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網上重新熱炒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由于廣大中國老百姓深受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之苦，所以這種道理一講就通，能夠最簡單、最直觀地與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論彎彎繞。但是，廣大五毛隊伍開始自愿洗地，其中不乏自絕于人民的公知教授自以為多識了幾個字，以為p民啥都不懂，就要壟斷解釋權。其中的典型代表，觀察者網發了一篇《人民幣真心對得起中國人》，由于影響力有限，茶余飯后一笑了之。幾日后，沒想到環球網公然推薦一篇文章，題為《劉志勤：中國人沾了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光》。

       好一個中國人沾了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光！！且看文中加粗句子：

       ----有人又因此擔憂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人民幣的增值使美元儲備無形縮水。更有人心災樂禍的說中國出口越多越吃虧，美元賺的越多越賠本的怪論，這是有悖常識的異見，不要輕傳。

　　----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無論是過去的對外貶值，還是現在的對外升值，人民幣和國內商品之間的價格關系和人民幣對外匯率沒有直接關聯。匯率變化對人們的正常生活并沒有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更不會對國內商品價格如大米等產生直線影響。

　　----至于說“老百姓出口僅是賺到了可笑的通貨膨脹”則更是缺乏有力的佐證。

　　----倒是更多的中國人在享受人民幣結售匯利差的好處：成千上萬的中國旅游者和送子女出國留學的家庭，現在用6.2萬元就能兌換到1萬美元，比匯改前的8.7萬元(至少)節省2.5萬元以上。怪不得有許多去美國旅游購衣購物的中國人大呼便宜，過癮。殊不知，他們也是沾了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光了呢!

      （全文附在文章最后）

        其實讀到最后這句加粗的句子，真相就大白了：原來是“成千上萬的中國旅游者和送子女出國留學的家庭”和“去美國旅游購衣購物的中國人”沾了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光，然而，這些能夠送子女出國留學、自己能夠出國旅游、購物的中國人能夠代表“中國人”嗎？一小撮人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中國人嗎？占中國人口少數的貪官污吏沾了貪污腐敗的光，能夠說中國人沾了貪污腐敗的光嗎？

        劉志勤真是神邏輯！說到底，就是個立場問題。在它們眼里，那些出國留學、出國購物大呼過癮的中國富人就是中國人的全部，廣大中國老百姓水深火熱跟它們有什么關系！然而這些中國富人大呼過癮的時候，現實的兩極分化矛盾并不能自動消失。那么為了替這些富人說話，把富人大呼過癮替換成“中國人”大呼過癮，洗廣大老百姓的腦，于是就有了劉志勤們的工資。

        環球網公然推薦這種文章，我真是忍不住要說，也太無恥了吧！

        對于劉志勤的神邏輯，下面附何新先生的文章，誰更靠譜，讀者自辯。

　　何新：《匯率風暴：中美匯率戰爭真相揭秘》序言

　　在此書中，筆者試圖以一種較通俗而輕松的筆調說清一些相當復雜而很難說清的重大經濟問題。作者論述了匯率變動對于兩種貨幣逆行的詭異規律，從而揭露了美國為中國預設的人民幣匯率升值陷阱。這是本書的主要命題和意義。

　　這些文論自年初以來發表在作者的博客中，現在匯集這些文論編成本書的意圖是：揭露美國所設的匯率升值陷阱及貨幣主義騙局。遺憾的是，對這種騙局的狡猾與危險，國人——特別是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似多懵然無所知。當一些主流學者侈談所謂“人民幣升值之必要性”以及中國“外匯儲備之多余論”時，皆乃無知于以下三點：

　　一、中國一些經濟學人竟不知道貨幣之“幣值”與“匯率”的區別，而以為二者完全是一回事!

　　二、中國一些經濟學人竟然都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著除銀行以外的大規模國際貨幣直接交易平臺——即離岸金融市場(offshore finance market)。

　　三、中國一些經濟學人甚至不知道貨幣是一種可在全球貨幣市場隨時直接進行交易的商品，因此每一次匯率變動都意味著貨幣自身的交易價格變動——因而如同市場中一切其他商品、期貨的市價變動一樣，匯率變動可以給貨幣投機商人們——即著名的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高盛公司等創造出巨額的貨幣化的直接利潤。

　　[全球外匯市場每日貨幣交易額約達4萬億美元，其中僅約700億左右為貿易結算美元，不到外匯交易總量的2%。98%以上的貨幣都是炒賣國際匯種套利的熱錢。]

　　其實所謂匯率“逆反”規律簡單說就是兩句話：

　　當人民幣匯率不斷上升時，

　　——用美元兌換人民幣越換越少，

　　——用人民幣兌換美元越換越多。

　　——因此，當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一往無前地不變時，任何貨幣投機者只要不斷地將美元匯入中國，換成人民幣;到人民幣匯率升值后再用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就可以洗手點錢直接賺取從天上掉下來的利潤!

