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及其天則經濟研究所(上篇)(轉載)

代序:我購書是為了閱讀，除非看走眼買了一本爛書，一般買的書至少都翻閱了。自從網上可以下載書，就省了不少銀子，不再去買書，但睡覺前有時還會翻翻紙質書。偶爾翻到四川文藝出版社的《夜航船》，陡然發現是冉云飛寫的序，又仔細閱讀了一遍，對冉先生心生感佩，實沒料到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的國學修養深厚。那是冉先生1995年寫的，從對明末清初的張岱的身世感懷，可以看到今天冉先生的影子。　　

我很少看經濟類的理論書，主要是看不懂，可操作有指導性的經濟類的書會去讀，比如韋爾奇的《贏》，特別是有一本薄薄的小冊子《22條商規》，我是常看常新、獲益匪淺，當然，有故事的書也會看，比如《藍血十杰》，不知道這算不算經濟類的書。由于自己不懂，所以對這一領域的專家很是敬畏，發現經濟領域的專家總是研究出一些很雷人的科技成果，盡管結論違背常識，但我不大敢質疑。因為很多結論并非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感受到的，這確實是事實。在我從事的研究領域就是如此。　　

可經濟學家冬雷震震、不分春夏秋冬地雷人，使得我去多讀了幾篇他們的文章，發現他們雷人的結論沒有事實表述，也沒有數據支撐，結論就出來了。作為學術文章，這就是造假。由于明星級的經濟學家茅于軾特別小沈陽，我就把他放在博客上的文章通讀了一遍，驚奇地發現，茅于軾的經濟學就兩個字“市場”。判斷社會現象政治形態的標準也是“市場”，看它是否市場化，若是，則是正確的。解決一切問題也是“市場”。把所有問題交給市場，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就自然而然地替他解決了，經濟學家甚至不用裝神弄鬼地再念其他咒語，這樣當明星做經濟學家實在是太輕松了。為了不使自己顯得太無知，我又去讀了“市場”的祖師爺斯密的《國富論》，那只無所不在的“看不見的手”就是從這伸出來，茅于軾拿來以不變應萬變。　　

茅于軾的博文中有幾篇談自由主義，自己也標榜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不管是什么主義，以一個人、一本書、一個觀點為人生所有的價值判斷，這就愚不可及。以一個德國人的一本書為標準，規定和指導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以此為國家的立國根本，確實很愚蠢。但以另一個蘇格蘭人的一本書為標準來反對，難道就聰明了嗎？奉馬姓德國人為真理的，取的對自己有利的部分，民主自由、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社會福利，對自己不利就放棄。標榜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也一樣，只取有利于自己的“市場”，而根本不去理會祖師爺斯密還有一本《道德情操論》，講得是人性的另一面“利他性”。中國人總愛在外國人的書本中，尋找政治制度的依據和經濟生活的方式。并非它山之石不可攻玉，但把任何一種理論當成教條，非得它山之石方可攻玉，則無疑是錯誤的。沒有一種理論和學說可以適應任何時期和任何方面。標榜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經濟學家，與馬教的信徒犯的是一個毛病，僵化、傻。　　

在我讀了幾本經濟類的書籍后，我不得不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大多是白癡和騙子，至少與天則經濟研究所有關聯的經濟學家是如此。作為沒有實證的一門學科，經濟學在中國淪落成了玄學，一句“天意”在經濟學家的嘴里換成“市場”而已。經濟學家實則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至少得通五行八卦、會察言觀色；經濟學家則簡單得多，只需學會兩個字“市場”。　　

張岱在《夜航船》里記錄了一個測字先生，說一個學子趕考前寫了一個“串”字讓測測能否得中，測字的說可連中，果然中了又中。又一學子聽說了，也寫一“串”字求測，回答說是不僅不得中還有難，問何故，答說無心“串”為連中，有心“串”則為“患”。測字先生也許當時名聲大振，引得張岱記錄下來，幾百年后讓讀者領略測字先生的急智和神通。經濟學家要成為茅于軾這樣的小沈陽，無需什么能耐，整天說昏話也行，找好東家傍好大款是第一。茅于軾深諳此道，所以想不“明星”都難。　　

一、茅于軾是如何“經濟學家”的　　

如今，茅于軾儼然中國經濟學界的班頭，連本身不可一世的張維迎、樊綱等都聚于茅的麾下，為茅生命不止、擦鞋不已。單單是年紀大，諒也得不到這般待遇，想必在專業方面定有過人之處。一個半路出家、據自己說1975年直到滿46歲才開始接觸經濟學的人，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確實有常人不可企及之處。茅于軾是怎么完成身份轉換，又有哪些理論建樹呢？　　

從火車司機到經濟學家　　

茅于軾世家出身，伯父茅以升是我國著名橋梁專家，父親茅以新是鐵道專家，1950年任鐵道部機務總局副局長，副部級待遇，直到離休。茅于軾1950年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畢業后，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做火車司機，1955年調鐵道科學研究院，從事機車車輛性能研究。1975年開始從事運輸經濟的研究，從這時開始與經濟學沾邊。茅于軾自承他的研究并沒閱讀西方經濟理論書籍，也沒說是不是從《政治經濟學》著手，但明確表示了，完全是憑自己的腦袋想出了自己的理論。1985年，茅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從事中美經濟研究，同年，出版了至今為止唯一的一本經濟學理論書籍《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　　

茅于軾躋身于中國“經濟學家”的行列得益于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因。克萊因是美籍猶太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1980年，以克萊因為首的七位美國經濟學家在中國舉辦了為期七周的學習班，有100多名中國學員參加，日后，參加這個學習班的，或赴國外成為了前沿經濟學家，或如茅于軾這樣成為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參加這個學習班可看做是他接觸到真正意義的經濟學。　　

1986年，受美國福特基金資助赴哈佛大學任訪問學者一年。茅于軾在博客中坦誠，在哈佛聽了三四門課，并無收獲，因為他自己就可以開課，唯一的收獲是有了稅收的概念。1990年應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所聘任高級講師，給碩士研究生講授“經濟學專題”、“經濟計劃”和“環境經濟學”，這個教職的得來，是因為與經濟系的系主任相識。這三門課的內容與經濟學有多大的關系，我不得而知，看“經濟系專題”象是一個系列講座性質，“經濟計劃”可能是給沒在計劃經濟下生活的學生講故事，滿足外國人的獵奇心理。錢鐘書先生在《圍成》中，借方鴻漸之口評價過訪問學者的“講學”，說講的人以為自己在“講學”，聽的人以為講的人是在“學講”，學講外國話。茅于軾也許講得好，那也不一定。一般給研究生講的課，大多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講完后都會集結付梓，但給外國研究生講的課都沒印成書，我感覺講的不會是自己的東西。　　

在整個80年代，經濟學家呼風喚雨的時期，茅于軾并沒露出今日隱隱然幫主的身段，他幾乎缺席了每一次改革的重大舉措。說明那時茅于軾“經濟學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認同亦未獲同行認可。　　

1980年，國務院體改辦《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正式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起草這份文件的有薛暮橋、徐雪寒、馬洪、廖季立、劉明天、林子力、柳隨年等。1985年，針對中國當時的通貨膨脹形勢，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宏觀經濟改革國際討論會”，通過對經濟學家劉國光、趙人偉論文的分析，以及美國經濟學家托賓對當時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形成了治理措施的共識。1983年，經濟學家吳稼祥和金立佐寫了一篇《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系統地提出了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的主張。此前，厲以寧也提出股份制，主張多元持股，破產重組，并致力推動股份制改造的施行，也就有了“厲股份”之稱。這都沒看到茅于軾的身影。　　

除了“厲股份”，還有吳市場、張產權、曹破產、楊賣光等，用以說明“經濟學家”在改革中起的作用，這些作用無論好壞，都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身份表征。這些并不是自己或者官方授予的，而是老百姓根據他們的行為安上的。最近，在“經濟學家”這個幫派中，自己給茅于軾安了個“茅維權”，大概是覺得茅于軾今日身份不同，行走江湖沒個綽號很丟面子，但如果不是“茅”姓特殊，誰也想不到某維權是茅于軾。說是茅于軾致力于為社會弱勢群體“維權”，所以“茅維權”。暫且不說茅于軾是否為弱勢群體“維權”，僅就“維權”這個社會活動家的表征放在“經濟學家”頭上，實在是說明這個“經濟學家”很不“經濟”、浪得虛名。　　

茅于軾“經濟學家”的身份起初不被接受自有道理，他非科班出身，也沒自學，完全是自創。在80年代發表的經濟類文章也只是以經濟學的視角觀照實際問題，談不上經濟學研究。80年代，他大致有這些文章：“環境經濟學中的三個基本問題”（《經濟研究》，1982年8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報告”（1983年）、“中國的能源政策及其國際背景”（《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87年）、“美國人口的分布和流動及地區經濟發展”（《美國研究》，1988年）、“溫室效應的經濟后果”（《科技導報》，1989年）。與經濟學沾上邊的是1985年出版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這本書面世后，并無影響，只是近年，張維迎屈尊做了茅于軾的小弟后，張維迎將它吹上了天。　　

給茅于軾帶來“經濟學家”人氣的是90年代的兩本普及讀物，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經濟學：對美國市場的考察》、三版時改為《生活中的經濟學》；另一本是1996年出版的《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中國的專家，要不身陷書齋，要不奔走于政治權貴的屋前門后，肯放下身段好好給百姓解釋一下他的學問的，少之又少。茅于軾看準了這點，走了一條群眾路線，推出的兩本書恰恰迎合大眾急于了解美國急于致富的心理。是普羅大眾首先認可了茅于軾“經濟學家”的身份，名聲在民間鵲起。那時，茅于軾尚未完全把自己賣給國內外的權貴，說的大多還是人話，又通俗易懂，大眾自然認可。　　

1993年，創辦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是茅于軾人生的分水嶺。這是一家民間經濟研究所，在美國人眼里，只要是民間的，就會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間的，政治就是正確的。美國福特基金會帶有偏見地看中了茅于軾和他的研究所，開始資助他的研究項目，這個信號傳遞給已有“經濟學家”身份的白癡，那些白癡第一反應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資助，那一定“經濟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對茅于軾冷漠的態度，接納了他。茅于軾成“家”而暴得大名，是一個從民間到“主流”的逆向過程。　　

社會科學的學術與資本結盟，會變得邪惡，但學術這個怨婦總歸出身名門，邪惡得就不徹底，總惦記著要立牌坊，況且，學術離開了資本也并非不能生存，只是有些寂寞。而像茅于軾這樣非學術和偽學術，就非得被資本包養，否則生存堪虞。茅于軾搭建了天則經濟研究所這個窯子后，迅速勾搭上了房地產資本，賣身給任志強潘石屹等，而任、潘則以資助研究項目、頻繁舉行研討會讓茅于軾在媒體頻頻露臉，一個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就這樣包裝誕生了，茅也從此不再說人話。　　

茅于軾的經濟學　　

先說經濟學，經濟學理論作為當代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學科，它從來就不是先有理論，而后用理論來指導實踐的，它是通過對社會活動中的現象進行分析、總結，形成一套描述性的理論。先有了市場活動，亞當·斯密認為有一只無所不在神秘的手在掌控，才有了“市場理論”。先有政府干預，才有了凱恩斯理論。這門學科，沒有實證，只有溯后性而前瞻性不強，并不算嚴格的客觀科學。盡管現代經濟學都引入了數學以搭建模型，但每一個模型產生于不同的人，反映的是不同的意識形態。將以往的經濟數據放入模型中驗證，如果得出大致吻合的結論，則認為構建這個模型的經濟理論是正確的，提出這個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很希望用這套理論來指導經濟生活。可現實中的條件改變了呢，是不是還會得出以往符合這個模型的數據，中國的“經濟學家”不大考慮這個，這就是按“經濟學家”的理論進行經濟改革，越改越離譜的原因。開始靠譜，是因為那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與它理論得出時的環境的譜子靠得比較近。由此看來，經濟學就是經驗型的算命的學科，在西方，“算命的”經濟學門派繁多，但在我國流行的主要只有兩種：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微觀經濟學。　　

1980年，來我國開班講學的勞倫斯·克萊因屬于凱恩斯主義學派。凱恩斯主義學派強調充分就業和國家干預，在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宏觀經濟學又稱總體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整體經濟，通過對總量經濟的研究，以期解決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和國際收支的問題。與宏觀經濟學對稱的是微觀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是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以價格分析為中心，分析單個生產者如何分配有限資源以獲取最大利潤。微觀經濟學的源頭則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就是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學。　　

雖然茅于軾師從勞倫斯·克萊因，但并沒接受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觀點，而是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鼓吹者，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的。這種現象并不奇怪。中國經濟步履維艱尋求轉型階段，經濟學家們本能地拒絕有著“計劃經濟”色彩的、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轉而緊緊擁抱聽起來也悅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當然也與當時的國際環境有密切關系，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推行和輸出的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最主要的是經濟學家的愚蠢，他們只知道“計劃經濟”不好，而不去分析當時中國實行的是不是“計劃經濟”、適當程度的“計劃經濟”對經濟發展有沒有幫助。當時中國實行的是“命令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前蘇聯才是計劃經濟。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實行的是嚴格的計劃經濟，他們一直是專家負責制和廠長負責制，沒有象我國這般隨心所欲，由狗屁不通的書記說了算。特別是“經濟學家”拿新自由主義經濟當成唯一標準，衡量一切經濟現象、社會現象，以至于背離常識、公義、公理而不自知，荒唐得無以復加。“沒有一種理論和學說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普遍不懂這個常識。　　

茅于軾的經濟學建立在他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里。簡單地說就是：每個人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可以達到全社會整體的“利他”。當然，這里的“利己”是不侵害別人的利己，是妥協均衡的利己，就是通過協商談判達成互惠互利。了解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就能輕易看出茅于軾的這本書是對那只手的山寨版解釋。　　

不能說茅于軾的解釋沒有道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易，以至商業談判都是遵循這個“利己”到“利他”的道理。但這不是普遍真理，不能用于任何時候和任何方面。茅于軾用“擇優分配”為真理標準來觀照所有事物，則是錯誤。從某種意義上說，茅于軾的“擇優分配原理”又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是經典牛頓定理與愛因斯坦相對論在物理學上的意義，牛頓定理不能解釋宇宙現象，也不能適用于微觀世界。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則是擊碎茅于軾理論的“相對論”。“均衡理論”證明茅于軾的“擇優分配原理”極其荒謬。如果，茅于軾不了解“均衡理論”，就請茅于軾摘下頭上經濟學家的帽子；如果，茅于軾清楚“均衡理論”，仍然用“擇優分配”來忽悠，那絕不是招搖撞騙這么簡單。　　

美國影片《美麗心靈》，獲得了74屆奧斯卡的四個獎項，影帝羅素克羅在片中飾演經濟學家納什。納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199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原因是提出了“納什均衡理論”。　　

“納什均衡”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個體的人從利己的立場出發，所構成的最優組合，并不會達到總體最優的結果。最終結局是一個“納什均衡”，這個“納什均衡”是對所有人都不利的結果。　　

下面這個著名的“囚徒困境”的故事，能很通曉地詮釋“納什均衡”。　　

有一盜竊命案，張三和李四的盜竊罪證據確鑿，殺人罪證據不足。于是警方就將二人隔離審訊，分別對張三李四二人說：“由于盜竊罪成立，你將面臨一年的刑期。但可以做個交易，如果你承認殺人的罪行，可以視為立功，只需收監三個月，而你的同伙將判十年刑期。如果你不交代，而你的同伙交代了，則你將坐十年牢，你的同伙三個月就可自由。如果，你們兩個都交代，那么，你們各自服刑五年。”　　

顯然，張三李四選擇不交代，各自服刑一年是最好的結果。根據茅于軾的“擇優分配”，有理性的人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兩人都會盤算：“假如他認了，我沒認，我得蹲監10年，所以認了對自己有利。如果我交代了，他也交代了，我也是坐五年牢，也是交代了對自己有利；假使我承認了，而他抵賴，我就只要坐3個月，而他將坐10年牢獄，也是承認對自己有利。所以，不管他招不招，對我而言，都是交代了對自己有利”。最終，兩個人都會選擇招供，結果都獲5年刑期。而對兩人最有利的一年刑期不會出現。　　

為什么，因為理性的人不會冒這個風險，只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也就是茅于軾說的“擇優分配”，但得出的結果卻是與茅于軾的結論完全相反。也與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相悖，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認為，“看不見的手”會調節自利的個體以使整體取得最大利益。但斯密沒考慮到，如果參與的個體數量不多，那么，每一個決策者都會顧慮其他人的想法，所以，完全的市場經濟在全球一體化、國與國之間的商業博弈就行不通，那就需要另一套理論來指導。　　

張三李四能得到最好的結果的條件是：串供。作為經濟學家，茅于軾不懂“納什均衡”，不可想象。那他為何時時事事都用有局限性的“擇優分配”來界定呢？只有一個解釋，他已經“串供”。茅于軾為地產商搖旗、為富人說話，就是他“串供”后的表現。　　

茅于軾經濟學的學術地位　　

前些時，不少網站都做了個茅于軾華誕八十周年的專題，牛博網也在首頁不甘落后為茅于軾弄了個鑲金貼銀的牌坊。茅于軾的江湖地位確實很牛逼。江湖地位不等同于學術地位，江湖人往往愛混淆，有意把江湖地位說成是學術地位。在中國，決定江湖地位的一般不憑本事，武藝低微的宋江能做梁山泊老大，憑的就不是上陣廝殺和運籌帷幄，所謂功夫在詩外。在中國，如果你年紀足夠大、同時臉皮夠厚，敢胡說，那一般會有不小的江湖名聲和不低的江湖地位；如果還能念幾句科學咒語，那大師、專家的盛譽就滾滾而來。　　

中國人迷信西方，也就從迷“馬”開始，時間不長，也就一百多年，骨子里仍然是迷信祖宗，進而迷信年紀夠老的人，總害怕不聽老人言吃了虧。即使有人看出不過是除了年紀一無是處，也不愿捅破這層窗戶紙，但凡有人揭掉這層紙，也會指責別人不應該。理由是：老人已經做了這么多了，還想怎么樣。不惜將老人做的“那么多”無限放大，放大到任何領域，比如茅于軾做的小額貸款，你可以放大到一個道德完人的高度，但放大到茅于軾是一個了不起的經濟學家，那就過了界、不沾邊。正因如此，中國就多了不少肆無忌憚的學術老騙子。　　

媒體和網絡的喧囂，只說明茅于軾的江湖地位，其學術地位如何呢？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說：“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五個。”并提出了評判經濟學家的硬指標：看他論文是否發表在有影響的經濟學期刊上，他論文被其他經濟學家引用的情況。同時指出世界上有影響的期刊有160種，得到學術界尊重的有60多種，而被學術界推崇的只有20種。此言一出，民聲沸騰，國內經濟學家卻裝聾作啞，靜寂無聲。當然，也可理解成，國內所有的經濟學家都高風亮節，不屑于作口舌之爭。我認為，國內經濟學界是默認這個事實的，因為丁學良不好糊弄，相爭只是自取其辱。丁學良出身皖南農村，1984年赴美留學，哈佛博士。國內經濟學家用國情說、國際說均繞不過丁學良，只好認了。可見，國內經濟學界最多只有五個在國際學術界有一位置，由于丁教授沒舉出五個人名，國內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可以意淫自己是五分之一。但茅于軾不可以，茅于軾在硬指標面前很困窘，他沒有一篇論文發在了20種期刊和60種期刊里。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是墻內開花墻外香，開在西方，香在拉美和中國，是不是茅于軾的經濟學理論反其道行之，墻內開花，自家院里香？很有可能。張維迎曾經評價茅于軾《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一書說：“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的著述奠定了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并說前蘇聯人因為這項成果獲得了諾貝爾獎，言外之意茅于軾也行。在介紹茅于軾的學術生平時，都說茅于軾是單獨研究，用數學公式建立了一個線性模型，我看很可疑。早在1939年，康托洛維奇就寫過《經濟管理的最優化》一書，論述線性約束條件下的線性目標達到最優，也因此獲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茅于軾的研究成果與康氏暗合？但我知道茅于軾懂俄語。算是我小人之見，確實是茅于軾沒參考、抄襲前蘇聯人的成果，自己坐在家里想出來的，可張維迎的評價仍然使人肉麻。先進性和開創性都談不上的一項“成果”，別說是奠定什么地位，連成果都不是，況且別人完成于近半個世紀以前。線性優化也不是張維迎說的市場化的微觀經濟學，它是基于計劃經濟的優化。康托洛維奇一生都在計劃經濟環境下生活，是前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民經濟管理研究所經濟問題研究主任，1965年，前蘇聯為表彰他在經濟分析和計劃工作中應用數學方法的成績，授予他列寧獎金。那個成績就是“線性優化”。張維迎無邏輯地諂媚，就是他們那個幫派互相吹捧、抬轎子的游戲。　　

