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攻擊中國操縱匯率的輿論戰與金融戰

　　楊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系應環球網約稿所作。由于美國面臨著國內社會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勢，美國政客為轉移民眾注意力正加緊將中國作為替罪羊，不斷發表越來越顯得缺乏理性的言論，如美國共和黨初選處于領先地位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羅姆尼，就放出狠話聲稱如果他選舉獲勝并當選總統，他將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以63票贊成、35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對以中國為主的“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全面的懲罰性關稅。2011年12月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布雷納德妄稱中國必須停止操縱匯率，美國將繼續施壓中國推動人民幣升值”，等等。

　　美國政客的反華輿論攻勢受到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抵制。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反對將中國作為替罪羊，他們指出美國面臨危機的根源在美國而不在中國，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寡頭和政商勾結的政治體制才是罪魁禍首。當前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打破了西方主流媒體的輿論壟斷，中國媒體應抓住這一機會加強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報道，促使國內外公眾能夠聽到更多不同于西方主流媒體的聲音，有利于批駁、澄清西方主流媒體在一系列問題上散布的反華輿論。

　　中國面對美國的兇猛匯率戰攻勢不應消極防守，而應圍繞媒體輿論、中美戰略會談、美元霸權等方面主動反擊，同時還應積極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不應懼怕美國的全面懲罰性關稅大棒，中國即使承受美國懲罰性關稅也只會影響對美出口，但是，人民幣升值就會打擊中國對所有國家的出口貿易。中國應要求美國像20世紀60年代對德國一樣，采取具體措施保障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價值，彌補因美元貶值造成的匯率損失和通貨膨脹損失，這樣保障中國利益才能建立國際合作的互信基礎，否則應大幅度減少購買和持有美國國債的數量。

　　中國必須始終牢牢抓住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占有各國財富的關鍵，主動聯合世界各國積極推進各種替代美元霸權的方案，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經濟軍事霸權對世界穩定的威脅。中國應加快推進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進程，聯合俄羅斯、印度、巴西、印尼等支持中國主張的國家，商議先行建立起一種過渡性的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用于多邊的經濟交往和國際貿易計價、結算，以后逐漸擴大適用范圍并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逐步形成聯合國范圍內眾多國家加入的新型國際貨幣體系。

　　中國應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價格和征收稅率，提高對美出口跨國企業、環境保護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稅措施，特別是擴大中美貿易順差并支持反華的美國跨國企業，因為，中國相當大部分對美貿易順差來自西方跨國公司出口，中西方在資源價格和環保政策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這樣比較調整匯率能更有針對性減少中美貿易順差，出口稅可以有針對性減少中美貿易順差，而不像人民幣升值會影響中國對所有國家出口，同美國征收關稅相比確保稅收歸中國避免利益外流。

　　中國為減少外匯順差不應繼續以優惠待遇吸引西方投資，而是應該利用外匯儲備大量收購西方在中國的投資企業。中國應徹底改變以污染環境和消耗資源為代價，向美國大量出口工業產品換取不斷貶值的美元，然后購買美國國債將寶貴儲蓄資金提供給美國，任由美國反過來廉價收購中國戰略性資產的惡性循環。中國應考慮主動運用不斷貶值的美元外匯儲備，贖回被美國企業收購的中國重要國有企業資產，收購控制著中國戰略性行業的跨國公司股份，趁中國在海外上市公司股價被低估的有利時機，利用美元大量回購中國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

　　美國多事之秋為何匯率戰硝煙乍起?

　　2011年8月美國發生金融動蕩以來面臨多事之秋，占領華爾街運動蓬勃興起并將矛頭直指金融壟斷財團，暴露了美國存在的深層次的經濟隱患和社會矛盾。美國國會圍繞著如何削減財政赤字激烈爭吵、無果而終，美歐財政債務危機陰霾密布并且面臨著升級的危險，預示著美國經濟有可能進入一個寒冷的冰凍時期。每逢美國國內面臨深陷困境的關鍵時刻，美國政客就會將中國拿出來敲打一番，他們對料理自己的家務事顯得束手無策，但對指教中國如何推動匯率改革卻頗為內行。2011年12月，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布雷納德，放下美國國內焦頭爛額的煩心事不談，又來苦口婆心地教導起中國如何實行金融改革。布雷納德稱“中國必須停止操縱匯率，改為采用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制度，就像其它G20國家一樣”，“中國必須依靠國內的消費者實現經濟增長，而不能依靠美國的消費者，匯率升值具有關鍵的重要意義，我們將繼續施壓中國推動人民幣升值”。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的是，2011年12月布雷納德發表的此番言論，似乎完全忽視了匯率市場形勢的新變化，西方大公司為了應對美歐債務危機升級的壓力，正紛紛從中國撤資導致了人民幣匯率連續下跌。布雷納德竟然完全不顧市場形勢變化，仍然重彈呼吁人民幣升值的老調，暴露出美國施壓中國并非為了自由市場，而是人為利用美國政治外交力量操縱匯率，迫使中國推行有利于美國的經濟金融政策，誘迫中國像日本一樣淪為金融戰爭的戰敗國，從而遏制中國經濟崛起并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美國政客曾屢次揮舞著貿易制裁的大棒，施壓中國讓人民幣升值和匯率市場自由化，但美國顧及貿易制裁將會危及自身利益，往往在施壓中國時故意雷聲大、雨點小。值得關注的是，由于美國面臨著國內社會矛盾日益深化的形勢，美國政客為轉移民眾注意力正加緊尋找替罪羊，不斷發表越來越顯得極端和缺乏理性的言論，如美國共和黨初選處于領先地位的馬薩諸塞州前州長羅姆尼，就放出狠話聲稱如果他選舉獲勝并當選總統，他將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2011年10月11日美國參議院以63票贊成、35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的《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對以中國為主的“匯率被低估”的主要貿易伙伴征收全面的懲罰性關稅。

