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使人們想起“三反”、“五反”運動　　

三鹿奶粉造成嬰兒結石事件的披露暴光，使我們老百姓的頭上仿佛又挨了一記大悶棒。說起咱們自己國內生產的“進口貨”，大家都象“阜陽娃娃”一樣，頭都大了；腦袋里的問題一摞一摞的，簡直糾纏不清。比方說：天天都必須進口下肚的東西，現在的食品市場上還有多少是可以放心吃得的？一起又一起傷生害命（不僅僅是食品）的惡性事件和事故不斷發生，究竟根源在哪里？究竟有多少地方、多少企業是用“人為加入”三聚氰胺這樣的“科技高招”來實踐“發展是硬道理”的？搞市場經濟怎么會搞出這么多的名堂？三鹿集團之類的“知名”、“品牌”、“龍頭”企業，究竟是不是能“抓住老鼠”的“好貓”？為了“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食品消費安全”，有沒有根本性、根治性的辦法，標本兼治？　　

于是，筆者想起了50多年前的“三反”、“五反”運動；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示。　　

在網上簡單搜索一下有關資料，就可以知道“三反”、“五反”運動的歷史背景、原因及意義：　　

解放后，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建國初期為了恢復國民經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措施，其中之一是調整工商業中的公私、勞資、產銷關系。調整后，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迅速發展。但資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滿足于用正常方式獲得一般利潤，為了牟取暴利而大肆進行違法活動。在資產階級的腐蝕和影響下，政府機關中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嚴重滋長，有的干部墮落變質。面對嚴峻的形勢和挑戰，黨中央于1951年12月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和《關于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在全國展開了“三反”運動。根據運動揭發出的資產階級不法分子同國家機關中的貪污分子密切勾結、從事犯罪活動的嚴重情況，1952年1月26日，黨中央發出《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深入開展了“五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打退了不法資本家的進攻，鞏固了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同時也挽救了一批國家干部，起了清除舊社會污毒和移風易俗的作用。　　

回顧那一場運動，人們可以看到，不法資本家的違法活動，不僅操縱擾亂市場秩序、牟取暴利，而且給國家安全、國家建設和廣大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損害。運動中揭發出來奸商的不法行為和手段確實讓人觸目驚心。例如：上海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專門設立了一個被其戲稱為“干部思想改造所”的“外勤部”，用金錢、美女等手段勾引、腐蝕國家干部，先后把25個國家機關的65名干部拉下水。他騙取國家貸款后，以質量低劣的商品抵充合格商品發給采購單位。在收取了志愿軍的巨額貨款后，不采辦前線急用的消炎粉、青霉素等藥品，而是挪用貸款進行投機倒把活動，到規定日期，應交的前線急需藥物還缺少一半。這還不算，他又把一些賣不出去的冷背貨和失效藥品供給志愿軍。象他這樣的不法奸商所供應給志愿軍的物資中，有用廢膠、次膠制造的一穿就斷底的膠鞋；有用方鐵等制造的一撞就斷裂的鐵鎬；有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鏟就卷刃的鐵锨……；有用死豬肉、壞牛肉、臭牛肉制成的罐頭；有用臭雞蛋、胡蘿卜粉制成的蛋粉；有用發霉的面粉制成的餅干，使志愿軍不僅不能吃飽吃好，甚至中毒死亡；更有甚者，還有用從尸體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爛棉花制成的帶有化膿菌、破傷風菌，壞疽菌的急救包。志愿軍傷員用了不法奸商制造的帶有病菌的急救包和劣質青霉素等藥品，非但無效，反而造成終身殘疾，甚至死亡。據萊曼·斯特爾斯的《功勛》一書所錄，在一次戰斗中，美國軍隊攻占志愿軍陣地后，發現有很多人是凍死的，再撕開凍死者的軍衣，發現其中填充的竟然是些破紙。在抗美援朝中，志愿軍非戰斗減員高達37萬，占全部傷亡人數的60%。“三反”、“五反”運動的開展，也清算懲治了不法奸商的這一罪行。　　

今天，我們面對“三鹿奶粉結石嬰兒”、“阜陽大頭娃娃”等事件，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再來一次抗美援朝，讓最中國人民志愿軍吃三鹿牌奶粉，我們還能不能打贏？是不是還要犧牲更多更多的“最可愛的人”？　　

所以筆者要說，類似“三鹿奶粉結石嬰兒”、“阜陽大頭娃娃”等事件，完完全全是嚴重的犯罪。對于這些嚴重犯罪，除了已經啟動的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Ｉ級響應，查清之后用現行的法律予以嚴懲之外，“三反”、“五反”運動的一些經驗、辦法也是值得借鑒的。因為這里邊同樣有不法奸商對國家干部的腐蝕，同樣有腐敗和官僚主義，同樣給國家安全、國家建設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以至黨和政府的威信造成巨大損害，使改革開放的成就大打折扣甚至被腐敗官僚整到邪路上去。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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