會不會冤枉張維迎，其實他不是在無恥地諂媚，茅于軾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確實如張維迎所言，是“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的著述”呢？看看當今主流經濟學家在大學教授微觀經濟學選用的教材和參考書，大致可以明白。教材和參考書有：“曼昆《經濟學原理》、薩繆爾森《經濟學》、斯蒂格利茨《經濟學》、國內高鴻業、歷以寧、宋承先、梁小民、朱錫慶、尹伯成、司春林等所編的教材、哈耶克的、莫瑞斯的《管理經濟學》、平狄克《微觀經濟學》、曼斯非爾特《微觀經濟學》、范里安《微觀經濟學: 現代觀點》，高級階段有：平新喬《微觀經濟學18講》、張定勝《高級微觀經濟學》、蔣殿春《高級微觀經濟學》、武康平《高級微觀經濟學》”。但沒有張維迎說的“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的著述”的、茅于軾寫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一書。僅此說明，張維迎很下流，以及茅于軾在國內經濟學界也沒學術地位。茅于軾有的是幫派中的江湖地位。　　

學術地位有學界認同，也有民間認可。在國際上，民間同樣不認同茅于軾的經濟學家身份。Atlas基金會，1999年因《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頒獎給茅于軾，該獎項的7位評委都是著名的經濟學家。他們代表民間組織評定的獎項仍然看不上茅于軾的經濟學，而讓茅以社會學著述獲獎。在中國民間，茅于軾經濟學家的名頭則響徹云霄。這是因為，茅于軾將自己賣給資本后，資本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必須樹立茅于軾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喜歡披“自由主義”外衣而不知“自由主義”為何物的憤青數量龐大，他們有個簡單的認同標準，就是對暗號，說一句“自由主義”、回一聲“反政府”，暗號就對上了，那么就不管是什么樣的臟毒、僵毒和圈圈都引為同好而一起流，也不怕會不會污了“自由主義”這件外衣。由于茅于軾在某個文件中是第一批簽署者，所以“自由主義”憤青們也將茅于軾當作一面旗幟，誓死捍衛茅于軾“經濟學家”的江湖地位，為他放的每一個屁做“不臭”的辯解。從而穩定了茅于軾在國內的江湖地位。　　

綜上所述，茅于軾沒有學術地位，只有江湖地位。　　

二、茅于軾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嗎　　

媒體、公眾、主流經濟學們、茅于軾自己，都認為茅于軾是一個經濟學家，北大光華的院長張維迎認為茅于軾是個了不起的經濟學家，因為茅“重新構造了整個微觀經濟學”。且將茅于軾當成經濟學家，謹以經濟學家的標準考量茅于軾是否合格。　　

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如果沒能構建自己的經濟學理論，那他至少需要精通某一門派的理論，同時，還需要了解其他門派的理論，特別是必須清楚當前國際上經濟學發展的態勢。能夠明白經濟學的定義和作用，不能夸大它的作用；能夠運用自己掌握的、某一門派的經濟學理論解釋現實中的經濟現象，能夠提出前瞻性的建議當然更好。這就是我以為的、“經濟學家”的基本素質，經濟學愛好者可不作此考量，以“經濟學家”身份做研究、向公眾社會發言時，就必須是符合“經濟學家”素質要求的、合格的經濟學家。　　

茅于軾的身材不適宜披“經濟學家”的大氅　　

茅于軾的身材太單薄，披“經濟學家”的大氅，比例失調，看起來很滑稽。正如丁學良教授提出的界定經濟學家的硬件標準，茅于軾沒在有影響的經濟學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學術論文，就硬指標而言，茅于軾不合格。肯定，茅于軾的粉絲會以“國情論”來辯解，說中國的經濟學家不在于偏重理論的論文，而是身處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變革的實驗場，用實踐豐富了經濟學理論。前文已述，茅于軾缺席了中國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經濟變革，而他極力鼓吹的“教育產業化”、“高校學費漲價”，實踐證明，是一次徹底的失敗。在實際操作中，茅于軾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說明茅于軾“經濟學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一書。然而，同樣內容的書，早在1939年就已經在前蘇聯面世，作者康托洛維奇憑此書獲得了197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時間都早于茅于軾成書時間十四年之久。這不能叫學術成果，倒與學術腐敗、抄襲論文是一般面目。而《誰妨礙了我們致富》這類暢銷書，只是經濟學愛好者的作文，盡管不乏閱讀趣味，但與經濟學家的經濟學關系不大。所以，茅于軾相對于“經濟學家”這個稱謂，既無肉也無骨，瘦骨嶙峋披“經濟學家”大氅，很象一個床單綁在牙簽上。　　

茅于軾不了解經濟學這門學科，也不能正確認識經濟學的作用。　　

實際上，“經濟學”作為當代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在西方仍存在爭論，認為不是客觀的科學，只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所有的理論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經驗和對未來的假設。現在和未來的社會條件能不能滿足這個“假設”，當社會條件不能滿足“假設”時，是修正經濟學理論，還是讓現實來適應理論。很顯然，一切從實際出發，我們應該發展新的理論來適應現實，或者采取多種經濟理論來應對現實出現的問題。茅于軾卻不是這么看，他認為“經濟學”是唯一客觀的科學，經濟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唯一正確的經濟學理論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微觀經濟學。　　

茅于軾在《中國真有這么多危機嗎》一文的結語有段話：“既然糧食危機、土地危機、能源危機、水危機統統都不存在，為什么有那么多專家都說危機確實存在呢？原因有二：首先因為各方面的專家未必都懂經濟學，真正懂經濟學的人不會被這些危機所嚇唬住。”茅于軾全文的主旨是論述中國根本就不存在這些危機，結論是懂經濟學就不會被這些危機“嚇唬住”。本身茅的邏輯就很成問題，存不存在危機和會不會被“嚇唬住”屬于兩個范疇，你到底是說存在危機還是對待危機的態度問題呢？這是題外話。題內話是這樣，糧食專家、土地專家、能源專家、水資源專家在提出自己的問題時，不必懂得經濟學，他們只需要在自己的專業范疇內、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提出問題，至于解決問題，那就需要匯同其他各學科專家共同解決。發現問題、提出警示，與經濟學無關，如果經濟學家覺得那不是危機，很好解決，那正好是經濟學家大顯身手的機會，大可一試。認為其他領域的專家必須懂得經濟學才可去從事本專業的研究，顯得茅于軾自大而且是對經濟學的無知。　　

茅于軾極力構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面的模式，在實際議案中，錯漏百出。這些內容，我會在后面的章節里詳述，下面僅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說明茅于軾用于包打天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關于這點，建議茅于軾去補補中國哲學和中醫理論的課，任何一劑藥，都分君臣主輔，沒有一味藥是可以包醫百病的。　　

日本經濟學家鹽澤田典（1988，日本《經濟學人》）曾就新自由主義主義的理論模型還原到現實中，發現這個模型要在現實中成立，必須滿足四個條件：　　

（1） 生產者根據價格信號，及時進行投資的轉移，是無需支付成本的；　　

（2） 既成的社會生產力結構（資本存量）是非剛性的，因此隨時可以自由轉變或拋棄；　　

（3） 投資轉移和生產力改造所必須的新資源、新技術要素是無限自由供給的；　　

（4） 生產能力的過剩是永遠不發生的。　　

然而，現實中不存在這樣一個經濟體制，可以滿足以上四個條件。當市場需求通過價格給投資者信號時，資本方是否能拋棄或改造他原已擁有的全部資本存量，而把資金立即轉向另一個有利可圖的生產部門？這種轉移在經濟代價上是否可行？轉移有沒有時差？當設備、工人、技術轉移完成后，是不是還是當初那個市場，原有的高額利潤是否依然存在？事實上，生產永遠落后于市場需求的變化。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山寨版茅于軾的“擇優分配”的理論，往往會產生宏觀失調，達不到資本的最優化選擇。　　

任何一種理論道理與局限性并存，這不奇怪，茅于軾將一個理論當成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唯一標桿，那就有點奇怪。奇怪的理由先不深究，但這可說明茅于軾既不了解經濟學，對他賴以為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是一知半解，實在算不上合格的經濟學家。　　

茅于軾經濟學知識貧乏。　　

茅于軾在其博客上有篇《八十自述》的博文，不知是出于謙虛還是炫耀自己天才的心態如此寫到：“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的基礎很差。許多經典著作我都沒看過，比如《國富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資本論》都沒有認真讀過，更不用說洛克，康德，羅素，佛洛依德，韋伯，帕拉圖，培根，黑格爾的著作。”不知茅于軾的說法是否屬實，但看到這段話，我認為茅于軾的基礎確實很差，而且不僅是經濟學基礎差，其他社會學科的基礎也相當差。　　

首先，沒看過《國富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資本論》，作為一個著名經濟學家，基礎是有所欠缺，特別是身為一個徹底而教條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專家，聲稱沒讀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源頭《國富論》，似乎說不過去。我不否認世界上存在某些天才，不借助前人的經驗和成果，完全憑空想可以建立自己一套科學的理論。但這樣的天才未必是你茅于軾，為什么不是你茅于軾，我以后會講到。其次，我不知道沒讀洛克，康德，羅素，佛洛依德，韋伯，帕拉圖，培根，黑格爾會影響到“經濟學”的基礎，也不知道讀了洛克，康德，羅素，佛洛依德，韋伯，帕拉圖，培根，黑格爾就會夯實“經濟學”的基礎。因為據我有限的知識知道，洛克是個哲學家，經驗主義的鼻祖；康德是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天文學家；羅素涉及的領域頗多，有哲學、數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歷史、宗教和政治，但沒有經濟學；佛洛依德是心理分析的創始人，屬心理學范疇；帕拉圖是古希臘哲學家；培根是哲學家、作家和自然科學家；黑格爾是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其辯證法思想被馬克思所吸收，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組成部分。難道經濟學的基礎，來源于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我懷疑，茅于軾并不清楚他列舉的人名他們是干什么的，他只是知道這些名字而已。照例，一個八十歲的老人不該這么信口雌黃，可茅于軾義無反顧，莫非，真的是人越老越不要臉？　　

據茅于軾自己在文章中表述，在1975年，年滿46歲后開始研究經濟學，可又說幾乎所有的經濟學著作都沒閱讀過。那茅于軾是怎么研究的呢，是苦苦思索還是望天打卦？雖然茅于軾作為訪問學者，去了哈佛一年，但茅也自承沒學到任何東西，除了增加了稅收的概念。一門社會學科，如果你把它當成科學，就必須尊重它的的研究方法和以往的研究成果，一味強調自己的天才，表現出來就是缺乏“經濟學”常識。　　

在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認識上，茅于軾同樣表現出了他的無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席卷全球，助進了全球經濟的發展，但隨著拉美各國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國家的破產，新自由主義經濟走入了尷尬。眼下全球金融危機，更將新自由主義經濟逼到了墻角。新自由主義經濟過于強調市場的作用，忽視政府理應承擔的責任，消減福利。這在一個民主國家，民眾可以通過民主的博弈達到平衡。而在中國沒有自由主義的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則非常危險，民眾的利益無法通過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家寡頭經濟和資本寡頭經濟并存，貧富兩極，剝奪了民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本該得到的利益。　　

茅于軾在任何問題上，都采取機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為標準，我不愿說他是別有用心，只認為他“經濟學”沒學到家。　　

茅于軾缺乏應用經濟學知識的能力。　　

一個經濟學家，無論他秉承的經濟學理論正確與否，他都應該按照他的理論、遵循他的理論框架下的邏輯，去解釋經濟現象和提出合乎邏輯的建議。茅于軾恰恰缺乏這個能力。　　

2002年，茅于軾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推進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暨項目投資洽談會”上說，北京一年由于堵車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六十億元人民幣左右，平均一個北京人一天損失一元一角錢，一年損失四百元。現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車問題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的，堵車問題也由此成為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茅于軾說，市場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中國應該收費上路，只有實行收費，才能解決堵車，以達到社會的“擇優分配”。　　

從現實邏輯上看，茅于軾的解決方案是荒唐的，因為全世界十四萬公里的收費公路，有十萬公里在中國，收得不能說是少。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收費還不堵車。顯然，堵車與與收費與否沒有必然聯系，如果一定要聯系，應該得出收費過多導致堵車的結論。我不與茅于軾討論堵車的原因，只分析根據茅于軾的理論能不能導出茅于軾的“收費”結果。　　

要解決堵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規定駕車違法，或者一把火將車輛付之一炬，顯然這個方法不可取，解決堵車問題不是最終追求的目的，是要尋找合理的途徑達到最佳平衡。茅于軾是通過“價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擬制車輛消費和減少車輛出行。根據茅于軾“擇優分配”的原理，個人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在成本增加的情況下，顯然會選擇成本低的方式，減少對汽車的消費，路自然就通了。同樣，按照“擇優分配”所說的繼續延伸，由于個體的利己行為，會使整體也就是社會得到最大利益。然而，在這個個案中，社會成本卻增加了，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車輛使用者，成本都上漲。由于減少了汽車消費，汽車生產企業以及與汽車消費相關的企業利益均將受損，受損的利益也是社會成本。而因為“堵車”造成的損失只不過是簡單地轉移到其他行業。如果有量的分析，轉移后社會所承擔的成本相信超過了“堵車”的損失。根本得不出茅于軾的“最大利益”的理論結論。也就是說茅于軾的理論與他提出解決問題的推論是相悖的。　　

茅于軾給“堵車”開的藥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醫治駝背，兩塊木板一夾，壓上巨石，背直了，人死了。你能說茅于軾不會治駝背？同時，車輛上路收費的法律依據何在，政府本應提供公眾服務，在收了養路費后，憑什么還要收取上路費。公義和公理，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顧慮的。　　

茅于軾對經濟學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邏輯思維能力，使他頂著一個碩大的“經濟學家”的帽子，顯得異常滑稽。　　

茅于軾的思維模式有違經濟學家的理性　　

經濟學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實的數據考察經濟現象，運用自己掌握的經濟學理論，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茅于軾做不到。　　

邏輯混亂的思維　　

春運鐵路沒漲價，茅于軾寫了篇《鐵路春運不漲價的社會成本》。我以為，春運期間不漲價是本分，漲價的非分之想才值得討論。茅于軾非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展開討論也未嘗不可，但不管是中學生、小學生還是“老人家”，寫作文都得有事實支撐，依據理論，得出事實與理論合乎邏輯的結論。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為之，更應謹遵。　　

在文中，茅于軾是打算從成本分析入手，得出春運鐵路不漲價的社會成本增加，得出“不漲價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問題”。（此是茅文最后一句）　　

首先，漲價不漲價是個偽問題，鐵路部門沒有漲價的理由與依據，鐵路企業是國有企業、全民所有，不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而應以提供最佳服務為宗旨。違背這個宗旨，是我國決策部門在“經濟學家”的忽悠下走入了誤區。其次，在茅于軾表述的“社會成本”中，茅于軾沒有給出“社會成本”的構成要素，也無“漲價”和“不漲價”兩種情況下“社會成本”量的對比，“社會成本”增加就絕無可信。茅文認為，由于排隊買票花去很多時間，是增加了個體的成本；產生了黃牛倒票，消費者高價購買，同樣增加了實體成本。所以個體成本增加的算數和就是增加的社會成本。這樣計算，也不無道理。但“漲價”和“不漲價”，排隊購票各自分別所需多少時間、如何換算成本、因為票價高而放棄回家探望父母和孩子的，他們的成本是增加了還是降低了、增加或者降低應不應有個量的分析。茅于軾沒說。排隊人的多寡、時間花費多少、走和留成本的界定和換算，都是動態的過程，以靜態分析方法作用于動態過程是否合適，茅于軾也沒說。什么都沒說，“社會成本”是不是茅于軾說增加就一定增加？如果茅于軾認為自己是權威，他說“成本增加”就一定增加，那我就以他說的為準，也認為確實增加了成本。　　

但基本事實，我們是不是應該尊重？前幾年春運漲價，排隊多，一票難求；今年春運不漲價，多排隊，難求一票。前幾年春運漲價，黃牛黨猖獗，高價兜售；今年春運不漲價，猖獗黃牛黨，價高待沽。不管“漲價”還是“不漲價”，擁擠的購票人群和囂張的黃牛黨依然存在，你用無差別的事實數據，說明兩者存在成本差異，是不是邏輯混亂？由于基本數據沒改變，“漲價”則必然增加了社會成本，因為每一個人都額外多付出了票價成本，包括購買黃牛票的，黃牛票同樣是在“漲價”后票價之上的累加。這個并不復雜的成本計算，為什么身為“經濟學家”的茅于軾會答錯，而且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出來提醒他錯了呢。一個學術團體要得到公眾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處；一個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處。一個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說八道力圖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他必定遭到公眾的唾棄。一個學術團體，助紂為虐，下場只會更壞。　　

茅于軾文中的思路是，由于會增加社會成本，所以春運不漲價在經濟學的意義上是不明智的、是有待研究和商榷的。我就在茅于軾的春運不漲價會增加“社會成本”的基礎上，按照茅于軾給出的“擇優分配”原理繼續推演：　　

按照茅于軾的“擇優分配”原理，理性的人，從利己的立場出發，最后會達到整體也就是社會利益的最優。觀之春運，春運不漲價，由于省錢，理性的人為省錢這個利己的目的，蜂擁購買，最后自然就在“看不見的手”的撥弄下，取得了最優的社會利益。可茅于軾為什么又說“不漲價”會增加“社會成本”加以反對呢？到底是茅于軾的“擇優分配”正確還是“春運漲價”在理，由于兩者結論相反，其中必有一種是放屁，無論哪種為屁，都是茅于軾在放屁。自己的主張不符合自己理論的推演，自己的理論推演的結果與自己的主張背道相馳，說茅于軾邏輯混亂斷不會錯。　　

自詡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茅于軾，必定還有最后一招，說自己的理論推演與自身主張不合，是因為體制原因，沒有充分市場化的結果。既然知道有體制的原因，那就不應該用充分市場化的理論來套用現實的經濟現象，這個基本道理，活到八十歲還不明白，也算奇跡。鐵路客運這個公共事務，在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仍然是國有，國家補貼，它體現公義和公平，一個完全沒有國家福利、政府干預的經濟制度在世界上不存在。用完全市場化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萬事萬物，是茅于軾出了問題。　　

本末倒置的思維　　

茅于軾的文章，其實每一篇都是邏輯混亂和本末倒置的糾葛，選“提高高校收費”這篇來說明茅于軾的顛倒，并非這篇顛倒得特別出彩，只是信手拈來作一標本。2008年1月5日，茅于軾在“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作題為“國富國窮——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演講報告，報告中沒有提到教育收費的問題，在現場聽眾提問環節，有聽眾提問：“那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呢？”茅于軾回答：“我說學費要提高，因為大部分上大學的人不是窮人。這是一個理由。……窮人上大學用貸款、各種幫助的方法解決，而不是降低大學的入學費。這些意見對社會是有利的，對某些人是不利的。這就是道理”。媒體將這一觀點單獨拎出來，茅于軾覺得很受傷，于是，就有了茅于軾的《從高校學費說起》的辯解文章。　　

