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危機不是幻象 

2009年02月05日 《中國報道》

　　周立

　　引言：將農業功能單一化，將糧食屬性單一化，潛伏著巨大的糧食危機隱患。

　　據報道，200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創紀錄的10570億斤，是40年來第一次實現糧食總產連續5年增加。連續5年增產，似乎使國人有理由對應對全球糧食危機，有個樂觀而明朗的態度。但是，應該看到，危機的引發因素都還存在，對這些因素的關注，還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

　　本文從農業功能的單一化、糧食屬性的單一化角度，來審視糧食危機的引發因素。

　　農業功能的單一化

　　農業是提供食物的部門，但又不僅僅是提供食物的部門。除了提供食物這一生產功能之外，農業至少還有生態、生活、就業、文化教育、穩定國家和社會運行等多種功能。如果僅僅把農業理解為一個產業部門，就不可避免地片面強調其產業功能，從而損壞了其他功能的發揮。

　　當前，作為多功能的農業，被單一化為產業部門，就不得不走上與二、三產業同臺打擂的道路，從而導致了農民成為弱者，農村成為弱勢，農業成為弱質。

　　農民是弱者，因為他們擁有的生產規模通常非常小。農民的一畝三分田，在資本面前，根本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發言的機會。農村也是弱勢的。相比城市和工業，農村同樣沒有發言權。而農業又是弱質的產業。在缺乏保護、組織的情況下，農民們面臨著比制造業和服務業更大的市場風險，而且他們還承擔著二、三產業部門極少具有的自然風險。因此，在雙重風險襲擊下的農業，就變成了一個弱質部門。

　　從市場的供求關系來看，農業同樣處于天然的劣勢。

　　首先，從需求來看。人們對工業品的消費能力，本質上來講可以無限的擴張。但每個人在農業需求方面的擴張能力十分有限。農業相對于工業品和服務業，在消費需求這個微觀基礎上存在巨大差異。而且，食物是供人類食用的，人類的再生產周期很長，且具有黏性，在短時間內難以出現人口爆炸性的增長，這決定了對農產品的消費需求，在短期內難有大幅度的增加。

　　其次，從供給上講，農業是唯一一個人與自然相交換的部門。自然力是最主要的決定因素，人們在農作上投入的資本、技術和勞動，對農產品產出的影響，居于次要地位，而且短期內也難有大的突破。農業的自然依賴性，更表現為農產品的生產周期，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周期，幾乎不可能壓縮，其流動性遠遠無法和工業品、服務品、投資品等相比。所以，從現象看，農業的投資回報率基本上不可能高過二、三產業。這自然滿足不了資本流動性獲利的追求，由此，資本不會自動向農業集中。

　　由于農業的擴張能力有限，不符合資本本性。因此，即使是農產品處于短缺經濟的狀況下，資本也不太愿意進入。當多數國家農產品已經進入過剩經濟狀態的時候，不僅是資本更加不愿意進入農業，連勞動力也不愿意過多地進入農業了。勞動力的閑置，不僅是生產能力的閑置，同樣也是消費能力的閑置。這使得所有處于生產過剩狀態下的勞動者，都面臨著勞動中斷和消費中斷的威脅，無法和資本所有者形成對等的談判。于是，二者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們早已進入了事實上的過剩經濟，如果讓資本自由選擇，資本大多數投向的不是農業，而是工業或是第三產業。所以，如果讓市場來配置，肯定會出現農業的相對萎縮。

　　所以，要解決農業問題，首先要認識農業的多功能性。起碼要認識到，農業具有生態環境保護功能，城市的生態系統基本上是不可持續的，必須靠農村提供清潔的水、空氣和陽光，提供食物和原材料，并消化其形形色色的有形無形垃圾，才能維持下去。城市對于鄉村，是一個絕對依存的系統。

　　還要認識到農業的文化傳承功能、農民就業功能、農村社會活動和農民生計維持功能。從宏觀上講，農業還有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功能。此外，還有醫療功能。2008年11月我去意大利做農業考察，最大的收獲是看到歐洲興起了社會農業，利用農業治療城市的現代病。比如說抑郁。在歐洲，有大量的城市人口，患上抑郁癥等現代病，他們可以被安排到社會農場，在社會農場里面干一些簡單的農活，和牲畜接觸一下。經過一段時間的自然療法，他們的狀況就好轉過來。

