學界和輿論在2009年對“國進民退”質疑觀點的匯總和升級。

  2009年上半年,提及“國進民退”這個名詞,部分學者和媒體表述時,尚稱之為“局部行業(yè)和地區(qū)出現的‘國進民退’現象”、“現在發(fā)生一種情況叫做‘國進民退’”;下半年,已經有人用“國進民退大潮”表述這一現象,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企業(yè)所副所長張文魁就在不同場合公開表示,“‘國進民退’在一些地區(qū)和一些行業(yè)愈演愈烈。”

  2009年4月,《中國企業(yè)家》雜志也進行了一項針對企業(yè)高層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認為近年來存在“國進民退”現象的比例高達72.73%。

  偏偏2009年又發(fā)生了幾件大事。從“方興地王現象”到“中糧入股蒙牛”,再到“山西煤礦重組”……只要有國有資本介入的每一樁并購重組事件,似乎都成為了“國進民退”的有力例證。國資與民資的進退邏輯似乎也因此顯得愈發(fā)明確。

  到2009年底,有人甚至稱,“國進民退”已經到了令人不可承受的地步。學術界對“國進民退”的質疑,已經從探討國企、民企如何共贏,拓展至呼吁給予民企公正、公平的市場環(huán)境,甚至有人擔心改革會倒退,需要重新啟動“國退民進”改革。

  2009年9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 對媒體疾呼:“‘國進民退’與改革開放背道而馳”,“會制造社會不公平”,“權貴資本主義 ”正在抬頭。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也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采訪中,針對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重組發(fā)表觀點:“(山西煤改)現在看來是改革的倒退”。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 在今年1月9日舉辦的第十一屆光華新年論壇上提出的觀點更為犀利。他說:“我們的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國有部門比重太大,占有資源太多,這使得2009年發(fā)生了明顯的‘國進民退’現象。我們的出路就是要重新啟動‘國退民進’改革”。

  面對一些學者和輿論界迎面襲來的討伐聲浪,官方顯示出了謹慎的態(tài)度。

  2009年11月22日,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馬建堂 在參加“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時,面對眾多大學經濟院系或研究機構的負責人表示,“今天想說的主要是‘國進民退’這件事情”。馬建堂表示,目前中國的統(tǒng)計數據不支持總體上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

  馬建堂選取了從2005年至2008年的企業(yè)單位數、工業(yè)總產值、資產、利潤總額、稅金總額和就業(yè)人數等指標論證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的力量對比。

  馬建堂表示,中國企業(yè)整合、產業(yè)重組,提高產業(yè)集中度,要注意兩件事:第一,不要唯成分論,要唯能力論;第二,壟斷行業(yè)應該注意的是嚴格按照《反壟斷法》做事,特別是在一些重要的行業(yè),將來的聯合、整合、重組,既要做大做強提高產業(yè)集中度,還要防止壟斷。

  一個月后,馬建堂在國新辦召開的記者發(fā)布會上,再次重申這一觀點,并特別提出,希望媒體能平衡報道自己的觀點:第一,在去年和今年確實存在一些“國進民退”的個別案例和現象,但總體上不存在。第二,希望大家對于“國進民退”的討論是有積極意義的。

  與中央相關部門官員的謹慎表述不同,相關地方政府和企業(yè)則明確表示,不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

  自2009年煤炭資源整合以來,山西省相關官員多次表示,煤礦兼并重組系“優(yōu)進劣退”而非“國進民退”,并沒有將民營企業(yè)排除在外,相反,政府希望看到民營企業(yè)通過此次整合發(fā)展壯大。

  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國進民退”問題本身就不成立,“中國大型企業(yè)在前進,央企也由于投資者和股民的參加,進一步多元化,進一步走向市場。央企收購一些中小企業(yè)來進一步擴大它的實力,有資本的融合,也有企業(yè)組織的融合。這是一個雙向進步。”

  針對民航業(yè)“國進民退”的說法,中國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表示,航空業(yè)兼并重組問題是公司的市場化行為,民航局認為只要有利于民航業(yè)的發(fā)展,就應該積極支持。民航業(yè)并不存在“國進民退”的問題,各個航空公司的股權結構是多元化的。

  但很快,反駁的聲音就被更多的質疑淹沒。在這場愈演愈烈的論戰(zhàn)中,有旁觀者甚至認為,涉及“國進民退”的論戰(zhàn)已經上升為學術界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世紀之爭,其辯論和勝負結果可能會直接影響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

  在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新聞發(fā)言人趙啟正不得不面對記者的提問,正面回答“國進民退”質疑:中國不存在“國進民退”。

  參加“兩會”的地方官員也不例外,大多都被問及“國進民退”這一話題。山西省省長王君表示,從整體上看,山西煤炭業(yè)并不存在社會上質疑的“國進民退”現象,目前山西國有、民營、混合所有制煤礦企業(yè)的比例為2:3:5,股份制企業(yè)是主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 則直稱“國進民退”是個偽概念,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政府拿出財政資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業(yè)于患難之中,政府的撥款進了社會,你說是‘國進民退’?這是在救災救難。”“金融危機這個當口,事后諸葛亮,說什么‘國進民退’,都是看人挑擔不吃力。”

  同時,被動成為論戰(zhàn)主角的國資委也在“兩會”期間,在其官方網站主頁醒目位置設立“保增長,保民生,保穩(wěn)定,國企發(fā)揮頂梁柱作用”專欄,集中刊登了《解析“國進民退”論斷真?zhèn)巍贰恫①徥菑娺M弱退而非國進民退》《“國有企業(yè)壟斷論”的謬誤》等一系列新聞報道及理論分析性文章,反駁“國進民退”的言論。

  不論其究竟是偽命題,還是現實存在,“國進民退”儼然已成國民焦點。
 
 
  “央企地王”的“冤案”

  “央企旗下企業(yè)”不是央企

  國資委呼吁社會要正確看待產業(yè)間的重組。

  國資委相關人士告訴《中國經濟 周刊》:當前需要“理清思路、解疑釋惑”。畢竟這無論對國企改革還是國有企業(yè) 發(fā)展本身,都甚為重要。

  “現在大家都在熱炒‘國進民 退’,作為民營企業(yè)的沙鋼去年進入世界500強,得知這個消息后我非常激動。沙鋼不是聯想這樣沒有歷史包袱的現代公司,而是一個傳統(tǒng)企業(yè),就是靠一勺鋼一勺鋼煉到世界500強去了。沙鋼能進入世界500強,太神奇了。媒體為什么不好好炒炒這個事,偏要盯著這些年發(fā)展勢頭不錯的國有企業(yè)不放?”電話那頭的國資委研究中心企業(yè)改革與發(fā)展研究部部長王志鋼 ,著實無法理解時下在經濟學界掀起的這場關于“國進民退”的大討論,他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毫不諱言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在王志鋼看來,中化集團控股的方興地產(中國)有限公司(下稱“方興地產”)的“地王”頭銜,是引領 “國進民退”討論的源頭之一。

