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中國也是世界經濟危機主要肇事者

中國本來就是全球虛擬-賭博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1]　　

美國去年發生次貸危機，中國人好像啥事兒沒有，樓市高股市旺，甚至還覺得有點熱。今年股市、樓市都跌了，加上天災人禍，也覺得還是自己的問題，于是別的國家無礙。六月美國兩房危機，幾家投行破產的破產，轉業的轉業，政府下來救市，中國人在看笑話，覺得美國人要倒霉了，“中國基本面依然還是好的”這句話一直在政府官員和媒體里講。一直到10月初，沿海出口加工企業開始出問題，才有人意識到似乎會波及中國。即使如此，所有人還都認為這是西方經濟問題殃及中國，如果我們把自己做好，刺激出強勁內需，會既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又能順利度過難關。　　

貧道不這樣看。貧道以為，所謂資本主義進入虛擬-賭博經濟階段，并不是西方發達國家自己完成的，而是在全球化圈子里的國家共同完成的。虛擬-賭博經濟由兩個大的經濟體組成，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另一個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沒有西方發達國家在70年代開始，90年代加劇的虛擬-賭博經濟發大發展，就沒有新興市場國家的迅速工業化和經濟高速增長；同時，沒有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犧牲資源、環境和國內消費，西方全玩兒虛的也進行不下去。典型的是中國和美國，基本就是一枚錢幣的兩個面，少了誰對方都不存在。在當今世界經濟框架中，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美國消費旺盛，中國生產發展；美國需求下降，中國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這才是經濟的基本面。甚至可以說，沒有中國的摻乎，世界走不到現在這個樣子。　　

如果詳細點說，可以這樣看：　　

先說說過程　　

1971年，當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世界經濟發生一次根本性的變化。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是所有商品都具備稀缺性。貨幣無非是一種特殊商品，一樣有成本。當世界貨幣——美元印出來就能花，市場經濟的規則必然發生巨大的改變，所有開放性國家都會被卷進去。　　

美元與黃金脫鉤，其積累的泡沫立刻顯示，與全球經濟聯系最緊密的西方國家的本幣必然升值，企業出口受到嚴重影響[2]。于是各國央行也不得不濫發貨幣以熨平匯率，你來我往，造成70-80年代西方匯率急劇動蕩[3]。濫發貨幣必然通貨膨脹[4]，各國央行只得提高利率，但利率一高不僅會抑制需求，還造成企業經營困難，于是只好再降低利率。實際上，在這個時期西方工業國已經無法實現“匯率穩定”與“有能力通過獨立貨幣政策調整經濟”二者“兼得”，搞得各國通脹加停滯，折騰的西方國家在70年代到80年代簡直沒法活。　　

市場經濟自己尋找到了出路。一些選擇改革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往往對匯率進行管制，資本準進不準出。這種“僵化”的金融體制卻是實體經濟最需要的金融環境。同時，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價格要遠低于發達國家，于是西方工業國的產業資本開始向這些國家流動，并在90年代開始趨向高潮。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西方國內實體經濟發展環境惡劣，利潤越來越薄，另一方面利息也越來越低，驅使資本流向匯市、股市、期貨、樓市等金融領域獲取利潤。而這種以完全追求“交換價值”而不考慮“使用價值”的市場必然是一種追漲殺跌為基本規則的賭博場所：資金流入越多，盈利越多。盈利越多，資金流入越多。再加上這個時期西方大搞“金融創新”，大幅提高“杠桿率”，讓賭博者可以“以小博大”。到了新世紀，金融市場發生的交易額從七、八十年代是實體經濟的2、3倍，提高到將近100倍。　　

于是，世界資本形成一個分流：一方面產業資本流向所謂新興市場國家，一方面大量金融資本流向匯市、期貨、股市等賭博市場。賭博場所不怕錢多，進來越多吸納資金能力越強，西方國家不再出現通貨膨脹。[5] 濫發貨幣又不通貨膨脹，控制投放和利率的獨立貨幣政策就不那么重要。這樣，西方國家自然把穩定匯率，資本完全自由流動作為首選政策目標，弱化了“獨立貨幣政策”。[6]　　