文章起首，茅于軾就很委屈，說他的意思是提高收費的同時增加對貧困學生的補助，完全是以高補低，并表示對此并無研究，也不是自己首先有此提議。確實不是茅于軾首倡此議，在他之前，張維迎和湯敏就表達過這個觀點。然而，以提高部分的學費反饋給貧困學生，則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果不分。如果，政府教育經費投入能夠達到國際平均水平；如果，目前的學費與國民收入的比例在合理的范圍；如果，教育經費沒有被管理者中飽私囊，或者用來建富麗堂皇的大學校門。那么，提高收費來幫助貧困學生才可商議。現在是政府投入不足、國民承擔比例過大、錢用來亂花，憑什么還要增加收費。假如政府不愿加大投入，那也應該將現在已經多收的學費，用來資助貧困學生。　　

作為自以為是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少不了用經濟學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認為低學費是富人占了窮人的便宜，（確實學費低，可能尚可探討，5000元以上的學費，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是被抽血。）茅于軾的理由簡述如下：公共教育經費來源于稅收，所得稅占稅收的很少部分，大部分稅收來源于流通領域，也就是我們日常消費時含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富人的資產大部分存放在銀行，沒有進入流通領域，而窮人進入流通領域的資產比例大大高于富人進入的資產比例。按資產比例來說，富人交稅少于窮人。所以，富人與窮人享受同樣的公共待遇，則是富人占了窮人的便宜。　　

茅于軾這番話既沒幫富人，也沒幫窮人，而是幫政府的失職找托詞。不管富人還是窮人，不是截然對立一成不變的群體，他們在既有稅收制度下合法繳納了稅款，政府就得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如果覺得是對窮人的不公平，可以調整稅收制度達到公平的理想狀態。不能以此為理由重復收費。假如這可以成為理由，政府就可以以此為借口，以保證窮人利益不被富人均沾而拒絕所有的公共服務，或者，要提供服務就得提高收費，再從高額部分來支付。那我們的稅收干什么用了呢？所謂富人，個體比較而言，在稅收絕對值的貢獻一定會大于個體的窮人；相比資產的比例會小于窮人。在守法納稅的情況下，富人沒權利享受公共服務嗎？茅于軾是很反對“打土豪”的，可自己卻動手“打土豪”。如果富人交稅的絕對數量大還不能保證得到公共服務；窮人交稅絕對值少，有什么理由相信政府會提供公共服務呢？　　

所以，讓大家上得起學，癥結在政府負起該負的責任，將現在收取的高額學費立即拿出來資助貧困學生。而不是再漲價，咬了肉還要嚼骨頭。　　

中國大學平均學費在5000元以上，學費假使不算高，那要求現在從學費中拿出部分來資助貧困學生，我還開不了口。就按“經濟學家”的意思，把教育當成完全產業化的機構，看看它的成本，茅于軾也是這個意思，他在文中給了個大學教育的成本數據：“拿高校收費來看，現在公辦大學的收費標準，大約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補助。”找遍《從高校學費說起》全文也找不到“成本”到底是多少、學費是多少的具體數據，沒有成本和學費數據，三分之一的是怎么得出來的，一個沒有公示制度的大學成本真實性又有多少。茅于軾敢亂說，我不敢，我只能是找一些資料進行對比。　　

1932年，北京大學一年學費20元，加上每學期2元的體育費，一年22元。清華等國立大學也差不多。30年代的私立大學收費較國立大學高，南開大學學費60元，住宿30元，一年共計90元。最高的是上海的幾所私立大學，復旦、光華大學一年100元，大同大學一年120元。3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50—80元每月；中學老師、工程師、記者、編輯等每月在100—200元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是350元，一級教授達500—600元。一個大學生畢業后一個月的工作可以支付北京大學的幾年學費。現在大學生的起薪有1500元、有800元、有500元，甚至有零起薪。而學費是每年5000元以上。這個學費說很高，不錯吧。如果現在的大學確實成本很高，那應該是控制大學的成本，總不能大學有病，讓學生吃藥，而且還自己掏腰包買藥。說茅于軾提高高校收費是“本末倒置”恰如其分。　　

不用說“經濟學家”，只要認識字能讀報，都能知道政府對教育投入的不足是不爭的事實。作為公眾人物，呼吁政府加大投入才是為百姓說話和辦事，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我國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所占GDP比例2007年是3.32％，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了9％左右，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也達到了4．1％。我們總說窮，沒錢。這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這是所占的比例，環保比例不夠、醫療比例不夠、養老比例不夠，都是比例不夠，多出來的比例比到哪去了？　　

再看英、美兩國的助學政策：“2006年以前，英國家庭年收入在22010英鎊以下的學生可免交學費，此類學生約占英國高校在校生人數的30%；家庭收入在22010～32744英鎊之間的學生需交部分學費，此類學生約占英國高校在校生人數的10%；在讀大學生可申請助學貸款，待畢業之后年收入達到1萬英鎊后開始償還貸款。　　

2006年上漲后的新學費制度廢除了先行的“先行繳費制度”，大部分大學生可以不付學費進校學習，畢業后也不需要立即償還欠下的學費，待年薪超過1.5萬英鎊時開始償還債務，所有無能力償還債務的學生在25年后將不予追究。家庭收入在17500英鎊以下的學生可獲得每年2700鎊的生活維持補助及3200英鎊的生活維持貸款，此類學生約占英國高校在校生總人數的50％。　　

在美國哈佛大學就讀的學生，凡是家庭年收入低于4萬美元者，在本科階段就無需支付任何費用。在2008年以后，這個標準又提高到6萬美元。從2008年度開始，哈佛大學每年將多支出2200萬美元，用以增加對中低收入學生的助學金。這項新政策對許多哈佛的學生來說，將會削減其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開支。　　

耶魯大學從2008年度開始，每年將多支出3.07億美元，占耶魯目前的年度財政預算的12%來資助學生，其中同樣包括較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賓夕法尼亞大學2007年底出臺新政策，其中一個目標就是逐漸取消學生貸款。目前在賓大4000余名本科生中，大約一半都有貸款債務在身。　　

考慮到美國大學有數量可觀的社會捐贈收入不符合我國現有國情，而英國2004年通過“高等教育法案”，大幅度提高大學學費，但同時也規定英國學生在進入大學時不用先繳納學費，而是進校后申請生活補助和助學貸款來繳納學費。”（引自《科學時報》）　　

沒有誰是提高學費后、拿出學費的高額部分來助學的，更沒有那個國家的政府在收取了高額學費后，還要追加收取再去助學的。保證國民教育是一個國家政府存在的基本理由。　　

茅于軾未必看不到這點，他為何還要如此顛倒呢，如果真是思維出了問題，那還好，僅僅是一個不幸的個案。可張維迎、湯敏這般“經濟學家”所見略同，估計是有意“本末倒置”。　　

　　頭痛醫腳的思維
　　
　　我感覺，媒體正逐漸將茅于軾往“二傻子”的方向驅趕，采訪中特意讓茅于軾說些不著三四的話，然后熱炒，使其出丑。2009年3月7日下午，茅于軾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發表演講前，“觀點地產網”對茅于軾進行了專訪，問：“您對經濟適用房怎么看？”茅于軾回答：“經濟適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風氣，破壞了社會風氣，消滅貪污腐化最好的辦法就是消滅審批。我的一個朋友在發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應該去買商品房的，但他就買了經濟適用房。他是發改委的領導啊，政策是他們定的啊！”
　　
　　　　“政府有責任讓每個人擁有住房條件，但是沒有滿足每個人占有房產的欲望的義務。怎么辦？我主張廉租房，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只有公共廁所，這樣的房子有錢人才不喜歡。”
　　
　　我支持經濟適用房設立的初衷，演變至今，真正需要的人不能都買到，而有錢人可以通過關系弄到，則是我不愿看到的。我想，政府不會以為富人謀福利的目的產生“經濟適用房”的政策設計。應該是在執行過程中出了偏差，或者在制定申請和審批程序時就埋下了失敗的種子。但問題不是出在“經濟適用房”本身的制度設計。當出現問題時，我們是去完善審批制度呢，還是把孩子連同臟水一起潑掉。茅于軾是把孩子一起潑掉。沒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壞的制度，真正的經濟學家會從經濟學的角度，衡量這項措施的利弊，看這項措施偏離制定初衷有多遠，是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原因還是具體操作的原因，然后再決定該不該替換，以何種更合理的方式替換。茅于軾缺乏這種思維。
　　
　　茅于軾認為“經濟適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風氣，破壞了社會風氣”，而且拋棄經濟適用房還是“消滅貪污腐化最好的辦法”，因為經濟適用房也需要審批。不良風氣一個勁地刮，可在經濟適用房之前，早已把社會風氣破壞殆盡，消滅貪污腐化礙經濟適用房什么事呢？到是因為貪污腐化的不良風氣將經濟適用房逼上了絕路。難道貪官貪錢，我們就得把金子化成水；腐敗樂意包二奶，我們就要把妙齡女子關在地牢里嗎。茅于軾繼續舉例說明反對經濟適用房的理由：“我的一個朋友在發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應該去買商品房的，但他就買了經濟適用房。他是發改委的領導啊，政策是他們定的啊！”假使他那個朋友參與制定政策，而自己又符合政策要求，那是政策定的太寬松，應該修改政策。如果他那個朋友不符合政策要求，那就與他定不定政策無關，他的朋友可以說是茅于軾認為的腐敗。腐敗由腐敗者承擔責任，不能得了好處反怪經濟適用房勾引你腐敗。就象強奸犯不能怪女孩太性感，強奸完再來懲罰女孩。
　　
　　茅于軾提出用“廉租房”來替代經濟適用房也無不可，但理由太牽強。
　　
　　茅于軾沒有給出“廉租房”的定義，我只好從字面理解，是廉價出租的房子。既然不賣只租，產權在誰手里呢。政府吧。那不還得審批？既然審批，不還是如“經濟適用房”一樣會勾引你腐敗。所以，為了防止腐敗，茅于軾自作聰明地在“廉租房”里不建廁所來阻止有錢人進入。你都不賣，有錢人憑什么可以得到“廉租房”，一個不打算賣的房子，你建不建廁所，與富人有什么關系。不是拿窮人開涮？當然，不建廁所，茅于軾所能夠阻止的富人是沒能力買房，而打算租房的“富人”。也就是象茅于軾發改委的朋友一類的“富人”，有能力通過“腐敗”的關系，買得到又買得起經濟適用房的人，可他們不管你的廉租房有沒有廁所都不會租來自己住。他們通過關系侵占“經濟適用房”，是看重的產權，是投資、為了升值，決不是為了解決自己棲身的問題。茅于軾“不建廁所”的天才創意是空對空，沒有阻止的對象。
　　
　　只要審批不腐敗，建不建廁所都可以拒絕富人染指。審批環節產生腐敗，你連公共廁所都不建，也輪不到窮人的好處。富人們自然會成片租下來，轉租牟利。茅于軾看到了“腐敗”頭痛的病癥，卻給腳趾頭上眼藥。
　　
　　“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此言一出，聲鎮江湖。茅于軾的粉絲本能地跟進，紛紛撰文闡述其各方面的意義。惹毛了的民眾也死揪住“廁所”不放，表示窮人有大小便的權利，不能歧視。也許，這正是茅于軾歪打正著想要的效果，模糊和轉移了扼殺“經濟適用房”的根本病癥，這個病癥在共和國的任何一個領域發酵，他們吃完“經濟適用房”大餐后，抹抹嘴要收拾桌子了，再準備上一桌“廉租房”的盛宴。其實，我們對待茅于軾的“廁所論”，只需還原到他的文本意義，看他為什么提出、要達到什么目的；考察他的理由是否成立、成立又是否能達到目的。不必與他糾纏平等和人權之類，落入他的圈套。
　　
　　我不認為“廁所論”是茅于軾以及他的房地產大佬的精心設計，我把它看成是整個大局中的一個花絮，誰也想不到茅于軾會那么搞，拋出如此小沈陽的一個“廁所”，而民眾及其需要娛樂，于是就配合茅于軾一起將“廁所”搞得風生水起。“廉租房不建廁所論”與茅于軾說的理由和欲達到的目的，風馬牛不相及，為何茅于軾還要正兒八經的提出呢，真費思量，我總不愿相信一個人會賤到求別人往他臉上啐吐沫的程度，茅于軾會嗎？
　　
　　從茅于軾文章中透露出來的思維方式，我認為茅于軾相對于“經濟學家”，那是不合格的。

　　茅于軾代言違背道德和科學的準則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對一個知識分子的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恪守公平和正義、秉持道德和良心，為公眾利益代言。經濟學家中會出現個別的知識分子，但我不要求廣義的經濟學家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可以是學者、學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經濟學謀生的職業工作者。我不會以知識分子的標準苛求他們。他們可以為政府、機構、社會團體、民眾群體和利益團體代言。
　　
　　作為社會學科一個分支的經濟學，從誕生的一刻，就打上了為利益團體代言的烙印。代言的本質是爭取本團體的利益最大化、或在增加社會總體利益下取得本團體的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忽悠其他社會人群，以損害其他人的利益來謀取本團體的利益。經濟學理論的內涵，并不排斥經濟學家成為某一利益群體的代言人。
　　
　　美國的經濟學人，或受政府部門雇傭，為政府部門提供服務；或任職投資銀行，成為職業經濟學人，為雇主代言，為雇主服務；或任教大學和開辦私人研究機構，可以代言民眾，也可以代言自己，或者僅僅代言自己認為正確的經濟學理論。這都無可厚非。但必須身份明晰，任職投資銀行就不能以公眾代表的身份發言，民眾可以根據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來判斷你的言論，信或者不信。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時，不僅將自己開辦的咨詢公司停了，自己的資金也委托基金替他投資管理。身份明晰，才談得上公信。為誰代言并不丟人，但不明不白，就很可能是在騙人。
　　
　　經濟學家替人代言，或基于良知、或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論，無論理論對錯，都是經濟學家的本分。如果不是從自己信奉的理論出發，僅僅是為某一利益群體粉飾，則喪失了經濟學家代言的價值，成為了幫閑的吹鼓手。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又是“替富人說話”，又是“為窮人辦事”，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則是不道德，至少是對“經濟學家”這個職業不道德。其行為是欺騙、以欺騙的手段謀取利益。茅于軾的代言大抵如此。
　　
　　茅于軾的代言欠缺良知
　　
　　所有的經濟學家、乃至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都是替人代言，要不代言全體民眾，要不代言某個特定團體。被稱為“經濟學家”的茅于軾，概莫能外，但具體代言哪一個特定團體，茅沒說過。茅于軾只說過“為富人說話”，是不是為“富人”這個整體代言，很難說，因為“富人”的定義就是模糊的，我以為的“富人”，也許在茅眼里根本就是窮人。再說，“富人”這個群體，在中國名聲不佳，說茅于軾是為“富人”代言，茅粉們斷不答應，認為我是抹黑。所以，我不在考證茅于軾究竟是為誰代言上瞎耽誤功夫。
　　
　　茅于軾說過：“我認為經濟學家為企業服務、代言是正常的，但是要透明化。你的收入擺出來，你幫人說話，你要說的有道理，大家就聽嘛。否則律師怎么干？人家就是拿錢替人說話嘛。”看來，就代言而言，茅于軾基本與我一致，“透明化”就是我的“身份明晰”，只是關于“律師”一節有所差異。律師替人辯護時，職業道德是他的良知，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是在法律的框架內，法律是剛性的第三方裁判，律師不能左右。經濟學家則不然，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就違背了做人的良知，因為“經濟學家”在這是第二方，“經濟學家”的經濟學理論是第三方裁判，“經濟學家”與人消災應該在自己的理論框架下去“消”。否則，就是沒有良知。此時經濟學家的“良知”有兩方面，一是對自己理論的尊重，這是職業道德；二是做人的基本準則，基本準則要求不高，即“不作惡、不害人”。
　　
　　經濟學家需不需要道德良知，前幾年在經濟學界有過很大的爭論，這個問題會引發爭論，我得修正前文對“經濟學家”是“白癡和騙子”的判斷，其實根本是一群豬。是人都需要道德和良知。
　　
　　“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尊重經濟學理論，當經濟理論與社會道德沖突時，可以不要道德。
　　
　　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基于道德和良知而發生的，經濟學理論也是力圖找到一條路徑，能使經濟順暢，經濟順暢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的生活。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才有可能是科學的理論。如果某個經濟學理論會不道德，經濟學家應該修正這個理論，或者拋棄這個錯誤的理論，而不能教條化，讓人來適應它，以犧牲道德和良知來適應它。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是為了人，損害人類根本的理論只會是謬論。
　　
　　在道德問題的討論中，有不少“經濟學家”持這類觀點：受雇于政府就得替政府說話，受雇于資本就得替資本消災。不然就沒職業道德。如果按社會道德要求說了真話，又會違背職業道德，是“道德兩難”。
　　
　　前文對“經濟學家”是豬的判斷，看來很準。災難來源于假話，不說真話就是違反了職業道德。政府雇你，不是要你粉飾太平解釋政策條文，而是購買你的專業知識，希望你用專業眼光去發現問題、提出改進。資本之所以愿意購買你“經濟學家”，是為了能得到你的專業幫助、獲得長久利益。你必須用你的專業修養去工作，而不是看眼色行事，既是職業道德亦是社會道德對你的要求，一點不“兩難”。也只有如此，才能保住所有經濟學家長遠的飯碗。借“經濟學家”招牌騙錢的資本命不會長，出借“經濟學家”招牌牟利的經濟學家的命更短，當“經濟學家”不要道德良知，公信力立即隨風而去，喪失了公信力的“經濟學家”馬上會被資本掃地出門。
　　
　　曾幾何時，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發出“股市賭博論”。茅于軾認為：吳對社會講了道德，對他擔任獨立董事的上市公司來說則沒有職業道德。資本是追求短期利潤還是長期效益，對長期效益來說，吳敬璉是講職業道德的，他是根據他的經濟學知識做的判斷。當然，中國的資本沒有追求長期發展的打算，茅于軾的話也不算錯。但當職業道德與社會良知發生沖突時，人應該選擇道德的行為。而且，這個道德要求也不高，就是“不作惡、不害人”。二戰納粹集中營里燒鍋爐、看大門的，在幾十年后仍在被追捕和審判，就是基于道德良知，他們也以職業為之辯護，當職業與良知交手，人類即以良知為最后審判。從這點看，茅于軾錯在良知與職業道德的取舍。
　　
　　經濟學理論是為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是為人類生活。一個經濟學主張，僅僅是為經濟理論成立、為經濟生活看起來很美而妨礙人們生活的，那是錯誤的主張。力推這種主張的“經濟學家”，一定缺少人類基本道德和良知。
　　
　　茅于軾“春運漲價”則是。前文是按茅于軾的“價格”、“擇優分配”理論對“春運漲價”進行分析，得出茅文在沒有價格量的分析，以及成本計算上的錯誤，使得他的“春運漲價”論流于荒誕。在道德良知上，茅于軾的“春運漲價”論同樣殘酷。價格漲上來后，假使確如茅于軾所愿，沒那么多人擠火車，經濟現象是好看。可那些人呢，他們辛苦一年，只有春節可以回家對老人略表孝心；只有春節可以回家對孩子略施關愛，因為茅于軾的價格，都成泡影。一個經濟現象，有什么理由以犧牲幾千萬人的正常生活來使它看起來很美？經濟學理論是為什么？
　　
　　說茅于軾缺乏道德良知，絕非冤枉。在《鐵路春運不漲價的社會成本》一文結尾處寫到：“徹底解決這個問題要從收入分配方面想辦法，或者改變人們的習慣，不要集中在春節回家。可是這兩條辦法事實上都不大可能實現。”既然如此明白人們一定要回家，漲價除了再扒老百姓一層皮之外，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在哪，經濟學的意義又在哪？