　　農業補貼的必然性

　　實際上，僅就其產品而言，農業不僅是一個產業性的生產部門，而且是一個提供全社會生存必需品的公共部門。農產品也不僅僅是單純的私人物品，不應該僅僅由市場來提供。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必須通過政府加大對農業的投入。

　　曾經有人批駁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政策。但是，由于農業本身經營的特征，已經決定了有條件應付市場失靈的發達國家，必然要進行高補貼，中國也必然要走向補貼，甚至高補貼。

　　中國自2004年起，就轉換了農業工作思路，開始從汲取農業走向補貼農業。2008年底，在糧食價格面臨下行風險的情況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繼續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努力穩住農產品市場價格，同時加大農業補貼力度，2009年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都要繼續增加。

　　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中國一直以來，都要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同時還不斷加大補貼力度。種種措施，已經反證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壓力，十分巨大。

　　糧食安全的不確定性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綠色革命發生后，一些國家相繼走出了幾千年的糧食短缺，開始進入糧食過剩狀態。這使得各國和世界糧食的供求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

　　TIPS: 綠色革命

　　20世紀中期，一些發達國家和墨西哥、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開展培育和推廣高產水稻、小麥、玉米等新品種為主要內容的生產技術活動，其目標是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問題。

　　具體到中國，1996年以后，開始出現“增產不增收”的現象，糧食價格明顯下跌，谷賤傷農的情況普遍發生。當這種現象連年持續時，農民棄耕、拋荒或轉作其他作物生產的意愿開始形成并增強。在中國，這種狀況發生在1998-2004年。

　　當農民種糧意愿普遍下降，而一國糧食需求卻無法縮減，反而伴隨收入上升，而進行營養升級時，肉禽蛋奶生產的間接用糧大量上升。國家的糧食安全，促使政府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或者是行政命令，或者是最低收購價托市，或者是大量提高種糧補貼，提升農民種糧意愿。

　　而在財力不足和意識不夠的糧食市場緊平衡國家，政策調整的代價，往往由農民和市民承擔。要么是谷賤傷農，要么是米貴傷民。

　　已經維持了糧食多年緊平衡的中國，大體上處在這樣一種狀態。進入21世紀以來的全球糧食供求狀況，大體也處在這樣的狀態。

　　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對糧食屬性的認知，出現了單一化的趨勢。這與農業基本功能的單一化趨勢，是相伴而生的。在農業產業化的主流趨勢下，只有生產功能被強調。同樣，在糧食市場化的主流驅使下，只有私人物品屬性被強調。由此帶來巨大的認知偏差，潛伏了巨大的隱患。因此，糧食屬性亟待認知。

　　糧食至少具備三種社會屬性：

　　首先，糧食是生存必需品，而不僅僅是生活必需品。在人類參與生產的產品之中，唯獨糧食具有這一屬性。因此，生存必需品，是糧食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屬性，其他屬性都建立在這一屬性的基礎之上。

　　糧食的第二個社會屬性，是戰略品。人類分邦列國之后，糧食就由于其生存必需品的第一屬性，衍生出其作為戰略品的第二屬性。需要注意的是，糧食的第二屬性不能超越第一屬性，如若不然，就會使得國家喪失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和國家糧食主權。

　　糧食的第三個社會屬性，是國家公共物品。一個國家如果缺上一天甚至一頓的糧食，就會引發恐慌。一旦面臨搶購風潮，中國的糧食體系就會遭到暫時性的坍塌，國家安定和社會秩序，馬上受到嚴重威脅。因為中國的糧食體系處于緊平衡狀態。所以中國農民在提供國家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上扮演的角色，是“不帶槍的士兵，不領餉的警察”。沒有他們，就沒有國家的長治久安。但是這一點并沒有被充分認識到。

　　抽文：農民提供的糧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國家安全功能，并沒有被認識到。

　　以上是糧食的三個社會屬性。除此之外，糧食還有三個經濟屬性。

　　第一，準自然品。糧食雖然不像空氣、陽光、水那樣，可以自由取用，但給它支付的費用很低。糧食的生產過程，是人與自然相交換，自然因素居于主導地位的過程。在消費過程中，糧食也是唯一一個具有生存必需品屬性的人類參與制造過程的產品。所以，糧食是一種準自然品。