　　美國政客發動的新一輪攻擊中國操縱匯率的攻勢，恰逢占領華爾街運動興起令美國政客們倍感驚恐之時，他們不去回應國內民眾對華爾街造成金融災難的控訴，也不去回應國內民眾對華爾街與政客們權錢勾結的批評，放下美國國內輿論關心的焦點不顧反而對中國說三道四，這明顯是企圖將中國作為替罪羊轉嫁矛盾的做法。但是，美國政客的反華輿論攻勢受到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抵制。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有不少是生活困難的失業者，但是，他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反對將中國作為替罪羊，他們指出美國面臨危機的根源在美國而不在中國，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寡頭和政商勾結的政治體制才是罪魁禍首，將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出口作為失業危機原因是蒙蔽公眾，這種來自美國民間的公正聲音增強了中國對美談判的籌碼，迫使美國主流媒體罕見地不敢為反華人民幣提案過多鼓噪。

　　重視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輿論戰

　　西方主流媒體很大程度上被金融壟斷財團所擁有和控制，長期以來一直積極傳播種種不利于中國的不公正輿論，在人民幣匯率、貿易失衡等一系列問題上向中國施壓。當前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打破了西方主流媒體的輿論壟斷，中國媒體應抓住這一機會加強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報道，促使國內外公眾能夠聽到更多不同于西方主流媒體的聲音，有利于批駁、澄清西方主流媒體在一系列問題上散布的反華輿論。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有不少媒體擔心發表不同于西方主流媒體的言論就會得罪美國，生怕背離西方主流媒體的流行說法遭到嘲笑或被視為異端，在報道占領華爾街運動時也追隨、附和西方主流媒體的說法，似乎抗議者都是易于發泄憤怒、缺乏深入思考的“憤青”，還擔心他們持有狹隘民族主義傾向并將會遷怒于中國，不愿意深入了解和報道抗議者的立場、觀點和主張，不知道抗議者遠比西方政客和主流媒體更為客觀、公正，這樣就可能喪失通過深入報道來真實反映客觀形勢發展，爭取美國民眾對中國立場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形成統一戰線共同反對美國政客和媒體栽贓中國的寶貴機遇。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中許多有廣泛影響的思想家，他們對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和金融寡頭的欺詐手段有深刻了解，加強對反映他們聲音報道有利于抵制西方的反華輿論戰。

　　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重要啟蒙思想家大衛· 德格瑞，他曾于2010年初撰文深刻闡述了美國陷入金融危機的根源，他明確指出：“現在是99%的美國人積極動員起來，形成一個要求深刻政治改革的共同陣線的時候了”，“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還有三權分立的政治構架，已經被組織良好的少數經濟精英收買了。嚴酷的現實是美國99%的民眾，其權益根本無法得到政治上的代表”。[1]美國眾多分散的抗議者打出的標語、口號，都提到了99%的廣大民眾與1%的少數精英的對立，反映了大衛· 德格瑞的啟蒙思想獲得了廣泛的民眾響應。大衛· 德格瑞還敏銳察覺到金融大財團的攫取財富方式，已經轉變為掠奪99%的民眾財富的金融戰爭，他的文章寫道“各種社會統計指標清楚表明，美國的99%民眾的狀況將持續惡化，經濟精英策劃了一場金融政變，將金融戰爭打到了99%民眾的家門口，可以確切無疑地說，他們發動了一場消滅美國中產階級的特殊戰爭”。[2]大衛· 德格瑞還撰文指出，美國金融壟斷財團正在向世界各國民眾發動一場金融戰爭，他們已控制了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他們通過控制主流媒體可以隨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輿論，他們還操控著股票、商品期貨、外匯等各種各樣的市場，可通過隨意操縱市場的暴漲暴落獲取超額壟斷利潤。自由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已經崩潰，取而代之的是受到壟斷操控的全球市場，這個金融犯罪集團正在不斷發動金融恐怖襲擊，掠奪世界各國民眾的財富并造成了上萬億美元損失。

　　大衛· 德格瑞還撰文指出1%的經濟精英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就是操控主流媒體制造輿論對公眾實施心理戰，讓公眾無法察覺到侵犯自身利益的幕后黑暗力量，粉飾太平散布煙幕掩蓋掠奪民眾財富的金融戰爭，尋找各種替罪羊掩蓋造成金融危機的真正罪魁禍首。大衛· 德格瑞還撰文指出，由于成千上萬的美國民眾對生活水平不斷下降深感憤怒，他們正在努力探尋究竟誰應該對造成巨大的災難負責，國際金融壟斷財團為了不讓人們發現真正的罪魁禍首，一直以來都把中國當做一個最容易轉移人們憤怒的替罪羊。美國的跨國公司為了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獲取超額利潤，一直不斷將大量產品的生產基地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但是，美國政客卻將民眾大量失業歸咎于中國而不是貪婪的跨國公司。美國政客還利用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來煽起民眾反華情緒，如美國的參謀聯系會議主席穆蘭稱國債已頭號安全問題。由于全球金融動蕩導致了美元匯率劇烈波動，對美國民眾的生活和財產造成了強烈沖擊，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不斷膨脹削弱了美元的地位，華爾街及其在政界的代理人將這一切都歸咎于中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和儲蓄過多造成了全球經濟失衡，操控主流媒體制造輿論誤導民眾將憤怒轉向中國。美國參議員多德和舒默是維護華爾街利益的傀儡，他們對勾結華爾街嚴重損害美國民眾利益負有責任，但是，他們為逃避自己的責任都成為了強硬反華打手，多德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指責中國是貨幣操縱國，宣稱中國的貿易和經濟政策阻礙了美國的經濟復蘇，他還譴責中國盜竊知識產權、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向美國傾銷產品造成了嚴重的貿易赤字和失業問題等。美國民主黨的參議院舒默是反華提案的發起人，他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就像卡在美國復蘇喉嚨中的皮靴，主張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征收全面的懲罰性關稅。大衛· 德格瑞還提醒人們警惕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升級，美國金融壟斷財團有可能將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升級為軍事對抗，輿論戰和經濟金融戰爭往往就是真正的軍事戰爭的前奏。