  2009年6月30日,方興地產在諸多地產大鱷中突然殺出,最終以40.6億元的天價拿下北京廣渠路15號地,樓面地價達15321元/平方米,刷新北京“地王”紀錄,被輿論認為是當時的雙料“地王”。

  由于方興地產在拿地前后獲得了約245億元的銀行授信,也被形容為“拿的是國家的錢”。隨后“方興地產”連同中化集團毫無懸念地被冠之于“國進民退”的典型。

  方興地產是中國中化集團公司的房地產開發(fā)旗艦公司,公司于2007年8月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

  “把方興地產作為‘國進民退’的代表有點冤。”王志鋼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他曾專門對“方興地王”事件進行了調查和了解,問題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國有上市公司是否還是過去意義上完全的國有控制企業(yè)。

  相關人士向記者分析,國有企業(yè)的本性包括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全民性,也就是說,國有企業(yè)的“股份”每個公民都有份;二是公共性,也就意味著它的收益要回歸全民。

  但是國企的本性隨著國企的上市悄然發(fā)生著改變:只有持國企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人才能真正享有紅利和收益。

  據記者了解,作為上市公司的方興地產,在股東結構中,中化集團作為方興地產第一大股東,持有其7.68億股股份。

  “方興地產之所以算公有制企業(yè),只不過在股東結構中,中化集團是第一大股東,而傳統(tǒng)國有企業(yè)的這種叫法是否適合方興地產這類企業(yè),需要進一步探討。假設方興地產賺了錢,那些錢并不是要回到央企,大部分要分給股民,而好多股民都是香港人。”王志鋼向《中國經濟周刊 》分析。

  業(yè)內人士向記者透露,方興地產作為香港上市公司,可以因為看好內地的房地產市場,去參與競爭地塊。“這也是反映了上市公司股東的要求,如果方興地產不去按照股東的要求做,只是中化集團的的想法,股票在市場上也不會表現這么好。所以,在界定上將方興地產完全劃歸為國有企業(yè),站不住腳。”

  另一個遭受輿論質疑的問題是,方興地產在奪得廣渠路15號地前后,該公司獲得了來自中國銀行的200億元及來自中國工商銀行 45億元的銀行授信。

  “腰包鼓了自然要置業(yè)”,但也由此被輿論認為是拿著國家的錢去買地,并且將方興地產看做是造成2009房地產市場地價屢創(chuàng)新高的罪魁禍首之一。有數據顯示,信貸劇增的2009年上半年,60%的“地王”被有國資背景的地產商獲得。

  對于方興地產獲得的巨資銀行授信,王志鋼的解釋更為直截了當:“方興從銀行貸款 的錢怎么能說是國家的錢?況且國內好多銀行都已經股份制改革了,銀行自身也是上市公司,其經營目的都是創(chuàng)造更多的利潤。而且銀行永遠是‘嫌貧愛富’的,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只要企業(yè)好,肯定會給企業(yè)貸款,輿論簡單地把這部分資金歸結為國家的錢,這樣說不太公平。”

  中糧事件的另一面

  蒙牛險被“外進民退”

  就在方興地產以天價拍得廣渠路15號地獲得 “地王”稱號的第6天——2009年7月6日晚,中國最大的糧油食品企業(yè)——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糧”)發(fā)布公告,聯手厚樸基金以61億港元共同入股蒙牛集團。這是迄今為止國內食品行業(yè)最大的一宗交易。這宗交易一經公布,立即引起了輿論的激烈討論。

  “很多人不知道,如果蒙牛不進入中糧這樣的國有企業(yè) ,或許就是‘外進民退’了。”王志鋼指出,蒙牛跟中糧具有相關性,中糧的理念是做從田間到飯桌的產業(yè)鏈,再加上其董事長寧高寧的管理理念,給蒙牛讓渡出非常充裕的空間,在這種特殊情況下,蒙牛進入了中糧。

  這起并購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濟 研究所研究員張世賢看來是一種正常的重組,“中糧本身的業(yè)務就是從下游往上游一直在延伸,延伸到奶業(yè)很正常;從蒙牛方面說,也確實需要中糧這類大資本的介入。這還不僅僅是資金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能改變蒙牛自身經營機制的靈活性和國際化視野。”

  “從總體上說,我們國家的改革趨勢可能還是‘國退民進’,不能拿個別現象來概括趨勢。”張世賢向《中國經濟周刊 》進一步補充。

  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字,非國有企業(yè)(國有及國有控股之外的企業(yè))2005年占所有企業(yè)數量的比重為89.89%,2008年提升至95%;產值比重由2005年的66.72%上升至2008年的71.66%;資產比重由2005年的51.95%上升至2008年的56.62%;利潤總額比重由2005年的55.96%上升至2008年的70.34%;就業(yè)人數比重由2005年的72.81%上升至2008年的79.70%。

  而全國政協公布的數字是:2009年的工業(yè)增加值,私營企業(yè) 同比增加18.7%,國有企業(yè)是6.9%;總資產,私營企業(yè)增長20.1%,國企增長14%;從業(yè)人數,私企增加5.3%,國企增加0.8%;主營業(yè)務收入,私企增長18.7%,國企降低0.2%;總利潤,私企增長17.4%,而國企則下降4.5%。

  “數字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國進民 退’或者‘國退民進’,總得有個標準和一些具體的指標,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和其他人士提供的指標看,當前企業(yè)進行的并購重組不是‘國進民退’。”王志鋼對《中國經濟周刊 》分析說。

  盡管數字已經作了有力的證明,但現實發(fā)生的事件還是會不時挑逗“國進民退”這根敏感的神經。3月 15日,北京土地市場又涌現出新的“地王”。據悉,北京一日成交6塊土地,總金額達143.5億。當天上午,大望京地塊和亦莊地塊分別以27529元/平方米的樓面價格、52.4億元的土地總價,刷新北京市土地成交紀錄,成為新的“單價地王”和“總價地王”。 但僅僅6個小時以后,“單價地王”就被下午競價的海淀區(qū)東升鄉(xiāng)薊門橋地塊奪走,該地塊的實際樓面價格超過30000元/平方米。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當天出現的三個“地王”全部有央企背景:遠洋地產旗下的北京遠豪置業(yè)有限公司,中信集團 旗下的北京中信新城房地產有限公司,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業(yè)房地產開發(fā)有限公司。

  此時產生新“地王”,對“國進民退”的爭論無疑火上澆油。不少人認為,“央企”與“地王”的再次組合,可能讓“國進民退”又有了一個新的例證。

  不知是否是作為回應,國資委3月18日召開新聞發(fā)布會稱,78家不以房地產為主業(yè)的中央企業(yè)正在加快調整重組,在完成自有土地開發(fā)和已實施項目后要退出房地產業(yè)務。

