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來，每當讀到某類學者令人憤慨的謬論時，都會留意到他們的背景——北京大學。而他們的代表人物張維迎，更是高居北大校長助理、光華學院副院長的要職。北大不是純粹的學府，它是行政化的，是權力階梯上的北大。所以，很難想象張維迎們會是孤立的，張在北大的得勢，是否意味著北大對張維迎的贊許？新自由主義者在北大如此成規模地聚集，是否意味著北大在力挺新自由主義？“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那是一點也不會錯的，以張為核心人物的北大，就這樣成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大本營，MBO的理論策源地。
對于我們，北大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存在，龐大到了我們只能在它面前屏息。所有來自它那里的，似乎都是神圣的。我曾數次遇到過這樣的情形，當某個人（高傲的、精英樣子的）漫不經心地說他是北大人時，周圍的人都不禁素肅然起敬。北大是什么？是江湖地位，是權威立場，是一錘定音。所以，對張維迎之流在MBO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實在不能低估。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在我國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新權貴新買辦們推行MBO時，是小心翼翼進行的，是北大張維迎這些人，給他們披上了合法外衣，使MBO從地下走上前臺。難怪顧雛軍要公開對張維迎表示感謝，張維迎儼然是他們的精神教父。
北大有著光輝的歷史，它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成立于圖中國自強的維新運動。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堅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理念，招攬了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才，由此成為中國爭民主和自由的大本營。一次次地，在北洋軍閥對學生的迫害中，它都挺身而出拯救學生，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爆發，更成就了北大在中國學術界的王者地位。幾年前，在北大一百周年紀念時，北大教授謝冕寫了一篇《一百年的青春》，一時傳為名作。但今日北大，已沒有了昔日的朝氣和熱血，它有的，更多地是銅臭之氣。是一個浮躁的、圍著錢轉的北大。
在招生目錄上，北大這樣自我介紹，“ 北大國際MBA，《財富中國》認為最具市場價值的MBA。”是的，它的圖書館有703萬冊藏書，是亞洲大學中最大的。它擁有49名中科院院士，8名工程院院士，是中國最多的。可這又怎么樣？今年初有一則新聞，據說是一國際機構搞出的全球大學排名，北大為亞洲第一。我看了暗自冷笑。的確，北大論圖書館規模、教職工人數都是亞洲第一，可是它敢和國外大學比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嗎？在這方面，它甚至不如印度的一些大學。北大吸收了全國最頂尖的人才（各省文理科狀元），卻把他們培養成為西方利益服務的當代新買辦（可能有些絕對，但北大的畢業生確實有這種傾向。現在的高等教育很有問題，培養出來的學生鄙視勞動，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地不屑種，鄉下父母看不起，一心只向往哈佛紐約。）北大有全國第一的教育撥款，有全國第一的院士人數，是有足夠的權力資源、經濟資源、知識資源的，那么，何不在科技興國上做點貢獻，而盡圍繞著權貴和資本的屁股轉？ 北大如果真有什么能突破西方封鎖的核心技術，何妨讓我們開開眼（王選的激光照排不能算數，那是改革開放前發明的）？
北大正在去中國化，只見西方特色不見中國特色，是當代買辦的大本營。今日北大，既不正視中國實際國情，也很少為國計民生考慮，它的所作所為，倒更象在為西方利益服務。新自由主義，完全是西方對華實行和平演變的理論工具，而其竟然在北大形成強大勢力，與北大官方的縱容密不可分（或許是同流合污）。必須認識到，西方對華推行和平演變，是為了從根本上控制中國削弱中國，使它不致于對美國全球利益形成挑戰，而這，是和我們建設強大富足的中國所根本對立的。所以，我們必須認清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必須清算北大內的腐朽力量。
我觀今日北大，首先是一個巨大的錢場，向國家要錢，向學生收錢，開MBA教中國豪富們更快地撈錢。其次是一個巨大的權場，正部級副部級，正局級副局級，這個家那個家，大家齊聚一堂，為升官發財而努力。中國各個大學都有向錢看的傾向（學費就是這樣抬起來的），但以北大為最，北大的某些家們最是愛錢，愛錢愛到瘋了，全國趕場走穴，不象個學者倒象個學術販子，販賣的還盡是一些西方二手貨，極少個人創見。但是是經濟效益重要，還是教書育人重要？一個滿天下走穴的學者，他能付出多少精力去教導學生？在北大商業化的影響下，它到底在培養高素質人才還是經濟動物？北大還能容得下梁漱溟這樣的信仰者和實踐者，陳獨秀這樣的批判者嗎？我為今日北大之沉淪而痛心，也為今日新自由主義之猖獗而驚魂。代表美國利益的西方經濟學家，及其在華代理人，通過北大這樣一些機構，正在中國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未聞一聲炮響，數千萬產業工人集體淪為窮光蛋，新 權貴新買辦知本家們搖身一變，成為財富榜上的豪客。