　　從金融戰爭角度透視美國攻擊中國操縱匯率

　　大衛· 德格瑞的思想同我多年來的著述有許多相似之處，十年前我撰寫的著作《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揭露了美國為了扭轉越戰后霸權衰落進行的戰爭形式創新，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上發動了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攻勢，將釀造經濟金融危機作為打擊國際對手的新型武器，通過瓦解前蘇聯、控制第三世界重新鞏固了全球霸權，打著改革旗號推行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戰后社會改良，重新剝奪了美歐民眾通過長期斗爭贏得的經濟權益。我曾將著作贈送給許多訪華的西方進步人士，希望聯合世界各國民眾共同反對美國霸權威脅。2010年我融匯新研究成果撰寫的《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例舉了證實我十年前著作的大量新發現證據，包括美國總統尼克松著作回憶越戰后實施戰略轉變的證據，美國國家安全局委派經濟殺手的回憶錄提供的證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揭露的美國破壞俄羅斯和拉美經濟的證據，美國國會調查報告披露的中央情報局扶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證據，英國媒體披露的美國華爾街策劃對華金融戰爭的證據，等等。

　　我多年來撰寫的文章、研究報告和著作，一直認為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本質是旨在遏制中國崛起的匯率戰爭。我的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就明確指出，“美國向中國施壓經常頑固堅持不符合現實的理由，如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消除美中貿易逆差，引入各種金融衍生產品有利于規避金融系統風險，中國為了顧全中美關系大局已多次對美讓步，多年來實踐已證明其帶來了截然相反的嚴重危害，為何美國依然樂此不疲堅持施壓令許多中國人困惑不解。對于通過常識和邏輯難以解釋的復雜國際政治經濟現象，唯有繼承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傳統軍事智慧，將其視為美國的軟戰爭謀略才能清晰地洞察其中奧秘。孫子云：‘兵者，詭道也。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倘若人們不從金融戰爭謀略的角度，來剖析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種種借口，就會對其頑固不顧客觀事實感到困惑不解，就難以理解美國為何采取粗暴強硬的施壓辦法，來推行美國聲稱對中國非常有利的金融改革措施，但是，倘若將其視為誘騙、逼迫國際對手的金融戰爭詭計，就能透過種種令人困惑不解的煙幕假象洞察其本質”。這方面我的看法同大衛· 德格瑞非常相似，他也指出華爾街金融壟斷財團謀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就是在一切金融領域取消政府管制并推行自由化，這樣就能將各種各樣的市場包括外匯市場變成殺傷性武器，憑借雄厚資本實力操縱市場暴漲暴落攻擊國際對手。倘若中國放開外匯市場允許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中國就會失去金融安全屏障成為匯率武器的攻擊目標，甚至像日本屈從美國施壓一樣淪為金融戰爭的戰敗國。

　　數年前美國為配合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攻勢，也曾公關中國有關方面和學者制造輿論進行策應，壓制批判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自由化的聲音，結果導致國際熱錢涌入炒作股市、樓市泡沫攫取巨額暴利，炒作各種原材料、大宗商品誘發了物價大幅度上漲，央行加息抑制通貨膨脹反而增加了國際熱錢的套利收益，政府宏觀調控受到嚴重干擾并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國內企業普遍陷入困境并有數萬家民營中小企業破產倒閉，中國購買美國次貸衍生有毒資產蒙受了巨大損失，為美國通過金融戰爭向中國輸出次貸危機損失創造了條件。當前美國政府高官再次發動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的輿論攻勢，污蔑中國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和美國的嚴重失業，背后依然隱藏著妖魔化中國并發動金融戰爭的謀略，特別是為美國泡沫破裂導致危機升級和社會矛盾激化時，尋找能轉移民眾憤怒情緒的“替罪羊”進行輿論鋪墊。當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責任的國際爭論，不是圍繞經濟學抽象概念進行的學術游戲，而是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發動戰略攻勢進行的前哨輿論戰。中國必須積極向世界各國揭露美國政客制造的謊言，闡明此次金融危機產生的真相，明確提出維護包括美國人民在內世界各國人民正當權益的主張，爭取贏得廣泛的國際支持才能掌握輿論主動權，挫敗美國通過匯率戰、輿論戰遏制中國崛起的圖謀。

　　美國頑固堅持施壓中國推行人民幣匯率升值政策，不是為了獲得實踐證明無效的消除貿易逆差結果，而是為了獲得實踐證明非常有效的誘發泡沫經濟效果。20世紀80年代美國施壓日元升值未能消除日美貿易逆差，但卻成功誘發日本泡沫經濟并打擊實體經濟，導致日本陷入二十多年停滯至今無法康復，從而成功挫敗了日本經濟崛起對美國霸權形成的威脅。前幾年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也沒有消除中美貿易逆差，但是，卻打擊了中國沿海出口工業并導致大批中小企業破產，迫使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投機領域催生各種資產泡沫，同時向國際熱錢發出謀利信號大量涌入中國，通過人民幣升值套利和炒作股市樓市攫取了巨額暴利，推動原材料、食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干擾了中國宏觀調控，大大加劇了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沖擊和困難。盡管美國深知施壓國際對手實施匯率升值無助于解決貿易逆差，但實踐證明能夠產生破壞國際對手經濟的實實在在效果，因此，美國政界才不厭其煩地以消除中美貿易失衡為借口，頑固堅持毫無消除逆差成效的施壓匯率升值政策，以實現其維護世界霸權和遏制中國經濟崛起的國際戰略。