  被定義的“國進民退”事件

  4萬億大多給國企

  2008年底,國家出臺了4萬億元經濟刺激政策。由于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中,資金大都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上,民營企業(yè)難以涉入其中,而被認定“4萬億大多給了國企”。

  山西煤炭重組

  2009 年4月開始,山西啟動該省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資源整合。山西省政府下發(fā)《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yè)兼并 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按照規(guī)劃,到2010 年底,山西省的煤炭企業(yè)數量將從現在的2200 家減少至約100 家。有調查顯示,重組中被關閉的中小煤炭企業(yè)幾乎都是民營企業(yè)。

  吉林通鋼事件

  2009年7月,由于民營企業(yè)建龍并購老國企吉林通鋼之后,沒有解決職工的安置問題,發(fā)生沖突,通鋼職工打死了建龍派駐的高管。事件發(fā)生后,當地政府宣布民營資本全部退出。

  山鋼并購日鋼

  2009年9月,虧損的國企——山東鋼鐵與贏利的民企——日照鋼鐵簽訂資產重組與合作協議,雙方以共同向山鋼日照公司增資的方式進行資產重組,其中,山鋼占股67%,日鋼占股33%。

  東星事件

  2008?年至2010?年1?月底,財政部為支持三大國有航空集團先后劃撥了150?億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東航集團、南航集團和中航集團分別獲得90?億元、45?億元和15?億元資金。但經營困難的民營企業(yè)東星航空公司未獲注資,最終破產。

 國企是“做大”還是“壟斷”?

  《中國 經濟 周刊》記者  王紅茹 | 北京報道

  經濟歷史長河中不乏一幕幕插曲。而“國進民 退”大辯論這段插曲,卻讓許多人感到郁悶。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日前接受媒體訪談時稱:“我想不明白,為什么國企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現在我們國企搞好了你們還是罵呢?”

  李榮融主任的委屈,其實也是國資委的委屈;而國資委的委屈,某種意義上也是國企的委屈。挨罵的國企,到底是不是真委屈,還是先看看它們掙了多少錢吧。

  統(tǒng)計數據顯示,中央企業(yè)國有資產從2003年的約2萬億元,增加到了目前的5.5萬億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的2009年,國企也出現了集體性崛起和爆發(fā)式增長。據財政部網站公布的數字,今年1-2月,國有企業(yè) 累計實現營業(yè)總收入40576.5億元,同比增長42.4%。

  這份成績單,國資委作為主管部門功不可沒。但“高增長”也帶來了“壟斷”嫌疑,并進而成為“國進民退”說的“現實論據”。

  一些學者將國有經濟占據絕對優(yōu)勢地位的行業(yè)“定義”為“國有壟斷行業(yè)”,將處于這些行業(yè)的國有企業(yè)“定義”為“國有壟斷企業(yè)”。

  國資委研究中心企業(yè)改革與發(fā)展研究部部長王志鋼對此反駁說,壟斷有兩個特點:一是壟斷市場,二是壟斷價格,兩個必須同時體現出來。如果壟斷價格不體現,就要細致分析壟斷市場是由于自然情況還是其他什么原因導致的,盲目說電力、石油、通訊三個行業(yè)是壟斷行業(yè)的理由不夠充分。

  王志鋼舉例說,“中石油在成品油方面是虧損的,電力企業(yè)在供電方面價格是倒掛的,也就中移動好一點,但要分析到底是因為手機用戶增長賺的錢,還是因為價格增長賺的錢,很明顯是手機用戶增長賺到的錢。”

  針對不少學者和輿論把中央企業(yè)做強做大的努力貶斥為“央企兇猛”。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謝魯江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發(fā)展、做強做大,是現代國有企業(yè)發(fā)展的方向。國企改革 的重點是國有企業(yè)向跨國公司看齊,把國有企業(yè)培養(yǎng)成能夠在世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

  是產業(yè)調整還是“國進民退”?

  很多學者在提到“國進民退”這個話題時,常常會發(fā)生“國退民進”的口誤。

  這并不奇怪。以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為核心的國企改革進行了15年,短暫的時間,改革爭論的焦點就從“國退民進”轉化為“國進民退”,形勢上的迅速變化確實令人回不過神。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國有經濟進行戰(zhàn)略性改組,國有企業(yè)進行了MBO (管理層收購)“國退民進”式改革。

  而2004年展開的“郎顧之爭”,被稱為“國退民進”的標志事件。

  2004年8月,香港學者郎咸平指責科龍集團董事長顧雛軍在收購國有企業(yè)過程中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并主張國家“停止以民營化為導向的產權改革”,停止管理層收購(MBO)。

  格林柯爾的倒掉使得“國企民營化”的MBO模式基本停滯。

  然而,時隔5年之后,與“國退民進”相對應的“國進民退”的討論卻卷土重來。甚至有經濟學家認為:現在的“國進民退”不是個別的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個別企業(yè)的行為,甚至是國有企業(yè)尤其是中央國企的一個共同行為;不是個別產業(yè),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產業(yè);不僅僅是上游的一些所謂關系到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自然壟斷產業(yè),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產業(yè)。

  當前的并購重組,到底是產業(yè)的正常重組還是“國進民退”?

  “在產業(yè)調整的過程中,即便出現一些所謂的‘國進民退’的現象也是正常的。在我看來,目前發(fā)生的重組案例是一種正常的產業(yè)重組,只不過由于重組的雙方有國有資本的介入,從表象上看表現為‘民退’,其實‘民’也沒有‘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世賢 向《中國經濟周刊 》分析,大家眾口一詞質疑“國進民退”是不對的,應該客觀冷靜地看待“國進民退”現象。

  張世賢進一步分析認為,金融危機實際上給產業(yè)重組帶來了很好的機遇,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根本經營不下去的企業(yè)或者經濟實體,在這個時期通過破產重組,既是生產力的一種重新組合,也是生產關系的重新調整。“這是金融危機的功能。這個功能在中國表現為國有企業(yè)更有能力重組那些行將破產的、經營不下去的企業(yè),這很正常。”

  王志鋼更是一語中的,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產業(yè)調整中的‘進’與‘退’是一個過程,而判斷‘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應該從整個社會發(fā)展的大方向去考量,應該有一個比較確切的標準,如果沒有這個標準,簡單談這個問題,都太偏頗。”

  “國有企業(yè)”概念早已更新

  探討國有企業(yè)的“進”與“退”,都逃脫不掉國企的功能如何定位。

  相關資料顯示,國際上對國有經濟的功能定位有四種模式:一是英國工黨實行過的福利模式,主要是為了解決就業(yè)問題;二是美國主張的公共事業(yè)政府投資;三是法國嘗試的收購衰退大公司,經過扶持提高競爭力后再重新上市;四是新加坡 的淡馬錫和新政投,其基本特征是金融性控股公司,類似于政府創(chuàng)辦的兩只產業(yè)基金。

