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新自由主義與國有企業產權改革誤區

楊斌　

    2008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期間，普京在回顧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并闡明政治綱領時，再三表示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徹底劃清界線。他對葉利欽時期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嚴厲抨擊，指責當年的政治家打著改革的旗號出賣俄羅斯利益，不顧百姓的疾苦，厚顏無恥、瘋狂斂財。普京稱“十年前，政治投機者控制了聯邦會議和政府的關鍵席位，高官們為了迎合寡頭而不惜損害俄羅斯的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把國家財產揮霍殆盡，腐敗是他們的進行政治和經濟競爭的手段，導致我們負債累累，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俄羅斯改革的悲劇值得中國人引以為鑒。因為，當年俄羅斯的許多經濟學家和干部、官員，也是懷著滿腔熱情和美好愿望投身改革的，他們希望通過解放思想拋棄教條主義束縛，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國際權威組織推薦的“華盛頓共識”改革方案指導下，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改草并建立規范化的市場經濟，很難料到由于對西方推薦的規范改革方案缺乏警惕，沒有深入思考并把握好經濟改革和國企改革的方向，結果卻造成了經濟衰敗和腐敗泛濫的惡果，給國家、民眾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當年名聲顯赫的改革家如今卻聲譽掃地，今天甚至被普京嚴詞指責為“人民的敵人”
    俄羅斯改革的教訓充分說明選擇改革方向的重要性，僅僅有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是不夠的，還必須把握好事關成敗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否則越是不問方向、不計代價地堅持改革，就越是可能給國家、民眾帶來更加深重的災難，最終給改革家帶來的不是歷史功績而是歷史污點。當年俄羅斯推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初期，就曾因出現嚴重腐敗激起俄羅斯民眾的強烈不滿，但是，當年的改革家受掠奪國有資產腐敗利益的誘惑，對社會成本代價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漠不關心，終于讓充滿希望的改革事業變成了歷史悲劇，自己也因給國家造成的深重災難而成為歷史罪人。
    俄羅斯領導人對葉利欽時代改革政策的反思，可能令某些中國經濟學家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似乎覺得“改革”無論其方向和性質如何，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和必須加以堅持的。某位著名的學者曾對質疑俄羅斯改草的觀點非常反感，甚至稱否定俄羅斯的改革就意味著否定中國的改革。有位經濟學家曾在《中國經濟時報》撰文主張借鑒俄羅斯經驗，加速推進中國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步伐，特別是借鑒俄羅斯通過管理層收購推進規范產權改革的經驗。有些經濟學家明明知道眾多的經濟轉軌國家，在推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付出了重大代價，但是，他們不愿深入研究這些國家產權改革代價沉重的原因，是否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私有化之間存在聯系，反而認為這說明國企產權改革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也只能追隨已被眾多轉軌國家實踐證明的痛苦改革道路。引起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辯論的“郎旋風”中，有些經濟學家表現出的不問方向、不計代價，也不顧前車之鑒一味盲目地強調堅持改革的觀點尤為突出。
    “郎旋風”雖然起因于郎咸平撰文指責顧雛軍在國企產權改革中侵吞了巨額國有資產，但“郎顧之爭” 后來很快擴大成為了一場關于國企產權改革方向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全國大辯論。郎咸平在爭論中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表明他更為關心的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方向問題，而不僅僅是顧雛軍是否涉嫌侵吞國有資產的問題。郎咸平指出，“在這次產權改革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觀點就是國有企業、政府全面退出經濟舞臺，他們所希望的經濟是自由經濟、民營經濟，更可以向美國靠攏的經濟體系。政府的角色應該是一個小政府的角色”，“在這一輪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也就是所謂的國退民進，會再度把生產資料交給資本家……。這次產權改革有兩大特點，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交易”。郎咸平還指出，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只要實行自由經濟、民營經濟就能像美國一樣富強其實是幻想，這種誤區將會把中國像前蘇聯那樣帶入災難的深淵，形成少數經濟寡頭控制整個經濟的局面。
