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分配公平和正義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　　

——“特色”條件下的財富分配狀況簡剖　　

有言在先。　　

本人所說的“分配公平”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基本上按照與社會成員的勞動貢獻大小成比例至少是正相關的關系分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者們追捧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際上是一個糊涂或忽悠用語。因為它所說的“效率”的應有之義就是對社會的勞動貢獻大小，而按照“效率”分配本來就是公平的，而所說的“兼顧公平”則只能理解為“兼顧平均”了。反對“大鍋飯”的資改精英們要在按效率〔按勞動貢獻〕公平分配的基礎之上 “兼顧公平”，簡直不知道他們到底信奉的是什么信條。　　

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是資改精英反對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是純粹資本主義剝削理論，在此理論的誤導下，中國市場化以后的實際分配活動中根本找不到“公平”的影子。　　

計劃經濟時代的收入差距不太大，但絕不是“平均分配”，“吃大鍋飯”。問題在于至今沒有一個“非凡之才”能夠給所有社會成員的勞動貢獻量進行精確量化來確定彼此的差別數額，因此，在計劃經濟時代，按照干部的行政級別和企業員工的技術水平等級來分發工資，是比較合理的，差別不算太大；在市場經濟時代，同樣沒有產生任何量化方法來確定社會成員的勞動貢獻量的大小和差別數額，卻巧其名目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實質是按照權、財強勢人群的利益需要決定分配。 　　

    一 從共產黨革命的目標和改革的“初衷”說起　　

馬克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早已指明，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除共產主義（含社會主義）以外，歷史上的所有社會形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弱勢地位的廣大勞動民眾盲然和被迫地承受少數強勢人群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的的階級社會。階級社會的基本特征是，社會資源和勞動成果分配毫無公平正義可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最強音，《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不但揭示了階級社會的這種本質特征及權勢階級榨取勞動民眾的剩余價值的內在機制，同時為人類指出了社會進步的方向和革命目標：以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為主導，建立和建設以公有制〔可以消滅剝削〕為基本經濟制度、以工農民眾為專政主體的人民民主組專政為基本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并由此逐步向沒有階級、沒有剝削和而且沒有剝削意識（包括私心和拜金主義……）、所有社會成員一起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享天賜資源和豐富的勞動成果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是，消滅階級和剝削（即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正義）同時盡快發展經濟。　　

對馬克思主義研究領會最為深透的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共產黨人歷盡艱辛甚至不惜重大犧牲，成功地進行和完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并在著力保持分配公平和社會正義、時刻警惕和防止復辟勢力的罪惡企圖與活動的條件下，竭力加快國家的經濟建設速度（毛澤東科學制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并在歷次返修防腐的政治運動中都明確要求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就是證明），事實上也取得了空前的政治、經濟、精神文明建設成果。　　

因此，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革命目標就是消滅能夠產生階級和剝削的經濟制度（即私有制），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促使經濟快速發展，公平地按個人的勞動貢獻分配天賜資源和勞動成果，最大限度地實現分配公平、社會正義。       　　

而社會主義是曠古未有的新型社會形態，在消滅與抑制剝削同時盡快發展經濟（也就是公平與效率同步發展）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程中，必然要遇到舊的經濟、政治體制和舊思想的強烈對抗，并形成的障礙，所以需要繼續或不斷革命，也就是“斗私”和“批修”，以消除障礙，實現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才是社會主義事業需要“改革”的本質原因。因此，“改革”理應仍然以解決好既消滅剝削又快速發展經濟的矛盾和問題為唯一目的，即通過改革，同步探索革除影響分配公平、社會正義和影響生產力發展（即效率）的消極因素，創造和培養積極因素，創建日趨公平、同時日趨高效的的機制、體制和思想意識。或者說，建立、建設社會主義，不能只圖分配公平、社會正義而忽視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不能只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放棄分配公平和社會正義，只有兩者同步抓緊，都不放松，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因而和諧的的社會。這正是民眾所希望、理解和應有的改革初衷，也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請注意“口頭”二字）和書面決議文件（請注意“書面”二字）所宣稱和載明了的改革本意、方向和初衷。　　