  張世賢告訴《中國經濟 周刊》,中國的國有經濟定位在上述四種模式中都找不到現成答案。

  “中國的國有企業(yè)畢竟是特殊企業(yè),國有企業(yè)的目標并不完全是盈利性。目前,國有企業(yè)在中國之所以存在,不僅是中國特色,這也是保持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一個表現。其實大家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越來越弱了,更主要的是在整個國家經濟的發(fā)展中,國有企業(yè)在里面究竟該起什么樣的作用,國有企業(yè)的定位是什么,這個在當前急需明確。”張世賢說。

  在張世賢看來,國有經濟定位,首先是基礎性、資源性產業(yè)。國家掌握了這些產業(yè),有利于產業(yè)的安全生產、可持續(xù)發(fā)展、資源的綜合利用效率高,這是國有企業(yè)的優(yōu)勢所在;其次,國有企業(yè)經過30年的改革,從原來的完全企業(yè)辦社會,到變成唯利是圖的企業(yè),再到現在提出的企業(yè)社會責任。這個否定之否定的演變過程,說明國有企業(yè)更多地肩負著增加就業(yè)、戰(zhàn)略性資源的有效利用、國際市場競爭力的提升等方面的任務,這些作用都是無可替代。

  “現在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已經不是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企概念了,已經脫胎換骨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WTO規(guī)則框架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大國有企業(yè)。從四大銀行到中移動、中糧這樣的大跨國公司,應該說國有企業(yè)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而且這個過程還在繼續(xù)。”張世賢說。

  張世賢進一步表示,對國有企業(yè)要正常看待,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國有企業(yè)不好,也不能簡單認為說只有國有企業(yè)好,“關鍵是看其在什么產業(yè)、用什么方式來組織的,因為企業(yè)說到底是一種生產力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不取決于國企占了多大成分。畢竟現在純國企已經不多了,國企本身也是現代企業(yè)制度”。

  中國國企改革路徑

  從新中國建立到現在,我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已進行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1978年):完成私有經濟和買辦資本的國有和集體化改制;

  第二階段(1978年-1984年):以擴權讓利為重點,實行企業(yè)利潤留成制度,調整國家與企業(yè)的利益分配關系。

  第三階段(1984年-1992年):以承包經營責任制為重點,實行企業(yè)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

  第四階段(1992年-2002年):以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為重點,轉化企業(yè)經營機制,探索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

  第五階段(2002年至今):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重點,實行政資分開,推進企業(yè)體制、技術和管理創(chuàng)新。

附文:

到底文件大還是憲法大?
 
作者:溫暖陽光  2009-12-31


 
  最近X文件鼓勵外資參與“國企改制”,這說明買辦們開始讓中國大資本和外資一起搶劫全民。搶劫國企依據的是X文件,反對搶劫全民企業(yè)依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那到底是憲法大還是X文件大?有人剛說過“法比天大”,可現在立即讓X文件壓倒憲法,那到底是誰大呢?難道X文件也比天大?

全國人民多數沒有得到什么,怎么能同意把全民企業(yè)給資本家?全民企業(yè)現在有問題,我們要通過民主管理,讓它為大家服務,而不是分給少數人,如果產權屬于大家,起碼國企高管和腐敗官員的后代無法繼承,如果分了之后他們后代就能繼承。原來我們全國人民的后代享有繼承權,而現在他們的后代有繼承權!現在有的女大學生被迫淪落風塵,有的還是下崗職工的女兒,這是為啥?因為失去了全民企業(yè),不能為自己后代安排工作。我們看,侵吞國企的擁有了企業(yè),而下崗職工失去了企業(yè),失去企業(yè)之后的下崗職工的子女就要給侵吞國企的人服務。失去了產權之后,自己的女兒就淪落風塵,這就是搶劫全民企業(yè)的罪惡!有人說他們沒有殺人,難道用政策殺人沒有罪惡?一面搶劫你的企業(yè),讓你失去工作,另一面又從搶劫你的財富里拿出一小部分來做“慈善”,還要你感謝他,這種披著“溫情”的面紗的搶劫分子更狡詐!
  人生存要靠工資,如果全民企業(yè)給了資本家,你以后要被資本家控制工資,那你還有自由嗎?資本家不能民主,這不是資本專制?只是選舉個傀儡領導,而控制你經濟的資本家不是民主產生,那這樣的改制不就是為了讓多數人都做少數人馴服的奴隸?不過有些人也是做夢!有史以來都沒有任何壓迫者能讓人民順從的接受壓迫,壓迫者不停的被推翻,你壓迫,別人就要反抗,現在想讓全國人民順從的做資本買辦的奴隸,你不要做這種清秋大夢了!有些人搶劫了人民,最后要顏色革命,脫掉紅色外衣,他們打著“民主”旗號,推翻紅色牌子,自己的財富合法。如果他們假民主,那人家就要求公決他們搶劫的國企。你資本假民主,人民就要用大民主對付你的“顏色革命”!你們搶劫了人民那么多財富,人民就利用你們少數人擁有的弱點,要求對你們大民主,看看你還怎么顏色革命!

搶劫國企的行為只是根據一些X文件,而否定他們的搶劫行為根據的是憲法,現在百姓雖然沒辦法,這就像有人拿著槍搶劫了你,等到一定時候,人民用更好的武器來收回自己的企業(yè)!
  有人說:“憲法雖然說了,但是人家不執(zhí)行,根本沒用了。”大家想,如果沒用,他們?yōu)樯哆€要通過顏色革命推掉紅色憲法?他們顏色革命根本不推翻實際的,比如物權法、國企改制、否定階級斗爭,他們都不會推翻,只是為了推翻紅色牌子,這樣他們財富才能合法?如果有現在紅色性質的憲法,他們的財富就等于是:自己的財產上寫著“搶劫所得”,他們沒有道義合法性,只是靠打手維持的,這就無法長久。這就像有人搶劫了你的房子,現在要改房產證一樣,那難道不應該斗爭嗎?他們想合法,人民就要起來讓他無法合法。憲法就是這種東西,你如果不用,就沒人當回事,你用了,用多了,最后就成了真!如果你用來,給他們帶來了障礙,讓他們自己打自己耳光!如果總是沒人用,他們搶劫不是成功了?如果有人制定法律,他自己卻違法,現在沒人指出,他就很順利,而如果有人指出他違法,那他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如果他不執(zhí)行憲法,那人家憑什么認同他們的“物權法”?他們不遵守法律,那以后別人就會把他們的資本法律當作狗屁!他們?yōu)樯兑贫ǚ赡兀克麄儸F在搶劫了,但是無法保持以后一直穩(wěn)定的擁有,只有合法性取得了,他們才能不那么用打手保護財富,如果他們失去了財富的合法性,那以后就等于看誰能力強,誰能力強就誰搶走。呵呵!

