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茅于軾的“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李茂生   

 光陰荏苒，不覺得已經進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花甲之年。對國慶節這個勞動人民自己的節日，我是每年都要歡慶的（雖然一些年歡慶中含有苦澀）。為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需要做的事很多。對我來說，向非毛化、反毛化作斗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這兩天休假，想了很多，我想，今年的慶祝活動，或許可以從我們這個共和國的性質說起吧！在中國人民即將進入歡慶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60周年時，右翼知識分子茅于軾先生于2008年的最后一天，再次替富人說話并徹底否定窮人自己所干的根本性大事，他說：“毛澤東為了解放窮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創造了一個窮人國。”一直以來，我都不對我這位同事（曾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此事經濟學研究工作）的言論不予置評，因為每個人都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力，文人不能相輕，道不同不相與謀就是了。可是，這一次他突破了我能沉默的底線，他要否定以毛澤東領導工農通過武裝革命建立新中國，我就不能不與他計較一番了。

    要“計較”就得針鋒相對進行學理性辨析，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在這里，我先轉發一下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張庭賓先生剛剛發布的博客，既表明我的態度，也表示我對張庭賓同志的支持（具體看法不一定都無保留地同意）。同時，為辯論公平，不斷章取義，也將茅于軾的文章全文收錄。

【附一】

看茅于軾先生是如何偷換概念的             

 不能以“貧富對立”遮蔽“善富惡富較量”

 張庭賓

     元月三日，本來是相互問好，祝賀新年的時候，所以先允許我向網友問好。 

    這個時間本不是辯論的好時候，但看了茅先生的《打倒富人窮人更沒有希望》一文，實在是忍不住了。此前茅先生發表“18億畝耕地紅線為什么沒有必要”后，又放言“18億畝耕地紅線是拍腦袋拍出來的”，盡管我很不認同，但是還能忍住的，因為對于這個常識，社會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需要我去多此一嘴。但是看到“打倒富人窮人更沒有希望”的標題，再加上正文的“中國改革的制度觀”標題，他已經把這個問題上升到了“貧富矛盾”和“制度”高度，那就不能等閑視之，再隔岸觀火了。 

    當然還有猶豫，中國人的傳統是尊老愛幼，茅先生是前輩，今年80歲了，已屬耋耄之年。如此歲數仍然關心國事，卻也令晚輩敬佩。不過，按照孔子所言的中國傳統標準美德——“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而茅先生在過去短短的日子了，可謂屢屢“逾矩”：敢于挑戰18億畝中國人生存之本糧食的紅線；敢于作為主要支持者之一以某某憲章挑戰中國的制度底線。他顯然沒聽孔老夫子的話，那么晚輩也沒有必要畫地為牢；再者從茅先生頻頻宏論現象，本人愿意相信他背后是沒有一班人，用了比如某某基金會的錢，制作文章，而后茅先生掛個名的。那么，茅先生的精力水平和邏輯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他既然擺出了擂臺，準備做擂主，那也應該是準備好辯論了的。 

    盡管猶豫再三，最后讓我決定還是要回應一下茅先生的，還是他把問題上升到了“貧富矛盾”和“制度”的高度上，那就把所有人，所有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包進去了，那我不僅是作為一個晚輩思考者，更是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人，不管主動或者被動，都是局中之人，是逃脫不掉的。 

    最為重要的是，它牽涉到當下中國社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矛盾，它們是不容混淆的，如果混淆了，則未來真理不會越辯越明，而會是公說公的概念，婆說婆的概念，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火氣難免越來越旺，甚至水火不能相容，公公婆婆到老來不得不離婚——社會被撕裂的局面，所有人都是輸家。