　　茅于軾有違學理為代言而代言
　　
　　一介草民，難免虛榮，為自己一觀點與明星“經濟學家”茅于軾觀點相同而暗自偷笑。茅于軾也應該感到欣慰，他那把刷子整天東抹西刷，終于也有刷對了一面墻的時候，說明他確實有兩把刷子，只是第二把刷子不經常用。2009年3月3日，茅于軾做客騰訊新聞會客室，在回答記者“政府投資4萬億拉動內需，您最關心哪方面？”時說：“ 作為經濟學家，最關心的是投資的效益問題。我贊成把錢投向民生保障行業，譬如醫療、社保，免去老百姓的后顧之憂，這樣大家就敢花錢了”。我深以為然。
　　
　　茅于軾在北京召開的“2007年和訊華文財經圖書大獎頒獎典禮”上，也是回答記者說：“如果股市不景氣，股民的錢自然又會回到房地產市場當中，預計近期房價不會回落。”2008年下了一場大雪，2009年最后一場雪都已下過了，房價依然紛紛飄落，當然，我坐著打字不腰疼，純屬馬后炮。可茅于軾的馬前預測有依據嗎？
　　
　　有，茅于軾認為股市流出的錢會流進房市，從而托住房價。茅于軾的理論依據自己沒說，我替茅說：是財富效應作用于房地產價格與股市價格之間的關系。用“財富效應”說明房市與股市的關系，在美國有長期而且廣泛的數據采集，經數據驗證是正確的。但是否就適合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茅于軾認為可以，就簡單地將“房市”和“股市”當成了蹺蹺板的兩端，你高我就低。然而，條件變了，“財富效應”產生的蹺蹺板不大在中國發生。
　　
　　首先，在成熟的西方市場經濟環境，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它反應甚至提前反應GDP的走勢，而中國的股市不具備這個功能，受政策因素影響較大，所謂“政策市”即是。1996年后幾年的大牛市、2001年后的大熊市，正好與中國經濟增長狀況背道而馳。其次，中國股民沒有長期持股、做投資的打算。觀之房地產市場，作為主要要素的土地掌握在政府獨家手上，房產開發也非充分競爭的市場，兩者很容易串供，以虛抬價格，共同獲利。房產價格必然存在泡沫。所以，機械地套用“蹺蹺板”理論是錯誤的，到今天的現實，也證實了茅于軾2007年預測“近期房價不會回落”的錯誤。
　　
　　認為資金可以簡單順利地從不獲利或少獲利的行業，轉移到高獲利的行業，也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通病。股市下滑時，小戶、散戶很容易割肉離場，但他們不足以給房地產托市，反而是巨量資金被套在股市的峰值上，不得脫身。房地產價格會隨股市一起下落。這么多年來的現實也是這么驗證的，茅于軾說出結論前，是不是應該先看看中國股市樓市糾纏的現實，尊重理論沒有錯，更應該尊重現實。
　　
　　如果一個不笨的“經濟學家”，在運用“財富效應”進行經濟預測之前，應該先分析股市下落的真實原因，是經濟、是政策、還是泡沫在破裂。如果是因為泡沫破裂導致股價下跌，就不適用“財富效應”，而應該象我這么“馬后炮”地預見到，“房價在兩三年內肯定下跌”。日本、臺灣、韓國，都是在股市泡沫破裂后的一兩年內樓市走低。中國之所以需要兩三年，是因為銀行不愿意，作為利益體的土地擁有者地方政府也不甘心，他們會幫忙托市，還有茅于軾這樣一幫為房地產商代言的經濟學家會忽悠民眾幫著托住下滑的房價。所以，時間稍微比日、韓長點。
　　
　　茅于軾2007年放言“近期房價不會回落”，在活生生的現實面前，要不茅于軾是一個水平低劣而不愿好好學習認真思考的“經濟學家”；要不就是一個說謊話的騙子“經濟學家”。我只能給得出二選一的答案，茅于軾的支持者們自己選，免得說我進行“人身攻擊”。
　　
　　茅于軾如果確實水平低，說出一些很雷人的話，倒也怪不上他。要代言房地產商，也不是不行。但代言時，必須尊重理論，至少尊重自己的理論，不尊重自己的理論、最低限度要自圓其說。同時，代言就代言，真的不丟臉，完全沒必要說是為了公眾利益。之所以這樣說，是茅于軾在涉及到房產業時，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為了挽救日薄西天的房地產價格，而且，給出的理由都是為了老百姓。
　　
　　2008年，茅于軾在中國房地產協會、廣東利海集團、2008中國泛北部灣房地產博覽會組委會等單位聯合主辦的“北部灣高峰論壇”放言：“大建限價房和經濟適用房可能推高房價”。
　　
　　2月22日在《新京報》撰《限價房太多會搞亂市場》。建設部出臺限價房的思路是，“抑制開發企業過高的利潤率；避免拍賣和掛牌出讓帶來的高地價傾向，降低土地成本，拉低住房價格；落實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住宅的供應，改變開發企業建設大戶型、高檔房的傾向”。限價房可以給民眾帶來實惠，你可以說執行中很不到位、相當不到位，而且還有腐敗。總不能因為沒有完全到位而去取消它，退回到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實惠的地步吧。政府為什么有責任維護地產商的價格利益，而漠視對老百姓保障制度的建立呢？
　　
　　2008年2月12日，在北京國展館舉行的住交會上，茅于軾表示經濟適用房應該立即停下來。并給了四條理由：
　　
　　一：中國當前最重大的問題是消滅貪污腐敗，而房地產中間的大問題就是經濟適用房造成的貪污腐化的機會。
　　
　　 二：經濟適用房的分配方法不科學，居民收入不可能準確的調查。
　　
　　 三：我們國家有限的資金應該首先照顧最困難的人，而不是照顧那些有錢買房的人。
　　
　　 四：經濟適用房破壞了房地產市場公平競爭。
　　
　　第一條， 那個領域沒有貪污腐化，我們是不是就什么也別干？
　　第二條， 第二條，執行中的具體問題可在執行中完善，不是經濟適用房本身的問題；
　　第三條， 為窮人說話了；
　　第四條， 是主旨，為房產托市。
　　
　　近日，茅于軾提出以“廉租房”代替“經濟適用房”是幾年以來，眼花繚亂的組合拳其中的一個招式，在這個招式中加了個噱頭，就是“廁所論”。“亂花漸欲迷人眼”，迷的我們看不清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其實，說來說去，就是不要限價房、不建經濟適用房，切實保障房地產商的利益。“廉租房”不“廉租房”不過是說事的由頭。話說回來，茅于軾代言房地產商，我真沒說他不是的理由。但罔視經濟理論胡說，拿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利益的方式假裝是為老百姓爭取利益，我就有了說他不是的理由。他是為代言而代言。其實，這種方式很危險，老百姓不信了就失去了代言的價值，于茅于軾倒無損，反正他也代不了幾年，可坑了那些沒來得及死的經濟學家，誰還會請他們呢。

　　茅于軾由于在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對經濟學的認識和運用經濟學的能力等自身原因，決定了茅于軾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加上茅于軾怪異的思維方法，注定茅于軾不可能成為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羞答答露半個臉的代言身份和無視經濟學理論、道德良知的代言方式，使我這樣經濟學的門外漢都能看穿：茅于軾不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作為一個學者，茅于軾合格嗎？
　　
　　三、茅于軾是合格的學者嗎
　　
　　不，茅于軾不是一個合格的學者。學者“大膽假設”，會“小心求證”，茅于軾是大膽假設，無需論證，天降結論。學者作文，用原始材料和數據做支撐，茅于軾只需要上下嘴唇一開一閉；學者的論據與結論有必然的邏輯關系，茅于軾的論據與結論八竿子不見得打得著。口說無憑，我就茅于軾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專訪“回應耕地紅線爭議：罵人者可哀”，和他的兩篇博文“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為什么18億耕地紅線沒有必要”，以及天則經濟研究所發布的學術成果《糧食安全與保護耕地》進行剖析，僅從學術研究應遵循的原則、學者進行學術研究應秉持的態度方面考量，不涉及他的“學術成果”正確與否。
　　
　　如果，我對茅于軾的“學術成果”進行優劣評判和價值判斷，茅于軾的粉絲定與我糾纏不清，他們非得學白癡司馬衷說“到國際市場買肉松吃更好”。對一個無法驗證的事物，又遇見這幫非認定“市場化”一根繩子上吊的，估計很難聽得進我勸他們不忙上吊的金玉良言。
　　
　　
　　學術研究要有不虛飾的態度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主持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學術成果發布會在北京舉行。(茅粉請保持理智，并非是我要抹黑茅于軾而說“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事實如此，天則經濟研究所尊重事實也是這么介紹，是不是茅粉覺得確實是一件虧心事，所以怕別人說。其實，福特資助了中國的很多項目，別太神經質。)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組織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項目”專家研討會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開。
　　
　　趙農是“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項目負責人，項目組成員有楊小靜、宋厚澤。此“成果”一經發布，輿論嘩然，面對洶洶輿情，最應該出來釋疑答辯的、此“成果”的負責人趙農卻隱身幕后，態度超然。倒是與此項目表面看沒多大關系的茅于軾躍至臺前，連撰“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為什么18億耕地紅線沒有必要”兩文，并將專訪以“回應耕地紅線爭議：罵人者可哀”為題放至博客。學術研究無禁區，這是茅于軾倡導的，研究者享受學術研究成果的權益，也承擔“學術成果”相應的責任，也是基本道理。茅于軾似不必替人釋疑，按道理，你非課題組成員，你未必能夠釋疑。雖然茅于軾是天則所的老大，學術研究沒有要求老大對每一個研究課題負研究過程中，論點、論據、論證、結論，等每一步驟的具體責任。茅于軾出來對論點、論據、論證、結論等具體步驟的解釋，純屬越俎代庖。也不是尊重科學和尊重研究人員應有的態度。從茅于軾三篇博文中，看出茅于軾與研究結果結論高度認同、趨于一致，是茅于軾基于觀點相同的學術俠義之舉嗎。
　　
　　趙農在介紹課題研究過程、課題主要成果時指出，該課題于2008年年初啟動。似乎沒有介紹是自選課題、委托課題還是“命令課題”。但2008年才啟動的研究課題，茅于軾在2007年就有了結論。茅于軾在“中國真有這么多危機嗎”最后一段寫到：“順便說一句，由于對耕地的過度保護，耽誤了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房價飛漲，也與此有關。損失有多大還沒有人計算過。我估計也不少于幾千億元”。在新浪博客此文后特意注明“本文寫于2007年”。2007年5月29日，茅于軾在國際在線網站發《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所說的不保護理由、和可以達到的目的與趙農的研究成果一致。英雄所見可以略同，強盜作惡也會不謀而合，而處在同一家研究所、又是上下級關系，所長2007年的結論，研究人員2008年啟動研究，2009年得出結論與所長茅于軾前年的結論完全一致。只能說這種研究不過是用研究課題的形式來對茅于軾的結論進行詮釋。或者說是給茅于軾的話語披一件學術外衣進行包裝，以便看起來“科學”。
　　
　　“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在學術成果出來之前，此命題是一個假設。茅于軾可以這樣假設，科學研究是建立在假設基礎上開始的，但對假設必須小心求證，論證這個命題是否成立。對假設的求證，委托或“命令”別人去求證假設，盡管很玄，但委托者信得過也非不可。但在公布研究成果時，對課題的來源應有個說明：是“基于茅老直覺判斷進行的理論研究”。這才是科學的態度。因為，基于假設的研究并不丟人，也是常情，課題組與茅于軾為何諱莫如深？
　　
　　對于有人指責天則所拿外國財團的錢，鼓吹進口美國糧食一事，趙農回應：“基金會提供了資助，但并不過問我們的研究內容”。我相信，基金會在中國就四個人，他們不可能過問。但此項研究是先有結論，后開課題是事實，是對結論的理論詮釋抵賴不了。
　　
　　“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這個假設有多少科學依據呢？國家該不該保護耕地、耕地保護的底線在哪？這是宏觀經濟學的問題。作為“微觀經濟學家”的茅于軾提出“不應再保護耕地”的結論，有多少客觀依據和經濟學的依據、或者是頭撞在門框上的靈光閃現。茅于軾自己很清楚，他自己不能自圓其說，遂委托趙農替他說。科學家或者經濟學家不小心頭會撞在門框上，運氣好，撞過后還真有“妙論”，囿于本身學力不逮，寄望別人替他圓場，應該找一個能夠圓的人。如果找一個不具備“圓場”素質的小弟來“圓場”，對公眾而言，沒有可信度；對假設本身而言，可能會證偽。
　　
　　趙農，醫學學士，行醫六年，經濟學博士，師承計劃經濟經濟學家谷書堂。請一個計劃經濟的專家來詮釋市場化經濟，好像不靠譜。唯一的理由就是，趙農是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員，他有責任完成，2007年茅于軾說的“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這個假設的解釋。

　　學術研究要尊重數據
　　
　　任何學科的學術研究都要尊重作為論據的數據，自然科學尊重實驗數據、社會科學尊重統計數據。由于社會學科的統計紛繁復雜，就要借助文獻資料的統計數據，如果覺得文獻資料統計數據不準確，可以按自己的統計方式采集自己認為可靠的數據。推翻文獻資料的數據，必須給出自以為非的理由；用自己獨家數據，也要說出自以為是的道理。不提供數據、無視文獻資料的數據、不證明自己獨家提供的數據，以此得出的結論，沒有可信度可言。這樣形成的學術文章，根本就是笑話。本只可對初中生而言的作文注意事項，需要用來教育茅于軾以及趙農這樣的博士經濟學家，深感悲哀。茅于軾鍥而不舍地“笑話”以娛大眾，投身娛樂界，是敬業的表現，但以經濟學家、學者的身份一本正經地自娛樂人，則是學術界的悲哀。
　　
　　茅于軾在《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學術成果發布會上，發布了3項研究結論：一、現代中國，基本上不會發生糧食安全問題；二、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沒有必然關系；三、18億畝耕地紅線沒有必要。
　　
　　中國會不會發生糧食問題，先看看中國糧食的現狀。2008年，我國糧食產量是5.25億噸，2007年：5.016億噸；2006年：4.9億噸；近幾年最少年份的2003年，僅有4.31億噸。忽略國人好浮夸，報喜不報憂的水分，取統計數字為真實。除以13.2億人口基數，人均397.7公斤。一年365天，基本上一天人均1公斤。由于政策的原因，存在大量沒有統計的黑戶，他們也要吃飯，人均397.7公斤也只是理論上的理想數字。即使按397.7公斤的理想數據，相比世界人均占有糧食的400公斤，也只是勉強剛剛好。以這樣的糧食占有水平是不是可以說沒有問題，當然，茅于軾覺得不餓死就沒問題，我也沒話說。如果，按茅于軾的“學術成果”，18億不用保，15億不用保，10億保起來也是多余，那究竟耕地多少才合適呢？茅于軾的“成果”沒說。反正茅于軾的“學術成果”就是減少耕地，至于減到多少才合適，不在茅于軾考慮之列。我國的耕地還有得減嗎？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提供的資料，世界耕地面積約為130.64億公頃，人均耕地面積約0.225公頃，而中國耕地面積只有12208.38萬公頃，人均僅0.1公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5。這樣的基本數據，我不信茅于軾以及他的那個項目組的專家們不知道，知道還要建議減這個不到世界平均值一半、少的可憐的東西是意欲何為？就算在世界市場可以買到糧食，也沒見過砸了自家的飯碗改用手捧著吃飯的道理。
　　
　　茅于軾認為中國不會有糧食問題，是他首先堅信世界范圍內沒有糧食問題。果真如此嗎？
　　
　　美國農業部做了一項預測：“2007—2008年度全球糧食產量從上年度的大幅減產中恢復增長，但消費量連續11年增加，期末庫存量連續四年減少，產需缺口為1471萬噸，1999年以來產量一直低于消費量。”
　　
　　2008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發表的糧食問題報告指出：“全球性的糧食價格飆升，導致非洲和亞洲等22個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短缺現象進一步嚴重。” 報告說，全球共有37個國家正面臨糧食危機，糧農組織將為形勢較嚴峻的國家提供技術和政策支持。糧農組織的總干事【雅克迪烏夫】：“全球糧食價格2006年上漲12%，2007年上漲24%，2008年前8個月漲幅則超過了50%。到今年年底，受影響的人口很可能超過10億”。
　　迪烏夫在國際糧食安全會議上提出警告：2008年又有4000萬人因糧食危機而陷入饑餓，這使得去年全球的65億總人口中，營養不良的人數達到了9億7300萬。
　　世界糧食不是沒問題，是有很大的問題。減少耕地，將本沒多大問題的中國糧食特意搞出問題，再寄希望通過世界糧食市場解決，這不是沒吃飽就撐得難受。世界糧食問題本就困難重重，這個希望靠譜嗎？茅于軾之流可以無視世界糧農組織的文獻、說法以及數據，但至少要拿出你的數據推翻糧農組織，同時，使你的數據成立，你才能形成你的結論。
　　我退一步，承認世界糧食市場沒什么問題，也認可茅于軾通過世界市場解決。目前，國際糧食市場的貿易量為2—3億噸。茅于軾說：“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國生產的糧食有高有低，但是上下波動只有三四個百分點。百年一遇的糧食供給不足，也只有消費量的11%，約合五千萬噸。如果全部靠進口補足，要用外匯約100億美元，不到我國一年出口創匯的百分之一。所以我們有足夠的錢從國際市場買糧食。現在全球的糧食生產為23億噸，其中糧食的國際貿易量為2.7億噸。如果中國進口五千萬噸，不到全球糧食貿易的五分之一。并不會對全球的糧食市場造成太大的沖擊”。中國和世界糧農組織一直認為中國占世界糧食貿易的10%是安全的，茅于軾拋出“不到全球糧食貿易的五分之一”沒問題，依據何在？一個學者的假設和預測不能是演小品，博粉絲的喝彩。無端增加10%的需求，來源在哪？糧食不是工業品，世界耕地面積只減不增，糧食單產量吹不出來，用資本逐利而轉移也不行，耕地面積和單產量都是剛性的。即使糧食吹得出來，5000萬噸的缺口也不成立，這是茅于軾基于18億畝耕地的估計，耕地紅線突破后呢？會有多少耕地，產生多大的需求缺口？怎么可以拿我是人來證明你茅于軾也是人呢？
　　
　　我再退一步，認可你茅于軾說的，世界糧食市場真有那么多糧食賣給你，按你茅于軾的價格原理，該不是原來的價吧。茅于軾又說：“假定我們進口創紀錄的3000萬噸糧食，只不過花45億美元，我國去年出口創匯9700億美元。進口糧食只不過用掉出口創匯的半個百分點。又有人說萬一人家糧食禁運怎么辦。老實說，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一下5000萬噸一下3000萬噸，由你這老家伙，同樣，3000萬噸是基于保有18億畝耕地的假設，與他要說明的突破紅線后的需求都不搭界，這也由你這老家伙。但自己說出的數據要老老實實有根據才行吧，不僅是對學者的要求，僅僅對得起人這個稱謂，也不該信口開河，胡言亂語啊。
　　
　　“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茅于軾這句話估計會得到茅糞、特別是偽自由主義的茅糞的喝彩，認為是對付政府最好的一招。可萬一我的鄰居犯了忌呢，萬一是我的上司犯了忌呢，難道要全中國人民為他的錯誤而活活餓死？自己本可以好好活不活，非要“減少耕地”、特意使自己有可能吃不飽，找一個繩子套在脖子上，戰戰兢兢地活。你茅于軾愛這樣犯賤，自己犯去，別拉上我們。
　　
　　
　　再說茅于軾給出的數據，“45億美元”買“3000萬噸糧食”，合150美元一噸。2008年3月底，作為世界糧食市場基準的泰國產中級大米價格每噸760美元，150美元上哪買？就按你茅于軾說的，假如需求僅再增加10%，760美元還能不能買得到。
　　
　　一個學者，決不會基本數據不清楚就開口胡說；一個學者，絕不會編造數據胡說。茅于軾無視數據出“學術成果”，只能是手段低劣的江湖騙子。