　　有一個著名的意大利童話《木偶奇遇記》(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主人公是一個可笑的小木偶匹諾曹，匹諾曹遭遇了兩個騙子貓和狐貍，它們帶著這個木偶去田里種金幣。殊不料，在21世紀的中國，匹諾曹種金幣的故事竟然真實地在中國發生：

　　美國人把美元作為種子帶進中國，換成一筆人民幣——然后把人民幣種在地里，它不久就會長大——升值。然后，等再兌換美元時，那筆帳面數量似乎沒變的人民幣就會自動生出子女——變成比原來多得多的美元。金幣之樹開花結果了。自從2005年以來我們中國人，就是一個可憐可笑地在自己的田里為別人種金幣的木偶匹諾曹!

　　實際上，有許多理由令人懷疑，在中國鼓吹“外匯儲備無用論”和“必須升值論”的經濟學人(以至包括銀行的某些顧問)——是否就是被那些國際金融巨鱷(索羅斯基金會)、投資銀行(高盛公司)所雇傭，而以“匯率升值”政策來掏空中國外匯儲備的“托兒”。

　　自2006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由1美元兌8.6元人民幣，持續升值到目前的1美元兌6.7元人民幣，4年來人民幣累計升值幅度接近25%，即平均每年升值接近6%。這意味著：如果索羅斯或高盛公司于2005年以100億美元投入中國市場，那么這四、五年間，這筆錢按照每年6%的速度增生美元，現已自動增值為125億美元，平均每年至少凈賺取5億或6億美元即約35-40億元人民幣。

　　中國這幾年來表面上有巨大的外匯資本流入，實際同時有巨大的匯率溢價即外幣投資利潤流出——進來的都是債，而提走的都是利潤。這每一元、每一分都是中國人的血汗錢啊!

　　而其副產品，就是目前令國人痛心疾首的三大苦難：

　　(一)居高不下的中國的高房價;

　　(二)股市從2000點上升到6000點然后暴跌回2000點的巨大金融泡沫;

　　(三)市場上現已居高不下、并且還在直線上升的消費品物價!

　　可以說，近年以來一往無前而且持續不變的人民幣匯率升值政策實質是為國際金融巨鱷們從中國套利服務的。

　　可笑的是，外匯管理機構最近承認美元貶值及人民幣升值會給中國的外儲帶來帳面損失——但又辯稱這種損失并非直接和真實的，而只是虛擬的帳面折算，稱同期人民幣升值給中國資產帶來的虛擬帳面增值可以抵消并且遠高于以上萬倍。

　　如此荒唐、幼稚之論竟然出自國家外匯管理機構某些官員之口，使人不能不為這個國家的金融前途深感困惑和憂慮!難道這些官人真地不明白——自從人民幣升值以來，現實中的每一筆美元兌換，中國銀行都在為外幣持有者贈送著溢價的美元?!那絕對不是什么帳面的“虛擬數字”，而是一筆又一筆的真金白銀——是實實在在地每天支付著的貨幣之流?!

　　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1948-1949年，由于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的黃金儲備接近枯竭，以黃金作為幣值保證物的蔣記“金元券”發生幣值崩潰，直接促進了國民政府的倒臺。當今中國國家的外匯儲備實際就是人民幣幣值的保證物。隨著中國巨額外儲被美國垃圾債券套牢，而人民幣持續升值以及美元持續貶值造成外儲虧損消耗，一旦國家債務(包括地方政府自籌外債)與國家儲備的反差日益增大——則人民幣必會遭遇國際金融大鱷的狙擊，而匯率則將先升后崩。

　　實際上，當前在國內，人民幣的幣值暴跌已經發生——這并不需要看統計局的數字魔術，只要去國內的任何一個超市實際比較一下近五年來的消費品物價上漲幅度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了!而匯率升值導致的人民幣外溢正是這種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之一。

　　正是出于對國家經濟前景的巨大憂慮，迫使我作為一個非專業的經濟學家，卻不得不非常慚愧地寫這樣一本近乎匯率基本知識啟蒙的讀物。

　　何 新

　　2010年7月8日

　　2010年10月18日改定

　　書摘：

　　何新：“購買力平價”論與逼迫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通脹陷阱

　　2010-10-20

　　提要

　　可笑也可恨的是：狡猾的美國人利用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學舌鸚鵡來欺騙中國百姓，讓他們天真地認為：人民幣不斷升值就可以用同樣數量的錢買到更多的漢堡包。殊不知，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升值達到中美平價購買力后，意味著等量人民幣在中國市場上買到的漢堡包只會比以前更少──因為物價上漲了。這是主流經濟學鸚鵡們禍國殃民的一個最新實例!