    在這場辯論中，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反駁郎咸平為各地產權改革的辯護格外引人注意，他承認國企產權改革帶來了痛苦的代價，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大量腐敗現象；但是，他認為國企產權改革的痛苦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適合于世界各國改革的普遍規律。他曾在會議發言中說，“無論在哪個國家，國企改革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不僅僅會引來國資賤賣的爭議，而且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英國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撒切爾夫人主導的國企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會震蕩，工會與政府對峙長達數年，罷工浪潮綿延不斷，可是撒氏絕不在根本問題上作出讓步，從而被稱為‘鐵娘子’。90年代兩德合并后，德國對原東德國企進行改革，也引起了嚴重失業、貧富差距驟然拉大、犯罪增加等嚴重問題，而且政府不但沒有將國資賣出多少錢卻反而貼進去很多錢。”他認為國企產權改革雖然將會付出痛苦的代價，但是，當前國企產權改革絕對不應該停止，而且為實現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因為，當前國有企業的舊體制是難以持續的，即使產權改革最終導致了國有企業的消亡，也并非拍腦袋而是自然而然出現的結果。
    這位著名主流經濟學家雖然表達了不惜代價堅持改革的強烈決心，但是，他將不同國家的國有企業改草混為一談，沒有區分這些國家的國企改革具有的完全不同性質，以及它們在改革大方向和最終目標上的根本區別。他顯然非常佩服英國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希望效仿她在堅持改革的“根本問題上” 絕不讓步，即使這種改革“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但是，英國撒切爾夫人代表保守黨右翼政治勢力，她開宗明義地宣稱信奉新自由主義，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乃是大規模私有化。她公開主張廢除二戰后西方的社會改良，重新回歸亞當•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由于撒切爾夫人代表的是大壟斷財團的利益，她自然不惜改革導致政府與工會的激烈對峙，不惜造成大批工人失業、貧困和罷工抗議浪潮。相比之下，中國推行的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目的是堅持公有制和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種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最終目標，混為一談將會導致改革大方向的迷失，確實“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和嚴重的政治惡果，甚至像前蘇聯那樣導致黨的垮臺和國家分裂。
    這位著名經濟學家雖然知道東德、俄羅斯等國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造成了嚴重失業、社會兩級分化的痛苦代價，甚至“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但他認為這種代價對于改革來說是不可避免而且值得付出的。他似乎并不介意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正在日益偏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軌跡，滑向了類似于俄羅斯等轉軌國家的大規模私有化，國有企業面臨著蛻變為私人家族控制企業的危險，完全違反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應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反復強調的衡量改革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改革應該有利于維護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實現共同富裕，倘若改革導致了兩極分化和人民貧困，那么就意味著改革“走上了邪路”。當前世界各國正普遍反思新自由主義倡導的產權改革，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尖銳批評，美國倡導通過大規模私有化改變前蘇聯陣營28個經濟轉軌國家的經濟模式，已經使一億多民眾陷入了赤貧境地，人均壽命減少了四年或更多，惟一成功的例外就是走不同改革道路的中國。某些經濟學家為支持管理層收購經常引用的一個典型例證，即烏克蘭推行管理層收購等形式的私有化過程中，雖然僅以一個美元代價就把國有企業廉價出售了，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卻把企業搞活并且盈利了。這說明某些經濟學家對轉軌國家推行私有化的惡果缺乏了解，烏克蘭雖然有不少私有化企業暴發的例子，但是，烏克蘭在推行十年私有化改革之后，國民經濟整體上倒退了60％，只有十年前的40％，這樣的國家不能當成一個成功范例來引證。美國有一位為克蘭裔的著名新自由主義者，回到烏克蘭訪問時無論知何也就想不通，為什么烏克蘭推行私有化后國民經濟竟倒退幾十年，從前蘇聯最富裕的共和國變得貧困潦倒，甚至貧困到連手紙都要用報紙代替的地步。為克蘭進入資本主義比中國早得多，早在沙俄帝國時期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工業人口比重和受教育水平很高，但就是廉價出售國企的私有化政策把整個國家敗掉了，盡管某些私有化企業確實盈利甚至成為了暴發戶。
    某些經濟學家認為在市場條件下國有企業無法搞好，只能像俄羅斯、東歐等眾多市場轉軌國家一樣，忍受痛苦代價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任由管理層收購導致國有企業蛻變為私人家族企業；其實，這不僅拋棄了實踐證明成功的中國改革經驗，也嚴重偏離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標，這不是繼承而是拋棄老一輩革命家、改革家歷盡艱辛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眾多老一輩改革家如呂東、袁寶華，他們都對市場條件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充滿了信心，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探討和政策設計，為推動國企改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國也因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受到舉世贊揚，海外學者還將中國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北京共識”，作為批評美國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例證。