吸納了大量外來直接投資的新興市場國家加快了工業化，經濟高速增長，財富也有積累。這個時候西方國家開始壓迫這些國家金融與國際接軌，開放金融市場，成為完全資本自由流動國家。由于這些國家的本幣完全沒有國際貨幣性質，資本外流只能以國際貨幣形式流出（日本、英國、德國等國貨幣有一定的國際貨幣性質，可以以本幣形式流出），因此這些國家金融本身就有致命缺陷。最主要的是，西方資本是玩賭博經濟的專業人士，掌握巨大的金融資本。新興市場國家在金融接軌后，無一例外得遭到西方金融資本的洗劫，大量財富被西方席卷一空，成為虛擬-賭博經濟必然發生的一種事件和組成部分。[7]　　

到了今天，只有中國還沒直接挨著一刀。[8]　　

以上是這20多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過程。　　

在上述過程中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自己不生產，不創造物質財富，美國、英國等連續幾十年外貿逆差，還越壘越高，怎么還能繁榮發展，消費持續增加二十年呢？　　

再說說原理　　

按理說，消費繁榮依賴中產階級的擴大和收入提高，收入越平均化需求越旺盛。但最近二十年是西方基尼系數擴大，中產階級減少的一個時期。美國自二戰到80年代，基尼系數一直在0.32-0.35%之間，90年代達到0.4，06年達到0.47。日本、英國等基尼系數也在上升。美國年收入2.5-7.5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 2.5萬美元以下和7.5萬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從1970年到2003年，1/5收入最低家庭收入占國民總收入份額從5.5％降的4.1％。1/5收入最高的家庭則從40.9％，上升到47.6％。達到了二戰后最高水平。日本把年收入600萬日元作為中產階級底線，2004年低于此數的個人已占日本納稅總人口的78%，更有37.2%的臨時雇員月薪不到10萬日元。歐洲中產階級也在降低。[9] 由于收入越低，消費率越高，這么大的群體收入降低，按照一般規律，美國和西方應該早在90年代就出現消費需求不足的局面。　　

雖然這個時期發生了新興的信息產業投資機會，但信息產業與先后出現過的機械、重化工、電子等資金密集型產業相比，資本形成的空間要小得多，并不存在連續二十多年巨額投資的機會。2000年美國信息泡沫崩潰時，信息產業股票總值才占全部股票的6%左右，而其真實資產就小得多了。走遍美國和歐洲，看不見多少工廠，到處山清水秀，那里的人不創造物質財富，但卻過了十幾年物質豐富的生活。　　

虛擬-賭博新經濟是由兩個面組成的。一面是，美國和西方通過“創造”了財富和需求，一面是新興市場國家損失了財富提供供給。　　

把當今世界經濟定義為賭博經濟，原因是所謂股市、匯市、期貨等金融市場更接近賭博規則。我賭這支股票漲你賭它跌，你賣給我，漲了我賺你賠，與投硬幣賭輸贏差不多。但這個賭場與一般賭場不同的是，一般賭場無論進來多少人和錢，某甲贏得錢一定是某乙輸的。在金融賭博中，有些賭具同一般賭場特點一樣，如實物期貨和匯市，因為最終要交割，進來錢多錢少不一樣。但股市、金融期貨和樓市就不同，它們的供給量增長有限，只要流入資金速度大于供給增長速度，等于給每個籌碼加了點錢，于是總體贏面就大，也就是賺得多賠的少。　　