　　(1)

　　北京時間9月30日凌晨，美國眾議院以348票贊成、79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了“HR2378法案”，該法案允許美國商務部對來自于所謂“貨幣根本性低估的國家”(如中國)的進口商品征收反傾銷稅。

　　長期以來，美國以人民幣幣值低估為理由，指責中國是所謂“匯率操縱國”。美國的指責所依據的主要理由是所謂“購買力平價”說(以美國市場為主要參照系統)——從而認為人民幣幣值一直被低估。中國一些主流經濟學人也跟著美國人鸚鵡學舌，而對于這種論點的荒謬性以及其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災難性涵義，則似乎蒙昧無知。

　　為了使公眾了解這個問題的實質，本文擬繞開繁瑣的理論(該理論介紹詳見“本文附錄”)。試用最簡明的方式解釋一下，究竟何謂“購買力平價”?從而使中國人知道美國人是如何利用所謂“購買力平價”這個工具，把中國經濟一步步地引入發生惡性通脹的陷阱。

　　(2)

　　所謂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究竟是什么意思?

　　這個問題在主流經濟學家那里被一些專用術語和算式繞得無比復雜(我懷疑他們是否真地明白這個概念)。其實它的經濟涵義至為簡單。我們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在一分鐘內使事情講清楚：

　　假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目前)約為：1$=6￥($，美元。￥，人民幣元)

　　再假定：1$在美國可買0.5個漢堡包(即1個漢堡=2$)，而在中國則可買1個漢堡包(即1個漢堡=6￥=1$)。

　　那么據此，同樣之1 美元即6元人民幣──其購買力在美國與中國呈現不等價(非平價)。6元人民幣(即1美元)的幣值在中國被低估一倍，因為同樣之6￥/1$在中國的購買力高于美國的6￥/1$一倍——故人民幣應當升值一倍，其購買力即幣值方可與美元相當。

　　如果漢堡包在中國的售價應提高一倍，那么1美元(即6元人民幣)在中國也僅能購買半個漢堡包。那么，人民幣6元與美國之1美元之間的購買力水準方可拉平(即實現統一價格one price rule)——拉平之后，則實現所謂“購買力平價”(PPP)。

　　所以用所謂“購買力平價”論拉升人民幣升值，即意味著讓人民幣幣值上調，以及被人民幣所估值的全部物價，對美元同步上調。

　　因此，在人民幣升值后，人民幣平價購買力將呈現一種矛盾的變化——對以人民幣估值的國內商品，人民幣的購買力不升反降。而對以美元估值的國際商品，人民幣的購買力不降反升(這也就是購買力平價論中所謂“絕對平價”與“相對平價”關系的實際涵義)。

　　可笑也可恨的是：狡猾的美國人利用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學舌鸚鵡來欺騙中國百姓，讓他們天真地認為：人民幣不斷升值就可以用同樣的錢買更多的漢堡包。殊不知，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升值達到中美平價購買力后，意味著等量人民幣在中國市場上買到的漢堡包只會比以前更少──因為物價上漲了。這是主流經濟學鸚鵡們禍國殃民的一個最新實例!

　　據報載：迫于美國壓力，近期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已上升3%;那么中國國內以人民幣估值的物價指數也就普遍對美元漲價3%，而這正是美國所要求的!

　　事實上，中國人均收入遠低于美國，購買力也遠低于美國。如果人民幣匯率升值，則必然導致物價聯升，中國低收入者勢必將進一步地陷入貧窮化狀態。

　　(3)

　　但是，美國經濟學人在做以上購買力(幣值)平價比較時，卻往往忽略一種極為重要的商品的估值和比較——這就是在市場經濟中同樣作為一種商品被出賣的人類勞動力之估值。

　　勞動力的價格是工資。比較美國與中國一個熟練工的工資水平：一個熟練工人在美國1小時最低酬金約可掙得10美元，在中國1小時僅約可掙得10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若美國一個工人勞動一小時可掙得約5個漢堡包，那么中國一個工人同樣勞動一小時僅可掙得約1.4個漢堡包。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列表提供一種國際間勞動力價格的差距比較。據美國公布，美國工人工資最低年薪約1萬5千美元(此數字以下收入即低于貧困線)。那么世界其他國家一個工人需要工作多長時間可獲得上述年薪?請看英國《經濟學人》給出的下表：