        不要以“替窮人做事”來“為富人說話”擋箭

     茅先生的一個核心理念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如果這是其個人理念，無可厚非；但如果它被廣為傳播，以為學者示范，甚至影響社會輿論導向，利益博弈，則不能不辨析：一，茅先生怎么定義為窮人做事呢？他在文中說：“比如資助他們上學、看病、建廉租房、發放小額貸款”，但在同一文章的下文中，他又寫道：“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僅就小額貸款而言，茅先生眼中“發放”就是為窮人做事，然而，他又鄙夷“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那么，也就可以這么理解：給窮人按照市場利率價格發放小額貸款就是給窮人辦事了。按照這個邏輯，那么孟加拉國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領導的低息小額信貸就不是茅先生標準的“為窮人做事”，而是縱容窮人了，給尤努斯發的諾貝爾和平獎也是發錯了。

    還有茅先生反對的“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我不知道他所說的中國人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有多高，據我所知，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從來沒有超過1000元的，茅先生也承認：“在南方珠江三角洲那樣富裕的地方，工人辛苦一個月掙不到1000塊錢。但這是市場決定的，不是老板壓榨工人的問題。”

    中國勞工的工資真的很高了嗎？要知道，即使每月1000元工資標準，約合年薪1600美元（按2007年匯價計算），僅僅是美國2007年人均收入的3.76萬美元的1/23，如果以單位時間的收入計算，考慮到中國農民工的工作時間要比美國勞工長一倍左右，中國農工的單位收入只有美國人的1/46。如果按照茅先生的看法，這都是合理的，是市場供給決定的。當然小額貸款不能低利率，也是市場供給決定的，既然都是市場供給決定的，那么都是市場的牟利行為，那么茅先生還能為窮人做什么事呢？是為窮人捐了錢，還是搭了粥棚來施粥呢？

    在改善勞工收入和工作生活環境上，茅先生既然認為一切都交給市場好了，那么也沒有為勞工做過什么真正的實事的必要。而在勞工收入的問題上，茅先生卻為“富人”實實在在地說了很多話，指出“這是市場決定的，不是老板壓榨工人的問題。因為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村有大量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供求關系就決定了價格漲不上去。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的，隨著未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改變，勞動力的價格肯定會漲上去。現在其實已經有這個苗頭，我估計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就會改變過來。”由此正告那些10多年來工資一直是1000元左右的勞工，短期內別指望漲工資了，盡管過去10多年來，中國福布斯富豪入門門檻已經翻了不知幾番，盡管世界公認中國富豪的爆發速度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盡管中國貧富分化的恩格爾系數已經急劇下降到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以下。富豪們都可以漲收入而勞工是沒有必要漲工資的！

    為什么出現這種中國勞工工資10年不漲的情況呢？為什么中國貧富分化如此急劇擴大呢？勞動力供給過多其實是一個表面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根源是，在生產力的各種要素中，資本的自然屬性最集中的，勞工是最分散的，如果按照純粹社會達爾文主義（即叢林自然法則），資本家是很容易把勞工各個擊潰的，從而將勞工工資一直壓在很低的狀態。那么資本家會越來越貪婪，而勞工越來越壓抑，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心理差距越來越大，最后勞工不堪忍受而奮起反抗是和自然的結果。根本的公正的解決辦法是讓工人組成工會，選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會代表，以集體的方式與資方進行生產力要素層面上的對等談判，從而獲得勞工收入增長與企業利潤增長和社會總財富增長同步的分享權力。

    為什么，中國為什么沒有形成工人通過集體談判與資方平等協商的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像茅先生這樣為富人說話的人太多了，看一看《新勞動法》推出，最低工資標準漲了一點，有多少擁有話語權的經濟學家多么著急就知道了。對于人民幣大幅升值，對于出口退稅急劇減少，國際原材料價格一度急劇暴漲等對中國企業造成的巨大殺傷力，他們往往是熟視無睹的，而對于給工人保障點權力，加點工資就急得像天塌下來一樣。

    茅先生是打著“為窮人做事”的旗號“為富人說話”。盡管他的為窮人做事都是有利可圖的市場行為，我們即使全當他為窮人做了事，但是他能夠將“為富人說話”和“為富人做事”分的開嗎？其實，在當今決策博弈中，“為富人說話”恰恰就是“為富人做事”，而且是做最重要的事。