這樣的賭場很像我國很多非法集資。一個　農村老　太太說到她那里存款月息20%，開始將信將疑存上1000元，結果下個月真的給你200元，來這里存錢人就增加，老太太支付利息的能力就增強。只要每月新增存款增長率超過5%（超過部分是老太太的花銷），老太太和存款人一定“共贏”還不穿幫。虛擬賭博新經濟中，各國央行就是莊家，各種投資者就是存款戶。他們同老太太不同的是，市場錢少了，他們創造金融“衍生品”和杠桿，創造“裸賣空”等無本賭博法，市場上錢大大增加。同時，哪天新增存款達不到5%了，他們會直接印票子。這次經濟危機各國央行出來所謂“救市”，無非是再印幾萬億美元讓這個游戲不至于中斷。賭贏了大家賺，賭輸了有人兜著。這樣的好事情都讓美國人得了，他們怎么能不幸福！　　

這就是金融市場的“財富效應”。　　

于是大量資本涌入賭博市場，股票、樓市、金融期貨持續上漲，總體獲利機會越來越大。西方國家居民儲蓄率降低，不是沒錢了，而是把錢都投入賭場了。零首付買個30萬的房子，兩年漲到50萬，房子就成了取款機，除了夠付月供，還能過個好日子。只要能不斷膨脹金融市場，這個游戲就能持續下去。　　

這二十年多年來西方賭博經濟的興起，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兩極分化加劇情況下，多了個大家發財的機會，總體購買力增強了，成為世界最主要的消費者。　　

虛擬-賭博經濟的另一面，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存在。　　

所謂新興市場國家，就是選擇改革開放政策，與這次變動接軌的國家，這些國家的代表開始是拉美，接著是亞洲四小龍四小虎，90年代以后是中國。由于前述過程中大量西方產業資本流向這些國家，世界貿易額快速增長，這些國家工業化加快，并先后取得了持續2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見表1）
表1    新興市場國家快速增長時期經濟增長率（按匯率計算 億美元）[10]　　

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是與世界經濟轉入虛擬-賭博經濟，一批發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市場國家是一致的，是世界新經濟的一部分。　　

中國從90年代開始，轉入了出口導向型經濟。自90年開始外商直接投資開始攀升，隨著1996年下調人民幣匯率，出口依存度上升；貿易盈余增加；貿易盈余占GDP凈增額比重增加，國內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見表2）
表2　　

也就是說，中國自90年代后期，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出口盈余。因為出口盈余等于國外需求支撐的經濟增長。如果沒有外貿結余，僅靠內需支撐的經濟增長，GDP年均增長率在1995-2000年只有5.7%。而不是8.6%，01-05年只有6.9%而不是9.6%。06-07年均增長率5.3%而不是11.3%。出口和實現盈余已經成為中國現有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式。這種模式也是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的基本模式。　　

新興市場國家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起什么作用呢？根據摩根斯坦利研究部的研究，中國為代表的出口導向國家在80年代初出口占GDP大約18%，國內消費占GDP的60-65%。到2006年，出口占GDP比重增長到46%左右，而國內消費占GDP比重下降到46%左右。兩條曲線在46%左右匯合了。也就是說，中國為代表的出口導向國家在這20年來犧牲了自己居民的生活水平，少消費了三分之一的商品，去提高了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從統計年鑒上也可以證實。（見表3、4）
表3              西方幾國消費率變化（按本幣計算）　　

表4   中國改革以來按五年平均計算消費率變化（人民幣 億元）[11]　　

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雖然消費率總體呈下降趨勢，但幅度不大，甚至在97年后略有上升，只有中國居民消費率下降幅度非常明顯。這次下降發展在90年代后期，到2006年比90年代前期下降35.7%，消費占支出法GDP比重下降20個百分點。　　

以上事實說明，虛擬-賭博新經濟基本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這個經濟體中是需求方，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是供給方。美國內需越來越大，中國內需越來越小。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簡單說就是這個局面。貧道早在2004年就對此評論說，這種經濟形態叫虛擬經濟也可以，叫賭博經濟也可以，但貧道看如果叫“寄生經濟”也不妨。　　