　　美國工人最低年薪1.5萬(約相當于人民幣10萬)，相當于：

　　——英國工人8個月薪金

　　——法國工人10個月薪金

　　——加拿大工人11個月薪金

　　——日本工人1年又1個月薪金

　　——西班牙工人1年又4個月薪金

　　——巴西工人3年又7個月薪金

　　——俄羅斯工人5年又4個月薪金

　　——中國 工人8年又10個月薪金

　　——印度 工人24年又4個月　薪金

　　這些數字，粗略地說，即相當于國際上不同國家工人勞動力酬金的國際“購買力平價”。由此可見，根據中國勞動者年工資的內涵商品量，則人民幣的幣值(平價購買力)實際不僅未被低估，而是嚴重地被高估。

　　4

　　購買力平價論是極其有影響力的匯率理論。在純理論角度購買力平價論被普遍作為匯率的長期均衡標準而被應用于匯率理論的分析中。但在實際操作上，購買力平價說存在著不可作為政策基礎的嚴重的缺陷：

　　1、該理論在考慮匯率定價時完全忽略了國際資本流動對各國匯率的現實影響。實際在中短期內，國際資本流動對各國匯率的影響，遠遠大于PPP;

　　2、該理論忽視了非貿易品因素(首先是各國勞動力價格之間的非平價關系)，也完全忽視了貿易成本和貿易壁壘對國際商品套購的制約;

　　3、計算購買力平價的諸多技術性困難，使各國商品的PPP實際上幾乎完全難以進行客觀的評估。

　　購買力平價論的理論基礎是貨幣數量說：貨幣供應量決定單位貨幣的購買力，貨幣購買力的倒數是物價水平。因此PPP理論認為，貨幣數量決定一種貨幣購買力和物價水平，從而決定匯率。PPP論也是從貨幣層面因素分析匯率問題的代表。

　　但實際上PPP理論單純從商品價格的不完全比較，遠遠不能真實反映各國貨幣匯率和各國商品價格水平之間的因果關系。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在當代國際貿易中，決定各國貨幣匯率的，不僅存在實物商品的貿易市場;還存在著一種虛擬性商品的交易市場───即資本投資品市場和離岸貨幣市場。在后一市場中，決定一國貨幣匯率的并不是該國貨幣的購買力平價，而是所投入離岸貨幣市場交易的各國貨幣數量間的比例關系。

　　眾所周知，近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在持續快速上升，隨著糧食、食糖、蔬菜、蛋類以及水電等日用消費品價格指數(CPI)的失控飆升，近期形勢更有進一步和加速惡化的趨勢。這種后果，是與美國壓力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政策有著直接關系的!

　　換句話說，造成中國當前和未來嚴重通貨膨脹形勢的罪魁禍首就是美國不斷實施的美元貶值和施壓于人民幣使之不斷升值的政策!

　　何新：高房價背后的金融黑幕

　　2010年3月5日

　　目前，社會上關于以征物業稅方式壓抑房價的議論較多。其實，此舉只會抬升房價，而不會壓抑房價。道理很簡單，累積的物業稅將加入轉讓的二手房價，成為刺激二手房價上升的因素，又會傳導到一手房市的房價，促其繼續上漲。而對于要購買居住房的眾多升斗小民，加征物業稅則會直接加大其購房資金壓力。

　　目前房價高幅上升的根源除成本因素外，根本是需求因素：一是有國際資金進入房市炒房，二是由于經濟不景氣，銀行有大量閑置資金進入樓市炒房。實際上，在京滬深廣等大城市不斷推高房價的人并不是房地產商，而是銀行。多數國內炒房大戶都是利用銀行按揭和銀行貸款作為資金杠桿，從事囤房、炒房。

　　如果國家真想使房價下跌，只要管住銀行資金抑制其進入房市，則房價自可應聲而落。例如，可制訂法規，指令銀行要求購房申貸者，在申報收入時附以與個人收入所得相關的納稅證明，從而驗證其真實收入屬實方得發放房貸。

　　此舉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炒房者多為利用他人身份證(征集人頭)，填報假收入證明套取銀行按揭貸款。從而借助銀行資金為杠桿，大量囤房、炒房，以很少的自身成本，囤積大量房源。這也就是當前各地閑置空房甚多，然而房價升升不止的根源及秘密所在。

　　而炒房大戶的這種操作，主要是通過房產銷售公司與房貸銀行聯手進行。中間種種腐敗之黑幕，更是殊為驚人!

　　只有采取措施使炒房者數量減少，使來自銀行的炒房資金鏈中斷，房價才可真正下跌。

　　但是，這樣一來，銀行之過剩資本將由此而減少出路。中國金融泡沫之崩破，為時亦將不遠矣!