只有公平、正義，沒有高效率的“社會主義”需要“改革”，但絕不是要把社會“改革”成只有效率，毫無公平正義、階級壓迫和剝削合法化的社會！事實上，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永遠也不會有只有公平沒有效率的社會經濟制度存在；一直存在的倒是只有效率毫無公平的社會形態。而且馬克思主義早就揭示了，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莫不如此。“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只有效率不講分配公平、社會正義的社會也絕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已經在中國深入人心，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資改精英和當權者們為了掩蓋自己的復辟目的，把自己追求和將要實現的資本主義謊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過是為了欺世盜名？！推行只要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而不要分配公平和社會正義的所謂“改革”，只能是重新回到社會主義革命前的社會形態，這難道還不是倒退復辟嗎？！　　

曾經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不但實現了革命的目標，也從未放棄對已經形成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斷完善和改革的初衷，只不過這種完善和改革是在努力保證分配公平、社會正義和經濟快速發展兩方面同步推進的的原則下進行的。因此，一邊強調要“抓革命”，防止剝削制度的復辟，防止回到毫無公平、公正可言的財富分配狀態；一邊強調要“促生產”，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建設速度。也因此，既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來指導加速經濟建設，又有針對不斷出現的由權財強勢人群主宰、推行違背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圖謀的“斗私”、“批修”運動。　　

 二“特色化”的“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造成的社會財富分配的混亂局面　　

毛澤東主席逝世不久，共產黨政權就開始動蕩，被社會主義革命所推翻和打倒的、一貫對社會主義事業懷有不滿和仇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復辟勢力、右派“精英”，乘機篡奪了黨和政府機構的部分領導權，如趙ziyang，萬里等人，借“改革”的名義啟動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活動。他們親自充當其吹鼓手和“工程師”，以“創新”“發展”“與時俱進”為幌子將一系列沒有主脈理念、毫無理論品格（純屬即興感性思維的言表）、前后自相矛盾但頗具欺騙性的個人言論奉為指導社會主義事業改革、發展的指導“理論”。在資改 “理論”的指導下，又在他們編造的令人讀不明白、聽不懂的一系列新名詞掩蓋、忽悠下，推行資改精英們設計的以復辟資本主義，破壞分配公平和社會正義原則為目的的“改革”“開放”舉措。而這些舉措與民眾所理解的、與黨的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和書面決議所指明的改革意圖、方向和初衷或者明或暗地背道而馳。他們宣稱的是為了實現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和建設和諧社會，但實際情況卻與全面小康、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背道而馳。更令勞動民眾氣憤的是，他們長期拒絕民眾的批評、反對和要求反思現行舉措的正確意見和強烈要求，反倒強調所謂警惕“反對改革”思潮的興起，一直簡單地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　　

直到，十七屆四中全會，才由中央來承認、指出和檢討黨的建設事務中存在與黨章和黨的宗旨不相符合的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一開始，他們對改革前一直實行干部行政級別工資制和職工技術等級工資制的分配狀況裝瞎、裝聾、裝啞，歪曲造謠硬說改革前的分配制度是“平均主義”“大鍋飯。但推行他們的改革舉措以來，卻從來沒有當權機構對社會資源和勞動成果分配制度和格局進行過在全國促進分配公平、社會正義的深入、有效研討、立法和規范，有的只是當權機關提高本位利益的政府紅頭文件〔每年或隔年為公務員和權貴階級增加工資福利的紅頭文件就是其例〕，或任由權勢階級推行利己肥己的分配潛規則〔各型企業的內部現行分配方式及其狀況無不如此〕。僅有的勞動法，幾經修訂，至今不能確保企業員工的有限和最低權益。雖大力宣揚和實施了幾項惠農政策，但城鄉差別仍然在繼續迅速擴大；對企業退休職工的“超低” （與公務員相較而言）養老金實施了“數年連漲”的政策并大力宣傳的同時，政府又自作主張在機關事業單位推行本不敢見陽光的“陽光工程”和“績效工資”改革，使企業職工的退休待遇與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巨大差距進一步擴大……。從始至今，他們沒有考慮制定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執意要推行養老保險待遇水平成數倍差別的兩軌制（企業與機關事業）、三軌制（企業、機關事業與農民）。在民眾強烈反對的情況之下，為確保公務員待遇特殊，仍然強制推行單獨制定公務員養老制度的特權政策；雖企圖把事業單位人員推向與企業職工養老同等待遇水平，但因保留公務員一枝獨秀的企圖而遭遇強烈抵制。雖然有有政協委員特權的人士為了維護本群體的利益在人大會議上發出了反對高強音，但仍然堅持在五個省份試點推行，目前的推行進程步履艱難。為作秀，在主流媒體或全國性會議上宣稱要實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但至今只在很小的的 范圍內試行，試行的養老標準為區區55元/月。只夠買回勉強夠吃一個月生吃的糧食，也叫“養老保險金”，在號稱已經“迅速崛起”的中國 難道不是對“養老保險”這一名稱的譏諷嗎？可悲的是，制定政策的當局并不因此感到尷尬和有失顏面。　　