 　　學術研究是一項綜合考量
　　
　　做社會科學研究，缺乏綜合分析能力和邏輯推演能力，對自己以及所研究的學科，都將是一場災難。社會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并不是誰為了顯得自己聰明，而有意去滲透和影響，因為社會學科觀照的對象是社會問題，不同的學科只是采取不同的視角進行觀照，沒哪一個學科得天獨厚，觀照得就徹底和全面，它們都是對客觀對象不完整的觀照。僅以這一個視角得出的結論，難免偏頗。所以，社會學科的學者一般都涉獵廣泛，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宗教學方面留下他們的足跡。比如，自由主義經濟學祖師的斯密既有表示一個經濟學家身份的《國富論》，也有屬于社會心理學范疇的《道德情操論》。這樣，他們的結論才能融合各種元素，盡可能與現實吻合。
　　
　　一個社會學科的學者，說自己沒讀過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經典著作，也沒讀過本學科的經典著作，而他卻成了大師級的專家，那一定是騙子。天才也有，但牛頓這樣的天才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其為天才，沒理由晴天一個霹靂，石頭縫里就蹦出了個天才，蹦出來的是猴子。最起碼，一個社會學科的學者至少要具備基本常識，那樣才不會被人誤認為是騙子，因為普通人的想象力不夠，想象不到有些被稱為“經濟學家”的，確實是如斯愚蠢。
　　
　　茅于軾恰恰與基本要求相悖，所以，茅于軾不會是一個學者。他到底是一個老蠢蛋還是一個別有用心的老騙子，隨著對他文章和言論理解的加深，我還真拿不準。
　　
　　茅于軾的“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提供給我們最主要的解決方法是依賴市場。市場是可以解決很多商品問題，可糧食不是一般商品，它是戰略物資，主動打破戰略物資的平衡而去求助不確定的世界糧食市場，對國家和人民都是危險的一件事。這個基本常識，不知茅于軾是否明白。也許，茅于軾不知道糧食是戰略物資，把它當成了一般商品，那屬于缺乏常識；如果明知糧食是戰略物資，那是別有用心。
　　
　　西方發達國家，同時都是農業大國，只有日本例外，每一個西方大國都把糧食問題放在重要位置。美國擁有占世界耕地總面積12%的耕地，是最大的糧食生產和糧食出口國，仍然給農業巨額補助，進行戰備糧的儲備。美國很清楚糧食對一個國家的意義，也很善于使用糧食策略取得國家利益。將糧食作為武器用來打擊、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成為附庸則是明證。也許，偽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樣很好，可以促進我國的民主進程和自由，但將子孫后代的生存押上去，賭注是否大了點，萬一政府不屈服，演變成朝鮮這樣，美國禁運，賭上中國人生命是否有些殘忍？用血淋淋的生命為賭注換來的民主不是真民主，也不會給人民帶來真正的自由。想以此方式將人民綁上偽自由主義者的戰車，估計沒人愿意跟你們去“顏色革命”。
　　
　　也許是我會錯了意，茅于軾確實只是提出一個純經濟問題，沒有政治目的。但耕地不可逆轉，鋪上了水泥柏油之后，它就再也無法耕種。耕地其實只不過是表層薄薄的腐殖土，或者是長江中下游的酸性粘土。酸性粘土本不適宜耕種，是我們的祖先幾千年不間斷地培育，使它可以種上水稻，失去了就永不回頭。為一個不保險的世界糧食市場，干嘛要自斷生路，套一條繩索在脖子上，還把另一頭交到別人手上？
　　
　　是不是茅于軾覺得他有常識，他知道糧食是戰略物資，但戰略物資同樣可以通過市場來保證國家安全。一個學者、一個不讀書的學者，抽空看看報或者瞄一眼電視，知道一些國際現狀，要求不高。通過國際現狀，比對自己的市場理論，再得出結論，總算基本。剛剛過去的冬天里，俄羅斯就成功地運用手上的戰略物資—天然氣，阻擊了烏克蘭，讓整個西方世界嘗到被別人卡住喉嚨的滋味。茅于軾建議我們伸出脖子給別人卡，是愚蠢得喪失了分析能力還是另有所圖，我不好說。
　　
　　就當沒有俄羅斯應用戰略物資這個先例，而且茅于軾設想的市場真實存在，按茅于軾整天含在嘴里的市場理論，資本是逐利的，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天職，需求與供給失衡后，我們失去籌碼，就沒資格與別人討價還價。你茅于軾在論述別的問題時，祭起“市場化”的理論，從利己的角度肯定企業追求高額利潤是合理、應該、必然發生的，在糧食問題上，怎么就放棄你的理論，認為企業是施主、是天使、是會慷慨便宜賣給我們呢？
　　
　　掌控世界糧食市場的八大巨頭全在西方，他們是企業，他們要獲取超額利潤，在商言商，在利潤面前，他們從不會溫良恭儉讓。他們已經將大豆作為突破口，在我國糧食市場攻城略地。我國的糧食不是將來沒有問題，而是現在就發生了很大的問題。
　　
　　2004年，中國大豆企業赴美采購，大豆期貨價格劇烈攀升至4300元/噸，回來不到一個月，價格跌了50%。經此一役，中國大豆企業元氣大傷。2008年一季度，幾個來回的價格震蕩，將中國企業震散了架。至今中國70％油脂加工廠是外資或合資企業，80％大豆壓榨能力為跨國糧食企業控制。正在上演的故事是，外資轉基因的食用油價格高昂，用來獲利；非轉基因食用油價格低廉，用來打壓國內企業。因為國內企業用的是非轉基因大豆。打死之后，再來獲取壟斷利潤。市場經濟就是這么殘酷，在我們有城防工事，外資巨頭都血淋淋地征戰，獲取超額利潤。如果我們棄守耕地，自毀長城，還有我們說話的份嗎。
　　
　　茅于軾主動要求放棄底牌，不知作何打算。他不知道這個發生在我國的事例，則治學不嚴謹；知道這個事例，則居心叵測。誰都知道，國家抓住耕地這副底牌，即使到世界糧食市場，也有博弈的砝碼。
　　
　　2006年8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中國大豆被外資壟斷，造福美國農民”。無疑，美國成為最大受益者。據美國農業部報告顯示，2007財年美國農產品出口收入約82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0億美元。2008年美國預計糧食出口額將達1010億美元。美國通過賣糧食的收入，大大抵消了進口石油所需付出的成本。
　　
　　我們就不唱什么大國博弈、民主自由這些高調，就談市場經濟，做生意我們是不是該這么做法？大豆的全面潰敗，就是在“經濟學家”鼓吹不需要考慮糧食安全下發生的。世界大國，德國、法國、日本，無不重視糧食和耕地。茅于軾是缺乏常識、缺乏分析、還是缺乏邯鄲學步的能力，如果缺邯鄲學步，鸚鵡學舌“市場化”“市場化”三個字到學得事事講、時時講，關乎國計民生，他又裝傻充愣。
　　
　　茅于軾在《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做了一個比對來說明他的理由。說：“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問這么一句話：如果出現糧食缺口，我們是不是要進口呢。我并不是說中國糧食靠進口解決，而是不足的時候靠進口來調節。日本自給率只有60%，韓國只有40%，古巴只有20%，他們這樣活了好多年了。”
　　
　　美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農業出口大國也活了好多年，日本和韓國不是因為發展工業、投資房地產而主動這樣活，他是國土窄小，不得不憋屈地這么活。日本與韓國也從來不愿這么活。他們一直在殫精竭慮、想方設法，改變這種活法，以便能夠安心活得下去。我們本可以活得好，什么理由使得茅于軾欲揮刀自宮，學日本和韓國他們自己都不愿意的方式活。
　　
　　早在1899年，日本就向秘魯派出了農場工人。1908年，日本在亞馬遜河谷和圣保羅建立了農業聚居區，二三十年代又發展到哥倫比亞和巴拉圭。日軍占領我國東北后，大規模移民，在那里種植糧食。“日本三井物產日前在巴西投資了100億日元種植玉米和棉花，以滿足日本市場的旺盛需求。除了巴西外，日本現在與阿根廷、俄羅斯、烏克蘭、印尼、新西蘭、美國等國的農場都簽訂了玉米等飼料作物種植協議”。日本這樣做目的就是解除糧食的后顧之憂，苦心孤詣，不得已而為之。
　　
　　韓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海外墾田，2008年，以無償援助的方式在蒙古獲得了27萬公頃的土地進行糧食生產，韓國政府動用農田管理基金，向墾田企業提供支持。韓國大宇物流公司也獲馬達加斯加政府授權，取得130萬公頃可耕地的使用權，租期為99年。韓國缺乏耕地，膽戰心驚，設法取得糧食上的安全感，個中苦處，人人皆知。
　　
　　茅于軾如此比對，該不是要我們把耕地蓋了房子，再到海外買地種糧食吧。有這種想法，只是學術問題，誰叫茅老頭傻呢。但單單說日本韓國60%40%能活得好，我們也必將活得好，而不說日本韓國沒有耕地的苦，以及日本韓國為了能活得好，在海外買地墾田的措施，是有這些措施的保證，才勉強活得好。用意何在？為了說明自己觀點正確，只取對自己有用的證據，在學術上是造假。明智這種造假會產生無法預料的惡果，仍然一意孤行，說的好聽是缺德。難道茅于軾不知道日本韓國海外墾田來保證它的糧食安全？不可能。如果不知道，他怎么又會知道60%、40%。
　　
　　我國目前并沒有任何其他措施保證糧食安全，除了耕地，茅于軾卻用有其他措施保證的日本韓國來說明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首先，不是學者治學的態度。美籍學者恩道爾寫過一本《糧食危機》，他在書中推理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說白種人正通過轉基因糧食消滅其他有色人種。我不信。但分析茅于軾到現在，我相信茅于軾確實是想要干什么，因為，我不相信一個人能愚蠢偏執到這個程度，我懷疑他的動機和目的。

　　學術研究要建立結論與目的的邏輯關系
　　
　　本來學術研究的結論，與所要達到的目的之間的邏輯不關研究者的事，研究者只負責根據事實、結合理論給出相對科學的結論，學術研究即告完成。至于人們拿這個結論去泡妞還是磨豆腐，都是應用者的事，應用者認為研究結論與自己的應用有莫大的關系，則須負責在兩者之間搭建合乎邏輯的橋梁。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傻逼的歸傻逼，偏有些傻逼不甘居傻逼本分，還要去做上帝。拿研究成果去解釋在應用中想要達到、和能夠達到的目的。這本身就是對科學研究的僭越。而目的與結論之間八竿子都打不著，就一竿子都懶得打，直接說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我不說這樣的人是傻逼，真是對不起自己的人生準則和智力。茅于軾與以趙農為首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課題組成員均是這樣的傻逼。他們的研究成果的結論是無需保護耕地，卻解釋是能更好地保護耕地，而且還有反腐敗的功效，為什么？卻又不解釋，或者以“無知者無畏”的姿勢進行解釋。
　　
　　為了一目的作結論、為了這個結論能夠成立開始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研究者沒有足夠的定力和學識，很容易被自己的主觀認識所左右，得出的結論很可能就是不顧客觀事實的對早已認定的“結論”的虛飾。趙農的課題組2008年啟動研究，開始研究茅于軾2007年的結論，2009年結題，結論與茅于軾2007年的結論完全一致。不一定肯定就是錯誤，一個不讀書的“經濟學家”有個天才的設想，一幫天才的吹鼓手幫著粉飾，或許瞎貓就碰上了死老鼠。但要自圓其說，騙子騙人也要動腦筋圓謊，不圓謊的是強盜，茅于軾就不圓謊，直把人們都當成了懦弱的白癡。
　　
　　在《南方人物周刊》做專訪時，茅于軾說道：“紅線是國家管理，沒有必要。這與農民自己能否保護耕地有一定關系，但沒有必然關系。農民要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開紅線的前提，紅線是一定沒有必要”。在看到這段話之前，我心里曾替茅于軾有個善良的解釋，是不是茅于軾認為國家管理耕地紅線，通過權利尋租、滋生腐敗，而不能有效管理，將耕地交到農民自己手上一可以有效管理，二能達到資源有效配置。然而，我錯了，茅于軾沒這個意思。茅于軾很明確地表達“農民要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土地，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放開紅線的前提。”農民權利缺位，土地還是掌握在政府手中，有紅線會侵害農民利益，沒有紅線一樣會侵害農民利益，甚至更甚，原來還有紅線卡住；有紅線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取消紅線資源一樣不能配置有效，基本條件完全一樣，只是有無紅線的區別。茅于軾怎么就能得出“紅線是一定沒有必要”。
　　
　　茅于軾給“紅線是一定沒有必要”找了一條反腐敗的理由，在“中國不應再保護耕地”中說：“尤其值得關心的是用地的審批會造成貪污腐化的機會，當前很大一部分的貪污案件都和用地有關，這些貪污犯犯錯誤固然是因為不能潔身自好，但也與占用耕地的審批制度有關，好制度可以防止人貪污腐化，壞制度則造就貪污腐化，現在這種保護耕地的制度確實是害多利少，應該及早調整。”
　　
　　審批滋生腐敗，世人皆知。茅于軾真愿意思考，探索一條抑制腐敗的路徑，值得鼓勵。但不能利用人們對腐敗的痛恨，就把“反腐敗”當成一個框，什么私貨都往里裝，以圖自己走私目的。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也不能把人們當成白癡，說是“反腐敗”就是“反腐敗”，至少應該在兩者之間建立起能自圓其說的邏輯。有紅線時，審批會腐敗。取消紅線，土地的所有者并無改變，仍然要審批，只是無須審批是否觸了“紅線”。審批存在，腐敗就依然存在。而且，取消紅線不僅起不到抑制腐敗，而且更加劇腐敗。有“紅線”時，官商勾結的腐敗尚有所忌憚，侵害農民利益屢闖“紅線”總不那么踏實。沒了“紅線”卡住，官商聯手就可天下無敵，因為茅于軾并不主張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在有紅線時，是會有腐敗發生，但那是違法。沒有紅線，官商聯手，就是正當。哪個可以保護農民利益不言而喻。
　　
　　取消紅線，得利的只能是政府機構人員、房地產商和購買土地的商人，受損的是普通人群。如果，茅于軾真是一個“市場派”的經濟學家，就應該主張將土地交給農民，讓農民自己決定，在市場博弈中取得自己的最大利益。茅于軾沒這樣做，可能他是騙子，并不真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者，為主人說話時，顧不得自己整天叨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茅于軾為自己的主人說話，可以，但不能借“反腐敗”為行腐敗之實掃清障礙，也應該為富人說話時講點邏輯和技巧。窮人千萬別被茅于軾的“為窮人辦事”所迷惑，為富人抄了你家而對你施了一碗薄粥也是為窮人做事。并不是開粥棚就是做事，為富人代言、立言；替富人忽悠更是做事。利用取消耕地紅線“反腐敗”，根本就是茅于軾利用人們的情緒、無厘頭地瞎扯。
　　
　　茅于軾找了條為什么要取消紅線的理由，他在“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里說：“我國是一個土地十分稀缺的國家，即使把西藏、新疆等人煙稀少的地方都包括進來，我國每平方公里是135人，而世界平均是48人，大體上只有我國的三分之一，如果不計算西藏、新疆等地，我國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畝耕地的負擔人口數只有三倍(我們常說，我國用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這證明我國一般用地比耕地更為稀缺。只保護耕地而不保護其他用地是十分片面的口號。”
　　
　　這般言辭，就不是學者的方式，而是潑皮罵街，還是一個文盲潑皮光著膀子罵街。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就是保護“其他用地”，而不必將各種用地單列，說保護耕地，是因為我國耕地少而且關乎國計民生，正如你茅于軾引用的數據，“而每畝耕地的負擔人口數只有三倍”，我們認為不到世界平均數的三分之一，很值得認真保護。人口密度大，是沒辦法，我們不能說去鄰居家搶別人的土地，正因為人口多，所以更應該保護耕地。你茅于軾認為沒說保護“茅廁”用地，就不該保護耕地，可笑而且荒唐。不能因為有人沒活到70歲，你茅于軾就不服氣，去攀比，在80歲時覺得不合理，就非要出來找死。
　　
　　茅于軾用如此荒唐的邏輯和言辭質疑保護耕地政策，我認為茅于軾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才不惜光著膀子來叫罵，反正他不要臉，也無所謂。
　　
　　再抄一段《南方人物周刊》對茅于軾的專訪：
　　
　　“有人批評你們的報告太粗糙，不夠嚴謹，包括同意您這一觀點的人士。比如，吳向宏說，您這個研究，實際上立場已經預設了，即“自由市場最有效率，政府干預必須取消”，而研究工作反而粗放了。您怎么看？
　　
　　茅于軾：不錯，是這樣的。我們首先看到了保護耕地紅線是錯誤的，我們再研究有關這一政策的方方面面。對研究的批評，我們接受，一個研究可以做得淺，也可以做得很深入，看你有多少資源。
　　
　　天則所很窮，這也就是一個二三十萬的小課題，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把最重要的問題都搞清楚了，過去從沒人看到的問題，我們看到了，比如百年一遇的缺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茅于軾到很坦誠，不否認是先有結論后研究。但研究前這個結論根據什么得出不知道，是靈機一動還是有人告訴他，茅于軾沒說。至于深淺，深的是缸淺的是盆，都是器皿，一個學術研究成果，沒聽說有深淺之分，只聽過有對錯之別。即使淺得似碟，也需要自圓其說。不能埋怨二三十萬太少，與人消災時就牛頭不對馬嘴，論據與結論脫節，結論與目的相悖，弄得80歲多歲了還要不顧老臉脫了衣服上陣，說些你不A那就不能B的這樣的糊涂混賬話，可能“研究”沒做好，壓力確實大。當然，這也與做課題時，茅于軾沒選對人有關。
　　
　　課題負責人趙農在介紹成果時說：“通過一年的研究，天則所要向政府呼吁，死守耕地紅線只是權宜性措施，目前的土地產權制度還應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讓農民分享工業化的利益，從根本上改變耕地保護的被動趨勢，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這就是典型的沒理解茅老頭精神的做法。茅于軾壓根就沒有改變土地產權制度的想法，也沒保護耕地的意思，他只是耕地少了可以買著吃的意思。趙農按自己的思路做文章，必然得出取消紅線能更好地保護耕地的荒唐結論，也必然會與茅于軾各唱各的調。
　　
　　茅于軾與他的課題組的研究成果，放到愚人節，倒可博人一哂。然而，專家正兒八經地研討，我得怒斥蒼天：注水豬注水牛我們認了，就不能放過專家？別往他們腦袋里注水！
　　
　　2009年2月25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組織的“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項目”專家研討會在北京皇苑大酒店召開。與會專家有：天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教授，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盧鋒教授，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市場貿易室韓一軍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宏觀室室主任黨國英教授，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楊軍，原國家土地管理局規劃司副司長鄭振源，以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博士楊俊峰。
　　
　　與會專家說了什么，不知道，我認為“與會”就是非常傻逼的一件事。