　　何新：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真正用意

　　(2010年3月18日)

　　據有關報道：4月15號，是美國財政部決定中國是否操縱匯率的最后期限日，中國將會如何行動令人關注。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趕在這個期限之前調整匯率。但多數經濟學家則感到對此舉之利弊很難做出明確的判斷。

　　1

　　有必要先談點有關匯率的基本知識：匯率是一種貨幣對其他貨幣的交易價格。匯率反映的是一種貨幣的國際幣值。

　　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各國貨幣有“硬通貨”與“軟通貨”之分。所謂“硬通貨”即可以直接對他國貿易進行結算、支付的國際貨幣，相當于黃金，因此稱做“硬通貨”。

　　所謂“軟通貨”，則是必須與“硬通貨”相交易，兌換成硬通貨后才有結算和支付力的貨幣。

　　美元是目前世界貿易體系中主要的硬通貨，是黃金以外主要的國際通行貨幣。所謂人民幣升值，主要是人民幣對于美元的升值。

　　人民幣至今在國際多數地區仍然屬于軟通貨。換句話說，在進行的國際貿易中，人民幣必須兌換為硬通貨后，才具有支付能力。

　　在中美經濟往來中，人民幣必須結算為美元后，才能成為結算貨幣而具有支付能力。中國國家所持有的美元資產，都是國家銀行支付人民幣而購買的。人民幣高幅升值，對這些美元資產，將造成極其重大的國民經濟損失!

　　這個問題絲毫不難判斷，本來應當只是一種常識!

　　2

　　中國外匯儲備的70%—80%是美元。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意味著：

　　(1)人民幣在美國市場的名義購買力增強，可以多買到一些美國愿意賣給中國的商品。

　　(2)同量人民幣可以換得比以前更多量的美元。

　　但是：(3)中國目前外匯儲備約2.4萬億美元。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1%，則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即對人民幣貶值1%，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雖然名義價值仍為2.4萬億美元，似乎沒有減損，但實際幣值對人民幣則將自動減損1%即240億美元，相當于損失1600億以上的人民幣。

　　(4)由于中國2萬多億國家外匯儲備中的60%以上，購買了大量的美國資產——美國國債及其他債券、證券，總額約為1.5萬億美元。這些債券均用人民幣折合美元后購買而且始終以美元估值——不要忘記，這些美元資產都是中國銀行已經支付人民幣購買的，因此，其實際資產量將因人民幣升值及美元貶值而發生大幅度縮水。

　　美國政府聲稱，人民幣幣值目前被低估40%—50%以上。這就意味著，美國將施壓要求人民幣最終升值40%—50%。這樣一來，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將自動減少40%——50%，即每一萬億美元資產自動縮水4000億——500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國民資產至少損失3萬億人民幣以上。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國國家去年GDP總額33萬億人民幣的10%。在這個數字面前，所謂“保7”、“保8”之舉還有任何意義嗎?

　　[注：據美國財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及其他債權，總量在1.5萬億美元左右。如果人民幣升值4%，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將損失600億美元。如果升值40%，中國將損失6000億美元，即4萬億人民幣。]

　　3

　　所以在本質上，美元升值根本不是一個什么“貿易平衡”問題。所謂貿易結算中人民幣的匯率被中國政府操縱和低估的問題，純粹是美國蓄意制造的一個聲東擊西的假問題。中美匯率之爭的焦點不在貿易，決定者不應在商務部，真正的戰略性焦點是在外匯管理局管理的中國國家美元資產上。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后，美元對人民幣債務的實際幣值將自動減損一半。這才是美國國會兩黨130名議員史無前例地聯署上書，要求人民幣立即高幅升值的根本原因和真正原因。

　　在人民幣升值40%——50%以后，由于美元債務對人民幣自動減少近萬億美元，而美國政府即可對世界增發一萬億美元的國債來挽救美國經濟。由此所引起的國際通貨膨脹后果和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貶值后果，將大大地減弱。此事關系美國國家的重大利益，也是當前這場中美匯率戰的真正現實意義所在!

　　除此之外，美國逼迫要求人民幣升值，還有一石多鳥的以下效果：

　　(1)抑制中國產品出口，

　　(2)促進中國國內通脹，

　　(3)使中國國內銀行及政府以人民幣計價的公共累積債務對美元自動升值。

　　上述政策招招均是經濟殺手锏，有劍劍見血封喉的效果，足以斷送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命脈，其用心之險惡令人發指!而中國國內經濟學人由于對國際金融問題的無知，對人民幣升值問題所帶來的經濟后果之麻木，則令人不禁更為齒冷!

　　何新：新自由主義與意識形態陰謀及國際經濟戰!