    富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富人，尤其是投機暴利大富大貴者，他們多半都明白，要想獲得財富利益最大化，最聰明的辦法是獲得游戲規則對自己有利的制定權，可以悄悄不漏聲色地將別人的財富再分配據為己有。而贏得游戲規則制定的主導權，最至關緊要的是話語權，即找到那些有公眾媒體話語權和政策制定影響力的人為自己代言，為自己說話，讓決策和社會公眾情緒跟著自己的利益走。

    與此同時，一些學術界的小富小貴們大抵也是明白的，為窮人說話，最多得到一些虛名，沒有什么金錢利益實惠的；而為富人說話是有利可圖的，是有贊助商的，為富人說話怎么會出力不討好呢？當然，如果這個好是群眾的信賴和贊賞，他們是自然得不到的，可這個好如果是他服務對象的金錢利益，相信是并不難獲得的。就像茅先生得出結論——破除18億畝紅線和土地私有化的項目是接受了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一樣。我不知道這個贊助對結論的影響有多大，但我至少知道“18億畝紅線是拍腦袋出來的”這句茅氏斷言是有拍腦袋之嫌，中國現在有多少人口，未來有多少人口，每人要吃多少糧，吃多少肉，那不很容易就算出來了？難道國家決策者連這個加減乘除的簡單數學都不會算。這句已經嚴重不符合常理的話，難免讓人聯想其中國的一句古話——“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或者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而美國法律為了監督本國學者拿別國錢財危害本國利益，還專門法律規定，本國智庫學術接受它國財力贊助，必須上報批準，否則視為違法。

            破18億畝紅線就是破中國人的生存底線

     誰也無法否認——破掉18億畝紅線及其配套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背后隱含著巨大利益。

    18億畝紅線破掉和土地私有化了，誰會獲得巨大利益呢？不會是農民，因為一旦土地私有化了，威逼利誘巧取豪奪農民土地權的行為必層出不窮，它在中國歷史上一輪一輪前赴后繼地發生了，農民賣土地沒拿到錢反而欠買地大地主的錢的現象太多了。在發生了“黑磚窯”式令人震驚現象的當今基層，你能夠指望獲得土地私有權的農民能夠得到公平的出讓價格嗎？

    現在積極推動土地私有化力量的人打著維護農民土地出讓價格的旗號。是的，現在農地轉非農地，政府低價收購農地，再高價賣給城市里的開發商，而這筆錢又沒有相當大比例轉入全民保障，農民也沒有社保權力，這其中的確存在巨大的漏洞，必須予以改革。正確的改革辦法是——轉讓的土地直接向社會上的開發商直接掛牌拍賣，合理劃分賣地收入中農民、全民社保、城市廉租房和政府自留的比例。其比例關系，全面社保比例應大于賣地農民，賣地農民應大于城市廉租房，城市廉租房應大于政府自留。

    如果因為一個土地出讓利益分配的技術性問題而廢掉了18億畝紅線和土地國有。那就如同倒洗澡水，而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一樣。如果真的廢掉了18億畝紅線，土地私有化了，那么誰會是真正的最大利益者呢？

    ——企業老板們間接獲得勞動力成本控制的利益。因為土地私有化自由轉讓意味著農民流離失所的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成為更廉價富余的勞工，按照茅先生市場勞動力供求關系的理論，中國勞工的1000元的價格，不僅會持續3-5年，我看他們10-20年都沒有漲工資的希望了。

    ——房地產開發商們獲得直接巨大利益，可以廉價拿到大批的土地，源源不斷地蓋房子，而且越是財大氣粗者的圈地規模越大，土地價格越低，暴利空間越大。

    ——那些世界上的糧食巨企將獲得最大利益。土地私有化將為美國的跨國農業巨頭在中國跑馬圈地，實現大規模機械化耕種掃清障礙。它們會將轉基因種子、農藥和化肥配套的模式拷貝到中國來，將會摧枯拉朽般地摧毀中國的現有農業模式。要知道，這種新模式并不能提高多少農業單產，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世界上現在水稻單產最高記錄一直掌握在中國人袁隆平的手中。換言之，它對提高農民的農業收入沒有什么好處，或者好處很有限，但會很大地提高農民的種子、化肥和農藥的成本，使中國農民的凈收入減少。