　　當前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提出了種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如市場決定人民幣自由浮動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消除全球經濟失衡、貿易逆差、抑制通貨膨脹等，但是，既然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中國改革開放為何強硬粗暴施壓，甚至揮舞著必然導致兩敗俱傷的加征全面關稅大棒，為何這些措施同一系列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政策同時出臺，這暴露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過是掩蓋軟戰爭攻擊的借口。中國必須堅持馬列主義理論剖析美國發動匯率戰的本質，清楚地識破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種種誘騙借口，識破美國不同政客裝扮黑臉、白臉的軟硬兼施伎倆，識破美國利用匯率操縱國和懲罰性關稅作恫嚇武器，逼迫中國在一系列重大領域作出妥協讓步的戰略企圖，包括美國在多年雙邊戰略會談曾反復提出的要求，如金融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以控制風險為由引入股指、外匯期貨等金融衍生品，加快國有大中型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的私有化進程，推行西方普世價值觀并改善西藏、新疆的人權狀況，配合美國的國際地緣戰略對朝鮮、伊朗進行經濟制裁等等。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聲稱對中國有利的政策措施，其實都是有利于美國霸權利益而不利于中國崛起的，美國施壓中國推行的金融改革開放政策措施，基本上都是來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嚴厲抨擊“華盛頓共識”誘發了一百多次嚴重經濟危機，實際上是“讓發展中國家下地獄”的災難政策，因此，中國應該推行與“華盛頓共識”截然相反的經濟政策，中國應該堅定拒絕美國誘騙、施壓并采取反擊措施，有效維護本國核心戰略利益和國家經濟金融安全，避免美國軟戰爭策略得逞后繼續施壓更大的壓力。

　　美國國會不惜冒實行全面貿易保護主義的惡名，揮舞對中國出口全面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國接受遠比關稅更厲害的金融戰打擊——人民幣浮動升值和全面的金融自由化。[3]中國應清醒地認識到匯率武器的殺傷力遠遠超過關稅武器，匯率波動不僅涉及成千上萬種商品的國際貿易，而且還涉及被列寧稱為國民經濟神經中樞的金融領域，能夠為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帶來巨大套利收益，向國際金融大鱷、鯊群發出對中國進行金融襲擊的信號，吸引數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國際熱錢涌入中國，推動中國股市、樓市、期貨等各種資產泡沫膨脹，為國際資本利用更為復雜的各種金融武器攻擊創造條件。國際金融資本利用先培育泡沫繁榮再引爆泡沫崩潰作為武器，導致日本、東南亞、拉美和俄羅斯陷入了嚴重金融危機，這些金融危機都需要匯率升值吸引國際熱錢進行投機炒作，為股市、樓市、期貨等各種泡沫武器注入巨大爆炸能量，同時需要以規避風險為名引入各種金融衍生品武器，如股指期貨、融資融券、信用違約(CDS)、外匯對沖套利工具等等，這樣金融資本一面可以毫無顧忌地推動各種資產泡沫的極度膨脹，一面可以利用股指期貨等金融武器作空市場謀取雙重暴利。

　　美國以操縱匯率為借口對中國發動的匯率戰、金融戰，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穩定與民族工業生存構成了嚴重威脅。據中國機電、輕工、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人民幣升值過快將會給眾多行業帶來巨大沖擊，[4]許多行業的出口企業利潤將大幅下降甚至面臨虧損。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許多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據來自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的信息，中國規模以上輕工企業出口利潤普遍在5%左右，而規模以下企業毛利率就只有2%左右。由于中國輕工行業進入門檻低、技術含量低，議價能力弱，中小企業數量多，產能嚴重過剩，長期惡性競爭，匯率升值很難通過提高價格轉移成本，如中國陶瓷行業的企業能承受的人民幣升值幅度僅為1%左右，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超過此限度就會導致眾多企業虧損。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目前我國紡織品服裝企業的平均純利潤率在3%至5%，有的企業利潤低于3%。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壓縮企業僅有的利潤空間，降低產品出口競爭力，將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造成嚴重的打擊。據企業調查反映，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損失是剛性虧損，無法通過與客戶協商、改善供應鏈管理等方法消化。據企業家反映，人民幣匯率升值將有助于優化經濟結構的理論脫離實際，其錯誤在于認為結構調整可隨著匯率升值迅速實現，而實際情況則是經濟結構改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人民幣過快、過度升值不僅難以優化經濟結構，反而可能削弱企業生存能力導致問題積重難返。

　　美國以中國操縱匯率為借口發動的匯率戰、金融戰，將嚴重威脅中國特別是沿海地區的民族工業生存。由于沿海地區對美歐國家出口市場的依賴較大，這些地區的某些領導、媒體、學者存在著親美情結，妨礙了他們認識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本質，以及可能對就業、經濟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造成的危害，未能從理論、輿論和政策方面采取有效的反擊措施。許多私營企業家盲目信任華爾街實力雄厚的大銀行，大量購買富豪殺手金融衍生產品并蒙受了巨大損失。許多沿海地區特別是浙江的民營出口企業，紛紛表示難以承受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沖擊。但是，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許多主張國企改革推行私有化、民營化的經濟學家，卻一改以往聲稱為民營企業說話的態度，毫不同情民營企業的困難并主張果斷“斷奶”，仿佛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是仰仗美國“喂奶”，還責怪民營企業抱怨困難是“嬰兒不愿斷奶”的哭鬧。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完全不顧多年來人民幣升值的惡果，仍然紛紛呼應美國散布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中國的論調，如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和糾正貿易失衡，無視人民幣升值期間導致嚴重通貨膨脹和貿易失衡擴大的事實。國內有些著名經濟學家甚至追隨附和美國的“中國導致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機”的論調，完全不顧美國荒謬責難激起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和政府的堅決駁斥，這種罔顧事實的“自虐、自責”現象不合常理而且絕非偶然，這種現象顯示出為實施栽贓中國的戰略，美國能夠有效組織公關活動達到輿論宣傳目的。