　　警言：

　　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么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么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為什么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于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布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于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后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　張五常　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游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并非因為它不符合于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

　　記者：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么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并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么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何新：這是別有用心的。

　　記者：如果是別有用心，你認為他們要達到什么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蘇聯地區及多數東歐國家的現狀就知道了。蘇聯瓦解后，前蘇聯的大型國有制(包括跨國)壟斷企業被徹底摧毀和全面瓦解。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整體地在世界市場中和國內市場中喪失了競爭力。同時，由于國有企業的瓦解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不斷引發社會不安和動亂。(正是由于前蘇聯時代構筑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發生大型的社會革命和動亂。)東歐地區和俄羅斯經濟已成為西方跨國壟斷組織拓展新的生存空間的經濟“新邊疆”。

　　由于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體系的崩解癱瘓，前蘇聯軍事工業體系和科研體系也陷入了癱瘓的狀態，短期內俄羅斯已失去與美國及西方爭霸的能力。這就為美國當前強力推行“國際導彈防御體系”(NMD)準備以強大核軍力為后盾直接稱霸全球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NMD的報刊譯名是“國家導彈防御體系”，這可能是出于誤解的誤譯。NMD本質上是一個跨洲的國際體系，而不僅是美國一國的防御體系。應稱作“國際導彈防御體系”。

　　可以說，美國近20年來通過向蘇聯灌輸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誘導他們走向自毀式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對西方國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空前勝利。他們在中國也一直試圖這樣作。自從80年代后期以來，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誘導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經濟政策目標(1)砸掉國有企業職工的“鐵飯碗”即社會保障體系;(2)摧毀國有制企業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3)以消除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全面自由放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一些根本不了解現代資本主義真正運行機制的幼稚經濟學人，認為只有達到這三大目標，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徹底轉軌。

　　我國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鼓吹者似乎全然無視現代資本主義及其運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點。他們在中國居然仍然鼓吹過時的斯密——薩伊的幼稚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鼓吹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解散大型國企，而回到以小企業、小私有制為主體的原始積累狀態的幼稚資本主義。

　　我個人認為，問題的根子不僅在于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錯誤認知，而且在于引導經濟改革的某些理論存在根本錯誤。當前特別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術士向中國輸入的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那正是旨在將中國導入動亂深淵的“諜中諜”。

　　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的“五常”博士嗎?你知道美國、英國是如何利用“經濟學”意識形態來操縱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如果你還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會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詡為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這個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曾在一次對美國人的演講中這樣說過——“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張五常”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對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標志。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擔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的“五常”博士卻告訴我們——“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后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后就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但是，千萬不要低估這位張五常。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根據這樣說。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于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這也是美國、英國利用經濟意識形態試圖操控中國改革的一個具體的實例。

　　記者：這有什么根據?

　　何新：有張五常自己的書為證。這位五　常　君在他近年于大陸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許由于過于自鳴得意，竟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他告訴我們，“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　韋特　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系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制度。”(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

　　記者：難怪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睞這位五　常　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還告訴我們，“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他說)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知識的“啟蒙”。張五常還說，“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究竟誰這樣說過?)，這個榮譽屬于鄧小平(——他真謙虛)。”“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后，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　常　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使他成為了一個“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發揮了這種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作用。

　　張五常說，“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無成果。“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里進行實地考察，隨后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么都不隱瞞。所有關于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么自由的條件。”最后一句話極其值得注意，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么善良而單純呵!

　　記者：你為什么會特別重視這位五　常　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終于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張五常。這里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

　　為什么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于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布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于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么呢?

　　何新：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于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它想用它的意識形態為中國領導人洗腦。

　　記者：但是，人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即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空是怎樣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本來認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嗎?

　　何新：改革前蘇式政治經濟學體系與經濟實踐相背離，經濟政策的實踐是模仿的與經驗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時經濟規模的擴大也提出了眾多的新的實際問題，需要找到統一的新理論(模型)來解釋現象，探尋因果機制和規律性的東西，以指導進一步改革的實踐。僵化的教條主義的蘇式經濟學不能滿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東歐改革派經濟學，如科爾內理論，這些理論是稀釋的自由主義與蘇式傳統經濟學充滿矛盾的混合體，也不能滿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頭過河)，出現了經濟學意識形態的真空。新自由主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趁虛而入，成為設計中國市場模型和對外開放(包括加入WTO和參與全球化)的指導性、規范性理論。