  X關于外資企業(yè)可以參與搶劫國企的文件違反憲法,難道X文件也比天大?一面說“法比天大”,一面公開違反憲法,可見這種事情的虛偽,可見他們的虛偽!極右精蠅說話還不如放屁!

記得小時候,經常聽到政府說:“政府說話是算數的。”說過之后,政府就兌現了承諾,那時候是人民革命留下的政府傳統(tǒng)。那為啥現在政府就不敢這樣承諾?人民以前為啥被搶劫?這是因為以前革命的政府說話算數,人們眼里的革命政府有信譽,而騙子打著革命政府的旗號騙了人民!有人爺爺說話算數信譽高,而他的孫子利用爺爺的信譽騙老百姓!說改制好了,結果經過改制大部分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子了;說反腐敗搞好國企;結果國企都給了資本家;說給腐敗分子和自己留了100口棺材,結果棺材給了下崗工人用;說“法比天大”,結果公布的X文件違反憲法;說國企改制為人民,結果資本家笑了,工農哭了。

工人掌握這企業(yè),如果有人依據X文件來搶劫國企,那工人可以依據憲法保護,并且正當防衛(wèi)。如果有人想為了自己的利益大范圍修改憲法,那人民就要求在人民憲法和資本憲法之間公決!人民當然要把企業(yè)收歸人民所有,而不是讓少數資本搶劫去!憲法大于X文件,所以所有的搶劫國企行為都是非法的,現在就像流氓搶劫了你的東西,你暫時沒辦法。但是現在還在工人手里控制企業(yè),絕對不讓流氓搶走!

有人問:“產權這么重要嗎?”我們想如果不重要,那些人為啥拼命的搶劫?為啥通鋼那樣了,他們還不后退?我們想,如果我們的工資被資本控制了,那以后不是就只能服從他?這還不重要?
 
 產權如果是全國人民的,全國人民可以監(jiān)督;人民可以決定利潤怎么用;可以決定企業(yè)總經理的任命;以后建立全民企業(yè)可以解決就業(yè);而且現在人民的后代還可以繼承些權利,這就等于產權遺傳給全國人民的后代。而改變產權之后,官員和資本家后代可以分享利潤,跟全國人民沒什么事了!這說明產權沒用嗎?經過這改革,他們后代可以合法繼承了!(你們反毛澤東公有制,不就是因為后代無法繼承?)如果現在立法規(guī)定某個私企屬于全民了,那么這個私企的主人可能跟你拼命,如果產權真的沒用,他為啥要這樣?既然沒用了,你為啥非要把全民企業(yè)產權改成資本家?所以改變產權就是讓我們后代失去了對企業(yè)的監(jiān)督權和分享利潤的權力,以后只有官、高管、資本家后代可以監(jiān)督、分享利潤了!我們想,如果通鋼不是全民產權,如果是資本家個人的企業(yè),那工人這么鬧能行嗎?就是因為有產權,工人反抗搶劫國企才可以!一些侵吞國企行為因為被工人反對,而沒有成功,如果是私企,可以這樣反抗嗎?為啥呢?因為工人是依據憲法,而搶劫國企依據的是X文件。如果產權改成資本家的,你工人這樣鬧,那你就屬于犯罪行為,你能占領資本家的工廠嗎?工人反抗侵吞國企取得了勝利,都是因為擁有產權,這個產權被憲法保護!如果你有憲法規(guī)定的產權,那他用警察對付你,就是違法的行為,如果沒了產權,你在資本家工廠里鬧事,你就屬于犯罪行為!有了產權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們當然愿意自己和后代都有產權,沒有了產權就失去了權力。工人反抗本質就是爭奪產權。有些人貌似公允的說:“工人不在乎產權,公平就行了。”真的嗎?你的后代能繼承這些權利,別人不能了,這是公平嗎?這純屬掩蓋他們搶劫產權的本質。我們就舉例說,如果中國石化現在樣子,雖然沒完全全民,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提意見、監(jiān)督、對它提意見、要求中石化不能亂花錢、監(jiān)督它的行為、可以反對任命某人做總經理;中石化高管如果敢公開拿利潤給高管那就屬于犯罪。如果分給了資本家,那我們和自己的后代就失去了這種權力,并且永遠不可能分享利潤了,分全民企業(yè)給中石化高管、官員、資本家,他們分利潤屬于正常合法的。沒了全民企業(yè),以后我們都要去私企打工,以后血汗工廠是唯一的出路了!你死我活爭奪的本身就是產權!難道爭奪沒用的東西?李榮融們做了這么多,不是要把產權給少數人?共產黨和國民黨革命的本質是什么?就是爭,到底是人民擁有產權還是少數地主和資本擁有產權,所以極右就等于在掠奪人民革命的成果!如果蔣介石時代,我們把現在的憲法公開拿出來實行,這可以嗎?如果蔣介石時代,說這些企業(yè)產權屬于全民而不是資本家的,那就有可能被槍斃,這不就是產權問題嗎?因為憲法承認的產權,本質就是靠犧牲了無數革命烈士的生命帶來的!現在保護屬于全國人民產權的憲法,就是在保衛(wèi)革命成果!國共反革命和革命,就是爭奪產權,革命一個目的是讓多數人擁有產權,反革命的一個目的是讓少數人擁有產權,這才是最本質的問題!推翻革命成果,讓少數人重新壓迫,也只有獲得產權!為啥喜兒悲慘?因為沒產權!為啥要去血汗工廠打工,而不能要求分享利潤?因為沒有產權!為啥不能占據資本家的工廠?因為沒有產權!為啥通鋼工人可以占據工廠?因為有憲法規(guī)定的產權!產權是革命成果。看著憲法上那些關于產權屬于全民的文字,都是用無數革命先烈的生命換來的!蔣介石領導的大地主、大資本,革命的共產黨領導人民,為了產權屬誰的問題爭的你死我活,這就是產權的重要性!產權屬于誰,就能看出一個國家的性質!現在可以公開要求全民產權;可以公開反對少數人侵吞;現在憲法規(guī)定產權屬于全民,這都是經過你死我活的斗爭得到的,如果沒用,蔣介石們會不要命的爭奪?產權屬于誰這就是中國人民革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所以李榮融這種行為本質就是在向革命反攻倒算!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對土地、企業(yè)指手畫腳,都是革命烈士用生命換來的!如果沒有革命,你能對屬于地主、大資本家的產權指手畫腳嗎?李榮融向革命成果進攻,人民就要起來保衛(wèi)犧牲了幾千萬烈士換來的革命成果!  這就是產權的重要性!如果不重要,他們有必要這么陰險的欺騙嗎?
    