結論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存在是西方虛擬經濟存在的基礎，西方虛擬經濟的出現必然產生新興市場國家。兩者缺了誰都構不成現在的全球化基本格局。　　

那么，為什么貧道說中國在這里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道理是這樣的。　　

中國的角色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需求和供給，消費者和生產者，猶如虛擬賭博經濟這塊錢幣的兩個面，少了一面就夠不成這種經濟體。　　

上世紀初也有過西方資本投資發展中國家或殖民地，但主要是礦山和農業。這些產業配套要求低，而且文盲就可以做礦工和農民。這次出走的產業資本主要是加工業，對相關工業、基礎設施和勞動者教育水平要求高。在七八十年代西方產業資本最初投向的新興市場國家，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比較差，教育水平也很低，積累率也低。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都是千萬級人口國家，還沒吸納多少產業資本，勞動者工資就上去了。相比之下，中國是個最合適的對象。（見表5）　　

幾個新興市場國家投資環境對比　　

注：中國1980年，其他國家1970年　　

其他條件都可以隨著投資改善，但適合制造業（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勞動者數量，全部新興市場國家加起來也只相當于中國的十分之一。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就已經為西方發生這次轉變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條件。　　

因此，當90年代開始西方產業資本大量以直接投資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到時候，中國成為了首選。中國自90年代中期以后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資幾乎等于其他所有新興市場國家的總和。[12]于是，中國成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而且這個代表真的就幾乎代表了全部。到新世紀，西方超市里幾乎70%以上商品都是中國制造，包括日本貨在內的大量產品被擠出柜臺。幾乎沒有一個新興市場國家能與中國在消費品上爭高下。　　

西方產業資本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看中的除了金融環境外，最重要的是同等質量的勞動力價格。如果一個國家勞動力數量有限，隨著經濟的發展會使勞動力價格迅速攀升。但中國低價格的勞動力幾乎有無限供給能力。到了2007年，全國已經有2億多農民工外出打工的時候，還有起碼2億農民是他們的后備軍。　　

從虛擬-賭博新經濟角度看，中國開放過程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中國政府一直沒有明確，或者執行嚴格的勞工政策，只是把招商引資作為考核地方干部的最重要標準。因此各地都有趨向壓低勞動力價格，以吸引外資進入的動力。中國沿海企業農民工的工資自90年年代初到2005年，幾乎沒有什么增長。由于中國大到足以頂上所有新興市場國家，到97年以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幾乎退出了與中國相比沒有比較優勢的行業[13]。于是中國各地企業對外出口競爭激烈程度比新興市場國家間還激烈，還無序。這種競爭有的確實來自技術進步和新產品、新銷路的創新，但更多的是勞動力價格的競爭。中國通過壓低勞動者收入的方式為虛擬-賭博經濟提供了長達十幾年的低價格、高質量的商品，這就是為什么說中國也是全球化新秩序的奠基者之一的原因。[14]　　

話可以從兩頭說。可以這樣說，沒有中國的獨特條件和政策取向，就沒有中國出口企業工人長期的低工資，也就沒有形成中國成為世界低價商品的生產者的局面，也不會成為虛擬賭博新經濟代表性的一元。還可以這樣說，中國成為新經濟代表性的一元，是因為中國的特殊條件和政策取向保持了一個低工資環境。　　

正反饋系統　　

表面上看，虛擬-賭博經濟有點“雙贏”的意思：西方人雖然享受了，但新興市場國家經濟也發展了。幾乎所有新興市場國家都曾經當過“發展中國家”的典范，包括中國在內。甚至多數新興市場國家還很得意，西方國家經濟年增長率達到4%就高興得不得了，新興市場國家動輒都是8-9%的增長率，兩位數都不稀罕。阿根廷和巴西人均GDP曾經超過西班牙和葡萄牙，比本來的統治者還富裕，一只腳已經跨進發達國家的門檻。經濟增長這么快，財富一定積累得很快，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似乎指日可見。　　

