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智健再演吳蓀甫

余斌

榮智健因為投機失敗不得不辭任中信泰富董事及主席，并面臨牢獄之災。在我看來，榮智健是當代中國最杰出的民族資本家。原因就在于，他能夠在2006年人民幣面臨升值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在新加坡的論壇上，逆美國和日本之鱗以及中國經濟學家的叫囂，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強調“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611/12100.html）

這樣的人物在國際市場上要想投機，不失敗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是洋人和洋買辦所左右的市場。他的命運已在茅盾的《子夜》中被預見到了，那就是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命運。

附文：

榮智健：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作者：榮智健    文章發于：香港傳真    點擊數：460    更新時間：2006-11-24         薦  ★★★ 【字體：小 大】
 

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榮智健在新加坡萊佛士論壇的發言[1]

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制定清晰的發展戰略，是頭等重要的事情。多年來，東部沿海出口加工工業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2005年，中國大陸22257億美元GDP，進出口14221億美元，相當于GDP的64%。這一比例之高，是日本與美國21%的三倍多。這是史無前例的。應當講，這是利用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利用了中國人的辛勤及熟練的技巧。取得的巨大成績。進入新世紀以來，能源、原材料持續嚴峻的挑戰。如何應對這個挑戰？在國內各方面節約能源，也可以從國外購買一些資源。在我看來，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必須啟動內需，著重開發能源、原材料的重工業。
中國的資源潛力在西部。西部資源大開發，著力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重工業，與東南沿海勞動密集型的輕型出口加工工業相比較，意味著更新的工業基礎，更高的技術，意味著中國的工業相比較，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實力更上一層樓。實現這個進程，明顯需要新一輪比過去30年更多、更大規模的投資的技術引進；這當中，自然蘊含了比過去30年更多、更大規模的商機。
在這個認識基礎上，我個人認為，以下兩個方面應當強調：第一是煤炭和水利資源的開發，第二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一、 煤炭、水利資源的開發

在能源方面，中國的資源，有兩個“世界之最”。一個是煤炭儲藏世界第一。另一個，中國的水利資源也是世界上最豐富的。
首先談煤。中國煤炭儲藏量極其豐富，世界第一。但是，中國現在還在進口煤，每年從南非、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進口煤。大家可能感到很奇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交通運輸問題，另一原因是煤的污染問題，再就是開采技術落后。怎樣利用中國的煤炭資源最合適呢？我認為最主要的方向，應當是煤轉油。如今世界上石油價格高達70美元一桶，倘若能夠積極發展煤轉油技術，把每噸煤的50%轉成油，或者這樣講，在煤轉油的過程中，能夠將每桶油的價格控制在25～30美元，中國的能源問題就可以長治久安了。能源來源上的經濟安全，由此可以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大家也值不得這么緊張了。我相信，煤轉油工業在中國大發展的前景，已經為期不遠了。
再談談水利資源開發利用。“世界屋脊”在中國，中國的水利資源得天獨厚。但是，中國的水利資源70%集中在西南的崇山峻嶺，人煙稀少，平原很少，很難開發利用。所以至今全國的水利資源，真正利用的還不到20%。與世界先進國家利用率達到80～90%相比，差距很大，開發水利資源大有潛力。中國的北方，特別是西北，擁有大量自然資源，包括剛才提到的煤炭和廣袤無垠的平原，但是因為沒有水，土地干旱，人民生活困難。缺水嚴重是西北落后的根本原因。沒有水，西北現有的人口和生產力都維持不下去，怎么大開發？倘若能夠把西南的水資源與西北的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氣候條件、人口和生產力結合起來，全局就活了，全國的自然資源就匹配起來了。所以，南水北調工程，應當是西部大開發的關鍵。當然，調水工程必須動員全國的科研力量，需要大規模的長程性投資，不是私人企業可以承擔的。這必須是國家的投資行為。