　　數年前美國為配合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金融戰爭攻勢，也曾公關中國有關方面和學者制造輿論進行策應，壓制批判新自由主義和金融自由化的聲音，結果導致國際熱錢涌入炒作股市、樓市泡沫攫取巨額暴利，炒作各種原材料、大宗商品誘發了物價大幅度上漲，央行加息抑制通貨膨脹反而增加了國際熱錢的套利收益，政府宏觀調控受到嚴重干擾并陷入了兩難的困境，國內企業普遍陷入困境并有數萬家民營中小企業破產倒閉，中國購買美國次貸衍生有毒資產蒙受了巨大損失，為美國通過金融戰爭向中國輸出次貸危機損失創造了條件。當前美國政府高官再次發動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的輿論攻勢，污蔑中國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和美國的嚴重失業，背后依然隱藏著妖魔化中國并發動金融戰爭的謀略，特別是為美國泡沫破裂導致危機升級和社會矛盾激化時，尋找能轉移民眾憤怒情緒的“替罪羊”進行輿論鋪墊。當前關于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責任的國際爭論，不是圍繞經濟學抽象概念進行的學術游戲，而是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發動戰略攻勢進行的前哨輿論戰。中國必須積極向世界各國揭露美國政客制造的謊言，闡明此次金融危機產生的真相，明確提出維護包括美國人民在內世界各國人民正當權益的主張，爭取贏得廣泛的國際支持才能掌握輿論主動權，挫敗美國通過匯率戰、輿論戰遏制中國崛起的圖謀。

　　中國不應懼怕美國的全面懲罰性關稅大棒

　　中國即使承受美國懲罰性關稅也只會影響對美出口，但是，允許人民幣升值就會打擊中國對所有國家的出口貿易。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積極開拓歐洲和亞非拉市場，彌補對美出口損失并降低了對美出口貿易的依賴，倘若人民幣升值將給中國對所有國家出口帶來更大困難。中國面對美國污蔑中國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指責，以及對華進口全面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威脅，不應回避妥協而應向世貿組織起訴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因為當前美國威脅涉及到成千上萬種中國出口商品，是遠比輪胎、鋼鐵個案更為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還應追究美國濫發美元彌補財政赤字侵吞各國財富，操縱匯率頻繁制造金融危機打擊各國貨幣金融體系，縱容金融投機造成石油、糧食價格暴漲暴跌和危機，導致眾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社會動蕩和人道主義災難，造成全球經濟失衡和廣泛多邊貿易逆差的罪責，這樣徹底搞清全球經濟失衡和爆發危機的罪魁禍首，才能為中國贏得道義優勢和世界各國的廣泛支持，迫使美國顧忌世界輿論壓力停止威脅中國，不敢任意栽贓嫁禍中國并動輒威脅進行經濟制裁，甚至在更強硬的右翼政客擔任總統后發動戰爭。

　　多年來中國已經允許人民幣升值20%以上，但是，美國絲毫沒有滿足反而不斷提出了更高的升值威脅，深層原因在于列寧論述的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地位和貪婪本性，人民幣升值20%就意味著美國金融投機資本獲利20%，它們當然希望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獲取更多投機套利收益，這就意味著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是無止境的，倘若中國屈服于美國壓力就會激發金融資本的更大貪欲。2008年4月中國人民幣已經連續多年升值，美國財長、高盛前總裁保爾森卻絲毫沒有滿意，他參加中美高層戰略會談時施壓人民幣加快升值，還要求中國推行匯率市場化和完全自由浮動，給予美國金融壟斷資本以操縱中國匯率的最大自由。數年前美國曾經指責中國人民幣匯率低估了30%，但當前人民幣已大幅度升值了20%之后，美國反而施壓中國將人民幣匯率進一步提高40%。據報道，美國某高官稱與美國大型企業定期交流時，從未聽到來自企業界對于人民幣低估的不滿，美國民眾也不滿將經濟失衡責任推給中國，擔憂匯率戰引發物價上漲并降低民眾生活水平。但是，美國金融寡頭具有列寧所論述的操縱政府的統治力量，它們完全不顧本國實體經濟和普通民眾的利益，頑固堅持對中國低估人民幣的毫無道理指責，并操縱國會和政府對中國進行施壓和威脅。

　　美國征收關稅將會明確自己發動貿易保護戰的責任和惡名，而美國施壓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則會以隱蔽方式，誤導中國不由自主陷入全面的金融戰爭和貿易戰爭。倘若中國明確表示不懼怕美國揮舞的關稅大棒，美國很可能會退縮而不敢真正實施全面關稅制裁，因為保護工業和就業是金融壟斷資本的借口而不是目的，一旦征收關稅導致全面物價上漲引起美國民眾不滿，美聯儲就很難實行低利率和濫發美元的貨幣政策，華爾街金融機構就很難通過金融援助計劃掠奪民眾財富，深陷投機賭博壞債泥潭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就可能徹底破產。美國一次征收關稅引起民眾和世界輿論不滿后，很難找到借口和輿論支持向中國反復征收懲罰性關稅，但是，美國通過不斷反復施壓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可為金融資本謀取永無止境、源源不斷的投機暴利，同時還可在世界輿論面前混淆是非、推卸責任，掩蓋美國推行隱蔽貿易保護主義和操縱匯率的事實。