　　第二，準私人物品。從微觀角度看，一個人的糧食消費，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糧食具有明顯的私人物品屬性。

　　糧食的第三種經濟屬性，即糧食消費具有明顯的準公共物品屬性。事實上，除了糧食以外，還沒有哪種產品具有數量安全（糧食安全）、質量安全（食品安全）、國家和人民主權（糧食主權）這三項國家安全職能的。

　　糧食的多功能性不僅于此。若再詳細論述，糧食消費還具有信任品等屬性。信任品指消費者在食品消費之后，對食品給自己帶來的健康等長期影響部分，仍然無法了解。就信任品屬性而言，市場徹底失靈，政府干預也難以做到真正有效。必需借助誠實生產、誠實加工與健康消費，才能保證。這需要社會、制度、文化、信仰等底層結構的健全，才能提供支撐。

　　不幸的是，我們的糧食，現在只有一種屬性獲得廣泛認可，那就是私人物品屬性。對于這一屬性的過分強調，和對其他屬性的忽視，是爆發糧食危機、食品危機和其他問題的基本原因。

　　食物體系的四個主角，以及組織的極度不對稱性，帶來了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問題。

　　食物體系的不平衡性

　　當糧食僅僅被當作經濟物品里的私人物品，農業僅僅被當作產業部門時，糧食和農業是必然傾敗的。而食物體系的四個主角，以及組織的極度不對稱性，則帶來了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問題。

　　一開始，在食物體系里只有兩個主角——生產者和銷售者。

　　在糧食處于短缺狀態時，人們雖然每天都要消費大量農產品，但其意見不會被重視。原因是糧食短缺條件下，食物體系是一個純賣方市場，人們拿著錢，都不一定能買到食物。此時，食物體系里只有兩個主角——生產者和銷售者，銷售者是要討好生產者的，所以某種程度上，他要與生產者結成一種聯盟。這種討好的方式，要么是支付一個合理的價格，提供好一點的服務，要么是配合一些重農主義的文化表達。

　　此時，食物體系的市場力量，大體是平衡的。在人類幾千年的食物短缺時代，都是如此。

　　一旦出現糧食和農產品過剩，第三個主角——消費者就出場了。銷售者（此時已經轉化為中間商）很快認識到，此時稀缺的，不是生產能力，而是消費能力。所以，他們開始轉向消費者。此時，生產者就慢慢地被棄置一旁了。中間商也常常用消費者的需要，來要挾生產者。

　　正是這種組織的極度不對稱，使得中間商對上壓，對下欺，不斷擴充自己的利益邊界。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中間商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力量。

　　在兩端力量弱小、中間力量獨大的食物體系不平衡的條件下，第四個主角——政府出場了。政府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力量，如果它能夠站在生產者或者是消費者一邊，與中間商形成一個抗衡，食物體系就平衡了。但是，政府卻很難自覺地站在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一邊。因為政府的政策目標和政府官員的私人目標，常常是與中間商相一致。因而，政府的出現，常常加劇這一不平衡。

　　由上分析，我們不可能期待市場解決糧食問題，市場制造了這一問題，但沒有能力解決。我們可以期待政府在加大農業補貼上，起到一定作用，但這只能保證數量安全（即糧食安全），卻遠遠不足以保證質量安全（即食品安全）。

　　所以，打破食物體系的不均衡性，需要政府行使其提供公共物品的責任，企業家行使社會責任，生產者來履行社會承諾。但是，這遠遠不夠。必須提倡消費者社會責任，對消費者進行有效的組織和賦權，才能進一步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綜上所述，認識農業的多功能性，認識糧食的多種屬性，克服把農業僅僅當作一個產業部門的簡單認識，和把糧食當作經濟物品的認知，才可能對解決糧食危機提供基礎性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才能探討有效的糧食危機解決之道。

　　注：本文研究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07CJY063）、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7JZD0009）、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07&ZD048）、國家985工程二期“中國農村發展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2006XNZD010)支持。

　　周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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