二、 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

現在人們對人民幣是應當升值，有很多說法。今天借這個機會，談談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幣的穩定。道理非常簡單，不要說規模長程性能源、原材料開發了，什么樣的工業投資，也受不了人民幣價格大起大落。
人民幣應當升值，是日本在2003年七國會議上首先提出的。因為是日本提出的，我就以日本自己的情況作為例子。在1985年的時候，因為日本與美國貿易長期存在順差，幾個發達國家簽定《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到了1989年，日本經濟崩潰，一下子持續蕭條了十幾年，到今天，都應當說還沒有完全恢復吧。日本的經濟基礎、生產能力遠遠比中國要強大得多，扎實得多，日本尚且不能經受匯率的波動，更何況我們中國？現在誰敢說人民幣升值、匯率市場調節以后，中國一定不會重復日本的老路？誰敢說，同樣的匯率波動，放在中國經濟身上，肯定不會形成比日本嚴重得多的社會性、政治性災難？
現在很多人說匯率制度應當與國際市場接軌，人民幣匯率應當自由浮動，市場調節。我想問一下，究竟是由什么樣的市場調節？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外匯市場調節，每天進行著幾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其中真正用于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我看不會超過5%，95%以上都是投機套利。這些龐大規模的貨幣交易，這些龐大規模的資金流動，由各國銀行、投資機構和對沖基金的預期來決定，與不到5%的進出口貿易、直接投資的一點點變化，沒有什么直接關系。把人民幣交給這樣的市場去調節，等于說把人民幣的命運交給這樣的巨額投機去折騰，去擺布！中國今天雖然有近一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也經不起這種沖擊。在今天來講，實際上，經過近30年時間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已經成為現在世界上最大、最肥、最后一塊尚未遭受金融危機浩劫的處女地。我相信大家都記得，1997～1998年的金融風暴，許多亞洲國家辛辛苦苦奮斗積累了幾十年的外匯儲備，一個晚上就被掃得精光！我們對此記憶猶新。
目前國際上說人民幣低估，需要升值，有各種各樣關于“平價購買力”的計算。這些計算結果各不相同，計算方法非常復雜，中間太多人為的假設，我們一般人很難看懂。常識
能夠判斷的是，2006年5月份一期《經濟學家》，紀念“巨無霸指數”廣泛應用20周年。“巨無霸指數”是根據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包在不同國家的售價來判斷不同貨幣的“平價購買力”。根據這個“巨無霸指數”，人民幣應當升值58%。這樣的理論邏輯，十分說明問題。今天中國有近八億農村人口，2005年人均收入3255元，按1：8的滙率折算，平均每天收入一美元；就算是人民幣升值58%，按1：3.4的滙率折算，不過每天收入2.6美元。所以，對中國來講，問題不是“巨無霸”漢堡包的售價比美國的價格高還是低，而是大多數中國人根本吃不起。麥當勞在美國，多么偏僻的地方都有；在中國，只有大城市才有，中小城市很少見，就說明這一點。在這個基礎上人民幣升值58%，麥當勞該吃不起還是吃不起，煤轉油干不成了，不合算了！
再來說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是不是貿易順差，人民幣兌美國就應當升值？中國與日本的貿易一直是逆差，是不是日元兌人民幣也應當升值？——按照《經濟學家》的“巨無霸指數”，日元對美元低估28%。我前面提到，在今天每天幾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市場上，95%以上都是套利投機，貿易平衡與滙率早就沒有直接關系了。日元升值的經歷就是有力的證明。《廣場協議》以來，日元持續升值。但是，一直到今天，日元滙率自由浮動、市場調節了多少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還是順差。所以我認為，貿易是貿易，滙率是滙率。進出口平衡是貿易問題，滙率市場調節是金融體制問題。既然今天滙率已經不直接由貿易情況來決定，這兩個問題也應當分開來討論，分開來處理，不應當混在一起。這是我自己的看法。因為貿易順差就搞貨幣升值、滙率市場調節，根據日本的經驗，不僅不會實現貿易平衡，而且是一個風險極大的災難性選擇。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需要開發能源、原材料的新階段，到底需要什么樣的金融體制、什么樣的貨幣環境，是一個需要根據中國自己的經濟、社會、政治情況，通盤考慮的大問題。
美國GDP和進出口占全世界的20%左右。可是，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國際銀行貸款的四分之三以美元計價。世界各國外滙儲蓄的70%是美元資產，外滙交易的90%與美元進行。美元政策影響全球經濟，根本用不著強調。可是，每次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考慮加息或減息，只是根據美國本身的一系列經濟指標，針對美國自己通貨膨脹的快慢來決定，并沒有特別提出要考慮對歐洲、日本、中國等其他國家的影響。所有的決策依據，都是對美國負責。我們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優秀的治理與國家的財富”(good governance and wealth of nations)。根據這個主題，我認為中國政府應當向美國政府學習“優秀的治理”，在人民幣升值和匯率制度上，更多地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即中國的國家利益。

　　　　　　　　　　　　　　　　
　 [1]2006年9月14～15日，作為24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9月16～17日）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年會（9月19～20日）的一部分，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召開萊佛士（Raffles）論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總理李顯龍、中國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越南國家投資公司主席Lawrence summers、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1998年)和Michael Spence（2000年）、印度尼西亞財政部長Sri Mulyani Indrawati、南非財政部長Trevor Manuel、前南韓財政經濟Han Duck-Soo、德意志銀行副主席Caio Koch-Weser、挪威銀行行長Svein Gjedrem、澳大利亞財政管理局副主席Ross Jones、高盛集團副主席Suzanne Nora Johnson 以及標準普爾、麥肯錫、摩根斯坦利、世界銀行的亞太地區主管、以及哈佛、耶魯等著名大學教授和《金融時報》等著名媒體負責人參加會議和發言。本文是榮智健作為講者之一，在2006年9月15日上午會議的正式發言。會議設定的議題是“投資與國家的財富”（investing to a nation’s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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