  最近有媒體到處宣揚說:“現在是官員保護國企,是腐敗的,而資本家代表人民要求國企改制。”、“民進國退”。真的是這樣?到底是官商勾結搶劫人民,還是官商對立?是“民進國退”還是大資本家進而人民退?
  X的政策是“國企改制”,說明國家就是要把國企私有化,只是因為人民反對才停止了;官員李榮融、高尚全、官方媒體都宣揚私企先進,等于也要搞垮國企;中青報、南方周末、財經等政府辦的報紙雜志都鼓吹“國企改制”、“國退民進”,說明官方本身就是要把全民企業(yè)給資本家的;通鋼也是官員要分了它,以上這些事實說明他們編造的“政府為了搞好國企,故意讓國企壟斷”!上面我分析了官員根本不想搞好全民企業(yè),所以他們不可能故意用國家機器來搞好全民企業(yè)!他們自己還想分呢,能想搞好嗎?可能嗎?我們通過通鋼事件可以看到:如果國家真的要“壟斷”搞好全民企業(yè),那為啥還會派警察去強行讓通鋼變成私企?極右們編造“政府為了利益,所以保護國企壟斷”的謊言,被通鋼事件!他們說,“政府官員為了利益,所以保護國企壟斷,”而我們看到的是:政府為了把國營企業(yè)“通鋼”變成私企,用警察去摧毀全民企業(yè)。看到上面這些,證明“官員壟斷搞好國企”純屬是謊言!明明是官商勾結搶劫全民企業(yè),不僅跟中國大資本家勾結,還跟外國資本家勾結。他們是具有官僚買辦性質的一種集合體!
  把官商搶劫全民企業(yè)偽裝成“官商對立”的樣子,似乎是商從官手里搶企業(yè),這更具有欺騙性!自古以來都是官商勾結,官為商保駕護航,而商通過官來得到經濟利益,進而商在用經濟回報官。就現在的官員,你相信他不愿意官商勾結?現在官員還可以自己偷偷辦“民企”,或者家屬辦“民企”,可能官商對立嗎?他們這次讓資本控制的媒體把全民企業(yè)罵做“官企”,似乎官員要保護全民企業(yè),而資本家代表人民奪取全民企業(yè)。官商真的能對立嗎?我們要從他們利益上分析一下,如果把全民企業(yè)搞好,官員最多得到工資,而沒法因出賣企業(yè)得到巨額賄賂;官員沒法得到企業(yè)股權;全民企業(yè)就算腐敗也要把利潤交給國家,官員無法把利潤歸自己;他們后代無法繼承企業(yè)。而瓜分國企之后,官員可以拿到股權,甚至自己吞并全民企業(yè);讓大資本家得到企業(yè),可以得到資本家巨額賄賂;侵吞以后利潤變成自己的合法收益;后代可以繼承。我們對比一下,官員從自身利益出發(fā)也愿意分了國企。而資本家看到搞垮國企有以下好處:國企福利好,這樣有了高標準,總是有工人讓他們提高工資的壓力,一個奴隸工廠當然希望正常企業(yè)消失,這樣他們就不用提高待遇了;而且大資本家侵吞了國企,就沒有人民跟他競爭了。所以官商從自己利益出發(fā)都愿意瓜分國企。所以他們說:“官僚愿意保護國企,而資本家代表人民”,都是一些騙人的鬼話!他們看到第一次官商搶劫人民過于暴露,這次他們裝作官商對立,那些內奸官員故意裝作代表全民企業(yè),把全民企業(yè)的產權說成是官員的,然后資本家裝作對立面,這就好像是搶劫了官員的企業(yè),他們玩雙簧把全國人民排除了。這就像官員和資本家要合伙侵吞故宮(說故宮形象一些),第一次他們搶劫不成功,現在一些資本家罵:“故宮是官員的,我代表“民”要收回”。然后官員裝作故宮就是他的,要保護故宮,這樣看起來是資本家要搶官員的故宮,最后官員裝作被迫把故宮給了資本家,看看這個過程,沒有老百姓什么事了!第二次的特點是把資本家私人的企業(yè)說成“民營企業(yè)”,然后把官商勾結搶劫全民企業(yè)說成“民進國退”,然后一些資本家媒體攻擊說,“政府保護全民企業(yè)”,接著官員主動要求改成“民營”,這就是他們第二次侵吞的陰險把戲。
  罵人家靠“壟斷”得到利潤,那你靠沒福利、偷稅漏稅、壓榨職工、國家不讓罷工、奴隸工作帶,來的利潤好象是值得炫耀?壟斷?全國人民掌握企業(yè)算壟斷?有些人為了搶劫人民大罵全民企業(yè)“壟斷”,而對大資本搶劫全民企業(yè)、外資控制我國大豆、威立雅壟斷我國自來水等真正的壟斷卻不作聲,難道是國際資本的走狗?我國現在鼓勵奴隸制是先進的?極右們,不要替你們大領導吹他的模式了!    


  所謂的“民進國退”是什么貨色呢?
  有人說:“我這是讓民都能投資,不讓官方投資。”真是這樣嗎?他們說的“民”只是少數富豪,不是多數人。就說一個簡單的,比如開采大油田,我們普通人或者一般小商人根本沒能力投資,而全民模式投資大油田我們能監(jiān)督,這是我們唯一能投資的形式,我們如果很多人發(fā)起集資投資油田,那能全民集資嗎?還有,就算全民集資,那也愿意有國家機器保護,難道資本不愿意有國家機器保護?如果不能全民這種形式投資,只有大資本家能投資,這不是為大資本家限制別人?就說期貨公司,規(guī)定只有很資金才能投資(是為了防止詐騙,但同時也限制了普通百姓),如果國家不能投資,卻用規(guī)定必須有大量資金才能投資,(如果你說市場,就放開任何資金門檻,都隨便)不讓國家投資,卻有明顯的資金門檻(沒那么多錢,怎么投資?)這不是只是少數資本家能做?這里為的“民”是人民還是大資本家?大家想,全民中的多數人都無法投資那些項目,只有少數富豪能投資。他們表面上為民,其實是為少數資本家。他們不讓全民企業(yè)和資本家競爭,等于不讓人民跟資本家競爭。不是反對獨裁嗎?怎么只讓少數富豪投資?比如李四要求:“把故宮賣給民眾,但是政府不能買。”李四說自己這是“為民請命”。大家看,除了少數富豪以外,只有政府可以代表老百姓買故宮,然后大家民主管理故宮,這樣民眾都可以得到好處。如果政府也無法買,那只有少數富豪可以買,所以李四說“為民請命”實際上等于為少數富豪請命。投資也是這樣,如果政府不能代表人民投資,只能少數富豪能投資,這不等于只讓少數資本家投資,而多數百姓無法投資了?不是反對壟斷嗎?怎么只允許少數富豪投資,而不能讓全民投資?我們看,我們永遠不能對資本家民主,而我們卻可以對政府民主,起碼可以監(jiān)督政府,資本家投資不把利潤分給我們,我們?yōu)樯兑蛔屬Y本家投資?政府會有問題,但是誰沒有政府呢?比如黑社會不希望有警察;資本家希望政府權力小,沒了政府,他們就成了社會上最大的力量。多數百姓是希望強大的政府為自己做事。如果有人反駁,那請問他們,民主不能讓政府好嗎?實現了民主,卻非要政府權利小,那是為了誰的利益?南北朝時代很黑暗,為什么呢?那時候豪強(有勢力、有土地的大家族)力量很大,而政府力量相對弱小,等于百姓身上多了很多壓迫者,那時候豪強力量就不希望政府力量過強!那時候政府我們沒法民主,而現在可以了,卻不讓政府為百姓辦企業(yè),這是為什么?有人說國企產權不清,這純屬胡說,難道上市公司產權也不清楚?上市公司那么多股東,屬于誰呢?國企沒法管理嗎?