　學術研究不可以證偽的論據來證實
　　
　　學術研究無禁區，言論自由也無禁區。一個學者，行使自己的自由言論為自己的理論辯護；或者一個無良的學者，利用言論自由的權利為自己的理論進行詭辯，無一例外，都會例舉能夠支撐自己的論據。只有茅于軾特別，他的舉例，就如掄圓了胳膊猛煽自己的那張老臉，以為自己辯護的方式將自己理論和“成果”的荒謬展現出來，制造一出喜劇。所謂喜劇，就是剝開華麗的外表，讓人們看到華麗下的虛假與丑陋。茅于軾的行為，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則又是一場悲劇，是將求實求真的學術研究毀滅給大家看。
　　
　　對于“我國不應再保護耕地”，茅于軾有個立論的依據，他在《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時說“18億畝紅線的數目完全是拍腦袋出來的，沒有經過任何經得起檢驗的研究。”照理，歷時幾年從“結論”到“結論’的研究之后不該如此立論。
　　
　　國家提出耕地保護政策之后，被地方在利益驅動下一次次突破。1996年全國土地利用總規劃曾確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為19.4億畝，2010年要控制在19.2億畝。然而，沒有守住，2000年時，全國耕地面積減少到19.2356億畝。2005年，全國耕地只剩下18.31億畝，到2006年，再減少到18.27億畝，所以才有確保18億畝這一紅線。
　　
　　確保18億畝實出無奈，因為19.4億畝沒能保住，而18億畝的糧食產量，全國人均占有剛好接近世界人均占有量400公斤這個數字，而且是按幾十年最高產量，和現實人口的計算得出。目前，還沒找到茅于軾說的“替代”品，“肉糜”可以替代，但單位“肉糜”需要更多的糧食才能生產出來。2006/07年，小麥、玉米、稻谷三大主糧單產相比1960/61年，分別增加了的2.43倍、2.42倍和2.21倍。目前已很難大幅提高單產量，另外，作物單產還受天氣、病蟲害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所以，確保18億畝耕地，才能確保即將到來的15億人的糧食安全。這就是確保18億耕地由來。其實，這無需什么“經得起檢驗的研究”，是個人都會明白。
　　
　　茅于軾、以及茅于軾的支持者們另一個觀點是：耕地紅線屢被突破，并沒起到保護的作用，所以就應該取消。我覺得，茅于軾與茅粉有很濃重的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沒保護好，是政府的責任，他們要為此負責，決不能破罐子破摔，干脆就不保護。茅于軾走到今天這一步，與他“破罐子破摔”的思想有莫大的關系，常在海邊走，哪能不濕鞋，下一次海不要緊，妓女都可從良，茅于軾真不應該抱有失身一次就永世為娼的理念而生活。
　　
　　還是在《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茅于軾說：“我是自由派，沒問題，但中國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不光是我們中國才有自由派，全世界的自由派都這樣講的，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都強調自由啊，沒有哪個強調計劃。你看阿馬蒂亞·森怎么怎么說的，自由就是發展，沒有自由哪來發展？”
　　
　　看到“自由就是發展，沒有自由哪來發展”，確實沒懂。我能懂“知識就是力量”，什么是什么，簡單判斷。或者“有錢能使磨推鬼”，也懂，什么能夠什么。但始終沒懂茅于軾想說什么，“自由”怎么就是“發展”呢，“自由”是人的社會權利和形態，“發展”是社會經濟狀態，兩者等同不起來。“沒有自由哪來發展”，自由搖身一變又不是發展了，成了發展的前提。自由是發展的前提當然沒錯，可上下句的矛盾實在是別扭。茅于軾說是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阿馬蒂亞·森說的。我少讀書、不學無術，不認識阿馬蒂亞·森，很慚愧，就去讀阿馬蒂亞·森。先是發現阿馬蒂亞·森沒說過“自由就是發展”這么山寨的話，他有一本書是《以自由看待發展》，然后發現阿馬蒂亞·森是對茅于軾捧為圭皋的市場化的批判者。為什么茅于軾要找一個證偽自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來篡改以證明自己呢？不懂。
　　
　　 阿馬蒂亞·森在《紐約時報書評》的一篇文章寫到：“究竟什么是資本主義？標準的定義似乎把經濟交易對市場的依賴作為將經濟制度視為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同理，對利潤動機和對基于私有制的個人權利的依賴，也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但是，如果這些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那么我們當前所擁有的經濟制度——例如在歐洲和美國——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嗎？全球所有的富裕國家和地區——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韓國、臺灣、澳大利亞和其它地區——都在一段時間內依賴主要發生在市場之外的交易，例如失業救濟、公共養老金和其它社會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門的學校教育和醫療。在經濟取得真正成就的歲月里，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那些值得稱道的表現，是源于多種體制的結合，這些體制遠不限于僅僅依賴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
　　
　　阿馬蒂亞·森不認為美國等發達國家是“僅僅依賴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而是融合了其他要素的經濟體制，政府提供“失業救濟、公共養老金和其它社會保障功能，以及由公共部門的學校教育和醫療”，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征，而上述國家在這些方面都很完善。這是上述國家從人本出發，不拘泥于某一個經濟制度的自我修復和自我完善。茅于軾之流的經濟學家，卻偏要削公有制的足來按適書本上資本主義之履。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馬蒂亞·森還寫到：“斯密不僅支持政府完成市場可能無法完成的任務，例如普及教育和減輕貧困（他還希望受政府補助的窮人擁有比當時的濟貧法所能提供的更多的自由）；總體而言，他還主張提供多種體制選擇來解決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把體制綁牢在某種固定的程式上，例如把一切事情交給市場處理。”
　　
　　阿馬蒂亞·森認為市場無法承擔“普及教育和減輕貧困”，政府應該完成這些市場無能為力的事務，而且，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源頭，斯密也是如此認為。“不能一切都交給市場”。
　　茅于軾認為一切由市場說了算。要是說茅于軾是一個教條的新自由主義追捧者，那應該遵循斯密、阿馬蒂亞·森的教條，“提供多種體制選擇來解決出現的問題，而不是把體制綁牢在某種固定的程式上”。要說茅于軾是發展的新自由主義追隨者，那應該照搬美英日德法的模式，督促政府承擔起“普及教育和減輕貧困”的責任。但茅于軾都不是，我不知怎么界定他，只好說他不是一個學者，比我還文盲。但以反對者來支持自己的理論和觀點，那就不知是無知還是卑鄙了。因為普通民眾不會象我這么無聊，會去尋找阿馬蒂亞·森到底是怎么說的，往往就會疑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說的，大概不會錯，就被茅于軾給騙了。
　　
　　茅于軾的支持者們大多以阿馬蒂亞·森的這句話來支持茅于軾不保護耕地，“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里，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以此認為，只要有了制度，就不會饑饉。在對付饑饉，一個相對好的制度無疑有巨大的優勢，它的根本作用是在救濟方面，民主本身不會生產糧食。即使產糧大國的美國，在大蕭條的年代，也出現大面積的人群營養不良。原因是窮人買不起糧。
　　
　　在世界糧食安全方面，阿馬蒂亞·森在一篇文章中說道：“全球糧食問題的真正原因并非糧食減產，也不是所謂的人均食品產量的下降（這個結論毫無根據）。糧食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需求的增長。解決由需求增長所帶來的糧食問題的唯一方法是快速提高糧食產量，而這需要全球范圍內的廣泛合作”。
　　
　　在這里，阿馬蒂亞·森認為存在糧食問題，而不是茅于軾以為的世界市場上糧食沒有問題，說解決糧食問題唯一快速方法是“提高糧食產量”。糧食產量等于糧食單產量乘以耕地面積，這句廢話不得不說，因為茅于軾認為糧食產量與耕地面積無關。
　　
　　茅于軾祭出阿馬蒂亞·森來支持他的不用保護耕地，以及他的極端市場理論，實質是自我證偽。
　　
　　
　　因為茅于軾進行學術研究時，不能實事求是、不遵循尊重數據的基本準則、不具備基本常識、基本邏輯推理和普通綜合分析判斷能力、道貌岸然地鬧自我證偽的笑話。所以斷定：茅于軾作為一個學者是不合格的。

　　四、非常茅于軾
　　
　　茅于軾非常人，源自茅于軾的《八十自述》。
　　
　　《八十述懷》里，茅于軾這樣描述他自己在北京機場的“人行傳送道”上行走：“大部分人都站著被動地等傳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卻等不及，要在傳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繞過許多人，還要對他們說對不起。這可以說明我與眾不同。其實大多數人也會跟我一樣，在傳送道上往前走。只不過他們碰到障礙(有別人擋道)就停下來了，而我卻偏偏要繞道往前走。”然后又說繞過擋道的人并對他們說聲“對不起”，接著談他的思考：“我也有教訓這些人的意思，因為他們不懂得應該靠右邊站著。我認為一個國家的老百姓有沒有素質，只要看一點，就是懂不懂得照顧別人。不管一個人文化是高是低，學歷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顧別人就是沒素質。這一點我經常在思考和觀察，我認為這個結論是經得起考驗的。”
　　
　　一個人勤于思考是個好習慣，特別是有素質的人。但一個有素質的人，一般具有起碼的修養和知己觀人的能力，不會得意于自己的習慣，固執地以為自己的習慣就是“素質“的表現，與他不同的人就是沒“素質”，更加不會將這種思考推及到一個國家的老百姓。
　　
　　有個叫Hlcheng網友就茅于軾以為很有素質的行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究竟應該站在左邊還是右邊，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俗例。雖然多數地區通常要求站立者站到右邊，但也有要求站到左邊的。日本關西地區鐵路當局要求靠右站，東京地鐵當局卻要求靠左站。
　　
　　其次，在這種“人行傳送道”上行走不一定很科學。雖然中國電梯協會建議“自動扶梯的乘客應該盡量靠右站”，感覺像是要空出左側讓他人行走，但我看到內地許多地方（地鐵或大商場）有告示禁止行人在扶梯上“活動”。我想，這應該就是委婉勸阻行人在這上頭行走的意思吧？除了行走，誰會在“人行傳送道”上做別的什么活動呢？拿大頂嗎？
　　
　　為什么要禁止在“人行傳送道”上活動呢？因為發生過行人在空出的一側奔跑摔倒或推擠受傷的事件。
　　
　　正因為如此，香港鐵路當局這樣告誡乘客：請不要在自動扶梯上行走。加拿大蒙特利爾地鐵當局也這樣。
　　
　　也有的電梯管理當局認為，如果行人長期站立于規定的一側，會造成電扶梯受重不均，引發水平系統故障。所以他們反而希望行人隨心所欲愛站哪邊站哪邊。臺灣高雄“捷運”當局，就屬于這一派。”
　　
　　看來，茅于軾在自動電梯里上串下跳并非是什么“素質”。其實，一個人有素質是好事；一個人將不是什么素質的行為當成有素質也并非壞事；一個人將不是什么素質的行為當成有素質并覺得高人一等就不是什么好事；一個人將不是什么素質的行為當成有素質覺得高人一等還認為是經得起考驗的思考結果、這個人就絕非常人。這種人關起門來，對著老婆做思想家狀，倒也無礙。作為有江湖地位的人、以學術研究的幌子“思考”，則貽害無窮。茅于軾在學術上的思考也與此相同，不分真假、不知對錯、自以為是。
　　
　　
　　非常茅于軾的“無妄之災”
　　
　　京城一對夫婦，從北京富平家政服務中心雇請了一個保姆照顧他們兩歲的孩子，護理期間，小孩在客廳從沙發上掉到地上，傷到頭部，搶救無效，不幸死亡。由于保姆無錢賠付，法院判“北京富平家政服務中心”賠付小孩父母53萬元人民幣。茅于軾遂以“富平發展學院理事長”名義寫《無妄之災》一文。我以為是那對夫婦請一個護理來照看自己的孩子，孩子被照看死了，遭受了無妄之災，誰知，茅于軾不是這個意思，他認為“北京富平家政服務中心”因為要承擔53萬元的賠償，而遭遇“無妄之災”。
　　
　　北京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法定代表人：陳祖培，注冊資金：10元人民幣，2002年11月29日注冊。與之相關的“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只找到其網站，未找到注冊資料。這兩個機構就是茅于軾為窮人辦的兩件事其中之一。茅于軾在“無妄之災”的第一段即介紹：“2001年的年底，由湯敏發起，我們五個人出資三十多萬元，創辦了“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專門幫助貧困地區的婦女來京就業。次年初就招生開學。同時我們又投資三萬元創辦了富平家政服務中心，負責畢業學員的工作分配和上崗后她們的權益保護。”說清楚了兩個機構的來歷和與他的關系。
　　
　　培訓學校只能收取培訓費，而不能收取家政服務的中介管理費；家政中心只能收取家政服務是中介管理費，又不能收取培訓費。為了兩頭收錢，所以兩塊牌子。家政服務公司，有給服務員培訓也有不培訓，單純做中介。如果培訓，收培訓費，涉嫌違規。“富平職業技能培訓學校”，培訓費：700元人民幣，培訓時間：21天，培訓課程：烹調、家居清潔、幼兒及老人護理、家電使用。家居清潔、幼兒及老人護理、家電使用培訓三天即夠，烹調三年也不一定能學好，但與家電使用并列，我以為是簡單的開煤氣灶之類。700元的培訓費算是昂貴。“北京富平家政服務中心”收取每個客戶780元的中介費。
　　
　　以上就是茅于軾標榜、茅于軾的粉絲恨不得跪下來給茅于軾磕頭的、為窮人辦的事。家政服務公司，每個城市都不少，他們從不認為是為窮人辦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值得去夸耀和在道德上浮夸自己。他們認為不過是單純的生意，不存在為窮人做事，對窮人的施舍。只不過是在供給和需求之間搭了個橋梁，從中獲利，也可以認為是窮人賞了你一碗飯。但正常人都不會抬高自己，去說單純為了別人。家政公司、需求方和供給方都是平等的，都是在互相提供的服務中獲利。
　　
　　茅粉認為茅于軾道德高尚，確實為窮人做了實事，一個理由是不收錢，可他收了，收得還不少，一個商業活動說不上道德高尚吧？也沒聽茅粉贊揚全國各地的家政公司“道德高尚”、為窮人做事呢。茅于軾開業初，確實沒收培訓費。一個企業，要在競爭中凸顯自己，贏得競爭優勢，必須采取不同的舉措，吸引眼球、贏得口碑，特別是在進入門檻較低的行業更需如此。最初沒收培訓費，只是企業推廣的一項商業策劃。與道德高尚和為窮人做事毫不沾邊。茅于軾在介紹為窮人做事時，總愛舉例說與某個縣建立長期關系，為某縣輸送了多少勞力去北京做保姆，“一年創造的GDP將超過一億元，為政府創造稅收約兩千萬元。”如果是一個騙子這樣說，可以理解，“經濟學家”就匪夷所思。做家政公司，最主要一項是要有足夠多的、能滿足不同客戶需求的服務人員，這個家政公司才能維持下去，不是你茅于軾幫某縣，是某縣提供你人員幫你讓你能夠獲利。在深圳、東莞需較多勞動力的企業，人力資源部門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與勞務輸出大縣建立長期的勞務關系，甚至，很多企業直接在當地設立辦事處，以保證企業用工需要。他們這樣做，決沒有將自己當成上帝，覺得是在幫窮人做事，反而覺得是窮人在幫助他們企業。怎么到茅于軾眼里，就顛倒了。
　　
　　茅于軾涉足家政業，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商業行為，如果以此把他當成幫窮人做事的救世主，那至少，全國各地做家政公司的都是救世主，同樣，茅于軾也不會顯得比別人高尚。
　　
　　再回到茅于軾認為的“無妄之災”：“ 先是孩子嘔吐，服務員為她換衣服，并去洗手間拿墩布。在這幾分鐘的時間內發生了孩子摔倒的事故。在客戶自己家的客廳里發生這樣的事，所有的人都認為是意外，或者說不是責任事故。即使服務員在場也未必能夠防止。”
　　
　　請保姆是在自己家里看護，在自己家的客廳發生的事，就不叫事故，茅于軾的看法非常詭異。說“所有的人都認為是意外，或者說不是責任事故”則典型的放屁不分場合，死去孩子的父母也這么認為嗎？至少我就不這么認為，一個拿薪水看護孩子的把孩子給帶死了，茅老頭竟能辯解不是“責任事故”，茅老頭的思維真是非常人也無法理解。
　　
　　
　　“最后把我們告上了法院，要求賠款50多萬元。在法院調解時又降低到40多萬元。但是我們認為數額太高難以接受。一個成年的勞動者死亡也不過賠款二三十萬元。而且事情并不是我方的責任，至少不是我們的全部責任。客戶家里在孩子活動的地方沒有地毯，家具陳列不安全，也有部分責任。調解不成，只好由法官裁判。沒想到的是法官居然判我們賠款53萬元”。
　　
　　茅于軾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仁”，缺的是普通人具有的惻隱之心、同情之心，他把活生生的生命完全用金錢量化，“成年的勞動者”體重重、分量多，而兩歲的孩子體重輕、分量少，就不該賠得比成年人多，這是茅于軾的邏輯。而又找“孩子活動的地方沒有地毯，家具陳列不安全”作為推卸責任的理由。我不知道，是什么心理驅使茅于軾有勇氣找這樣的理由、而且形成文字發在網上，他真老得沒一點人味嗎？不可理喻的是，一眾茅粉真的為茅于軾叫屈。最后，茅于軾上訴后，賠了47萬。茅粉以此為題，又對茅于軾歌頌一番，說茅于軾是一個高尚的人，本可以讓公司破產而不用賠這么多，茅于軾卻高尚得沒有喪盡天良地耍無賴。以破產來逃避對一個孩子死的責任，那是人渣。以茅于軾沒有做人渣而吹捧茅于軾高尚，我不知道是茅于軾品格低劣，還是茅粉的標準僅為不是人渣即“高尚”。
　　
　　“家政服務業是低收入群眾的一個主要就業途徑。北京有約三十萬在此行業里就業的農村婦女，有近兩千家家政服務公司。幾十萬個在崗工作人員，時間長了難免會發生各種意外”。
　　
　　首先，請茅粉看清楚茅于軾的話，北京“有近兩千家家政服務公司”，如果茅于軾的家政公司是為窮人做事，那“有近兩千家家政服務公司”也是在為窮人做事。茅于軾做的這點事，你們吹不成道德高尚；其次，家政公司不過是一商業活動。最后，盡管“幾十萬個在崗工作人員，時間長了難免會發生各種意外”，但發生了意外，就要承擔責任。全國礦工幾百萬，沒有說發生礦難是意外而聽之任之。
　　
　　一個兩歲孩子的死，因為茅于軾提供的保姆而造成一個兩歲孩子生命的夭折，看不到茅于軾老先生對此有絲毫的悲哀和愧疚，反而以“地下沒有地毯”來推卸責任。給一個家庭帶去了“無妄之災”，卻覺得自己遭受“無妄之災”，對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我很難發出對他的詛咒。對學術的低能，最多是笑話，對人生命的漠視，就會變得冷血。低能加上冷血，就可以解釋茅于軾“學費漲價”、“車票漲價”、“不保護耕地”學術成果的來龍去脈。
　　
　　我不知道茅于軾為什么要寫“無妄之災”，是覺得委屈還是想通過自己的身份影響法院的判決？不管是自由主義立場還是精英專制立場，無論是基于人性還是基于法律，都不該。可茅于軾做了，只好認定茅于軾是個非常人，與普通人存在著人性方面的差異。