推行所謂的砸“三鐵”的“改革”， 給廣大勞動民眾壘起了新的“三座大山”，實質上是砸的是民眾的居所〔購不起房〕、學校〔上不起學〕和勞動民眾的健康〔看不起病〕。　　

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和國慶六十年慶典期間，右派精英所以不顧實際現實，自鳴得意地高調宣揚“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是因為這些人歷來只圖經濟發展，只追求高額GDP，一直拒不考慮分配公平和社會正義，實際是只圖經濟發展的成果讓少數人分享，經濟發展越快，GDP越高，少數人就可以聚斂更多的社會財富，廣大勞動民眾卻根本不能從高額GDP中獲取應得的收益。他們閉口不提、閉目不見重新進入資本主義制度以后，社會資源和勞動成果分配中的原罪和滿目亂象，卻還要欺騙說是“執政為民”， 要“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實現全面小康”。 提出“以人為本”的口號，實際上是拒絕“以民為本”（資改“精英”皇莆平算是讀懂了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熟知“人”與“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以自暴他在起草和決定黨的代表大會報告時堅持了以“人”代替“民”的政綱取向）。然而，真正為民的國家和社會的管理者，應盡的基本職責必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促進經濟發展；二是促進社會分配公平、社會正義，保障廣大勞動民眾的勞動成果不被侵犯。　　

中國目前的分配狀況還有公平、正義可言嗎？！　　

——當權者和資改精英，可以制定政策讓當權“精英”階級為自己定高工資、高福利，高補貼，高養老金，高職務消費，還可以以合法地分享總額將近萬億/年的“三公消費；　　

——在人事安排上首先將自己的親屬安排到位高錄厚的在職位上；　　

——在改革程序、規制設計上為自己和親屬留下可以以權投機、謀私暴富的缺口和漏洞，再以“改革”“改制”的名義合法地侵吞國家資源、國有資產，化公為私；　　

——通過“精英”立法，在社會組織中推行官員帝王化、民眾奴隸化管理機制，讓官員或管理高層可以隨意暗箱操作，貪腐受賄，民眾卻很難具有監督權利和能力。（如公司法，極力擴張企業管理者的管制權力，剝奪員工的民主、平等權利；也包括憲法，剝奪民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和游行示威與罷工權利）；         　　

——用所謂的“創新理論”推行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大量原本屬于民眾福利的公共事業市場化，私有化，重新在民眾頭上壓上了“幾座大山”。　　

——在所謂資改“理論”指導下，竭力使一少部分人先富暴富，致使國民收入差距拉大到世界各國之首，0。4%的暴富者掌握了60%的 社會財富。貧富兩極分化又使社會丑惡現象沉渣泛起，官員腐敗遍及所有官場。人倫道德淪喪，誠信盡失。最終使少數人一夜暴富，使弱勢人群只能出賣苦力，艱難度日，溫飽難繼。　　

