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的遷徙

盧周來

在網絡上看到一個網友針對春運所發的一個帖子：我們是人，不是角馬！

看到《動物世界》的朋友都知道非洲角馬。每年6、7月間旱季來臨之前，這種生活在肯尼亞塞倫蓋蒂紀草原上的動物就開始了一輪悲壯的遷徙。長達10余公里的隊伍浩浩蕩蕩，卷起漫天煙塵。它們的目標是馬拉河對面長著肥美綠草的草地。而旱季結束后，角馬們又將開始另一輪悲壯的遷徙：回到塞倫蓋蒂紀草原。就在這長達3000公里的漫長旅程中，角馬們不僅要穿越鬣狗、獅子、豹子埋伏的草原，更要橫渡滿是尼羅鱷的馬拉河，數十萬角馬將葬身于路上。然而，任何死亡威脅都無法阻擋角馬們前行。人們稱之為“自然界最偉大的遷徙”！

近年來，每到舊歷春節，中國農民工返鄉的場景與角馬的馬拉河之渡堪有一比，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遷徙之一：超過23億人次——這幾乎相當于全球人口的一半——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在中國大地上狼奔豕突，他們的目標是往返于“家園”與“打工地”之間，遷徙距離也是數千公里，而橫亙在他們面前的“馬拉河”，就是各地火車站。每年春運期間，中國農民工最集中的城市火車站所發生的一切也與角馬們渡馬拉河慘烈而壯觀的場景類似：為了一張小小的火車票，為了能夠在春節前返鄉，也有人死在了路上！也正因此，那位網友才悲憤地寫下了“我們是人，不是角馬”這樣的文字。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想從經濟史或思想史上尋找比照，看是否有哪個國家在某個特定發展階段有過中國農民工遷徙現象。很遺憾，一直沒有找到。但在眾多閱讀中，我發現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初期，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現象是有的，但與中國至少有兩點不同：一是轉移過程基本上是漸進的，一個國家內每年轉移人口不會超過5萬，其中有記載的是1846年法國流動性人口達到5萬人，就被視為最高記錄。二是轉移到城里的農民絕大多數就此進入城市，至多在不同城市間流浪并尋找工作，卻很少每到年關就回流向鄉村，而且此時他們實際上在鄉村也已經沒有居住地。因此，這些農民已經變成了事實上的產業工人。正因為有以上兩個不同，這種遷徙與中國當下農民工候鳥般往返于“家園”與“打工地”之間的遷徙相比較，絕對是小巫見大巫了！

這里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看待農民工的流動性；二是為什么農民工一定如角馬一樣遷徙？

 從現代經濟學的視角看，農民工流動無疑構成了中國近三十年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之一。人口的流動性既是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又是經濟保持增長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蔡昉先生先前的一項研究曾表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有21％則直接來自人口流動。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則說，在1978年到1995年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4%，其中有一個百分點來自就業不足的農村勞動力向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流動。總之，中國近20多年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流動；而要保持這種增長的勢頭還必須很大程度上依靠于繼續促進人口的流動。

但現實卻是，構成流動性主體的農民工并沒有享受到經濟發展的種種好處，城市并沒有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甚至基本保障都仍然依賴于農民工的流出地；與此同時，農民工精神上被剝奪感更強：在燈紅酒綠的城市某個角落，看著萬家燈火，心靈不免越來越焦慮、浮躁與孤獨；同時，對妻兒老母仍在守候的家園的歸宿感也將越來越感強烈。再加上傳統鄉土中國特有的“家”文化，每到春節前后，農民工如角馬般遷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所以，回到經濟學層面看，可以說，農民工春節前返鄉與春節后回城所造成的對鐵路運輸的需求，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幾乎是“沒有彈性的”。某些生活得養尊處優的城市大經濟學家提出“用提高火車票價”的辦法減少回鄉農民工數量、緩解春運壓力，其前提假設就是“農民工對回鄉的需求是有價格彈性的”。殊不知，這些農民工就如“角馬”，明知回鄉之路充滿艱辛，仍然前赴后繼，前折不撓，一定要回家！而既然對回鄉的需求沒有彈性，提高票價除了進一步增加農民工返鄉的成本之外，還能有什么作用呢？今年春運期間，因為一票難求，一些在珠三角打工的川籍民工甚至成群結隊騎摩托車返鄉，十多天內期間承受的雨雪風霜，不也如角馬在“馬拉河之渡”中承受的痛苦嗎？而他們心中的“家園”情懷，又哪是那位早與國際接軌的大經濟學家所能理解的呢？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