    由于跨國公司式農業極大地提高了耕種效率，也將極大地將農民排擠出土地。如果中國達到美國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僅需要175萬就夠了（美國現在農業人口350萬，耕地總量約是中國的2倍），現在中國約7.5億農民中絕大多數就要背井離鄉，讓城市來消化。如果中國農民只剩下了不足200萬人，即使每個農民的收入漲10倍（這是不可能的，以茅先生強調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城里的農民工月薪1千元，鄉下的農民怎可能1萬元呢？當然這么假設是把集約化農業的好處設想的充分一些），其消費率與現在相同不降低，中國農村的消費能力只相當于2000萬人的消費總額，即意味著中國農村的總消費需求將降低97.3%，或者相當于現在的1/37。這將是擴大內需還是減少內需呢？同時試問茅先生——如果真的將農村的7.4億農民洪流放出來，你怎么來解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給他們安排如此眾多的工作崗位。再試問，前一段時間出口加工企業紛紛倒閉，農民工下崗回家還有畝地保本，有口飯吃，如果他們的土地出讓了，農業收益被跨國農業巨頭圈走了，他們何以為生？！鬧出亂子茅先生能負責嗎？

    如果取消了18億畝紅線和實行土地私有化，讓市場去自由競爭，其結果必然是強者為王，贏家通吃，不出10年，國際糧食巨頭企業將壟斷和控制中國的糧食產業，中國人的糧食供應將受到國內跨國糧食巨頭和國際糧食價格的雙重控制，即中國人的基本糧食供給的生存權都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像2008年發生在我們眼前的那樣，國際糧價飆漲，短期內上漲一倍，令亞洲和非洲很多國家陷入饑饉和騷亂之中，要知道，這還是13億人的中國人糧食未發生短缺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當時中國的糧食也出現了短缺問題，不得不向國家市場購買，糧價還不漲到天上去！

    換言之，2008年如果不是我們堅持了18億畝紅線，我們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社會公眾沒有出現生存性恐慌，我們很可能已經在國際金融市場大危機中倒下了。美國的著名戰略家，前國務卿基辛格有一句名言：“你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國家；控制了糧食, 就控制了人類。”把糧食的戰略意義概括的再準確也不過了。不知道茅先生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或者是明知而故犯，還是覺得把中國人的糧食命運放到美國糧食巨頭手中是中國人的幸運呢？如果是前者的原因，建議茅先生抽時間讀一讀恩道爾先生的《糧食危機》一書，或許有新的感受。

          不要夸張貧富矛盾掩蓋善富與惡富的斗爭

     觀看茅先生通篇文章，來來回回都是自以為站在“少數富人”一邊，把富人等同于少數人，然后可以得出自己為少數人說話很勇敢的意思。把窮人劃歸大多數，然后自顧自地擔心起來——“是不是鼓動窮人起來反對富人？或者剝奪富人的財產分配給窮人呢？”言下之意，“不能因為是（富人）是少數人，利益就可以隨便被侵犯”。好像窮人對富人覬覦的很厲害，富人非常不安全似的。

    這個判斷是錯誤的。首先，來自網絡媒體的聲音并不只是窮人的聲音，按照中國的物質水平，最窮的窮人是買不起電腦的，上不了網的。網上就很多問題發表意見的總和，其實更接近于社會公眾的意見，至少在當今中國是最接近社會公眾的意見了。我知道中央的一些領導也經常上網，只是不知道他們是否會偶爾跟帖；富人也有網上發言的權力，他們缺少時間，但也可以花錢雇傭人為自己發言，同時為符合自己利益的言論后面跟帖捍衛；更多的是有很多中產白領，有城市小市民，有學生，當然也有農民工，只不過茅先生是不大會認可這是社會公眾的聲音的。如果那樣，豈不將自己置于社會公眾輿論的對立面了？如此看來，用“窮人”的聲音來概括批評者意見，似乎是一種省事和自我捍衛的方法。