　　有人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功已證明其經濟學的有效性。這種推論極其可笑，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經濟學的成功。這個道理很簡單。正如人體的健康運轉并不是由于人體的生理學理論一樣。先有資本主義，后有資本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運轉及其矛盾的理論解釋之一(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是另一種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政府雖然會以經濟學家作顧問，但他們真正的決策絕不是根據經濟學理論或根據經濟學家的某種經濟模型。人體是自然運轉著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依據其內在機制(利潤最大化原則)自然運轉的。好的醫生也不可能改變人體的自然機制和規律，但聽信壞的醫生所提出的建議卻足以使人體的自然運轉發生障礙。一切壞建議中最壞的建議，就是一個醫生告訴你，你天然的內臟位置和機制設計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個家。這幾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中看到了不少類似這種建議。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并非因為它不符合于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這就是1988-1989年的經濟政治混亂和動亂以及90年代末中國的大規模失業危機，以及當前導致社會內部緊張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這種經濟惡果，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盤地以獨立的批判態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經濟理論。

　　記者：根據你的觀點，經濟學并不是中立和客觀的科學理論。它實際總是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經濟學家對此不承認、或者自己未意識到也是如此。

　　何新：說得對。經濟政策有一個主觀的目標，但還有一個客觀的效果、后果、結果。這兩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來就說明理論和政策有問題。究竟是主觀的目標重要?還是客觀的效果更重要?我認為是后者更重要。

　　經濟自由主義講得很好聽，什么公平開放，什么自由競爭，什么消費者主權等等。但是，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上，現實的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并不存在絕對自由和公平的競爭機會。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獅子和羚羊之間并不存在公平的競爭機會一樣。如果作個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獅子與老虎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獅子與羚羊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獅子對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優勢。國際性的資本壟斷集團之間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它們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前者占據著最有利的競爭地位。他們之所以特別仇恨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就是因為這種國家民族主義能使弱者集結成強硬的經濟政治板塊，難以被吞噬。

　　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后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國”強秦。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這位大軍事家。三是張儀。前兩位是英雄，后者卻是一個馬基雅弗利式的無恥之人，是所謂以“佞言利口禍人邦國”者。戰國七雄中唯一最強大而能與秦國抗衡之國是楚國。但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楚國內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擊敗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　張五常　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游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記者：張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關于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后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經濟解釋》。(商務2000年版)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嚼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在讀了張的論文后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而耐人尋味的評語，他說，“我同意張的如下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五　常　君大概認為這也是對他的贊許，竟將這一評論也收入了他的書中。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馬克思在評論馬爾薩斯的理論時曾指出——

　　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詭辯來自我陶醉，在自己內在的概念混亂中輾轉迂回;它的晦澀、拙劣的敘述給天真的、不內行的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如果讀者弄不清楚這一團混亂，那末其困難不在于混亂與清楚之間的矛盾，而在于讀者的理解力太差。(《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冊第18頁)

　　以此來評論張五常這部《經濟解釋》似并不苛刻。但這并不意味著此書不值得一讀。只有在讀此書后，你才會驚訝，一些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張五常　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個問題說，“天下間哪有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馬克思是最蠢的。”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講它最蠢!這真是一種極奇妙的因果關系。這種邏輯猶如——你的這顆寶石太美了。世間哪會有這么美的寶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羅伊德、榮格對此作心理分析，會毫不猶豫地診斷此人潛意識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張五常說古今經濟學家中只有兩個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里有矛盾嗎?

　　記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干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后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于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科斯，以及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于休克療法后來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張五常　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

　　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惠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并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張五常一類經濟學術士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實在遠遠不夠!(笑)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戰的軍備競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贊嘆!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復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復雜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點，然后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無非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于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戰前德國由于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瑪政府采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于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臺和實施新經濟政策。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后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后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么至今并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么當時蘇聯并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于“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系是虛假的，這并不意味著我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于國防工業對于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后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一類的經濟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于中國問題這種關懷并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乃是美國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經濟學者楊斌所謂“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并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征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系，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1987-1989)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制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試圖搞垮解散大型國有企業，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國企業中。(1993-1995)

　　(3)以國有銀行和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于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被內外炒家和銀行資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經濟，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于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1996-1998)

　　(5) 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后美國及IMF建議人民幣繼續維持高匯率，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無保護的美國金融證券市場參與炒作游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美元發生匯率暴跌和危機(這種情況在近年內極可能發生)，中國國家外匯資源將被困鎖和貶值大跳水，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于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于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記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認為，指導我們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模型有失誤?