——“特色”指導下的中國國營企業改革，改掉了毛澤東時代的“鞍鋼憲法”，推行資改“精英”們制定的公司法，不但把企業職工從主人的地位上推下了臺，同時把企業的分配方式決定權由民主協商決定改成高管精英個人說了算，從而把企業內部的工資差距拉成了天壤之別。　　

——右派“精英”為了掩蓋其全面私有化的企圖，在名稱上將國企從“國營”變成“國有”，又將“私有制企業”由“私營”改為“民營”，實際上是推行私有、私營的同時將一個“私”字隱藏起來。推行《公司法》實際上將國有企業的國有國營變成國有私營。將國有資源交給 “精英” 私營，實際上就是讓右派“精英”可以隨意處置國有資產。經過“國有私營”，先將國企搞壞、搞垮以后，以國企“效率低下”為由推行所謂的企業“改制”、“重組”。“改制”、“重組”實際上就是將國有資產直接進行私有化的“產權改革”。在產權改革的名義下，再推行所謂的“MBO”，實際上就是將國有資產超低價甚至無償送給當局者任命的高管、“精英”，讓他們搖身變成大資本家、大老板。　　

——在改革后的企業里，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高管們利用從改革中獲取的特權后，沒有例外的奉行“利潤最大化”的經營原則，同時全面制定管制、剝削員工的潛規則，一方面大量裁減職工，把他們趕出了企業，使其落得溫飽無保的下場，對留下的職工，則增加他們的 勞動時間和強度，壓低他們的勞動薪酬和福利，以此無情地廉價榨取他們的血汗。因此發生了黨政高層不愿意看到的“通鋼、林鋼事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雖然主流媒體至今裝聾作啞）和良知人群的一致支持。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直至目前，除了全總發出了一個沒有法律效力的通知，和通化地方公安機關宣告不惜重金收買相關情報、澈查和重處事件“組織者”外，沒有國家政府或政法機關高層對此類事件作出任何直接表態。倒見央視新聞聯播中報道中央政府高級官員在視察東北工業時表明了“要堅持企業改制”“重組”，同時下定了“跨地區、跨所有制“改制”、“重組”的決心。　　

以上說的只是存在于國民個體之間收入差距存在的嚴重失衡和兩極分化的問題。在國家、企事業組織者和公民之間的分配比重也存在嚴重失衡問題：一是國民生產總值中用于居民個人所得的比重太小，國家或企事業組織者截留比重太大。在推行“按生產要素”分配以后，資本與勞動爭奪分配份額，就不是失衡的問題，而是合法的搶奪。因為沒有勞動，資本絕不會有任何增值的可能性，這里不進行多訴。與世界各國相比，比例失衡的數據在網絡上早就有多處多次披露，也是是可以直接查到的。大體情況是，和發達國家比，差不多是成倍的距離，和中等發達與不發達國家比，也有愧于“迅速崛起”的溢美之詞；二是國家截留的國民產值用于公共福利事業的投入嚴重不足，因此所有底層居民必須將本不寬裕的的可支配收入用來保證基本生存需要外，還必須自己承擔本來應當由政府承擔的的公共事業的福利性開支（如住房、醫療、教育……），這方面，美國和東歐不少國家的情況就是比較的參照范例，和“閉關自守不發達”的朝鮮、后起的社會主義國家古巴、委內瑞拉都不能比。必須指出的是，政府、企事業與民爭利的國民總值分配的失衡比例也正是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嚴重失衡或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用于居民分配的經濟總量太少，只能采取“欺弱”的手段來“保強”。　　

所有中國人都應該明白兩條社會公理　　

——社會是否進步，是否健康，不但應該看其經濟發展速度，更要看其發展成果是怎樣分享的。　　

——國家和社會管理者的治國理政的業績，不應該只看在其治下的經濟發展速度，更要看在其治下社會財富分配是否公平，是否維護了分配公平、社會正義。　　

發展既然是硬道理，就無需要誰來強力推動或促進經濟發展，真正需要推動和促進的只有分配公平和社會正義。因此資改精英和當權者就根本不存在“永不言敗”“有功無過”的自我粉飾的資本。　　