    用窮人的“反智主義”和非理性來概括網絡輿論，就很容易得出網絡的批評意見來自于窮人缺乏知識的短見和中國人由來已久的仇富心態。

    但暫且打住！因為這里面的確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偷換概念，即將網絡的社會公眾輿論被偷換為窮人的輿論；二是將社會公眾對其言論觀點立場的監督偷換為窮人對富人的對立和仇視——由于窮人“天生”是仇視富人的，因此為少數富人說話而不做事（接受了別人的贊助寫報告在茅先生那里是不屬于做事的，或者做的工作量的確很少，不算做事，只算說話）的他被千夫所指是悲壯而合理的。第一個偷換概念本人已經在上一段文字中論證，后一個偷換概念是社會公眾輿論（在茅先生眼中的窮人）是天然地仇視富人的。

    要反駁茅先生眼中的“窮人”天然地仇視富人的論點，從邏輯論證上，只要我們提出一個反證就可以駁到它了。我在這里提出兩個論證，來證明社會公眾輿論的眼睛是雪亮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不是眼睛中只會冒仇視富人的妒火。

    第一個例子是網絡輿論對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堅定支持。今年上半年，某湖南小報發表文章，從袁隆平去參觀汽車展就展開想象，說袁先生有六、七輛汽車，還要買更高級的汽車云云。在這篇報道的六七輛汽車被證明為子虛烏有之前，網絡輿論全面力挺袁隆平，輿論一邊倒地認為，不要說六七輛汽車，就是給袁老買一輛專機都是應該的，他為中國人的糧食生存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為解決人類糧食問題做出了重大貢獻，其直接社會財富貢獻是以千億人民幣來計，因為這么大的貢獻，怎么享受都不過分。當然了，事后證明，袁老是很節制的，沒有很多享受，他沒有什么豪言壯語，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為人類貢獻為社會貢獻最大化的價值觀。茅先生的價值觀顯然與袁老的不太一樣，茅先生曾經將他的價值觀如此概括：人活著就是要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并且幫助別人享受人生”。什么是享受人生——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樂總量極大化。并向80后大學生廣為宣講。

    第二個例子是萬科的員工股權激勵計劃的實現。過去社會公眾輿論對國有資產流失和經營者持股有很多非議，這也通常被茅先生式的“精英”們看成是源于窮人仇富。但是，2007年，萬科實施的經營者股權激勵計劃，向資本市場和投資者預先公布了所有細節，得到了社會輿論和網絡輿論的大范圍的支持，盡管其中的個別技術細節引發了討論，但可以說獲得了社會公眾輿論的壓倒性支持。根本原因是這個方案公正透明，基本合理，實現了經營者、公司、投資者和資本市場的共贏。由以上兩個案例，我們就可以打破“窮人必然仇富，社會公眾必然仇富”的主觀臆斷。證明社會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將社會公眾對非法，非合理暴富的監督和憤慨偷換概念，將之等同于窮人仇富，其將遺禍無窮，其對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的殺傷力一點也不亞于打破18億畝紅線。因為它掩蓋了當今中國真正的主要矛盾——善富與惡富的角力。

    早在2002年11月，我就寫過一篇文章，叫《善富與惡富的角力》。它指出：“新的尖銳矛盾正在不斷孕育生長。善富在個人創富的同時，帶動員工致富，并共同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中國的生產力由此不斷得到提升，他們正形成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正義力量，成為中國社會積極向上的創造財富的力量。與此同時，由于既有僵化的體制性缺陷，因為改革開放本身的探索性，為避免一次到位的改革而導致的劇烈社會動蕩而不斷推出的各種漸進式雙軌制改革措施，在客觀上為一些官僚腐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與社會上一些投機資本內外勾結，權錢交易，形成中國黑色暴富階層，他們是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丑惡勢力。其基本特點是個人暴富是以毀滅國家和公眾更多財富為代價的，這種勢力亦即是‘權貴資本主義’。他們正形成當今中國毀滅財富的勢力。”