作為一種學術探索，新自由主義有其爭鳴權利，它也并不天然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反對的，是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號，行洗劫中國大眾財富為實的極端私有化。而作為實踐的新自由主義者，其所吹捧的那一套，更接近于權貴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體系里最反動最腐朽的一種。新自由主義者張口閉口的自由，是新權貴新買辦知本家們的自由，卻不是工農大眾的自由，在他們設計的改革方案里，工農大眾連旁聽的資格都沒有。“自由”，多么美好的字眼，但斯達爾夫人說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她被口稱“自由”者送上了大革命的斷頭臺。今天，我們同樣要警惕借“自由”之名來剝奪我們合法權利的行徑。
北大只有商人，沒有知識分子。薩義德在《格格不入》中如此自述：“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詭的特征，莫過于許許多多的移位失所，使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一個住處到另一個住處，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一個環境到另一個環境，不斷流動，無所系泊。”一種漂泊感和被邊緣感，因為他是一個阿拉伯人。北大某些學者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他們把自己的身家使命都系到了美國這個大碼頭上。而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必須也只能與這塊古老的土地相依為命。在這西方壟斷了話語權的時代，中國和我們一樣孤獨，作為唯一一個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唯一一個有潛力抗衡美國力量的國家，它不可避免地要被孤立。最最可怕的并不是來自西方的遏制，而是它自剪羽翼。
現在的知本家盲目崇拜美國，以為把國企賣了就可美國化，但地球上只有一個美國，即使把中國賣光也變不出美國第二。A股市場被全盤推倒了，但是重來了嗎？大熊五年啊！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薩克斯，闡述其論點如下：1、最重要的改革是國企私有化；2、國有中小企業私有化的方式是賣；3、國有大企業實行股份制；4、給黨政官員給股票，換取其支持私有化。薩克斯在俄羅斯搞“哈佛500天”私有化，徹底整垮了俄羅斯（俄國內有丘拜斯、蓋達爾之類的內應），俄國家實力急劇衰落，社會財富慘遭國內外資本家聯合打劫。1994年底，俄失業人數近一千萬人，失業率14%，西方允諾援俄674億美元，實際只給110億。俄國淪為一個二三流國家，被迫砸鍋賣鐵過日子，連車臣都制服不了。中國能重走俄羅斯的老路嗎？
再舉個實際例子，一個真實價值五千萬的國有企業，通過MBO，經營者以五百萬就可私有化，而這五百萬還是挪用企業資金或者銀行的錢，經營者沒有任何個人投入。然后經營者再把它以兩千萬的價格，賣給對該國企垂涎三尺卻無權力背景者，然后攜帶該筆資金移民國外，把這筆錢洗白，且不用承擔任何風險。而龐大失業人口所帶來的成本，只能由中國自己去消化。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這樣的荒誕劇，正在中國大規模上演。
我們看這些年來的國企改革，從工人下崗分流到自謀生路，到MBO，一步步環環相扣，表面上看來平靜無風，實則步步驚心。它絕非漸進摸索，而是預先有著清晰的理論規劃，其始作俑者是張五常（有人說張五常是美國特務，觀張言行，這說法還真有點那個），而張維迎更是青出于藍勝于藍，憑借在北大占據的權力資源，他公開為MBO搖旗吶喊，營造通行的氛圍和合法外殼。
不是倪潤峰急于要搞MBO，長虹37億的巨資，能那樣輕易地落入外商之手？倪潤峰傻嗎？他一點也不傻。再看TCL，這又是新自由主義者賞識的一個模范，搞的也是MBO，只不過搞的巧妙，成功了。他搞整體上市，成功地從A股市場圈走一筆巨資，錢還沒有捂熱，他又搞什么分拆上市，就是把上市公司中業績最好的一塊拆出來，拿到香港去上市，A股投資者聞聲出逃，該股股價從將近十元的高位，一口氣跌至一塊多。這還沒有完，他又跑到歐洲去整合，收購老外拋都拋不掉的垃圾——電視機生產線（你咋不買人家的核心技術？），結果前腳收購了阿爾卡特，后腳就是巨虧。得，中國人民的血汗錢，就這樣打了水漂。看來，私有化并非神丹靈藥。
歷史上，資本的原始積累是極其殘忍的，上面沾滿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全球勞工的鮮血。今天，在公平和民主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普遍尊崇的原則，在中國主導改革的共產黨，更是握有絕對權威，中國的改革，是完全能夠走一條更公平的道路的的。而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那一套，名為“自由”，實則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郎咸平說過這樣的話，“國有資產的轉移中，是包括政府的放棄以及政府權力的轉移的，而這些權力是無法定價的……政府權力的缺失，使得國企收購者取代了政府的權力，形成了寡頭壟斷。”受他的啟發，我有如下感想：國企產權改革中，廣大職工的合法權益必須保障，可以考慮按照資歷和貢獻，給予每個職工以相應股份，以職工集體的力量，來推動國企改革朝有序健康的方向發展。中國太大，人口太多，這是基本國情，任何改革都要從這一點出發，堅持公平公正原則。凡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都可以去做，凡是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哪怕它有什么樣的堂皇外表，也不能做。