　　反擊美國攻擊中國操縱匯率的金融戰爭

　　中國面對美國的兇猛匯率戰攻勢不應消極防守，而應圍繞媒體輿論、中美戰略會談、美元霸權等方面主動反擊，同時還應積極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的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曾對此進行了系統論述，隨著美國為轉嫁日益升級的國內矛盾反復對中國發動匯率戰攻勢，我所提出的一系列反擊美國的政策主張顯得愈發是現實迫切需要的。中國進行中美戰略會談應充分吸取日本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美國為遏制日本經濟崛起，也是通過日美戰略會談作為重要的施壓途徑，迫使日本實行匯率自由浮動和大幅度升值，放棄二戰后社會改良時期的金融監管化政策，轉而推行導致泡沫投機泛濫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最終因股市、樓市泡沫破裂陷入一蹶不振的長期停滯。由于日本政府官員缺乏國際博弈的大戰略思維，全盤接受了美國鼓吹的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致使日本在日美戰略會談中陷入了極為被動的境地，根本談不上互利雙贏而只能消極防御、受制于人。數年前，中國為了維護中美關系曾在中美戰略會談中多次讓步，承受了人民幣不斷升值導致了一系列經濟社會惡果，但是，美國金融資本獲得豐厚收益后卻并不滿足，反而進一步提出了人民幣升值和金融自由化的要求，還誤導中國官員承諾金融改革堅定不移推行金融自由化，誘惑中國購買了數千億美元“兩房”債券和各種有毒資產，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非但不反思自己的責任失誤，還倒打一耙試圖將責任和危機損失轉嫁給中國。倘若中國政府官員不能堅持并發展馬列主義理論，認清當代帝國主義和金融壟斷資本的本質，就不可能具備捍衛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眼光，這種情況下就不如推遲、暫停中美雙邊戰略會談，對有關方面人員應組織加強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和學習，充分認識到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種種謀略、手腕，認識到美國鼓吹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的危害，認識到美國經濟復蘇的泡沫性質和隨時可能破滅的危險，這樣才能擺脫理論觀念受美國誤導造成的被動局面。

　　中國不應在接受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前提下進行戰略談判，因為，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為美國的金融壟斷資本服務的經濟政策。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并敢于明確指出美國的經濟政策失誤，指出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是釀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只有徹底摒棄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能消除金融危機的根源，這樣中國才可能在中美戰略會談中改變被動挨打局面，同時反守為攻明確指出美國金融政策釀成的巨大金融風險，并且在參與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改革中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中國不能接受美國施壓推行資本賬戶的開放和自由化，尤其不能以資本賬戶開放來換取美國暫緩實施貿易制裁，因為，中國的外匯順差來源主要不是貿易賬戶而是資本賬戶，中國要想控制外匯順差增長就應該限制西方投資，尤其是不應順應美國的金融自由化壓力開放資本賬戶，否則人民幣浮動升值越多就會吸引更多熱錢涌入套利。

　　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意味著國際金融資本獲得投機套利收益，而中國購買的美元債券則會蒙受美元貶值導致的匯率損失。中國應向美國明確指出倘若美國繼續施壓人民幣升值，中國就不能繼續購買美國國債幫助其彌補財政赤字，因為美元貶值將給中國購買的美元債券造成巨大匯率損失。中國還應要求美國像20世紀60年代對德國一樣，采取具體措施保障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價值，彌補因美元貶值造成的匯率損失和通貨膨脹損失，這樣保障中國利益才能建立國際合作的互信基礎，否則應大幅度減少購買和持有美國國債的數量。美國著名教授赫德森曾指出當年美國向德國提供這樣的承諾，是為減少對美元貶值的恐慌并維護美元信譽，當前中國不應被動地應對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而應據理力爭向美國指出其錯誤政策以維護自身利益。

　　中國不應坐視美國采取不當的反危機經濟政策，加劇國際金融動蕩局面并導致美元不斷貶值，持續不斷造成我國出口形勢惡化和外匯儲備損失。中國作為一個國際影響不斷上升的大國，應該聯合世界各國指出美國反危機經濟政策的失誤，積極主動地維護全球經濟穩定并促進和諧發展。對中國經濟構成主要威脅的美國反危機經濟政策失誤之一，就是不惜代價注入巨資挽救銀行體系有毒資產的計劃。盡管美國政府向銀行體系注入數萬億巨額資金，但是相對于美國各大銀行的巨額有毒資產仍然是杯水車薪，美國政府和央行還將不斷被迫實施新的注資挽救計劃，甚至不顧通貨膨脹危險直接開啟印鈔機解決資金緊缺困境。這種救市行為將會導致美元不斷貶值并嚴重威脅中國出口和外匯儲備。中國應明確指出美國為了維護金融壟斷資本利益，通過濫發貨幣操縱匯率才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

　　中國越是懼怕美國施壓并允許人民幣不斷浮動升值，就會吸引更大熱錢涌入并面對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中國越是增購美國國債并向美國提供廉價產品，就越是成為美國攻擊對象并被指責造成全球經濟失衡。中國應積極主動提出維護美國民眾和本國利益的主張，凍結巨額金融衍生品壞債遏制金融危機升級，力阻美聯儲印鈔救市威脅美國民眾存款和中國外匯儲備，呼吁對美國民眾存款和各國持有美債實行通脹貼息保值，讓美國民眾從切身利益出發積極擁護中國立場。中國應抓緊時機進行爭取美國民眾的輿論工作，以防金融危機升級導致美國國內矛盾激化之時，美國受財團控制媒體驟然發動嫁禍中國的輿論攻勢，導致中美關系惡化不利于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