    “惡富勢力居心于中國社會永遠停滯在權力和資本交易最大化的階段，阻止真正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化改革，阻礙中國的現代成熟市場化架構的實現；他們企圖中國社會永遠處于作為他們提款機的雙軌制階段，常阻止基于國家價值立場和民眾情感取向的真正改革，圖謀不斷剝奪創造財富者的神圣成果，乃至侵吞國人改革開放奮斗進取的累累碩果。而民眾也因為“姓資姓社”的迷霧，常常將國家轉型、改革開放中由惡富勢力毀滅財富導致惡果，簡單地歸結到市場化改革身上。”

    “此前，這兩種力量此前沒能上升為社會最重要矛盾，重要的原因是兩種力量的較量還沒有到針鋒相對，生死決戰的階段。而目前兩種力量的較量已經到了非常尖銳的階段，若進一步惡化，則可能導致社會動蕩、金融危機和股市災難，無論那一種都可能顛覆中國的社會進步，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中國能否繼續健康良性的上升態勢，將取決于創造財富的力量有力地遏制毀滅財富的力量，在兩者的較量中占據絕對上風。”

    簡言之，如果我們縱容和漠視惡富對中國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的雙重侵蝕，則社會貧富分化必然越來越嚴重，創造財富的正義力量會收到越來越大的壓制，中國的社會矛盾難免越來越激化，終有一天，失去了生存和發展希望的人們會爆發，使社會發生動蕩，而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就是富人。即使惡富們逃到外國去也只能是當地社會邊緣和被鄙視的人。

    所幸的是，茅先生還是同意“我這里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污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的”。但恕我直言，他對惡富的問題顯然重視不夠。更必須提醒的是，過分夸大“貧富矛盾”會在客觀上掩蓋和轉移社會公眾對“善富與惡富力量較量”主要矛盾的關注，抹殺社會公眾對惡富暴發的憤怒與監督的合法合理性。

    總而言之，茅先生文章中有種精英的傲慢，他寫道：一個穩定的政治必定是精英治理的，因為治理一個國家是很復雜的，必需有精通相關問題的專家來治理，沒有文化的人、素質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擔負起這個責任的。這樣很容易就把很多人的意見，甚至是大多數人的意見劃入“沒有文化，素質不高”的人行列，在決策中是沒有必要考慮的。但是，必須明確的是，這個“精英”是誰來認定的，如果以提前預料到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大危機的全球尖端挑戰為標準，那么中國就沒幾個精英，鄙人是還能勉強算一個。如果這個精英是由茅先生們認定的，本人是毫無興趣加入這個精英陣容的。我不知道誰有權力認定這個“精英”，但至少我是沒有權力認定精英的。

    茅先生這樣寫到：要讓精英為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考慮，同樣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設計，這個制度就是民主。這樣看來，民主的定義不是人民當家作主，也不是人民民主程序，更不是人民監督，而更像精英“施舍”的結果。這倒大出本人的意料，這怎么能體現茅先生在該文中開宗明義的“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不過，如果以這種精英民主的邏輯，那么精英們就可以隨便民主出“破除18億畝紅線和實現土地私有化”的建議和決策，那倒是一種即“民主”又高效的茅氏決策機制了。

 【附二】

                 打倒富人窮人更沒希望

                 中國改革的制度觀

                      茅于軾   (2008-12-31 )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從1978年改革以來，我們國家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進步。我想，這個進步就是制度變革的作用。我們一步一步在用好的制度代替不好的制度，我相信，這個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我們的制度會變得越來越好。

 什么是好的制度？

     那么，什么是好的制度？好制度和壞制度區分的標準在哪里？

    我認為，好的制度是平等保護所有人基本權利的制度。在基本權利的范圍內，任何個人的權利都應該同樣地得到承認和保護。所以，在基本權利的范圍內，我們不能通過侵犯一部分人的利益來實現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則就是不平等。

