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萬能論”被抽了一記耳光
 

辛本健
 

2008年10月11日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圖表：各主要央行加緊應對金融危機 新華社發

　　全球金融危機正愈演愈烈。美國《時代》周刊憂心忡忡地評論說，在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世界正陷入“任何人都不愿以任何理由借貸給別人的普遍恐慌之中”。

　　為賺取豐厚利潤，美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把屬于“垃圾信用等級”的次級房屋貸款債券等精心包裝為各種金融衍生品后，把它們推銷到全球各地。這與一些奸詐的水果商為爛蘋果添加精美包裝，然后賣給不知情的顧客，在本質上并無二致。

　　美國華爾街和全球投機資本追逐利潤的貪欲是無止境的。《資本論》早就指出：“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有50％的利潤，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近幾十年來，作為投機資本的投機工具，全球金融衍生品總量已相當于世界GDP總量的8到10倍。

　　這些投機資本能夠為所欲為，以及美國次貸危機最后惡化為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監管的缺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推行自由市場價值觀，即“華盛頓共識”，其主要內容為：最少的政府干預、金融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但是，當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美國多達12家金融機構倒閉，歐洲多家銀行面臨破產危機或被迫接受國有化之后，美歐的金融監管當局發現，市場根本無法解決所有問題。過分強調、相信市場的自由調節作用，只會帶來金融災難。

　　因此，應對這場危機，首先要拋棄“華盛頓共識”。法國總統薩科齊最近指出，那種認為“市場萬能、不需要任何規則和政治干預”的觀點是“瘋狂”的，市場經濟也應該規范和監管金融交易。

　　針對金融危機的高傳染性，還必須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以美國為例，次級抵押貸款債券，從貸款發行到最終證券化銷售這一較長的鏈條上，風險傳染的路徑很多。各國需要建立權威的監管機構來協調國內不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合作，在金融交易鏈條的各個環節上查堵投機行為。

　　由于美國金融危機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出現衰退，推進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和協調也成為大勢所趨。除了繼續利用現有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巴塞爾協議II等對國際金融活動進行監管之外，還應該致力于推動全球銀行、證券、保險等不同金融領域統一監管框架和國際危機救助機制的建立。

　　一些國家已經行動起來。歐盟最近呼吁建立一個完整的監管機制，讓金融市場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受到監管，并嚴懲投機者。韓國、中國和日本等國家為了預防可能在亞洲發生的外匯危機，正在建立總額為800億美元的亞洲貨幣基金。

　　美國金融危機在全球的肆虐和蔓延，凸現出加強國際金融監管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正如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加強國際金融監管，重視金融衍生品安全和金融創新問題，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應該從這場金融危機中吸取的最大教訓。

　　（作者為本報編輯） 

歷史注定要為吳敬璉的原始資本主義送行

作者：荷風掠影

吳敬璉老了，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要讓原始資本主義，繼續影響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勢。就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前夕，　吳老　先生一如當年奔命列國的孔老夫子，　8月30日　從天津匆匆趕回，便又顫微微地奔往順義，意在參加“市場化三十年論壇”，想要游說各路市場要人，希望繼續為自由市場的不散陰靈借尸還魂。盡　管吳老　先生從未承認他的不散陰靈就是原始資本主義，但在他行將撒手之際，卻無所顧忌地把他那些陳芝麻爛谷子一古腦兒地抖落出來。會議期間，他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提問時，袒露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他所摸著的四塊“石頭”，即所謂“四種體制目標模式”：“（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我們看到，在這四塊“石頭”中，無論哪塊都不具備根本上的中國特色，只不過照抄照搬一種范本而已，經濟理論創新早已不在話下。而這四塊“石頭”，　吳老　先生果然相中了歐美模式，這回他就不打自招地供述出來：“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歐美模式并不是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喚作“資本主義”倒有鐵定了的事實依據。　　

吳敬璉相中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其實并非當今歐美的經濟范式，而是早期自由資本主義的經典版本。這種版本就連當今世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棄用已久，至于是不是原始資本主義，這里不想詳加證明，相信人們只須用眼而不必動腦就能得出大致結論。正因為可憐的　吳老　先生在日暮中錯將敝帚當寶物，又畢恭畢敬地拿來把玩，拿著它一門心思地想從現代賭局去博頭彩，才會導致鉆進規則一如鉆進圈套，導致辛勞中的人民還很貧窮，卻讓全球化的大餐共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自陷于處處受制的尷尬境地。爛便爛了，卻還嘴硬，偏要編出瞎話，說是市場化不夠、私有化不夠、政府插手了、權力參與了，恰似一個鉆進錢眼卻又輸慘了的賭徒不能自拔，根本不懂只要這個世界還有權力在，必然要與經濟發生關系，只不過介入方式不同而已，美聯儲的水有多深？網有多大？手有多長？叫不叫權力參與？可憐　吳老　先生渾然不覺，竟又發出了“經濟和政治改革遲滯造成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過大”的無恥讕言，試圖將造成當今社會問題的責任一推了之，將錯就錯地拉政府與民眾墊背。但　吳老　先生否認不了，他無可爭辯地走在了原始資本主義的末路上，在這條路上一邊認栽一邊指責“經濟和政治改革遲滯”，其用心昭然。我國包括憲法與黨章在內的所有政治綱領中仍然醒目大寫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而馬克思主義最最基本的立場觀點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既然你到原始資本主義的末路上亡命天涯，你所要求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除了原始資本主義及其殉葬品，還有別的內涵嗎？　　