　　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國依靠美元霸權濫發貨幣占有各國財富，因此，美國同世界上九十多個國家存在著貿易逆差，其他國家貨幣即使升值大幅度提高了出口商品價格，也不會影響美國依靠成本近乎為零的美元彌補財政、貿易赤字。世界各國解決同美國貿易失衡問題的根本辦法，開展國際合作建立不依賴美元的國際貿易清算體系，并最終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動搖美元霸權從而削弱美國的全球經濟軍事霸權的威脅。

　　美國是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卻頻頻指責中國，中國雖然堅決反駁并申辯卻難以改變被動局面，但是，2009年中國提出建立超主權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直接打中了美國利用美元霸權轉嫁危機代價的要害，立刻贏得了廣泛的國際支持并扭轉了被動局面。2009年3月30日，美國《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中國的建議將美國推向了被告席，迫使美國放棄傲慢指責別國的態度處于被動辯解的地位。盡管國際上不斷有學者主張建立新型國際儲備貨幣，但中國提出這一主張卻使其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影響力，這充分說明中國應該更加積極主動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2009年1月，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曾稱奧巴馬認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美國將通過各種外交手段施壓中國改變匯率政策。但是，2009年3月中國提出建立超主權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后，蓋特納立即通過多種溝通渠道向中方詢問并表示擔憂，其緊張之態仿佛唯恐美元是壞賬累累的銀行即將遭人擠兌，這種壓力促使蓋特納改變態度公開承認中國并未操縱匯率。但是，在美國放松匯率指責并頻頻表示友好后，中國沒有繼續積極推進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進程。美國在安撫中國并等待經濟復蘇減輕不利輿論壓力后，又再次以強硬姿態提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責，甚至揮舞征收全面關稅大棒使中國再次陷入被威脅境地。

　　由此可見，中國必須反守為攻才能根本改變被動挨打局面，必須始終牢牢抓住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占有各國財富的關鍵，主動聯合世界各國積極推進各種替代美元霸權的方案，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經濟軍事霸權對世界穩定的威脅。中國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不能僅僅作為長期目標，而應看作爭取在較短時期內付諸實施的現實目標，以應對濫發美元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動蕩和通脹壓力的緊迫威脅。考慮到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內擁有一票否決權，中國應爭取在聯合國框架下建立新型國際儲備貨幣。聯合國委托斯蒂格利茨等著名學者組成的獨立專家小組，也認為新型國際儲備貨幣系統簡單易行，而且有利于防止通貨膨脹和國際貿易失衡等問題，建議聯合國各成員國的領導人盡快展開討論、磋商。

　　中國應加快推進建立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的進程，聯合俄羅斯、印度、巴西、印尼等支持中國主張的國家，商議先行建立起一種過渡性的新型超主權國際貨幣，用于多邊的經濟交往和國際貿易計價、結算，以后逐漸擴大適用范圍并吸引更多的國家加入，逐步形成聯合國范圍內眾多國家加入的新型國際貨幣體系。新型的國際儲備貨幣應采取靈活、自愿的原則，不排斥使用美元、歐元等現有的國際儲備貨幣，而是同美元、歐元形成互補的良性競爭關系，同時也不排斥雙邊貨幣互換和長期貿易、投資協定。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美國及受其控制的盟國的反對阻力，另一方面可以讓眾多的新興國家獲得有力的談判籌碼，施加現實壓力迫使美國在發行貨幣方面更加謹慎行事，切實有效反擊美國施壓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戰攻勢，形成國際壓力有效制約美國濫發貨幣和操縱匯率的惡劣行為。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減少對美歐市場依賴

　　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建議中國主動以征收出口稅的辦法回應美國指責、施壓。這種出口稅可以有針對性減少中美貿易逆差，而不像人民幣升值會影響中國對所有國家出口，同美國征收關稅相比確保稅收歸中國避免利益外流。中國不應懼怕美國征收進口懲罰性關稅的威脅，美國這樣做將損害自身特別是金融壟斷資本利益，迫使美聯儲礙于物價上漲壓力難以延續濫發美元的貨幣政策，減少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廉價獲得中國創造的物質財富，某種意義上也有利于中國調整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中國征收出口結構調整稅應主要針對跨國公司對美國出口，因為跨國公司所占價值鏈份額很高且承受能力強，中國還可利用出口結構調整稅收益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扶植承受力較弱的中小企業調整經營開拓國內市場。

　　中國應對在華跨國公司提高各種資源價格和征收稅率，提高對美出口跨國企業、環境保護和碳排放等方面的征稅措施，特別是擴大中美貿易順差并支持反華的美國跨國企業，因為，中國相當大部分對美貿易順差來自西方跨國公司出口，中西方在資源價格和環保政策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這樣比較調整匯率能更有針對性減少中美貿易順差，不會吸引國際熱錢偽裝成出口順差和直接投資涌入中國，能夠敦促美國跨國企業幫助制止某些議員、政客的反華主張，保護中國出口中小企業的競爭優勢并廣泛開拓其它出口市場，限制跨國公司將消耗資源和污染環境的產業轉移中國，降低中美貿易順差并且提高中國所占的價值鏈份額，積聚財力扶植符合國家政策的企業擴大國內市場服務內需，有利于保護環境并節省寶貴資源用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有利于降低外貿、外資依存度并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盡管全球經濟長期動蕩的過程中，不排除出現美歐政府大量救市注資推動的經濟增長，但這是類似美國濫發次貸時期的虛假泡沫繁榮，從當前美國為挽救一個百分點的經濟衰退，付出的救市代價相當于大蕭條時期的54倍，就能判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需求不足矛盾多么突出，信用膨脹掩蓋的生產過剩矛盾積累到多么嚴重的程度，債務泡沫支撐的經濟復蘇和繁榮是多么脆弱，就能預見到經濟復蘇隨時可能重新轉變為嚴重經濟危機。中國應該準備應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動蕩和深度衰退，經濟刺激計劃既要考慮應急也要從長計議。西方經濟學的貨幣財政擴張政策，適合短期應對一般經濟周期波動，長期實行將會帶來一系列負作用，包括財政負擔和通貨膨脹壓力日趨嚴重，難以應對特大泡沫崩塌造成的深度衰退和長期動蕩。中國不應效仿西方“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踐證明這種政策存在著很大弊端，很容易刺激股市、樓市的虛假繁榮，卻難以推動實體經濟走出困境，甚至會提前透支、扼殺實體經濟的復蘇。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美歐脆弱的經濟復蘇隨時可能再次面臨惡化形勢，像大蕭條時期那樣出現雙底或多底型經濟衰退。倘若中國出口貿易再次因美歐衰退出現大幅下降，意味著中國將缺乏足夠的政策彈藥刺激經濟，繼續擴大財政赤字和發放天量銀行信貸，將會造成沉重財政包袱和嚴重通貨膨脹隱患。中國面對全球經濟長期動蕩的嚴峻挑戰，以及美歐隨時可能爆發更大危機的風險，應該建立一種常備不懈的有效應對經濟危機體制，隨時能有效利用計劃調節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啟動市場無法利用的閑置資源用于有益社會用途，阻斷經濟危機造成的乘數擴大連鎖反應，維護經濟金融安全并防止周期性危機引發社會動蕩。