三 剝開“特色”的偽裝　　

階級剝削的直接表現和本質就是不勞動者享受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而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產生資產階級和階級剝削的制度基礎，注定不會有公平、正義可言。　　

社會主義制度必須確保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絕對主體地位，適當利用但堅決限制私有制經濟的自發發展，在此基礎上，努力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同時努力實現天賜社會資源和勞動成果的分配公平和社會正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本的經濟制度，以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為基本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色，或者本色。既然社會主義自有其基本特色，或本色，就不應該再有其他的所謂的“特色”。添加了其他“特色”就必然掩蓋、改變和抹殺原有的基本特色，或本色，這是任何從事過或見過畫工作業的人都熟知的物理效應和必然規律。須叟皆知的寓言早已告訴人們，“畫蛇添足”以后，畫出的絕對不再是“蛇”。因此，社會主義只有科學社會主義與假社會主義之分，除了科學社會主義，其他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都是假社會主義。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要喪失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特色和原則，自然只會是假社會主義。　　

分明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伎倆，虛偽的右派“精英”和資改派卻硬要加上“特色”的偽裝，從而把自己裝扮成堅持“是社會主義者”，掩蓋自己頭上的上修正主義的帽子。　　

不知道所謂理論工作者們是否誠實地梳理過所謂理論到底包括了那些東西，這些東西之間有沒有足夠科學的邏輯聯系和論據支撐。某些言論只不過是狂妄的霸道論斷，經不起起邏輯追問和沒有事實依據的論據支撐，因而理論品格十分缺乏。或者說，本來就是個人的遇事隨想和即興感言，并不是理性的深思熟慮的精準論斷。　　

“初級階段理論”，由趙ziyang發明，被“精英”當成“特色”的邏輯基礎和起點、“特色”的基礎性“理論”，也因此進行過大勢宣傳和發揮。因為是“初級階段”，就“可以”讓私有制大量存在和無限發展，就 “可以”允許剝削的存在，就“可以”說是“資本家來養活打工崽”，打工崽 “應該”感謝資本家；于是，就不要階級分析了，“階級”變成 “階層”了，一講“階級”、“階級斗爭”就成“彌大大罪”了，也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了；于是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甚至兩極分化也是“正常的現象”，只是害怕貧富差距不夠大了；于是當權者只管提高經濟發展速度，不管財富分配是否公平，是否符合社會正義，對于中國處于世界兩極分化的顛峰狀態可以不削專注，自己也可以只顧給自己制定盡多的特權政策了；于是……。厚顏無恥的老右派分子，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鼓噪復辟資本主義改革的急先鋒茅于軾的“高論”就是對“初級階段理論”的點睛之語。茅于軾說：“我被打成右派，一點也不冤枉，我是被準確的打成了右派的。平反平錯了，我不冤枉，我不需要平反，我本來就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即現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怕的是“初級階段”要持續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歷史階段。但經歷不過一代人以后的今天，廣大民眾已經感悟到上當受騙的滋味了，開始覺醒了，更加懷念毛澤東和需要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了。　　

為了順利推行“特色”指導下的復辟活動，一方面蠻橫地要求“不爭論”，一方面用花言巧語對民眾進行欺騙、忽悠。但只顧欺騙，卻不顧及作為一個“堅持社會主義者”怎樣回答：完成“初級階段”、“中級階段”以后如何向“高級階段”（按照“特色初級階段”理論，是應有“中級階段”、“高級階段”的）過度的問題。因為按照 “特色”，過了“初級階段”、中級階段”，應該是“共同富裕”的“高級階段”了吧。但是，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初步的貧富分化就是進一步貧富分化的充分條件，進一步分化是初級分化的必然結果。請騙子告訴愚民，在不斷進一步兩極分化的情況下，還能實現共同富裕嗎！在已經嚴重分化、兩極分化的情況下，要實現共同富裕，是讓“先富者”全部“變成”慈善家，將費盡心機投機，貪腐、搶劫到手的財富無償轉讓給窮人，還是重新來一次土地改革、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是前者，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奉為唯一信條的茅于軾們所代表的先（極）富者階級會同意嗎？如果是后者，豈不是需要第二個毛澤東來重新組建共產黨，重新鬧革命，再搞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和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嗎？第一個毛澤東不已經是“罪人”了嗎？！何必要又一個“罪人”來重演歷史呢？！當權者和資改精英如果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只能說明“初級階段”根本不是“理論”，只是精心編造出來復辟資本主義的的謊言。　　