吳敬璉行將老去，但歷史依然前進。而在　吳老　先生身后，卻已實實在在地留下了一筆歷史的爛賬。就在我的窗前　三十米　處，稀稀落落地散布著一個無人問津的二手手機的路邊市場。在這些手機當中，有的是回購來的淘汰機型，有的是偷盜來的半新產品，有的是翻新過的各式贗品，但買賣雙方幾乎是清一色的貧民階層，能怨他們嗎？不能，因為他們都是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流浪者，同樣是弱勢群體。就在我的窗外百米半徑范圍內，就有數家零售商場。這些商場內，三十元的商品敢于要價三百元，金銀首飾長年是在一到三折銷售，這叫什么行為呢？吳敬璉的理論中可有“暴利”和“欺詐”等字眼？但買賣雙方基本還是城市中下層，能怨他們嗎？不能，因為他們要到自由市場經濟的淘金潮中撈點蝦米抑或淤泥之類聊以果腹，同樣也是弱勢群體。就在我的身后　一公里　遠處，是所市場化不久的原公有制學校。事到如今仍然設置一種分數線，學生隔條馬路差了幾分就要繳納兩萬元的入學贊助，請完全理解這種行為，因為學校老師決不是苦行僧，他們離中產階層的路依然還很遙遠，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沉浮之中，也有一份小康期盼。而在離我約　十公里　左右的城鄉接合部，就有農民們挖開高等級公路的口子，以鄉間便道繞開收費站，自行廉價收取一點過路費，并與路政公安長年周旋。等等等等。所有這些，如果原原本本地寫出來，足以當成自由市場經濟給　吳老　先生回饋的一筆不菲的行頭。之所以不該過多渲染，無非是要人民安定的底線罷了，但火山的力量卻在積聚著。　　

可以撇開關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論爭端了，因為　吳老　先生這次老老實實地表白了要走的是“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之路，而所謂“歐美式”的自由市場經濟之路，毫無疑問就是資本主義道路。無論這個路子走得像不像，或者能夠走多遠，他的主觀意圖卻是明白無誤的。可憐的吳敬璉們總該想到，歷史注定還要由那些可憐的子孫們，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去努力償還走原始資本主義道路所攢下的大筆孽債。在當今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人能用理論和實踐證明原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真正帶來公平正義。即便中國有朝一日能夠成為東方美利堅，以人口計算超過了當今世界資本和福利總量的一個國家，也不可能長久地維持下去，何況美利堅無限貨幣所祈望的公平正義仍然還是一片渺茫。在少數資本主宰的世界里，主宰者除了維護資本社會秩序外，沒有任何全體自由和廣泛民主的原始沖動，沒有任何促成資本層級自行解構的高尚理性，就算存在屬于資本的上帝，也決不會愚蠢地自找倒霉。正如吳敬璉還要諉過于“經濟和政治改革遲滯”的心思一樣，在他有生之年還要固執地沿著這條末路走下去。　　

但是，吳敬璉的這條原始資本主義的末路注定走不太遠了，因為歷史的上帝，終究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而吳敬璉們除了抵賴和諉過之外，絲毫沒有為人民大眾利益著想的責任意識，根本缺乏對待社會公平正義的負疚態度，甚至從來不敢承認他們所謂的當代左派（實際是沒有脫離民眾的思想者）為什么總是越反越多？如果說人民在共和國的初生之際所付出的巨大犧牲，是為建設現代工業生產力，那么在原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中所付出的更多心血，僅僅是為自己制造出了許多大山和從屬地位，這就必然要有民眾思想的反作用。在吳敬璉們仍然廝守著從自由市場經濟中所獲取的那樣一份特殊利益之時，民眾必然成長著主導自身命運的智慧和能力，必然要把泛起在歷史大潮中的沉渣逐步加以清理。弱小的聲音往往蘊含著強大的信念，歷史注定要為原始資本主義送行。　　

吳敬璉是“迷信市場萬能”的代表

作者：仲偉志

來源: 經濟觀察報

　　有著27年跨度的中國改革，早已越過了其締造者一代人最初關注的范圍。他們目睹了這場史詩般的改革，經歷了經濟管制的普遍放松，也了解長期維系著的傳統思想和社會形態。但是現在，政治與社會的變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至于關于某一個理論的共同認識，對更長的時間來說往往極不可靠。

　　“非主流”的學者認為，某些“主流經濟學家”極力主張的市場化、民營化和企業改制，帶來了大量權力尋租和盜竊公共財產行為，破壞了全民教育和衛生體系，是產生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根源——如果任憑“主流經濟學家”以改革為名進一步組織利益集團，為一小部分人打造權力資本，充當國際資本的附庸，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

　　人們看到，兩位共同榮獲了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杰出貢獻獎”的經濟學家，對于當前出現的權力資本化和貧富分化加劇等問題，有著根本不同的解釋——劉國光教授認為這與市場經濟有關，而吳敬璉教授認為這是市場發育緩慢造成的。吳敬璉因此被指為“迷信市場萬能”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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