　　2010年2月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深刻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綜合判斷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我們必須見事早、行動快、積極應對,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增添推動力”，并把“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亟待落實的重點工作之一。當前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蔓延加大全球經濟第二次探底危險，美國不斷以貿易失衡為借口施壓中國人民幣升值，中國外匯儲備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美元貶值風險的形勢下，中央提出的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針具有深遠意義，是中國抵御可能爆發的更大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防止中國像日本那樣在金融戰敗后陷入長期經濟停滯，像東南亞國家那樣在危機沖擊下喪失數十年的發展成果，實現中國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并且建立和諧社會目標的關鍵。

　　值得指出，中國落實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面臨著很大困難，關鍵是美國通過美元霸權擁有操縱全球市場的能力，無論人民幣如何升值也難以削弱美國的購買力，難以阻止美國依靠成本近乎為零的美元彌補貿易逆差，這正是數年來中國人民幣持續不斷浮動升值之后，中美貿易順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落實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針，不能依靠受到美元霸權操縱的全球市場自發調節，不能效仿西方的天量信貸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政策，美國次貸危機證明了籠統的寬松貨幣政策有刺激泡沫經濟的危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證明了凱恩斯財政赤字政策具有很大副作用。中國必須依據馬克思關于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的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國民經濟的經驗。有人認為陳云同志的經驗適合計劃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其實解放初期中國面對的正是市場經濟的爛攤子，尚未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且私有經濟占相當大比重，失業嚴重、物資短缺和物價失控等困難遠遠超過今天，還同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進行著艱苦的抗美援朝戰爭，但是，陳云同志在保持信貸平衡、財政平衡的情況下，成功克服了各種經濟困難并實現了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創造了西方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都無法實現的奇跡。

　　中國不應拘泥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認識到其財政、貨幣刺激政策的負作用，長期實行將會帶來財政失衡和通貨膨脹的弊端，難以應對特大經濟泡沫破滅后的長期經濟動蕩。 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經濟的經驗，探索一條在保持財政平衡和信貸平衡的基礎上，根據經濟危機沖擊或主動減少出口造成的市場閑置資源數量，不增發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一般貨幣和銀行信貸，而是發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資源保證的特殊信用憑證，在政府計劃調節指導下專門用于啟動閑置資源，解決社會就業困難實現充分就業和人力資源平衡，解決企業經營困難提高納稅能力實現財政平衡，改善企業償貸能力實現信貸平衡消除金融風險隱患，充分啟動國內需求持續增長實現外貿、外匯平衡，這樣才能主動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減少對美國依賴，推動立足國內的可持續經濟發展并實現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

　　中國為減少外匯順差不應繼續以優惠待遇吸引西方投資，而是應該利用外匯儲備大量收購西方在中國的投資企業。中國應徹底改變以污染環境和消耗資源為代價，向美國大量出口工業產品換取不斷貶值的美元，然后購買美國國債將寶貴儲蓄資金提供給美國，任由美國反過來廉價收購中國戰略性資產的惡性循環。中國應考慮主動運用不斷貶值的美元外匯儲備，贖回被美國企業收購的中國重要國有企業資產，收購控制著中國戰略性行業的跨國公司股份，趁中國在海外上市公司股價被低估的有利時機，利用美元大量回購中國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2009年中投公司收購美國銀行、基金蒙受慘重損失，但依靠對國有大中型企業投資仍然保持了較高贏利，投資中國遠比收購美國的高風險資產更為安全可靠，中國不應輕視、放棄令西方資本垂涎覬覦的本國投資機會。美國限制中國收購美國有價值的企業和資源，但美國無法阻攔中國利用外匯儲備收購國內的外資企業。中國應效仿美國限制外國收購本國有價值的戰略資產，中國不應懼怕美國指責中國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定，因為美國從來將國內法律置于國際組織的各種法規之上，美國認為世貿組織的起訴過程繁瑣、漫長不構成威脅，不待最終仲裁有結果美國早已獲得充足經濟利益。美國的國際貿易培訓班甚至教唆同時違反許多世貿組織規定，故意讓貿易對手和仲裁法庭難以處理眾多訴訟案件，有利于拖延法律程序為美國爭取更多的現實經濟利益。

　　[1] David DeGraw: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6864).

　　[2] ibid.

　　[3] 杰里米·沃納：《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就是主張威脅世界》，英國《每日電訊報》，2010年3月19日。

　　[4] 張莫：《民幣升值壓力測試不樂觀》，《經濟參考報》，201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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