　　何新：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就是如此!可惜這一點目前還沒被多數的人們認識到。

　　1987-1988年，我曾在當時的《經濟學周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抨擊趙紫陽的經濟智囊團當時正在推薦給決策者的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據張五常說，這一改革建議來自美國的弗里德曼。當時那些批評引起了決策者的注意。1990年趙下臺后，中國采取了漸進的經改路線。但是今天，中國形勢的發展似乎使我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附文

環球網推薦文章：劉志勤：中國人沾了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光

　　近來，網上有文章稱人民幣“外升內貶”，并稱人民幣對不住(中國)人民，被不少網站轉載，引起輿論紛紛。這篇文章還認為，匯改8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增值達34%;對內商品貶值達43%，人民沒有從匯改中得到實惠，中國的貿易和經濟似乎也沒有從匯改當中獲得補益。相反倒是美國人低價消費中國商品，而中國拿著賺到的美元又去買美國的國債，讓美元又回流到美國本土。雖然這種說法已經不再新鮮，但是每次有人舊話重提，總會引起新的軒然大波。

　　筆者認為，該文所議之題，有研究探討的必要，但是上述結論卻需要推敲商榷。

　　首先，人們總愛拿不同年份的同類商品的價格進行直線比較。例如，有人說2013年的大米價格是每市斤3.3元，而在2005年時的價格則是每斤1.9元;并且得出今天的100元人民幣實質市值僅僅相當于2005年的57元。由此得出人民幣對內貶值高達43%。把這兩個變化綁架在一起是不對的，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如果這樣的比較法得以成立，我們將無法面對下列事實：1972年時，1美元兌換2.2元人民幣;而到了1980年，1美元只能換到1.5元人民幣，人民幣增值高達67%，而國內市場價格根本沒有受到絲毫影響。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般大米的價格在每斤0.165元;當時被市場捧為精米，好大米的小站道大米也只是0.25元左右。而那時人民幣對美元等實行一攬子貨幣方法的匯率管理體制，1985年時，貿易項下的匯率是1個美元換到人民幣2.8元，非貿易匯率依然保持在1.5元。到1991年時中國實行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一度達到5.4423;到1993年時調劑價格放開，1美元兌換人民幣高達8.7以上。一方面是中國的出口發展迅猛，人民幣匯率對外貶值極大地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而當年大米的價格也只是每斤0.50元左右，并沒有隨著人民幣貶值而大幅跌落。大米等價格如此之低，是因為當年人們的收入普遍很低的緣故。所以說，國內市場物價是受其它多種因素影響，而不是人民幣的對外幣匯率多少的制約。

　　由于當時實行了外匯券和人民幣同時流通的雙軌制政策，人們更關注的是美元的黑市價格。那時100美元可以兌換到850元甚至更多。而現在只能換到608元左右。可見人民幣增值使美元購買中國貨的能力減少。有人又因此擔憂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人民幣的增值使美元儲備無形縮水。更有人心災樂禍的說中國出口越多越吃虧，美元賺的越多越賠本的怪論，這是有悖常識的異見，不要輕傳。其實，這些外匯儲備主要用于國際交易結算之用，其市值是不會有很大影響的。

　　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決不能忽略另外一個影響物價變化的因素：就是人們收入的增加比例。2013年的收入與1990年和2000年的收入不可同日而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人們的平均收入不足千元，物價相對較低屬于正常。

　　筆者舉這些例子只是想說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無論是過去的對外貶值，還是現在的對外升值，人民幣和國內商品之間的價格關系和人民幣對外匯率沒有直接關聯。匯率變化對人們的正常生活并沒有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更不會對國內商品價格如大米等產生直線影響。個別進口商品價格則可能受到匯率等各種因素的曲線影響，但不能簡單地怪罪于人民幣增值。最受影響的是常年出口企業，但是也不能說出口越多越虧本。至于說“老百姓出口僅是賺到了可笑的通貨膨脹”則更是缺乏有力的佐證。

　　有人以美國人在中國利用結售匯的利差生活旅游為例來證明其人民幣外升內貶的觀點，也是片面的。1，倒是更多的中國人在享受人民幣結售匯利差的好處：成千上萬的中國旅游者和送子女出國留學的家庭，現在用6.2萬元就能兌換到1萬美元，比匯改前的8.7萬元(至少)節省2.5萬元以上。怪不得有許多去美國旅游購衣購物的中國人大呼便宜，過癮。殊不知，他們也是沾了人民幣“外升內貶”的光了呢!

　　既然我們都知道，人民幣升值壓力來自國際市場順差壓力所致，就沒有理由嘲笑和挖苦當前的匯率體制。要知道，或許正是當前的匯率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中國的出口企業的金融安全，和中國國內市場的穩定運轉，也間接保護了中國消費者的利益。

　　我們不應當誤讀當前的人民幣增值走向，相信在市場的調節下，中國的匯率體制會更加健全，既保障了國際貿易的公平，也捍衛了人民幣的尊嚴。人民幣終歸為服務人民所用，人民愛人民幣是必然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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