以賤賣國企為主的產權改革，其真正得益者，是新權貴新買辦們依附其中的權力生物鏈。國企改革到底賣掉了什么？我看是賣掉了穩定，賣掉了執政黨對民眾的向心力。賣，賣，賣，我們尊重了資本家們撈錢的積極性，何曾尊重過廣大職工愛廠如家的積極性？賣，賣，賣，世界最龐大的失業人口，就這樣被快速制造出來。賣，賣，賣，資本家們撈足了好處，可國家呢，廣大工人呢？賣光了又能怎么樣，有什么高招讓企業真正興旺起來，工人又能端上飯碗呢？當前有一種不好的傾向，是把私有化神圣化絕對化了，似乎私有化可以包治百病。其實，即使在英美等國，也是有著國營企業的，私營企業因為經營不善而倒閉者，比比皆是。過去我們把公有制絕對化是不妥的，今天又走極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似乎不私有化就是封閉保守，就是缺乏改革魄力（好大的陰風）。再看私有化的績效，短期來看，企業家們把自身的社會責任卸了個一干二凈，政府也卸下了負擔，但長期來看，負面成本將日益凸現，龐大的失業人口將危及穩定，代價只會越來越大。
我買東西，一向只認國企產品，因為質量可靠。我個人認為某些私營企業的發展壯大，絕非靠正常的市場競爭，而是靠仿冒名牌制假販假，以低成本擠垮了老實本分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經營不善，以前找出的一個病癥是社會責任過多，辦學校、辦醫院，但這是國企為國家為社會做出的重大貢獻，解決了社會就業問題，這絕非它的原罪。國企是以國家社會利益為重，經濟效益次之，而私營企業是不承擔任何社會責任的，這就是它們的不同處。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壓榨工人的“血汗工廠”，在中國開始出現，勞動狀況趨于惡化，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沒有保障。中國的某些學者，一切從本本出發，從西方和資本利益出發，是不肯正視一下中國的實際國情的。
國企改革當然是大勢所趨，私有化也可以是一種嘗試，但公平公正原則不可丟，廣大職工的合法權益不容忽視。一位被誘迫買斷工齡的工人，這樣質問，“如今立憲保護私有財產了，老板的財產該保護，可是工人的財產呢？工人那點完全屬于合法形成，并早已存入財政的血汗錢，也要通過暗箱操作來剝奪嗎？”回頭看農村，包產到戶之所以大得民心，是因為按人分地，程序公正，也保障了每個農民的生活問題。國企產權改革，就沒有借鑒農村改革的寶貴經驗。國企改革，一直沒有把握住廣大職工這個主體，所以，無論是廠長承包制還是MBO，都不得人心。
當年北大開圍墻經商，很多人為之歡呼，今天看來，那是北大沉淪的開始。由此，北大日漸遠離學術宗旨，日漸功利化世俗化，走上了商業化不歸路，忘記了自己的社會責任。要知道，作為財政撥款國家重點扶持的院校，北大是一點也不缺錢的。在接受社會贊助上，哈佛的原則是：我可以接受你的贊助，但絕不會為你承擔任何義務，這是教育獨立的標志。反觀北大，無論什么樣的國際名流，只要去北大演講，都會被贈予北大名譽博士的頭銜，真是掉價。北大的學位就如此不值錢？
北大當然不只有張維迎，也有季羨林、張中行等大家，其道德文章堪為人師，可惜他們低調為人，倒讓張維迎之流高調出場，占盡北大風光。在名利的聚光燈下，北大少了沉靜，少了超脫，全然是一個功利場的積極參與者，且要爭當第一。學術的立身原則是什么？是客觀公正。一旦研究者下場踢球，他還能堅持公正立場嗎？
北大，你想過嗎，中國的工農勞工，殷切期望你能探索出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途徑，既能有助于國家繁榮，又能保障民眾利益。那樣多的國家投資，那樣多的人才，你可曾為工農勞工用過心？偌大一個北大，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名為校園，實則多是商人，教授在忙著數錢，學生在忙著掙錢，什么家國責任、社會使命，全都忘了個一干二凈。某些北大教師，拿著國家給的高工資，卻很少承擔教書育人的社會責任，而是滿天下走穴為自己撈錢，這些人就不配當教授。
北大，你如果還是中國的北大，請開放講臺，請基層工人去講國企改革實情，請農民去講農村現狀及問題，請郎咸平去講他的見解，而不只是新自由主義獨霸講臺。如果你有魄力，請撥出一筆經費，培養幾個工人和農民自己的經濟學家。現在的經濟學家，大多是些知本家，他們是不會為勞工大眾說話的。北大，應該是中國學術界精神上的標高，而不應該是一切向錢看的向導。北大，別再無聊得只認錢了。
大道至簡，真正的經濟學其實是非常樸素的，鄧小平一句話就概括了：一是發展生產力，二是共同富裕。它絕非北大學者們所講的玄而又玄，還MBO呢。是的，改革的大方向已定，開弓沒有回頭箭，但肯定改革的大方向，絕不意味著肯定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路徑選擇，也絕不能走兩極分化社會動蕩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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