但是，與這500年的基本規律一樣，這個世界還是只能“單贏”而不會“雙贏”，因為這個系統還是一個“損不足以奉有余”的正反饋系統。　　

經濟增長速度比別人快，財富分配不一定比別人大。恰好相反，在虛擬賭博經濟中，西方國家的財富增長速度照樣比新興市場國家快。因為這里有這樣幾個正反饋規則：　　

首先，前面已經講了，賭博經濟照樣創造有“財富效應”。一百倍于實體經濟的交易活動，平均銷售利潤率達到1%，就等于實體經濟銷售利潤率要達到100%。　　

其次，前面也提到了，西方金融資本比新興市場國家雄厚得多。只要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發展快了，積累了點財富，西方金融資本都有能力對他們進行金融洗劫。一次東南亞金融危機，西方各種基金卷走了數以百億美元計的錢。養肥點就殺，無論如何你也趕不上西方。現在阿根廷、巴西再也不再去做超過西方國家的夢了，能對付著活就不錯了。西方對這些新興市場環境的金融洗劫最后一步是，趁著這些國家外匯枯竭、財政窘迫、股價暴跌、本幣貶值，對實體經濟進行抄底收購。現在，幾乎所有原來興沖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實體經濟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資本控制，包括命脈的銀行。連“民族主義”極端嚴重的韓國，最大9家商業銀行6家是外資控制。基本上成為一種沒有總督的“新型殖民地”經濟。　　

第三，西方產業資本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順序是先勞動密集型，后資本密集型，頂多到了技術密集型就結束了，知識密集型產業是不轉移的。財富分配的規律是哪個產業勞動生產率進步的可能性空間大，那個產業財富分配多。顯然，勞動生產率擴張可能性空間是按知識、技術、資本、勞動降冪排列的。本來科學技術就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知識人才多于發展中國家，科研條件好于發展中國家，賺錢就多。賺錢越多，吸引知識人才和改進科研條件的能力越強。因此這是個正反饋系統。新興市場國家再怎么著急，再怎么打算搞自主知識產權，搞科技立國，只要處在這個系統中，都不可能超過西方。　　

第四，我們也認為要發展自己的品牌，發現同樣質量的產品，有品牌沒品牌價格差老鼻子了。但是，所謂品牌的響亮程度，說到底就是廣告投入量的大小。廣告投入多，山東的爛臟“秦池酒”就能風起一時。在一個產業或產品中，廣告投入的關鍵在于銷售毛利率的大小。兩個質量差不多的產品，名牌比非名牌銷售價格要差好幾倍，毛利也就差好幾倍甚至是十幾倍。因此名牌產品可投入的資金就遠大于非名牌。牌子越硬可投入廣告就越多，投入廣告越多牌子越硬，這完全是個正反饋系統。　　

因此，在虛擬賭博經濟系統中，新興市場國家無論如何都玩不過西方國家。自己覺得面子好看點，受到“主流世界”的“重點”表揚，無非是成了被西方發達國家“重點”剝削對象而已。表面看著西方國家一個個對你很尊敬，現在要開包括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經濟會，說還要給你更大的話語權，地位上升，不想“出頭”都不行。其實是因為你是不可或缺的“寄主”，寄生者能不贊揚幾下自己的寄主？　　

在這個正反饋系統中，中國消耗甚至透支了世界和國內大量資源，犧牲了自己的環境，并不是為了全體中國人的消費，而是為了發達國家的消費和中國不足10%的富裕人口的消費。且不說中國人在這場游戲中處于被剝削地位，就是愿意被剝削，世界的資源、環境能讓這個游戲玩下去嗎？任何正反饋系統的結局就是崩潰。　　