在山西煤礦問題上看極右們?yōu)檎l叫囂

作者:溫暖陽光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極右們在他們控制的媒體上,發(fā)了很多文章。這些文章篇幅不短,但歸納起來大概意思有:山西政府以為自己收回煤礦的行為得到民眾支持,結果現在很多媒體罵政府,連國有媒體也罵政府,所以說明收回煤礦“不得人心”;很多大資本腐敗,都是不得已,所以他們沒錯,只是體制的錯;要保護煤礦主的私有財產,山西省不合法,不能打土豪分田地;用童工的煤礦主本身沒有錯誤,這都是社會逼迫讓那些童工家庭窮,他們被迫讓自己孩子做童工,這跟礦主無關。極右網站基本不發(fā)反駁的意見,關起門來自我陶醉!  

    大家看,極右網站的文章,經常說不自由,根據極右的邏輯,我們可以推理出:不自由,所以媒體不代表民眾。再看,沒自由,可極右網站卻可以在大陸公開營業(yè),這說明極右是被權貴支持的。根據極右的理論,“金融時報”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可以隨便說話,那說明“金融時報”這些為煤窯說話的言論,也不代表民意。既然我們主流媒體不代表民意,那極右“很多主流媒體都反對山西省政府,說明山西省政府收回煤礦的舉動不被民眾支持”的邏輯就是錯誤的。主流媒體既然不代表自由,那如果主流媒體反對山西省政府收回煤礦,說明主流媒體反對山西收回煤礦,是反民眾意愿的,說明很多支持山西政府的民意被主流媒體封閉了。極右這樣代表資本權貴的媒體,就經把支持山西政府言論封閉。既然沒有新聞自由;主流媒體都反對山西省政府,說明很多支持山西省的言論被主流封閉,說明更大的“官學商”勢力控制主流媒體反對“山西收回煤礦”,這就證明“金融時報”想法是錯的!我們看,郎咸平當年反對侵吞國有資產時候,主流媒體都站在資本立場上來反對郎咸平,而民眾大部分支持郎咸平,所以山西省政府這次看到很多主流媒體都反對自己,說明山西省政府這次得到了民眾支持!根據極右的邏輯證明,極右關于“山西省政府收回煤礦被主流媒體批評,就說明山西政府收回煤礦不得人心”的說法是錯誤的。  

 現在有一種媒體,他們代表資本說話,他們說他們代表民眾,他們資本就是代表民眾? 比如封建時代,有時候政府也可能代表民眾處罰奸商,那這個時候百姓是支持政府的。我們能說和政府一樣的就是錯的嗎?比如極右就支持政府的物權法、國企改制、私有化,那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極右是什么?比如有時候你代表販毒分子和政府對抗,那你當然是錯的,但有時候你代表多數百姓反對官商勾結,那你就是對的。我們看判斷ZF做一件事情的好壞,主要看他們站在什么立場上。比如這次政府和資做的事情,資本只表他自己獲得利潤,這時候政府就是再有問題,他也代表更多的人,因為政府怎么樣,他也要把利潤一部分用到公共事業(yè),而資本的礦山利潤都是自己的。煤礦是全國人民的,政府也不缺技術、資金,那為啥讓少數人牟利?比如山西煤礦,如果少數人私有煤礦,那他的利潤都是他們自己,如果收歸國有,起碼我們可以監(jiān)督,就算有腐敗,起碼還能有利潤給民眾做事,那說明收歸國有起碼比讓少數人牟利好!我們看,如果煤礦私有給了少數人,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分享利潤,而收歸全民,我們就有理由要求分享利潤(最起碼山西人民有)。有的人說全民煤礦沒有讓大家分享利潤,那我們應該要求分享利潤。想想一個正常人,怎么可能有這種心理?自己得不到,不是想辦法讓自己能得到,而是要求分給少數人?極右們裝作代表民眾,那我們就看看他們的想法可能代表民眾嗎?我們來分析一下正常民眾對山西煤礦事件的想法,在對比一下極右那些“民眾”的想法,看看他們符合不符合正常人的思維?我們根據他們的人是自私的理論分析一下普通民眾的想法,普通人會想:那煤礦我得不到一點好處,再說那是國家的,為啥讓少數人得到好處,起碼收回來我們還有可能得到一點,讓那些人私有,我們根本沒好處,而且那些煤礦剝削礦工很厲害,憑什么全民財富讓他少數人暴富?那我們自然支持收回少數人占有的煤礦。這就是普通人的想法。而極右網站上一些所謂代表民眾的想法是:煤礦私有給少數人出嚴重問題我不管,現在國家要收回,我寧愿自己什么也不得到,但是我就是支持少數人擁有,國有有問題,我不是說讓他變成真正的國有,我反而要求分給少數人,我作為一個老百姓,我就是愿意讓那些礦主暴富。我們這樣對比一下,極右那些所謂“民眾”的想法根本不符合一個平常百姓的心理,那他們能是代表誰呢?如果是正常民眾,怎么會支持把山西煤礦的利潤給少數人?煤老板有可能具有和極右媒體上“民眾”一樣的想法。國有和少數人私有比,國有腐敗可以大家通過民主監(jiān)督治理,百姓可以分享成果(有的人會說,我得不到,我不管。可是這也不符合常理呀,你得不到,你就希望給少數人?我們正常人如果現在得不到,就要求以后得到,而你卻要求把得不到的東西給少數人,這符合常理?)而把煤礦給少數人,利潤都是他自己的,我們一點成果都不可能分享?這明顯證明把礦產給少數人不符合多數人的利益!  