　　“小額貸款”為什么
　　
　　中國最初的改革，大都來自民間的自發行為，安徽小崗村18戶農民分田到戶，開始了中國農村改革。這一行動，很快席卷全國，最高層也是在短時間內作出了回應。茅于軾的個人“小額貸款”是不是沖擊中國金融制度，第一個敢吃螃蟹的行為呢？
　　
　　“小額貸款”被定性為“高利貸”的違法行為，長期存在。歷年以來，都有無數人為此付出喪失自由的代價，陷牢獄之災。茅于軾的“小額貸款”不是第一個。但被宣傳為“為窮人做事”的是第一個，而其他做著茅于軾同樣一件事的或不敢走到臺前，或在臺下被發現而遭到扼殺。為什么對待同一件事，法律和媒體采取的標準有著天壤之別，頗費思量。
　　
　　或許，高層對茅于軾網開一面，是想通過茅于軾的實驗找到一條好的路子，為金融改革提供依據。但這本身就是對法律的褻瀆，沒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考慮到中國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上突破法律的框架，再修改法律，這在中國改革的歷史中，有例可循，倒說得過去。在“分田到戶”這件事上，小崗村開頭后，全國各地紛紛跟進，政府并未強力打壓，而且很快作出了肯定的回應。而茅于軾從1993年開始的“違法”的十幾年中，政府從沒放松對民間信貸的打擊，而且量刑很重。為何沒有對待“分田到戶”那樣，允許其他人參與這項實驗呢，僅僅對茅于軾另眼相看。更何況，直到2005年，政府才做出了適當的反應，允許一個人獨占的實驗是否時間過于長了點。
　　
　　在1993年之后的十幾年間，主流媒體從來沒有放松過對茅于軾“小額貸款”的宣傳和拔高，直到把茅于軾拔高到道德完人的高度。這其中非常詭異，主流媒體一向受到嚴格控制，并非可以自主選題報道，為何會對在法律層面上明顯違法的茅于軾的“小額貸款”進行正面報道呢。其間，也從沒放松對民間自發的借貸行為的打擊。既然肯定了茅于軾的“小額貸款”，為何不對其他民間借貸松綁。
　　
　　茅于軾因為“小額貸款”而占據了道德制高點。這個制高點是政府、媒體合力推上去的，禁止其他人進入，別人想“道德”而不得，只允許茅于軾一個人開展“小額貸款”而“道德”。我始終想不明白，既然茅于軾因為“小額貸款”而道德，為何對其他民間貸款不遺余力地打擊。媒體宣傳也不顧自我矛盾，本身一個沒有注冊、沒有公章十三年的機構，卻在從事金融業務，相安無事，這不啻對共和國法律的嘲諷。要說是鼓勵制度創新，可媒體并沒仗義執言，為其他被打擊、被取締的民間信貸鼓與呼。媒體對茅于軾的造神運動究竟來自哪一個層面的授意？
　　
　　2002年，茅于軾開始吸收農民的存款。在這件違法的事上，茅于軾是這么說的：“我這個是個很大的突破，它的意義就在這兒。全國就一家，又存又貸，而且到現在沒人找我的麻煩，只是從口頭上說是非法的，但沒采取行動。從人民銀行行長到省長，都說好，那行了，就讓我辦下去吧。雖然非法，按理說我可以坐牢的，但是誰也不來說這個事，改革就是這么改成功的。”
　　
　　但企業家孫大午卻沒這般待遇。大午集團自創了“糧食銀行”，公司向農民借余糧。農民要糧食還糧食，不要糧食還錢。2003年5月2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孫大午被徐水公安拘捕，直到11月1日，以“判三緩四”的罪犯身份走出監牢。孫大午吸收的是糧食，而且沒有放貸；茅于軾吸收的是現金，用于放貸；孫大午有實業有公章，茅于軾只有皮包沒有公章。結果迥異，茅于軾是改革成果，孫大午是違法犯罪。孫大午是知名企業家，所以“判三緩四”，而那些不知名吸收公眾存款的，最高刑期有死緩和無期。就是這樣的咄咄怪事成就了茅于軾戴上“道德”的光環。究竟茅于軾與哪一層發生了“串供”，才使他如此被青睞。
　　
　　2003年3月13日，孫大午到北大作《十八年感受三農——來自底層的聲音》演講，直言“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是權力和資本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制和剝奪”，并痛陳基層管理弊病。2003年5月27日孫大午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拘捕。茅于軾坦言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大概是這個原因，為窮人施些粥說起話來有人信，所以保證了茅于軾在“小額貸款”領域從事了十幾年的壟斷經營。
　　
　　尤納斯到中國演講時，提到吸收公眾存款是“小額貸款”銀行必須的一條腿。茅于軾也在非法的情況下，于2002年即開始吸收公眾存款，并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改革的成功。可茅于軾在2007年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說：“但目前有一個情況我覺得是個問題，以前的小額信貸都是“只貸不存”的，現在的村鎮銀行也開展了存款業務了，這個比較危險。存款業務應該非常小心，我不贊成一開始就讓它吸收存款。”并進一步解釋說：“開始可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前三年不許吸收存款，從第四年開始可以少量吸收，到第幾年可以不受限制吸收存款。”
　　
　　如果，茅于軾的“小額貸款”真是為窮人辦事，而不是想從窮人身上牟利，就應該象他2002年做的那樣，支持開展存款業務，讓更多的公司參與進來為窮人做事。至于“危險”，自有法律，就如菜刀也可用于殺人，憑什么三年后的公司就沒有“危險”呢。他這樣主張，是為了他的公司獨占市場，因為他已經違法經營了十幾年，早已超過了三年的年限。而那些2005年后開辦的“小額貸款”機構則未到年限。為他的“小額貸款”公司爭取時間，加緊存款業務的布局。
　　
　　其實，茅于軾的“小額貸款”實質就是“串供”后對這塊市場的提前布局，以取得競爭優勢。也許，茅于軾的原始初衷是想做一件好事。
　　茅于軾“小額貸款”的現在與將來
　　
　　2005年以后，國家開始試點，允許民間開辦“小額貸款”公司，打破了茅于軾憑籍“小額貸款”而一統道德江湖的格局。投資者紛紛進入，他們沒人以為自己是在做一件高尚的事，也沒人如茅于軾這般以救世主的姿態說是為窮人做事，只是本分地認為自己是將本求利，進行一項商業投資。當然他們也非常贊同茅于軾“小額貸款必須高利息”的說法，但他們普遍沒有高到茅于軾說的20%的程度，他們認為有錢賺，而茅于軾認為20%都沒什么錢賺。誰也不嫌錢多，在商業活動中爭取自己的利益是正當的，我也認可“小額貸款”的利息應該適應提高，就如批發和零售，成本不一樣。既然要求20%的貸款利息，就要承認此是一項商業活動，而不是什么扶貧和“為窮人做事”。你的客戶是窮人，你的客戶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千萬別天真地以為，所有的窮人都會被你茅于軾賣了還會幫你茅于軾數錢。
　　
　　由于民間資本挾巨資進入，分吃“小額貸款”這塊蛋糕，也將“小額貸款”的商業實質顯現于天下，茅于軾因為“小額貸款”而道德完人的肥皂泡也隨之破滅。面對正規注冊的民間資本，茅于軾再不能以“道德”來抵抗，開始尋求資本注入，完成注冊，以使自己這么多年來不合法的身份合法化。
　　
　　茅于軾最初的想法是成立基金會。根據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萬元人民幣”的規定，茅于軾于2004年10月25日發布了“創辦中國富民基金會（暫定名）募款信”。信尾列名的發起人有：最初發起人∶ 茅于軾 、湯 敏 、柳傳志 、吳敬璉 、林毅夫 、張維迎 、沈東曙 、陳明鍵 。募捐信中有一段：“按照國務院的規定，能夠在全國進行公開募捐的基金會，最低注冊原始基金為800萬元。目前基金會創立募款的最低目標800萬元已經募集到位，為擴大基金規模，并為明年的工作募集必要的啟動經費，我們正積極征集基金會的共同發起人。”信中明確提到“最低目標800萬元已經募集到位”，但這個基金會并沒成立。
　　
　　對基金會的流產，茅于軾接受記者采訪時，曾這樣解釋：“這個民間性質的基金會必須募集到2000萬人民幣的資金才能夠被批準。……仍然無力改變政府劃定的邊界，最終成立基金會的想法宣告失敗，妥協的方案是將之變成一個投資基金”。但《基金會管理條例》沒有2000萬這個要求，按照“募捐信”所言，800萬已經到位，為什么沒有成立基金會，具體原因不明。可茅于軾找一個子虛烏有的理由來解釋，殊為可笑。也許信口開河慣了。
　　
　　茅于軾所說的投資基金是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沒查到這家公司的注冊信息和公司網站，但在北京富平學校網站上找到這家公司的招聘信息。其中對公司作如下介紹：“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創新型社會投資公司，由北京富平學校和聯想控股等著名發展機構和投資機構共同發起，通過在小額金融和社會企業兩大領域的創新投資，旨在推動社會創新、消除貧困、實現可持續發展、建設公平和諧社會。”一家投資公司再怎么說自己“為窮人做事”，也不過是商業策略和宣傳。
　　
　　2004年，任志強掌舵的國企華遠集團向富平發展基金會捐款人民幣50萬元、2006年向富民基金會捐款50萬元、2008年，向富平基金會所屬北京富平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投資300萬元。
　　
　　2007年1月11日，茅于軾攜任志強舉行“房地產經濟學講座暨富民基金說明會”，任志強幫茅于軾募捐，茅于軾幫任志強做托。最早見到茅于軾說不用保護耕地就在此次會議，茅于軾在此次會議說：“其中有一個很錯誤的觀點，就是保護耕地，這個口號還沒有人挑戰，我要挑戰這個口號，保護耕地是一個錯誤的口號。”“現在中國非常有錢了，我們進口糧食有足夠的錢”。談到糧食進口時說：“我們不怕價格高，我們那么多錢”。對世界市場這樣表態：“中國、美國、日本都是進口大量石油，都在爭奪那些有限的石油資源，但是從來沒聽說中國、日本、美國因為石油要打仗的，因為有一個石油市場。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應該拿保護市場作為他們的任務，而不是去交朋友，搞關系，那個靠不住。”竟然無視各大國為石油在非洲、在中東的國際博弈。在為任志強做托的會議上，提出不用保護耕地，可以看出茅于軾的一個大概。
　　
　　任志強被問道為什么主張大家捐款時，回答倒不拐彎抹角，他說：希望通過學者茅于軾、吳敬璉這些人，用他們去做地產的宣傳，可能要比我們自己去做這種宣傳好得多。
　　
　　茅于軾賣自己的價格不知幾何，但從投資公司開張看來，價格不低。從茅于軾“小額貸款”起步到投資公司的華麗轉身，作為一個商業案例，非常成功，但不可復制，誰也沒有能力讓政府保證沒有合法身份獨家經營十幾年。唯獨茅于軾行，而且對企圖染指者，采取的是刑事制裁。

　　非常茅于軾的“主義”
　　
　　茅于軾定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根據是自己推崇和鼓吹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很多自以為是的“自由主義者”亦認可茅于軾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根據是茅于軾在一個文件上的簽名。沒有人會說自己是一個混蛋，我們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混蛋，不在于他自己對自己的鑒定表白，而要看他表白之外的內容、以及他的行為。根據茅于軾的內容和他的行為，我認為他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個精英專制主義者。對于茅于軾簽名的具體行為，可有兩種解讀，一是精英專制主義內在理念驅使他反對現實的政治權威；二是已經“串供”，簽名不過是一個形式。因為我看到排名在茅于軾之后的，或受到監視或收到喝茶的待遇，而茅于軾卻仍然可以作為著名經濟學家被請到CCTV去高談闊論。
　　
　　在談茅于軾的精英專制主義之前，必須理清幾個概念。
　　
　　什么是自由主義
　　
　　自由就是不被強制、也不遭禁止。“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無不從這個基點起步，由于理解的側重點不一，形成了許多不同政治思想的“自由主義”，既有左派的也右派的，既有民主的也有專制的。從“不被強制、也不遭禁止”這個基點出發的哲學流派涵蓋廣泛。
　　
　　自由主義產生之初，它的敵人是專制主義，在現代社會中，則是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反抗多數人的暴政，即是反對多數人以民主的方式對少數人的權利侵害。自由主義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憲制為架構的自由民主制，強調以法律限制政府的權利，提倡自由貿易。主張人的基本權利，生命、言論和財產的權利。文化自由主義反對政府限制個人的私權利，通常反對政府干涉賭博、性、賣淫、合法婚姻年齡、墮胎、吸毒等，認為政府不應該以大多數人的道德干涉個人選擇的自由。
　　
　　在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個人享有充分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這一般得到各“自由主義”流派的共同認可。但如何才能確保每一個人都能享受這種充分的自由，“自由主義”也有一個近乎一致的共識，就是限制政府的權利，提倡“小政府”，小到哪個程度，則不同的“自由主義”思想流派有不同的見解。即便是最“市場化”的自由主義，也支持政府是保障個人自由的一道屏障。認為，政府固然會限制和侵害個人自由，但沒有政府，則會產生其他強勢勢力，他們也許比政府侵害個人自由更加嚴酷。
　　
　　哈耶克認為：“自由只能是相對地達到，因為國家必須擁有強制權利以防止個人實施強制。即便僅僅是為了防止更為嚴酷的強制，也要求一個強制機構永遠存在下去。”所以，自由永遠是相對的，不自由是絕對的，自由主義就是尋找一個最佳點，以使國家既能夠保障個人自由，而又不妨礙個人自由。民主選舉和三權分立，可看成是自由主義對政府的妥協，工會制度則是為保障弱勢人群自由的制度設計。
　　
　　自由主義的困境
　　
　　“自由主義”難以兼顧“自由與平等、權利與美德”，從而受到來自左右兩方面的批評。馬克思主義者著眼于平等，認為個人自由的釋放，會產生權利的不平等。非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接受“自由主義”在個人權利下的庸俗化和道德矮化，認為以個人自由而放任了人們的行為，必將模糊人類善的美德。在中國有個很現實的例子，就是范美忠。他就是以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來顛覆人類美德。范美忠的“自由主義”，招到來自左的、右的，以及“自由主義”內部的批評。
　　
　　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和個人觀念的權利，任何人不得以善惡觀念加以干涉，不能以道德對少數人選擇平庸生活實施“多數人的暴政”。自由主義者認為，強迫是最大的惡。充分相信人的理性，認為個人選擇可以推動社會美德的完善和進步。國家與團體的教化和價值觀的灌輸，則被認為是對個人自由的干涉。這有點象理論上的“烏托邦”，也是備受批評的原因。當今世界，民族國家無一不是在內部加強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以增強競爭優勢，為本民族爭取更好的生存空間。任其國民自我道德矮化，世界上找不到一個這樣的國家，美國政府同樣不遺余力地對內進行國家主義、英雄主義的教化，對外輸出他的價值觀。
　　
　　自由主義將限制政府權力為首要考慮，但是，如何找到平衡點，是自由主義無法擺脫、致命的困境。政府強勢，會對個人自由造成傷害；政府太弱，則會放縱強者對弱者的侵犯、富者對貧者的傷害。這不僅是自由主義的困境，也是全人類的困境。
　　
　　自由主義與民主
　　
　　自由主義旨在限制政府的職能、特別是限制政府的權利，民主則是涉及政府產生的程序。民主與專制對立，自由的反面是奴役。現代社會中，自由主義的最大敵人是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即“多數人暴政”對個人自由的傷害。
　　
　　民主并非憲政，民主是一種形式，憲政是一種政治制度，憲政是自由主義找到的最不壞的一種制度。丘吉爾說過類似的話：民主是政府最壞的形式，但除了民主其他形式皆行不通。憲政的精髓是“有限政府“，憲政的顯著特征為：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和權利制衡。這是自由主義設計的最不壞的一種制度，政府不至于強大到侵害個人自由，同時，政府又不至于虛弱到不能保障個人自由。而這個政府的產生通過民主的形式產生。民主并非自由主義的目的，而是自由主義為保障個人自由的手段。
　　
　　思想家盧梭的民主理論側重于平等的觀念，認為：多數人的力量應該凌駕于個人的力量之上，多數人的智慧優于個人的智慧。這就是我們理解的樸素的“民主”觀念。另一位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維克托爾則認為：多數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則會發生多數人的暴政，導致恐怖，最終喪失自由。新自由主義的哈耶克更進一步：民主并不是多數人的主權，多數人的主權實際上很可能與專制或寡頭政體一樣，是專制主義的。

　　民主更貼近下層民眾，工人、農民和小工商業者希望通過民主的途徑，發出多數人的聲音、取得多數人的權利。自由更受小資、精英和官僚、資本家的青睞，他們以“自由”為屏障，保護自己不被多數人所侵害。當自由主義需要反專制、反政府干預時，會使用民主這個武器。在中國，自由主義不能夠獨立存在，一般要依附強權或者資本，這個時候，自由主義就是反民主的。這個時候的自由主義者，大多有反民主的特征。
　　
　　自由主義對民主存在較大的戒心，原因在于，認為民主會產生暴力、民主是暴力的溫床，其核心就是，多數人會通過“民主”的形式侵犯少數人的權利。
　　
　　如何才能避免專制主義的發生，如何才能準確拿捏民主的“適度”而不過度，如何保障少數人的自由不被多數人傷害，同時又能保證多數人的權利，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不同，產生了不同的自由主義者對民主的不同的解讀。過分強調少數人的自由，則會產生另一種專制主義的發生，那就是“精英專制主義”。特別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教條化，基本上就是“精英專制主義”的立場。
　　
　　什么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脫胎于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改造。古典自由主義是亞當。斯密等人創立的一個經濟學理論，強調市場中“看不見的手”推動經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新自由主義包括眾多學派，有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影響較大的是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及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
　　
　　羅伯特•W•邁克杰尼斯認為：新自由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范式———它指的是這樣一些政策和過程，相當一批私有者能夠得以控制盡可能多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
　　法國“馬克思園地協會”主席科恩•塞阿則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
　　
　　新自由主義的具體形態完成于“華盛頓共識”。“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出席會議的有拉美國家的政府官員、美國財政部等部門的官員、企業界人士，以及由美國操縱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的代表和若干高等院校、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在會議的最后階段，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前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說，經過討論，與會者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將要采用的十個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由于上述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一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
　　
　　實踐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國家，還有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但都不成功。除了美英主導世界經濟的國家力主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資源有效配置，德日法等經濟強國并不主張全球一體化的資源有效配置，因為一個民族國家沒有誰愿意成為另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濟附庸。完全沒有政府干預的政治自由下的經濟自由正在“金融危機”中受到質疑和挑戰。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
　　
　　茅于軾、張維迎等一干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自己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代表。他們運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指導改革、或者對改革建言。由于中國現實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土壤貧瘠，所以，茅于軾等人教條地應用新自由主義，極大地偏離了平等和公平、善良與美德。讓新自由主義惡的一面得到無限放大，傷害了國家經濟，也傷害了普通國民。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詞，在民眾嘴里正在演變成一個惡毒的咒語。
　　
　　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提倡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都有“民主”作為前提保證。西方新自由主義首要考慮少數人的利益權利，這個“少數人”沒有富人和窮人之分，既有財產占有者的少數富裕人群，也有不同觀念、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少數，還有赤貧階層的少數。這個“少數人”是廣義的少數。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僅將“少數人”局限在富裕人群。茅于軾的“為富人說話”，可看做是中國新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宣言。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有民主制度限制政府的權利，同時有“工會”制度保障多數人不被侵害的制度設計，限制了資本這個強勢集團對多數人“自由”的傷害。茅于軾有個著名的言論，說工人1000元工資盡管很少，但是由市場決定的，所以是合理的。這顯然偏離了西方新自由主義者保護少數人的初衷，造成了事實上的少數人傷害多數人“自由”的權利。因為，在“市場”中，普通工人沒有工會的支持，也沒有政府提供保障，普通工人完全喪失了與資本對話的權利和地位，只能任其宰割。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環境，有保護弱者的制度設計，盡管不脫叢林法則，但大家每人手里都有獵槍。而我國的市場，是少數人有槍有炮，多數人只有兩只腳。這樣的市場也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不愿看到的。我不知道是茅于軾教條地理解了新自由主義，還是有其他原因。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為了套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實行國企賤賣、工人下崗、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根本無視我國的現實條件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中國的國企，很多是工人們一輩子從幾個人的小作坊干起來的，甩幾個錢買斷工齡的法理基礎在哪？一個社會失去對個人的公平，將萬劫不復。公平不是財富的平均，公平是人的權利平等。人生而平等，這正是任何自由主義的基石。我國在沒有完善失業救濟制度、教育資助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的現實情況下，僅僅是為了去套西方的一個理論，新自由主義者鼓動政府配合資本，對“多數人”進行了強制。從理論上說，在手段和效果方面都不符合新自由主義。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對外是教條，對內是異化。對內異化，是現實原因、中國傳統和個人素質多重因素影響而導致西方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發生扭曲。
　　
　　中國幾十年的公有制經濟，使得知道分子人群在經濟上不能獨立存在，民間沒有獨立大學和研究所可供棲身。人的自由，失去經濟自由的保護，都將是一句空話。知道分子或被政府收編、或為資本豢養，狹縫生存的，到最后都被邊緣化。正如茅于軾所說，拿人錢財、與人消災，基本決定了他們的立場。中國傳統文化也為知道分子提供了學得經人濟世才，賣于帝王家的超級入世理念。他們不大有為理論而理論、為學術而學術的獨立、自由的精神。他們會擇木而棲，依附能為他們提供生存條件的團體。茅于軾、張維迎等缺乏人文關懷，也是他們將新自由主義隱藏的“惡”釋放到極致的主要原因。
　　
　　茅于軾的“血統論”觀點，使得他本能地疏離普通人群。茅于軾的疏離，不是表面的傲慢，而是骨子里的救世主情結。相信自己是拯救民眾于水火，又缺乏自知之明，竟固執地以為自己的“家政公司”是對窮人的施舍，視全國各地幾萬家“家政公司”為無物。“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正是茅于軾救世主情結的顯性表征。
　　
　　由于中國的生存環境，使得新自由主義者大多為資本豢養，他們選擇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和“保護少數人自由”的觀點，推銷被扭曲的新自由主義，擬制新自由主義本身積極的一面，而放大新自由主義惡的一面。到現在，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基本上都嬗變成反民主的“精英專制主義者”。
　　
　　什么是“精英專制主義”
　　
　　所謂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超出社會平均水平的人。政治、經濟、文化需要精英來推動發展，但是，精英與精英主義者不是同一個概念。
　　
　　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描述理想的國度是“智者”治國，很多人就把精英主義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國》。但不少人有不同的解讀，認為柏拉圖是通過描述他自己也否認的理想國，闡述精英治國的弊端。由于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死于大眾民主，所以，柏拉圖對民主與自由的關系有過這樣的思考：“民主制有可能導致無節制的自由，而一旦自由沒有了必然性的約束，真正的自由也就蕩然無存了”。民主制這種形式可能導致“無節制的自由”，其“無節制的自由”才是核心，正是無約束的“無節制的自由”使得真正的自由蕩然無存。其核心不在民主，而在真正的自由需要有所約束。
　　
　　一般認為精英專制主義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謂精英，以精英主義來對抗大眾民主，強調政府由精英管理，關注利益集團，試圖在理論和實踐中取得精英決策和精英統治的合法性。精英主義否認“人民主權”、“公平”和“社會福利”等價值取向。精英主義的精英政治，強調的是人治，寄希望于個人能力和個人品質，實質還是專制。是掌握了知識的救世主、又能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始終如一保持一顆善心的專制。20世紀后半葉，精英專制主義在西方普遍退潮，不管是左還是右，都急于與精英主義劃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
　　
　　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共和黨即以“精英”來詬病。奧巴馬才搬出平民夫人來淡化其精英色彩。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從不認可精英主義。平等、自由、博愛，是自由主義者所推崇的普世價值，這與精英主義的“人治”相距甚遠。
　　
　　茅于軾在“分析網上罵人”的最后一段這樣寫到：“所以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須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不可以為統治者自己的利益著想。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可惜的是簡單的道理還沒有被普遍承認，而是被大范圍地破壞著。”這種被全世界所拋棄的專制理論，竟借標榜新自由主義的茅于軾在中國還魂。而茅于軾的所作所為，竟完全與精英專制主義的主張和特點吻合。