獨善其身？　　

從次貸危機開始，美國金融危機一年多了。中國人當笑話看了一年多了。一直到前幾天，政府發言人還說中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儼然一個局外人。可要按貧道看，中國哪里是局外人，中國是當事人，甚至是主要“肇事者”。沒有中國在90年代開始接手做個“低勞動成本的無限供給者”，西方金融危機早在90年代末就鬧起來了。早點鬧，積累的問題也沒那么大。現在鬧，問題就大多了。從這個角度說，這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始作俑者除了美國，還有中國的份兒——大不了是自己本不想出頭，糊里糊涂成為出頭人而已。這樣一個地位，還想躲過去？　　

從道理上講，需求與供給是一枚錢幣的兩個面，一個變動，另一個跟著就會變。所謂生產過剩，就是需求下降。現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需求下降了，作為最大生產國的中國就必然生產過剩。頂多是需求下降再前，生產過剩在后而已。因此，今年第四季度一定會嚴重顯示出口企業生產過剩的情況。　　

這次全球性經濟危機與以前發生的經濟危機有兩點不同。　　

如果看看　韓德強　老師總結的西方二十多次經濟危機，都會發現其內容是這樣的：經濟衰退、銀行破產、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有時候一個國家經濟危機，其他國家沒多大事兒。但到了虛擬賭博經濟階段，由于世界經濟活動是兩大體系構成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主要消費者，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是生產者。那么這次經濟危機的內容會是這樣的：西方經濟衰退、銀行破產；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企業倒閉、工人失業。雖然西方也有實體經濟，但占經濟的比重很低，就業者也少。　　

第二個不同是，這次危機如果沒能在最初進行控制，形成了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實體經濟經營困難甚至倒閉，就會形成一個循環加劇的正反饋形式。因為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的實體經濟的老板已經是西方公司，這些國家早在金融風暴中就成了這個局面。中國是自己抓緊時間賣掉了，大部分行業也是西方資本控制。西方金融對這些國家貸款和投資也很多。于是會出現這樣局面：西方金融危機、需求下降導致中國等實體經濟出問題后，反而是西方公司財務報表出現壞消息，加劇西方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造成經濟進一步萎縮，這又反過來再次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　　

也就是說，以前經濟危機主要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形成的，現在分成了兩個以上國家的事情。自己單獨看自己，都覺得“有救”，聯系起來一看就傻眼了！　　

西方學者為這個體系說了很多贊揚和批評的話，很多學者因此還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前面提到，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著名的“三元悖論”，認為西方國家選擇資本開放，匯率穩定而放棄獨立貨幣政策是符合這個理論，貧道認為，美元“不是特殊商品”后，西方國家本來就無法實現匯率穩定與獨立貨幣政策兩者兼得，而資本自由流動是打破這種僵局的出路。這種論證實際上是把結果當作原因。同時，克魯格曼還說，只要像中國一樣，三者得匯率、利率，犧牲資本完全流動就行了，中國情況就很好。　　

這也是忽悠人的。只要上了“全球經濟”這條賊船，一切都不由你自己了。中國看起來通過“沒有開放資本賬戶”，外匯準進不準出，實現了匯率穩定和獨立貨幣政策，其實到頭來什么也沒能控制。因為資本項下外匯不出，外匯結余就節節高升，央行就“不得不”對應投放人民幣。被迫投放本身就談不上什么“獨立性”，而且會造成通脹。05年開始的通脹迫使中國07年開始緊縮銀根，提高利率。在蕭條前夕不得不錯配金融政策，還談“獨立”貨幣政策？。同時中國自己扛不住，提高了人民幣匯率，造成投機資本進入，又加劇了這個情況。獨立貨幣政策變成被迫貨幣政策，匯率被壓著往上升，資本本來就沒有完全流動——中國是“三者皆不得”！其實，所有新興市場國家最終結果都是“三者皆不得”。　　

雖然很多人對中國獲得眼前利益很得意，但貧道得意不出來。

　　