只要不是瞎子或肢體麻木，都會看到、感覺到中國的改革已經走入了資本主義的泥潭。究其原因正是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指導。在民眾情懷的壓力下，毛澤東思想在國慶60周年慶典時有過回歸的一瞬閃現，但毛澤東思想的全面回歸還有無法預見的期待時日和距離。當今的世界金融危機和中國在“特色”指導下“改革”“開放”的泥潭中掙扎的困境，必將加速這種回歸速度，縮短與回歸終點的距離。　　

毛澤東思想徹底全面回歸之日，就是把中國建成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正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希望重新燃起之時。　　

四 給高層左派領導的幾點建議　　

愚民不知道中國當今黨政高層里有多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堅定的信仰者，但我相信在中國這種左派的力量是無處不在的，因此也相信中國的黨政的高層領導中存在堅定這的左派力量，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國慶慶典上突發“陣變”事件就是證明，重慶興起“唱紅打黑除惡”的風暴也是例證，山西煤礦企業整頓的的“國進民退”也是例證……。為了支持左派力量在立法和決策中不敗于右派勢力，將真正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事業重新啟動和順利推向前進，在此向黨政高層的左派力量提出幾點建議。　　

1爭取制定全國統一的分配制度，減小目前存在的占山為王的分配格局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進行分配大局調整〔也可以叫改革〕，大幅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　　

工資改革只是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因為增加工資只是是工薪階層的福音，并不是全體勞動者和民眾的福音。目前體制下，中國的暴富階級自有暴富的“財路”，根本不在乎增加工資這碼事，因此，對于他們不會是福音；既非工薪簇又不是暴富階級的農民弟兄和城市無業人員，連工資改革的邊都沾不上。因此必須對國家的 分配大局進行調整，或叫改革。　　

前一段時間，有媒體報道說國務院準備就調整居民收入分配狀況制定“指導意見”，同時準備就國家、企業與國民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進行調整或改革。鑒于前訴情況，應該把調整國家、企業與個人的收入分配關系的的機會視為補償過去虧欠社會低收入群體的難得契機。所以在進行調整時，要首先考慮與工資無緣的廣大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的利益，利用這個契機把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一個相當的幅度，力爭使壯年農民的收入水平與企業員工較為接近，使企業退休員工的待遇與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待遇較為接近。堅決反對把這次調整搞成讓工薪族甚至高新者獨享的盛宴。　　

請千萬不要相信“財力不足”的謊話。因為中國的分配結構嚴重失衡首先表現在國家的GDP總值中分配給國民個人的比重太低，網上早有披露，也可以查到相關數據，大體情況是和發達國家比，差了差不多差了一倍，和非發達國家比，也有不小的差距。另外中國特色的行政機構的運行成本比其他國家高的太多，已是不爭的事實。目前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改革來解決財力問題：一是真正的精簡黨政機構，將冗員裁剪下來，把超標的的行政成本節省下來；二是從法規制度上取消“三公”消費的合法性，把每年將近萬億的“三公”消費節省下來。問題不在于能不能為，而在于愿不愿為，敢不敢為。并不富裕陜西神木為什么敢于推行全民免費醫療，不就是一證明此理的例證嗎？　　