令人遺憾的是，某些經濟學家不是繼承和發揚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反而對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喪失了信心，主張也像東歐、俄羅斯等市場轉軌國家那樣，不惜忍受痛苦代價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一位波蘭裔美國經濟學教授認為，盡管中國走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改革道路獲得了巨大成功，但他也注意到中國改革出現的新動向，包括各地出現的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和外資并購國企熱潮，正處在追隨俄羅斯、東歐國家推行大規模私有化的危險邊緣。其實，各地通過管理層收購廉價出售國企的做法，恰恰是背離中國自己的成功改革道路，轉而追隨美國推薦的“華盛頓共識”的改革方案，效仿俄羅斯等轉軌國家推行國企大規模私有化，由此才會產生嚴重負面效應并激起強烈社會不滿。
    值得指出，撒切爾夫人最為推崇的新自由主義鼻祖哈耶克，一貫持極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同時也反對二戰后西方國家的社會改良，甚至激烈攻擊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曾長期被認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極右思潮。二戰后西方盛行國有化和社會改良的潮流，右翼政黨遭于“冷戰”壓力也不得不妥協讓步，資本主義才改變了舊自由主義時代的一貫丑陋形象，出現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分配改善的罕見“黃金時期”。哈耶克自己也承認當年新自由主義極為不得人心，他因撰寫《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而在西方知識界身敗名裂。20世紀80年代，美、英右翼政治勢力出于謀求全球霸權戰略目的，才重新在全球范圍內竭力宣揚新自由主義，并將其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 的所謂規范改革方案，用于打擊西方的社會改良并維護壟斷資本利益，誤導經濟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2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浪潮在全球泛濫，造成了貧富分化和社會經濟動蕩的嚴重惡果，不僅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普遍陷入停滯狀態，眾多轉軌國家更是遭受嚴重程度超過“大蕭條” 的經濟衰退，因而正受到世界各國民眾越來越強烈的抵制和反對。根據世界銀行2006 年的統計數據，從1980~2005年，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私有化潮流風靡全球的時期，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遠遠低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與中國這一時期的8.l％的經濟增長率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國際權威組織在全球推行的“華盛頓共識”政策，不僅不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與時俱進”的規范改革，而是已被各國長期實踐證明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返古復辟”。有些著名經濟學家稱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義，但表示贊成“華盛頓共識”倡導的非國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認為“華盛頓共識”政策“是為了幫助世界各國搞改革的”，反映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果”。由此可見，“華盛頓共識”政策的確對中國改革開放構成了威脅，倘若中國也受“華盛頓共識’的規范改革方案誤導，效仿眾多經濟轉軌國家推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也遲早必然步其后塵落入巨大社會災難的陷阱。
    某位著名經濟學家曾頗有信心稱國內多數人支持他反駁郎咸平的觀點，但事實證明他的估計判斷是錯誤的。顯然，他關于國企產權改革的觀點主張并未得到國內多數人的支持。社會各界廣大民眾在國企產權改革方向和國有資產流失等重大問題上，明確表達了他們支持郎咸平而不贊成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觀點，原因是他們清楚地意識到MBO等具有私有化傾向的產權改革，只能給少數精英帶來巨大的利益和財富，而給廣大民眾帶來的將是巨大的痛苦代價和利益損害。這一事實充分說明，MBO等具有私有化傾向的產權改革得不到社會各界廣大民眾的支持，不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不符合“三個代表”的精神。深入觀察“郎旋風”引發的全國關于國企產權改革的大辯論，就會發現不僅社會各界支持郎咸平觀點的人占壓倒多數，即使在經濟學界發表支持郎咸平意見的人數，也遠遠超過聲討郎咸平的那些為數不多的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各界民眾通過網絡的形式踴躍表達了他們對這場爭論的評價和看法，先后有數十萬網民參加了新浪網組織的調查，其中90％以上的網民明確表達了他們對郎咸平觀點的贊同和支持。