　　非常茅于軾——一個精英專制主義者
　　
　　如果是通過分析茅于軾以往的言行得出茅于軾是一個精英專制主義者，茅粉們一定不會同意。對茅于軾以“所以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公開自白來表明他精英專制主義者的立場，茅粉可能還是會讀出茅于軾的“微言大義”，窺探到他背后的動機，臆測茅于軾其實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把他生拉硬拽進自由主義者的陣營，以壯聲勢。就如茅于軾投其所好地“反腐敗”，以“反腐敗”為幌子反對耕地保護、經適房政策一樣，“自由主義”憤青們聞聽，恰似打了雞血一般亢奮起來，用“青春的雞血”為茅于軾保駕護航。憤青的“自由主義”者們從來都懶得用自己的腦子，思考下“反腐敗”與耕地保護有什么聯系，茅于軾的理由是否成立，甚至都忘了茅于軾從來都是不“反腐敗”的。
　　
　　茅于軾曾說過：“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五千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五千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財富生產才是最大的事。”在一年貪污5000億都不是大事的茅于軾眼里，他會“反腐敗”嗎、憤青的“自由主義”者們憑什么就堅信茅于軾“反腐敗”呢？在提到貪污5000億這個數字的時候，茅于軾用了個“障眼法”混淆視聽。他用5000億被貪污的真金白銀來與20萬億的生產進行對比，生產是什么，生產是產值，不是利潤。5000億的真金白銀占20萬億生產形成的利潤還會是百分之二點幾嗎？這個比例將會如何龐大。我相信茅于軾不至于如此愚蠢，分不清產值與財富的區別。他為何用彌天大謊替貪污腐敗辯護，是因為茅于軾看準了憤青的“自由主義”者們的愚蠢，只要念動“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反腐敗、反腐敗”的咒語就可使自由主義的憤青們五迷三道、任其驅策。
　　
　　茅于軾的《分析網上罵人》秉承了他一貫的不顧邏輯胡言亂語的作風，文中最后一段語：“所以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須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不可以為統治者自己的利益著想。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在現代社會中，特別是自由主義的理念里，政府是一個受托機構，是一個服務機構，而不是治理機關，更加不是一小群精英人士的統治治理機構。茅于軾“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觀念與現代民主自由的觀念相去甚遠。及其可笑的是，茅于軾“但是”的背后，“但是精英必須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不可以為統治者自己的利益著想”，一黨專制、個人獨裁都可以這樣來“但是”。怎么來確認這個“但是”、誰來監督這個“但是”、以什么形式來保證這個“但是”？難道僅僅靠精英們的道德品質、個人良心和自我約束？世界各國幾千年的發展，不是從各個方面證明此路不通嗎。我揣摩不透茅于軾的心境，茅于軾竟老著臉說“精英治理”“ 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道理”。幸虧我還識字，我從文獻中知道“精英治理”的精英專制主義學說，在西方乃至世界各地，無論是左的、極左的、右的還是極右的政治、經濟學等哲學流派，都將“精英主義”視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茅于軾由于寫了《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招致謾罵，繼而寫《分析網上罵人》為自己辯解。“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這樣的題目就巨搞，茅于軾一定是以為說話就是聊天談戀愛，做事就是挫腳丫子做愛。他可以將“說話”和“做事”完全分開，認為替某人說話不是為某人辦事。其實，站在富人的一邊替富人說話才是替富人辦了一件最大而富人沒法辦得到的事；而不在窮人的立場，為窮人辦的事決不會是代表窮人根本利益的事，甚至是忽悠窮人、麻痹窮人，掩護不法富人暗度陳倉的事。一個人的立場觀點決定一個人的行為，決定一個人行為的最終價值取向。特別是茅于軾引以自豪、茅粉們激動得舌頭打結的兩件事“家政公司”和“小額貸款”，也看不出是茅于軾用自己的影響為窮人辦的事、甚至不能說是為窮人辦的事。全國有上萬家的家政公司在做這件事，全國也有幾百家公司在做“小額貸款”。說茅于軾為窮人找到家政服務的工作，同樣可以理解為茅于軾幫富人尋到了傭人；說茅于軾為窮人貸款接了燃眉之急，難道不可以看成茅于軾為富人找到了資金出路、替富人牟利？所以，就這個問題，我僅僅還原它的商業行為的本質，不認可將一個商業行為用“道德”來解讀、去判斷到底是為窮人還是富人辦事。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茅于軾不會連這都不懂吧，他為何要將自己普通的商業行為拔高到“道德”的高度呢？就是為了增強他“替富人說話”的欺騙性。
　　
　　正常人能夠違背自己的立場觀點，真心誠意地做一件扭曲的靈魂的事嗎？不能，除非他精神分裂。一個以“治理”者自居的精英能為“被治理者”做一件好事嗎？也不能，“治理”者以為的好事對“被治理”者來說未必是一件好事。沒有跡象表明茅于軾是個精神分裂者，而茅于軾認為自己是精英、社會是應該由精英來治理的，所以，茅于軾即使真心想為窮人辦事，但辦出來的事也未必是窮人認可的好事。
　　
　　茅于軾眼里是精英甚至不同于西方精英專制主義的精英標準。西方精英主義一般指學術型、技術型的專家，茅于軾不是。茅于軾認為既得利益者和目前整個官僚階層都是精英。在《分析網上罵人》還有一段話：“現在的社會非常復雜，需要專家來治理。絕不是隨便哪個人都能夠勝任的。但是當官的人必須為每一個人著想，不能光想著有權有勢的人，否則就難免會有社會動亂的可能”。在這里，他沒有給出精英的定義，但可以看出茅的意思，“當官的”就是“精英”，“精英”就是“當官的”，“當官的”和“精英”兩詞完全可以互換。前提是“當官的”“ 必須為每一個人著想，不能光想著有權有勢的人”。如果沒有精英來治理，所謂民主選舉、個人自由就“難免會有社會動亂的可能”。
　　　　
　　　　 活到快死的年紀，茅于軾總不該幼稚到不了解我國的干部遴選制度吧，“精英”如何產生才能保證是貨真價實的精英，而不是世襲罔替、裙帶關系、買官賣官竊取官位的呢？按茅于軾的意思，既然“當官的”就是精英，那么只要誰一當了官，身份立馬轉變為精英；既然是精英，那肯定就有當官的資格，治理國家就該是天經地義。這是一個互證的命題。在“精英”的標準上，茅于軾有意扯淡。
　　
　　我再退一步，承認茅于軾的精英治理很有效率、而參與治理國家的全部是貨真價實的“精英”。可“精英”們就會天然地、始終如一地“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嗎？憑什么“精英”就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精英”們為什么不去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來為我們“草根”的利益著想呢？按茅于軾的市場化理論，理性人都是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去“弱肉強食”的，只有那樣，茅于軾認為經濟才會發展、社會才能進步。在這，茅于軾又不承認自己的理論，莫非，“精英”個個都精神分裂不是理性人？
　　
　　精英專制主義的另一個代表人物張維迎有個觀點：“正確的決策是不需要投票的”。將“精英”們化身為真理標準。決策正確與否，大概就是他們說了算。一個國家，沒有了民主決策，將民眾劃分為“精英”和“草根”、“治理”與“被治理”的關系，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鼓吹這一理論的，決不會是“自由主義”者。憤青的“自由主義”者們，不知能否明白這一點。
　　
　　西方的精英專制主義，尚有一絲理想主義的光芒，欲通過知識和技術“精英”、采取“精英”專制的手段來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茅于軾的“精英專制主義”則是取“專制”棄精英，將在朝在野的所有既得利益者一網打盡為“精英”，為了掩飾，就羞答答地說：“必須為每一個人著想，不能光想著有權有勢的人”。沒有民主，你茅于軾的“必須”不等同于放屁。茅于軾的“精英專制主義”是維護目前既得利益者的固有格局，也阻止其他伸手想分一杯羹的新晉者，所以，頗能蠱惑自以為是其實不是的“自由主義”者們。茅于軾一般用“享樂主義”來說服這些沒腦子的“自由主義”者，法國路易氏的：哪管它死后洪水滔天。成了他們共同維系的紐帶。
　　
　　茅于軾在《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一文中寫到：
　　“政治家們制造的欺騙百姓的重要理論，就是把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當成至高無上的準則．百姓為了維護主權領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還沒有覺悟．請問，是領土完整重要，還是百姓的生命財產重要？我認為當然是百姓的生命財產更重要．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
　　“釣魚島的爭奪更是一個例子．那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中國和日本爭奪得很厲害．在我看來，雙方都不值得為此傷感情．把爭奪釣魚島的力氣用在國內對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豈不更好．幫助沒錢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沒錢上學的孩子能上學，是不是更有價值．也許有人認為，釣魚島雖然現在沒有人，也可能將來附近有石油等資源，為什么不值得爭奪？但是我感覺大家為釣魚島動感情，并不是出于資源的考慮，還是出于主權的考慮．如果是為了資源，根本用不著斗爭，坐下來談判，讓政治家退出,請專家擬定開發方案，討論雙方利益分配，得出雙贏的結果，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競價拍賣,出錢多的一方獲得開采權.所出的錢成為放棄一方的補償.現在是政治家在插手，把問題越搞越復雜，而且得不出解決方案，因為主權問題是排他性的，不可能雙方都握有主權，很可能最后訴諸戰爭，得出雙輸的結果．而單純的資源開發問題原本是一個雙嬴的問題”。
　　
　　對于茅于軾上面的兩段，我得先給他講個常識。釣魚島的重要不在于有沒有人居住，或者適不適合人居住，而是關系到大片的領海主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海國可以自領海基線起劃出12海里寬的領海、24海里寬的毗連區、200海里寬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作為其管轄海域。這一大片領海不僅有海洋礦物資源、生物資源，也是對本土防衛的延伸。當然，茅于軾有“市場化”保護，國土安全在他看來是沒問題的。但問題是，既然那片海域有石油資源，而你茅于軾一直認為石油是最重要的，根據你的市場經濟理論，人都是利己的，況且利己的效果又最好，你就不應該反對政府在此事上“動感情”呀，你茅于軾反對是為哪般？至于茅于軾的建議“讓政治家退出,請專家擬定開發方案，討論雙方利益分配，得出雙贏的結果”的解決釣魚島的方案。我無法評說。只是搞不懂茅于軾畫個大花臉又蹦又跳的，到底是真天真還是裝天真，不管是真的還是裝的，80歲了，我只能搖搖頭，在心里說一聲：傻逼。
　　
　　傻逼的墮落無止境，所以，茅于軾這個老傻逼才會說：“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于我何干呢？”不管什么體制的國家，無論何種“主義”，都堅守義務和責任。一個自私自利的守財奴，也會保管好祖宗的基業，即使是無可救藥的敗家子，敗完家后尚對祖宗存一絲愧疚。沒見過茅于軾傻逼得這般理直氣壯的。茅于軾從“精英專制主義”者墮落至此，尚有跡可循。可這幫不成器的“自由主義”者們，以為沒有責任不要義務享受人生是第一要義，跟著茅于軾，不管是臟的獨還是僵的獨，都成了你們追求“自由主義”的標志，仿佛不臟不僵你們就不“自由主義”了。不知這幫不成器的東西是誤讀“自由主義”，還是想借“自由主義”來渾水摸魚。好好讀讀你們奉為圣賢的“自由主義”的書，讀讀斯密、讀讀哈耶克、讀讀弗里德曼、讀讀歐根，看看清楚，他們哪一個的理論不是為了自己的階級、不是為了自己的民族、不是為了自己的國家。有哪一個“自由主義”者像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這么愚蠢、這么大度、這么割肉飼虎？
　　
　　茅于軾和自詡為“自由主義”的茅粉們，你們是自由主義嗎？

　　小結
　　
　　本文的上篇“茅于軾”部分，到此結束。我通過對茅于軾文章的分析和探討，得出茅于軾既非經濟學家也夠不上一個學者，他所有的結論都與他依據的理論和提供的論據沒有邏輯關系。他提供的結論所欲達到的目的，也與他表白的目的毫不沾邊，甚至完全相反。比如，他說取消土地“紅線”制度是反腐敗，但他又不以土地私有為前提，在任何前提條件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取消“紅線”的約束，只會加劇腐敗，使腐敗走到臺面而肆無忌憚。指出了茅于軾在“自由主義”口號下，精英專制主義的實質。對茅于軾的結論是：一個瘋狂的既得利益者，為了利益不惜犧牲當代人的福祉，也不惜賭上子孫后代的生存。是權貴階級的幫閑和幫兇。
　　
　　由于我不大愿意以“陰謀論”去觀察和思考，所以，對茅于軾尚存疑竇未解。那就是茅于軾的“小額貸款”。他從1993年涉及此項目，十幾年的非法金融活動，不僅沒有受到干擾和追究，反而以此為階梯，占據了“道德”制高點。其他人卻沒有如此好運，皆受牢獄之困。朝野間為何如此默契，不惜“違法”來聯手打造茅于軾的“道德”？特別是在某個文件高調簽名后，一點沒有受打壓的跡象，反而更加高調地出現在朝野各大媒體。相反，其他的簽名者，都或多或少地為簽名所累。茅于軾是什么樣的老大替他罩著呢，或者，茅于軾本身就是官辦江湖的老大？
　　
　　我看一個人，不光看他披什么外衣、喊什么口號，往往會費心掀開他的外衣看看，也會聽他喊完口號后看他的行為。更不會拉幫結派、畫地為牢、給人貼上不同的標簽，標簽相同則無論他說什么干什么都為他吶喊、沖鋒、做炮灰。我不相信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普通人缺乏基本的邏輯思維能力，只是他們不愿也不敢獨立思考，同樣是被頭腦中的“精英專制主義”理念束縛了。就如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新軍一定要用槍逼著不愿“革命”的黎元洪來做老大，似乎沒有一個名人“精英”做首領就名不正言不順。現在，茅于軾簽了名、入了伙，“自由主義”者們樂得屁顛屁顛，根本顧不得鑒別茅的真偽，甚至害怕鑒別出茅于軾的偽而失去了一個看起來很美的老大。民主猛人楊恒均屬另一種情況，他自顧自地猛打猛沖，閑不下來看個仔細，猛一瞅茅于軾的外衣顏色差不多，就引為同道，捧茅于軾為“孤獨大俠”。其實，楊恒均的“民主”思想與茅于軾的“精英專制”爭鋒相對、水火不相容。
　　
　　娛樂界為保證票房，采取明星制，是吸引粉絲不費腦子地追捧明星，而不是靠娛樂本身的內容去吸引粉絲。在學術文化界，也是一樣，學術大佬也只看“學術明星”怎么說，對“學術明星”深信不疑。有個當代大儒、ID為：東海一梟的可作說明。
　　
　　5.12地震后，網上有個瘋傳的帖子：《茅于軾說，不如納粹》。東海一梟大肆推薦并寫薦語。后因此貼，有外國媒體邀茅于軾接受采訪，茅于軾遂申明非他所為。東海一梟也馬上貼出更正啟事，其文曰：“東海薦語中曾引用該文一節：“阜陽市一個區政府建了一個媲美白宮的政府大樓，卻把一所學校拆毀搬遷至危房上課，并乞求日本的國際組織捐助建校辦教育。”云云。既是無名氏冒名之作，真實度如何便難得到基本保證，所舉事例有待于進一步了解。為了對讀者負責，謹收回對《納粹都不如》一文的推薦”。
　　
　　東海一梟收回推薦的理由很有精英心理和明星制的味道。“阜陽市一個區政府建了一個媲美白宮的政府大樓，卻把一所學校拆毀搬遷至危房上課，并乞求日本的國際組織捐助建校辦教育”。就這個事例，東海一梟自始至終都沒去證實。當他以為是茅于軾寫的時，他毫不懷疑其真實性，不用證實就相信。當他知道此文非茅于軾所作時，他就覺得“真實度如何便難得到基本保證”，也不去落實其真偽，就取消推薦。對事例的真假質疑沒錯，對“明星”無條件相信則錯之大矣。特別是判斷“無名氏冒名之作”，則毫無來由。為何不是“明星”冒名呢？為何不是“明星”的粉絲替他冒名呢？從效果來看，茅于軾因此貼收獲了數不盡的贊譽，被譽為中國的良心。是“明星”茅于軾冒名才合理。再看東海一梟的“推薦”和“取消”，文本還是同一個文本，唯一的區別就是“茅于軾”與“無名氏”。到底是看內容還是看“明星”。無論是“儒”還是“自由主義”，他們都把應該嚴肅的事情娛樂化了，追捧的不是他們心中的理念，異化為追捧“明星”。
　　
　　“茅于軾說：不如納粹”這個帖子，貼主只貼了兩個論壇，“天涯雜談”和“貓眼看人”，題目是：《地震后聳立的政府辦公樓是中國人為自己建造的墳墓》，均已被刪。但以此題搜索，還能找到最初的轉帖。貼主放在自己的博客上顯示的時間是：5月13日19時。貼主打心里瞧不上茅于軾，決不會為茅于軾貼金。只可能是網友為使帖子能活得長一點，而改為茅于軾，或者就是茅于軾的粉絲一廂情愿地為茅于軾貼金，收獲民心。
　　
　　因為，貼主就是本樓主，用的從來就是yangyizhqun。茅粉們一直臆測我是官府派來的，或是有組織的行為，恰恰是茅粉們內心的虛弱，不愿承認自己已經是天怒人怨，想象對你們進行批駁的都是組織授意。樓主yangyizhqun從不接受任何組織的授意，也不入“自由主義”的幫派。口誅筆伐，憑一己之力，不邀幫手。
　　
 
2009-04-15　17:46:01　  
　　上篇完

茅于軾及其天則經濟研究所(下篇)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05/820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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