  大家看,最近有些大資本出問題,極右拐彎抹角為他們辯護,他們的意思是:他們都是原罪,都是政府腐敗造成的。大家想,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理,下崗職工也是改革造成的,那是不是下崗職工收回工廠過程中的違法行為,也算“原罪”?怎么你們不說他們是“原罪”?我們看,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下崗職工子女都是被腐敗逼迫的,所以他們不管做了什么事,自己都沒責任!為啥不這么說呢?如果你說你出問題都是被逼迫做的,那為啥你不說你企業(yè)取得的成績也是體制造成的?我們看,如果沒有腐敗,他們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財富,那這只能說腐敗給他帶來了好處,這能說都是別人的責任?比如美國官商勾結的,也要官商都處罰,不能說只處罰一家吧?比如有人因為喜歡吃生肉而得傳染病,那能不能只是戒吃生肉,卻不去殺死傳染病菌吧?如果說體制,那為啥下崗職工犯罪要處罰?你的成績怎么不說是腐敗造成的?用這種邏輯忽悠百姓,其實就是為了權貴的利益,他們目的是:把問題推到體制上,最后自己不負責,最后推掉紅色牌子,自己財富完全合法。體制被他們說成,只是選舉不選舉的問題,似乎選舉就代表是一種體制。其實體制是生產關系和政治框架、法律的整體。如果你們要換體制,那就把整個體制包括搶劫得到的財富都拿出來公決吧!生產關系帶來的問題能不負責嗎?有人認為,現在改革的成果都是他們私有化帶來的,那如果成績是你的,為什么問題你不負責?  

  金融時報的某些“民眾”認為,煤礦雇傭童工,是因為整個社會制度出問題造成童工家庭窮,童工家里被迫讓自己的孩子去當童工,所以煤老板不負責,應該社會負責。按照這種邏輯,是不是社會產生流浪女,那有人雇傭流浪女賣淫,也不犯法?看看,按照他的邏輯推理:誰讓社會產生流浪女讓我雇傭?現在極右要追究誰造成的這些社會問題,那我們看看,為啥會出現為了吃飯去做童工?因為沒有社會福利。為什么沒有社會福利?因為實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反對社會福利。為什么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福利?因為新自由主義是少數大資本擁有工廠,而百姓不愿意給別人勞動,為了逼迫百姓給大資本勞動,所以要取消福利,只有沒了福利,百姓為了生存,才會給大資本打工,如果有福利,誰會去?看因為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煤礦雇傭童工問題!解決問題如果說體制,那就要取消新資本自由主義(本來在世界上也沒有成功的)。風險和利益共擔,所以成績是你新資本自由主義的,那責任你當然要負責了。

  極右“民眾”認為,煤礦問題奪了人家的私有財產,是打土豪分田地,不遵守法律。我們看,現在他們又用一貫伎倆,說“法律”了。我們看看,憲法規(guī)定,煤礦屬于全國人民。煤礦既然屬于全國人民,憑什么給少數人牟利?如果你租用煤礦本身就是違法的,那你的什么是合法的呢?如果說法律,那剝削了那么多煤礦工人取得的利潤,也應該分給山西人民呀!你把山西人民的財富變成你的利潤,這樣算來,你反而欠山西人民了,那人家收回怎么違法呢?你有產權嗎?再說了,你私有化工農、私有化全民企業(yè)的時候是合法的嗎?另外,打土豪分田地怎么了?那是革命,當然合法,因為你用你的體制壓迫百姓,你成了土豪,人家有權利推翻你壓迫多數人的生產關系,這怎么了?你談法律,那你當年土豪的政府制定法律,而革命的人民群眾同樣也制定法律,那誰的法律算呢?你的法律說你合法,人家民眾的法律說你不合法,那應該按照什么法律?土豪說不讓分田地是法律,那民眾說讓分田地是法律,應該遵守誰呢?不被多數人認同的法律不能推翻?當然能!如果說民主,那多數人要打土豪,多數人可以制定法律,這怎么不合法?如果按照你的法律說法,日本土改、美國建國、辛亥革命符合以前的法律嗎?私有財產的范圍本身就是由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這應該按照誰的法律呢?如果算算原本屬于全民的利潤都歸你了,那你還欠了全民的,本來就是你掠奪了全民,所以根本不存在你的什么私有財產。全國人民的礦山,你租用它,經過主人同意了?你開始違法,怎么現在又講法律了?那我們看山西煤礦,本來那些利潤就來源于剝削礦工,他們得到了礦工的勞動成果,怎么他們損失了呢?你違反憲法搶劫全民企業(yè),那人家同樣可以革命的“打土豪”!你能剝削,人民就能革命!  

    礦山給少數人本身就是反人類的,我們看歐美國家都是由家族企業(yè)變成上市公司,這趨勢也說明由少數人擁有生產資料向多數人擁有變化,而我們把全民的資產給了少數人,這明明是跟人類趨勢相反的。分給他,他就有積極性,那工農失去了企業(yè),為啥有積極性呢?  

   

  極右認為,政府行為就代表不了民眾。是這樣嗎?其實政府有可能代表民眾,也有可能不代表民眾,政府的行為不一定不代表民眾。但是極右們們代表資本,那更代表不了民眾!你代表資本和人民對抗,你能說你代表民眾?極右支持“物權法”、“國企改制”,這不是支持政府?山西省收回了人民的煤礦,多數百姓為啥不支持?極右們的邏輯符合常理嗎?  

   

  極右們認為,收回煤礦是“國對民”。這純屬謊言!我們想,那些煤礦能代表民?他們?yōu)樽约豪婢痛矶鄶盗?他們只是單個公民而不是人民,也不代表人民。這只是國和私之間的對立,最次也是政府和私之間的對立,政府就算有問題,也比你煤老板代表的人多吧?政府本來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如果說政府不代表民,是獨立的,那要政府做啥?你們說民主,民主政府是獨立的?如果按照民主全民公決原則,多數人會同意那些礦山給少數人?如果你說你的私有受物權法保護,說明你承認政府代表你,怎么現在又說政府不代表?你們搶劫全民企業(yè)時候,就“物權法”,現在煤礦時候,就不要憲法了?政府就算有問題,那你煤老板也不能代表民呀?我們想,ZF如果不代表人民了,我們還有權要求他改革,而煤老板不代表人民,我們根本沒法讓他改變,那我們?yōu)樯恫恢С稚轿魇∪嗣瘢课覀兡芨母镎F在政府收回煤礦,以后還可能把他變成全民的,如果給了少數人,我們不可能讓煤礦回來了!政府對資本,就是“國進資退”!ZF如果不能代表民,那資本更不能代表民。老百姓要求礦產屬于全民,而不要它屬于少數人,讓政府收回更有利于讓礦山為全民服務!極右給我們的邏輯是:因為政府腐敗,所以我們就要把全民資產分給少數資本家。有腐敗,我們就反腐敗,而不能因為自己打碎了茶杯,就要把自己的家產分給別人!極右們和百姓都罵腐敗,可想法卻截然相反,我們普通百姓的想法是:他腐敗,我們就想辦法不讓腐敗,收回自己的財富;而極右想法是:我罵政府腐敗,是要求把那些資產分給資本家。人民反腐敗,同樣也反資有,資有不代表自由!極右們不要替少數人繼續(xù)替販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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