既保持改革開放，又躲過經濟蕭條？　　

美國金融危機剛開始，很多人也意識到會影響中國。因為明擺著西方是中國主要出口地。于是很多人都說，提高內需。今年3月，溫總理在人大閉幕會上說“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是好的”，因為“中國市場的潛力，特別是農村市場的潛力還是巨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應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國際經濟環境中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顯然，中國打算一方面堅持現有改革開放路線，遵循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一方面準備擴大內需，以減少世界經濟危機的侵害。該沾點便宜不能少，要吃的虧不想吃。　　

貧道覺得，這在邏輯上就說不通。　　

經濟學上所謂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欲望”。要提高國內需求，就要看兩個事。一個是誰欲望強，一個是誰支付的少。讓欲望強的人有了支付能力，需求就旺盛了。如果資源配置給欲望小，現在就占消費大頭的群體，對提高需求作用就小。　　

所謂欲望強，要看其“現金支出占現金收入的比例”（現金消費率。不以貨幣計算的消費與市場沒關）。收入是支付能力，支出顯示欲望。支出占收入比例越大，顯示他們的消費欲望越強。　　

2006年，我國城鎮不同收入群體從低向高排，消費率分別為96%、86%、81%、77%、73%、73%、40%（按王小魯的研究計算[15]）。農村分別為134%、102%、94%、87%、76%（現金支出/現金收入）。也就是說窮人錢多了，幾乎全部變成消費。富人錢多了，30%左右存起來了。40%的農民每年賺到錢沒有實際花的多（借錢也得花，比如孩子上大學了），而城鎮最富裕階層，一大半錢都不會用于消費。從這個角度看，如果讓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提高收入，差不多提高100元就花掉100元，形成100元的需求。而讓富裕人口，尤其是城鎮最富裕的20%群體提高100元，他們最多花去50元，甚至更低。　　

再說說消費。　　

2006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80121億元。如果把城鄉居民生活消費總支（抽樣調查數）出算一下，只有50181億元，少將近3萬億元。按照王小魯認為主要是中國城鎮富裕階層的黑色和灰色收入太高，用抽樣調查漏掉了很大一塊收入和支出。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多出的近3萬億消費，90%發生在城鎮20%最高收入居民那里。這樣計算，中國消費情況大致如下。　　

總計11181萬，占全國人口8.5%的城鎮收入最高居民2006年總計消費了約46000億元，占全部消費的58%。而有81950萬，占人口63.2%的居民（包括城市40%低收入群體和農村80%低收入群體），總計消費22156億元，占總消費的28%。剩下12000億元是城鎮中等收入和農村高收入群體消費了。一億人人均消費大約4萬元，8.2億人萬人人均消費2704元。前者是后者15倍。　　

也就是說，中國有8億多人人均月消費現金只有225元。每月225元的消費，除了吃、住，能夠購買現代消費品和服務的能力基本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說，別看中國13億人口，其中8億多基本不在市場上！8%的人消費了將近60%的商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的內容和檔次與出口商品很接近，主導了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商品和服務產品的基本方向，與那8億多人基本風馬牛不相及。　　

接著看收入，因為收入是消費的基礎。貧道看收入分配角度有點不同，是既看勞動投入，又看實際分配。　　

2006年，我國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工已經達到2億人，由于有不少處于半就業狀態，我們計算其中70%比較穩定，會被統計到就業數字中，總計應該有14000萬人。這些人究竟創造了多少價值呢？  　　

2006年，扣除那些很少有農民工的非農行業（行政事業、科研教育、金融房產、文衛體藝等），其余有農民工的行業就業人數為28500萬。也就是說，農民工占這些包含體力勞動比較多的行業就業人員的49%。　　