    大多數經濟學家雖然在這場大辯論中保持了相對沉默，但這并不表明他們贊成當前各地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相反，筆者接觸到的許多經濟學家雖然贊成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等形式的產權改革，但并不贊成MBO等具有私有化傾向的產權改革，而且在不同場合也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和質疑，認為管理層收購違反了中央關于國企改革的歷次決議，具有明顯的少數人違法竊取國有資產的腐敗隱患。他們對國企產權改革為何偏離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軌道，滑向越來越明顯的私有化道路感到有些困惑不解，因而正在進行新的探索、思考而不急于發表意見。正如中國社科院的某位領導人所說，教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人，在中國都不代表主流經濟學家或主流經濟學觀點，英國《金融時報》將“拋棄馬克思經濟理論的框架和話語表達，崇奉的是自由市場和經濟效率”的人稱為主流經濟學家是非常錯誤的。當前，我國經濟學界的深入反思是改革實踐的需要，說明經濟理論與改革實踐存在著差距和矛盾。出現了理論難以解釋的新現象和新問題。因此，無論是發生激烈的辯論還是保持相對的沉默，都說明經濟理論迫切需要創新才能解決新問題，而這場關于國企產權改革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全國大辯論，必將為推動經濟理論的創新做出非常積極的歷史貢獻。
    “郎顧之爭”后社會各界對某些經濟學家產生了強烈不滿，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流行和誤導有密切關系。新自由主義倡導的改革給少數人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卻給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帶來巨大的損害，一方面造成腐敗泛濫和社會財富集中于少數人，另一方面卻造成嚴重的失業和社會貧富懸殊。某些經濟學家將新自由主義當做規范的時髦經濟理論，用來指導改革時必然損害到廣大人民的利益，這樣也會敗壞自己的聲譽遭到民眾的反感。新自由主義表面上主張最徹底的市場改革，實際上卻給民眾帶來巨大痛苦并敗壞了市場改革的聲譽。筆者多年前就曾預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流行，可能損壞中國經濟學家的社會聲譽的危險性，并在1999年撰寫的專著《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中，指出“由于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政府官員和學者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干部學者也產生了盲目樂觀情緒，特別是隨著西方規范經濟理論的流行，許多學者覺得已掌握了市場經濟規律，認為應依據西方規范理論搞系統改革……。但是，隨著改革措施越來越接近西方規范理論，改革開放中卻面臨著越來越多難題，出現了許多‘三個不利于’的現象，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種種社會痛苦，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國改革的成功歷程，反而同俄羅斯爆發經濟危機前的癥狀，出現了越來越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這種狀況不能引起重視并得到改變，就很可能像俄羅斯、阿根廷等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樣，隨著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災難加重招致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感。
    人們應特別關注美國的前經濟殺手約翰•帕金斯在《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揭露的嚴峻威脅，即令天美國的經濟殺手在世界各地無孔不入，他們為了建立和維護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不擇手段收買、控制別國的政治、經濟精英，力圖通過操縱別國經濟命脈的方式來控制世界。俄羅斯、阿根廷等國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精英，如被稱為“市場之父”、“私有化之父”的蓋達爾、丘拜斯、卡瓦略，他們積極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服務于美國的全球利益，卻給本國經濟和廣大民眾利益造成了巨大損害。蓋達爾、丘拜斯在俄羅斯幾乎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在西方經濟學界也成為遭到批評、恥笑的對象，他們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后受雇設計私有化改革，充當甚至連西方經濟學家都不恥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受到美國極右翼勢力特殊信任的買辦身份。阿根廷前經濟部長卡瓦略推動私有化頗受美國贊揚，他在爆發金融危機后因涉嫌違反經濟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國跨國銀行泄密協助資本外逃和逃避管制。俄羅斯、阿根廷的政治家如葉利欽、梅內姆，也因重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帶來社會災難變得聲譽掃地，葉利欽后悔地說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禍”。委任卡瓦略擔任經濟部長的阿根廷前總統梅內姆，也因涉嫌私有化腐敗遭到阿根廷引渡通緝。阿根廷推動私有化的政府官員和學者，通過廉價賤賣國有資產雖然撈了不少好處，但最終難以逃脫自己釀造的社會惡果的懲罰，他們通過私有化腐敗攫取的財富，又在銀行危機和股市崩盤中損失慘重，遭到更加貪婪的金融大鱷的洗劫，喪失銀行存款的民眾為發泄憤怒的情緒，甚至將他們的家產也付之一炬。中國作為一個有影響的大國，必然對美國謀求建立全球霸權構成障礙，無法置身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因而也必然是美國經濟殺手滲透的重點對象，中國經濟學家應該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警惕美國通過宣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蓄意設置經濟陷阱誤導中國改革的潛在危險，否則也有可能像俄羅斯、阿根廷某些主流經濟學家那樣，最終因誤國誤民而陷入身敗名裂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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