    我們常說的少數人的利益要服從多數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這是錯誤的，沒有道理的。不能讓他們為多數人而犧牲。少數人應該為多數人犧牲的話，聽起來好像講得通。這往往是因為自己屬于多數，不需要自己作出犧牲，因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保護少數人，說不定多數中的人，在另外一種分類時忽然變成了少數；在某種情況下自己屬于多數，換了一種情況就可能變成少數。不能因為是少數，利益就可以隨便被侵犯。解放以來的歷次運動都說是打倒一小撮，保護大多數。大家把自己列為大多數之中，沒想到，斗來斗去，最后全都變成了那一小撮。少數服從多數，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權利的范圍內可以行得通。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必須盡量照顧到這少數人的利益。在基本權利的范圍內，任何個人的權利都應該同樣地得到承認和保護。比如我們沒有理由用舉手表決的方法，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也不能因為民憤極大而將某人處死。這些行為只有通過嚴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實施。

    按照上面的這個區分標準，我們可以看到經濟適用房政策就是個不好的制度。因為它不平等，有些人可以買，有些人不能買。雖然給買經濟適用房的人制定了各種限制條件，但是很多有錢的人卻在里面鉆空子，用低于市場上商品房的價格購買，而不能鉆空子的人只好去買高價的商品房。即使嚴格執行標準，沒有人鉆空子，那么買得起經濟適用房的人也并不是真正貧困得需要幫助的人，因為至少他還買得起經濟適用房。當然，他可能買不起市場上的商品房，但是暫時買不起他還可以租房，等有錢了再去買商品房。現在政府又推出“限價房”，這個政策也不太好，和經濟適用房是一樣的道理。我這樣說，和我們“居者有其屋”的提法并不矛盾。“居者有其屋”的意思是大家都有房子住，但并不是說每個人都有產權。你買不起房，政府可以幫助你，給你建廉租房。

如何建立起好的制度？

    好制度的標準不難理解，但是要建立一套好制度卻并不是那么容易。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會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建立制度的過程就是一個各方利益博弈的過程，而任何一方都有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別人利益之上從而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沖動。所以，要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就必須要使得各方利益在博弈的過程中都得到充分的表達，并互相制衡，不能使其中一方的利益凌駕于別方的利益之上，也就是要限制特權、直到取消特權。

    所以，改革的過程必定是充滿困難的。而我們欣慰的看到，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我們是一直往前進的。

    從2005年以來，出現了一股反思改革的熱潮。大家對改革不滿意有各種原因。現在40歲以下、30歲以下的人，很多對改革以前的狀況還很不了解，所以就很容易否定改革的成果。我是經歷過那種物質匱乏的時代的。吃不上肉，每個月給你半斤肉票；北方一半以上的人都吃的是粗糧，只有過年過節的時候才能吃點白米白面。現在還有人挨餓嗎？吃的問題是徹底解決了，雖然還有一兩千萬的貧困人口，但是他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們只是缺錢用罷了。這樣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

    應該承認，我們現在有現在的問題，但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走回頭路，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繼續堅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權，而不是取消市場，因為我們找不到比這更好的辦法。在市場經濟下，雖然會有人貧困，但是窮人可以變富人，現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過去的窮人變過來的，因為在市場經濟下大家都有機會創造財富、走向富裕。市場經濟是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容易造成貧富差距過大。但是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一小部分貧困的群體，政府可以幫助、扶持他們，比如資助他們上學、看病、建廉租房、發放小額貸款等等。

    舉個例子，勞動力價格在過去的十多年，一直在低點徘徊。在南方珠江三角洲那樣富裕的地方，工人辛苦一個月掙不到1000塊錢。但這是市場決定的，不是老板壓榨工人的問題。因為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村有大量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供求關系就決定了價格漲不上去。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的，隨著未來勞動力供求關系的改變，勞動力的價格肯定會漲上去。現在其實已經有這個苗頭，我估計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就會改變過來。

    所以，我們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確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一個穩定的政治必定是精英治理的，因為治理一個國家是很復雜的，必需有精通相關問題的專家來治理，沒有文化的人、素質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擔負起這個責任的。反智主義的做法會把社會引向混亂甚至是崩潰的邊緣。但是精英必須要考慮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利益，而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要讓精英為整個國家、社會的利益考慮，同樣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設計，這個制度就是民主。