2立法并啟動全民公決的立法程序。　　

歷史事實已經表明，因為資改派的力量已經比較強大，哪怕是稍微對老百姓有利的改革舉措，在決策中都會遭遇不同形式的阻擾或刁難。例如，最近有消息暴料，人勞社保部已經擬訂了一個促進起碼公平的關于實現“同工同酬”的法規文件，準備報國務院審批。在此期間，就有人出來吹冷風潑冷水，說什么“難執行”。難執行的原因似乎還較多。其中之一是難監管，難監管原因是有企業保守“商業秘密”的體制障礙，不能公開員工的工資數額……。可笑的是擔心難執行的人不是別人，竟然是被媒體稱為專家的某大律師。工資不透明的所謂“商業秘密”，分明是一種欺騙蒙蔽員工的潛規則。潛規則就不允許政策法規給予破除嗎？不良和惡劣的潛規則可以到處橫行，不正是法規政策不力、不公平、不健全、不配套造成的嗎？不允許破除潛規則，完善法律法規政策的立法程序還有必要存在嗎？　　

以上事例說明，在中國的立法和決策過程中將始終存在正義和邪惡之間的思想沖突和斗爭，當今的通行說法叫做博弈。當左派在決策層中的博弈力量處于弱勢的情況下，按民主程序進行決策的民主表決，結果必然是邪惡一方獲勝，這樣產生的不良決策必然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和秩序混亂。　　

因此，在沒有立正確修訂現行選舉法，實現不同“階層”的代表人數與“階層”實有人數成相同比例或正相關關系的情況下，應該在進行重大決策或立法時啟動和推行全民公決的立法決策程序。因為尊重全民意見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共同遵從的原則，任何力量都無理由對全民公決的立法結果提出反對意見。而且不管任何國家，勞動民眾都是“全民”中的大多數，因此全民公決實際上就是勞動民眾公決，公決的結果不會違背勞動民眾的意向和利益。公決可以做“選擇題”（從多種法案中勾選）也可以做判斷題（對一種法案表明贊成還是反對）　　

這當然需要中央領導集體有修改現行憲法的勇氣和決心。　　

3深刻認識就業危機的根源，立法建制，廣造和均衡非科技專業人員的就業機會。　　

從目前的社會形態分析，因為推行所謂的“市場經濟體制”，實行所謂“效率優先”的社會競爭，打破 “鐵飯碗”，破除“大鍋飯”造成了大量“低素質人員”失業、下崗。雖然最近一屆的中央政府和前一屆不同，從推行“促下崗、失業”立場轉變成了“促就業、保就業” 立場，但就業形勢仍然沒有改觀。我認為，撇開社會形態和金融危機等因素，就業問題也只會越來越突出緊張。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是每一個國家和個人都在努力追求的東西，但似乎沒有人關住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是生產效率的迅速提高，而提高生產效率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力勞動力的需要迅速減少。例如公交車使用了自動報站和無人售票以后，原來的售票員就必然下崗，道路建設中使用了大噸位的挖掘機，就不需要人工挖運土方了，使用了自動鋪蓋瀝青的大型設備，原來需要的人工進行道路瀝青鋪設就不必要了；工廠使用了數控機床，需要的機械加工的 工人也需大量裁減……。可見，只要提倡科技進步，就必然造成普遍的人工勞動力過剩。科技進步年復一年地繼續著，勞動過剩的情形也年復一年加劇著，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已經不但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了。沒有就業機會就等于不能掙錢養活自己，不能自己養活自己的人數必將迅猛增加。無論是“以人為本”還是“以民為本”，都不應該允許有任何人因無勞動工作崗位事情發生。因此不管實行那種經濟體制，制要堅持以人為本，就不單存在一個創造就業崗位而餓死的問題發生。創造就業崗位的速度趕不上科技進步所造成的就業崗位減少的速度，就業崗位配置和均衡分配必將成為社會的主題之一。　　

我希望不要貶視甚至罵我的見解是杞人憂天。更希望主政者考慮將目前的八小時工作制和每周五日工作制改為半日工作制和每周三日工作制來擴大就業面，讓所有能力的的勞動者都有就業的機會，都有共享人間苦樂的機會。　　

當然，科技專業人員的工作時日可以放寬，盡力發揮他們的的才智和能力，他們也自然應該享有更高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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