2006年，上述所涉及行業創造增加值為129716億，占當年非農產業GDP的71.6%。人均創造增加值為45598元。農民工應該攤到63560億元。當年農業增加值為32487億元。農民在2006年總計創造增加值達到96040億元，占當年211808億元GDP的45.3%。人均13072元。而城鎮居民創造其余88520億元GDP，人均創造20043億元。（因為沒有農民工的科教、金融、行政事業單位就業人數為9292萬，創造GDP為41728億元，人均50323元。其中金融人均19萬，房地產70萬）　　

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6萬元，是農民人均純收入0.3587萬元的3.2倍（如果按王小魯數字計算，要到到5.1倍）。但是按照當年創造價值計算，城鎮居民人均創造價值只是農民的1.5倍。也就是說，農民工是創造價值大，得到分配少。一個調查顯示，農民工在相同行業中的工資大約為城市居民的一半左右。8億農民在90年代中期以后是這樣生活的，他們的老人、婦女、兒童全體動員支撐了中國的農業，他們的中青年男女承擔了有體力勞動行業的大部分體力勞動。他們創造了40%的財富，分配了24%或16% 的財富。可以對比一下1978年。當年農民基本從事農業（非農產業收入只占總收入的7%），他們人均創造GDP為130元，城鎮居民創造1522元。城鎮是農民的11.7倍。當年城鎮居民收入只有農民的2.6倍。農民創造了28%的財富，也分配了28%的財富。可以這樣說，中國90年代中期以后消費率降低將近20%，基本上就是農民少分配的部分。　　

目前，農民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已經占到到40%。最近出臺的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大約為30%左右，力度看起來不小。但對農民純收入的影響，只有18%左右。而且，近年來農民純收入凈增長中，工資性收入已經占到60%。提高農民收入的主要途徑，已經不是提高收購價，而是提高農民工工資了。　　

因此，中國要真正有效刺激內需，就必須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只要較大幅度提高他們的收入，就能大幅度提高總體內需。高收入群體收入再提高是沒用的。　　

看完以上數據，問題就來了。前面講到中國改革開放選擇了與世界虛擬賭博經濟配套的發展模式，是中國選擇了讓低收入的體力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持續低收入的配置模式，才取得了新興市場國家代表的角色。如果中國要提高內需，就必須較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尤其是農民工的收入。而只要中國農民工的收入提高了，中國競爭優勢就沒有了。也可以說“主流世界”就不需要你了，中國就不得不退出這場游戲，把位置讓給印度等。　　

因此，堅持改革開放與提高內需是相悖的，不可兼得，二者只能選其一。　　

總結　　

雖然我們成天喊全球化，但在看問題的時候，并不習慣看西方的時候把中國聯系起來，看中國的時候不習慣把西方聯系起來。說經濟增長就認定是自己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看見西方經濟出問題不覺得會對中國有什么影響。尤其對世界進入了虛擬賭博新經濟一點沒認識，更不要說研究虛擬賭博新經濟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了。　　

一說計劃經濟就百無一是。其實，貧道講到的虛擬賭博經濟中西方國家侵害新興市場國家利益的四個手段，新興市場國家確實一點辦法也沒有，但計劃經濟就沒問題。蘇聯時期，知識經濟、技術經濟就可以與西方競爭，而且確實實現了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在40年左右時間在科學技術方面趕上了世界最強國家。社會主義經濟提倡簡樸，西方品牌戰略浸透力小得多。至于金融風暴，賭博經濟，侵害程度就更低了。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只有被西方隔絕于世界的蘇聯獨善其身。反而在1929年到1933年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的工業產值從1929年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的水平，到32年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基本完成了工業化，建立了一套從科研到生產的完整的工業化體系。　　

貧道這樣說，并不是說要全盤回到計劃經濟。但是，不認真想想這些關系和問題總是不行。如果這次西方救市成功了，中國無非是回到多數老百姓生活水平長期低下，繼續犧牲環境、犧牲資源、犧牲血汗的新型殖民地環境中。西方救市不成功，中國馬上水深火熱。　　

這也算貧道對中國三十年改革的總結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