 如何幫助窮人？

    改革至今，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容忽視。我們要改變現在貧富差距拉大的現狀，到底應該怎么辦？是不是鼓動窮人起來反對富人？或者剝奪富人的財產分配給窮人呢？

    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一種現象，我認為是很不好的。這種現象就是：為窮人說話的人很多，替富人說話的人很少；另一方面為富人辦事的人很多，為窮人做事的人很少。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簡單。為窮人說話能夠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贊同。窮人是弱勢群體，需要有人為他們說話。哪怕說錯了，也不用擔心。因為立場不錯，頂多是技術性錯誤。說話的人考慮自己的社會影響和對自己的輿論評價，為窮人說話是不會出問題的。我國是一個特別講究立場的國家。立場錯了一切都錯。誰敢犯錯立場性的錯誤去為富人說話呢。所以都站在保險的立場上為窮人說話。

    為富人說話則不同。由于大眾受馬克思剝削理論的灌輸，富人被認為是剝削者。為剝削者說話當然錯了。所以話還沒有說，立場先已經錯了。誰會去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為富人做事是有酬勞的，所以大多數人愿意為富人做事。而為窮人做事很難有酬勞，所以為窮人做事的人比較少。于是結果是許多人為富人做事，為窮人說話；很少人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這樣一個社會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問題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先要說明，我這里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污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而是指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致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我愿意為這樣的富人說話，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個人得到他們什么好處，而是考慮全社會的利益。中國窮了幾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會上有了一些富人就變成眾矢之的，就被剝奪，被侵犯。其結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徹底的窮人國。誰也不敢變成富人。萬一變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連子女都不能上大學，不能參軍，不能入黨。九億人口彼此監督，不讓任何一個人變富。幸虧鄧小平提出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才打破了僵局。現在許多人批評鄧小平這個政策，是不明白當時的背景。我們要讓全國人民最后都變成富人，目前如果我們沒有齊步變富的辦法，只好先讓一部分人致富。我們正在走上這條路。如果我們見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結果就是又回到窮人國的狀況去。我相信這不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愿望。

    我為富人說話，遭到猛烈的批評。有這么多人反對保護富人，我更覺得有保護富人的必要。因為的確有一批人準備打倒富人，再次剝奪他們。這批人反對為富人說話，反對保護富人。所以罵我為富人說話的做法。當然，我不僅僅為富人說話，我同樣也為窮人說話。不過正如前面所說，為窮人說話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為富人說話。其實，我為富人說話不僅僅為了富人，更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因為他們最終也要變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窮人還有前途嗎？他們一輩子只能永遠當窮人，永無出頭之日了。除非自己現在是窮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變成富人之后再來保護富人。這對某一個人來講的確很理想，但是對全社會來講是沒法執行的。唯一的辦法是富人窮人同樣保護。這就是人權。

    光為窮人說話是不夠的。他們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做事。要幫助他們的孩子能夠上學，有病時有錢看病，搞生產時有錢買化肥農具，或能進城打工，碰到個別老板欺侮時有人幫他們維權。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遠遠不夠，需要民間參與。而且是自我犧牲式的參與，不計報酬，不計名利，一心為窮人著想。可是這樣的人還遠遠不夠。

    我也贊成為窮人說話，他們的權利也需要保護。但是我反對為了討好輿論，嘩眾取寵，說的話最終對窮人不利。比如鼓動窮人反對富人，宣傳富人有罪，宣稱窮人和富人勢不兩立，制造剝奪富人的理論。毛澤東為了解放窮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結果，大家都知道，是創造了一個窮人國。窮人并沒有變富，反而更窮了。倒是改革以后由于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做到了兩億人口脫貧。這是世界銀行客觀的研究報告，沒有人能夠否定。可惜的是至今還有許多人執迷不悟，醉心于造反致富的理論。

    還有許多表面上幫助窮人，其后果損害窮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額貸款低利息、設定很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要求大學降低學費、制造富人搭窮人便車的政策，讓窮人上當受騙。這些問題一時難于搞清楚，但是有一點應該是清楚的。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財富創造和合理的財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亂，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人與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樣的保護。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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