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襲警真相和貴州副書記的話：令人深思的“三種仇”

云淡水暖

震驚全國的上海閘北區公安分局襲警案的情況，官方7月7日繼續向媒體通報了更多的細節，上海《新民晚報》發表了兩篇通訊“上海警方披露閘北襲警案詳細經過”、“公安局稱襲警案兇手未遭毆打 傳謠者已被捕”。第一篇報道很詳盡地描述了嫌犯楊佳的作案過程，第二篇報道則試圖澄清一個關鍵的網絡傳言，就是楊佳在去年被閘北警方以自行車來源不明被閘北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邏民警盤查，引起群眾圍觀，被帶至派出所處理，期間有沒有被“虐待”，以至于“喪失生育能力”，從而引發報復襲警沖動。

其一，從上海警方公布的楊佳襲警過程來看，思路清晰，方案周密、準備充分，“今年6月12日至23日，楊來滬居住在距離芷江西路派出所僅20米的某旅館，并使用望遠鏡觀察派出所情況。6月26日其再次來滬居住在閘北公安分局附近的某招待所。期間，他購買了催淚瓦斯噴霧劑和單刃刀具、榔頭、登山杖、防塵面具、橡膠手套、打火機等物。”。其二，從上海警方公布的關于被“虐待”的說法來源，為“經警方調查，這一傳聞為造謠，日前，傳播謠言者已經在蘇州落網。傳播謠言嫌疑人郟嘯寅為蘇州人，據其交待，他在看到閘北公安局發生襲警案件后，杜撰了楊佳遭警察毆打致生育能力喪失的故事，并在網上傳播。現在這起造謠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草民注意到，網絡平臺上對上海襲警事件的討論有一個特點，就是對平頭百姓楊佳的同情和對警方第一次處理楊佳的態度和手段的質疑，這一點相信隨著事件的進一步調查，會有更多的細節證據出來。報道說，當日處理楊佳留有錄音、錄像資料。楊佳殺警肯定有罪，這一點凡有理智的人都不會否認，但楊佳是如何走向殺警的絕路，是人們議論的焦點。據楊佳的律師說“楊佳具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對法律問題有一定把握。他舉例說，楊佳一開始就向他了解作為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有哪些權利；當有人進來拍照時，楊佳又向律師詢問，這樣的舉動是否合法。”。

由網絡言論，草民不禁想起貴州省甕安"6.28"事件處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省委副書記王富玉書記在赴甕安縣處理甕安事件時，與當地干部、群眾座談后的一段感慨“大量積案和積怨的存在，是導致黨群干群警民關系緊張，甚至出現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夠。”（新華網《甕安事件始末 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三次向百姓道歉》），縱觀石宗源書記及其他領導在甕安事件發生后的一系列談話，有越來越深入、實在的感覺，特別是在走訪當地民眾之后，領導的話語就愈發沉重起來，想必，“仇官、仇警、仇富”（“三種仇”）現象，恐怕是石書記在省委大院聽匯報、看文件所感受不深的。回過頭來看上海楊佳襲警事件發生后，網絡言論對楊佳的某種同情和對警察犧牲的某種冷漠，是不是也是“三種仇”心理的一種發酵呢。

仔細想想，這種現象是極不正常的，是很不應該的，“三種仇”心理的存在，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敵，嚴重敗壞中國共產黨，各級政府在最廣大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但應該看到，“三種仇”心理的存在，責任不在下面，不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當中。中國的最廣大人民群眾是善良的、是講道理的、是明大體的。比如，2008年年初發生的雪災，3.14藏獨鬧事和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與藏獨和西方反華輿論的斗爭，四川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災害、重大事件中，人民群眾所表現出來的高度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團結一致的精神，震撼世界。毛主席說過“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三種仇”心理的出現，正如王書記所說，是“大量積案和積怨的存在”，而這些“怨”和“案”，有沒有道理，是不是公正，還是引用一句毛主席的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眾看到了一些現象，親歷到一些事情，由此而生“怨”，由此而生“仇”，毛主席還說過“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現在有許多現象，導致了管民之間的隔閡和誤讀，是不可否認的，比如利益代表問題，2008年兩會，總共出了3個農民工代表，媒體就歡呼得不得了。現在各級人大、政協中，來自底層勞動者的數目越來越少，湖南省人大代表名單中，工人與企業家之比是3：42，農民與企業家之比是：7：42，鄉以上黨政官員，包括湖南省各級黨委政府、中央部委，共計43位代表，占總人數23.7%；企業家42名，占總人數23%。在今年的兩會上，最響亮的聲音是以中國女首富張茵為代表的群體，對新《勞動合同法》的質疑。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歡呼“中國富人們越發愿意利用話語權展開利益訴求。…中國30年的大發展時期，造就了不同的社會群體，各群體間既有相互合作，也有相互博弈。”，如果這種“博弈”讓人們覺得極為不公平，比如，只有富人抱怨的聲音，沒有勞動者呻吟的機會，就會出現王書記的“仇”的心理。

然而，在兩會這樣的參政層面，絕大多數成員是有錢的、有權的，在媒體這樣的話語層面。能夠發出聲音的也絕大多數是有錢的、有權的，王書記列舉的“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生”圍繞的一個是“錢”字、一個是“權”字。富人、官員如果勾結在一起，侵害人民群眾的利益謀取私利，危害性就極大，“怨”生“仇”就極易。新華社曾經發過一篇特稿“中國應擊破貪官等組成的腐敗鐵三角”，該文章認為，腐敗官員、無良學者和行賄商人組成的貪腐“鐵三角”———為了小集團私囊罔顧國家和人民利益…。這種現象如果長此以往，得不到解決，貪官愈貪，商賈愈富，學者愈害，民怨就愈憤，如果得不到舒緩，就會在某一個偶然事件破口而出。

客觀地說，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副”的宗旨，是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共同富裕”的目標，是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一個社會有矛盾、有沖突，并不奇怪，問題是能不能最切實地、最及時地看到問題，解決問題。比如，貧富差距問題，居然還有主流經濟學家繼續鼓吹“還要拉大”；比如，有一年某地警方曾經傳出來一個舉措，說是要“24小時貼身”為當地的“著名企業家”提供保護，這不是成了富人的“家丁”了么；比如，幾千萬國有企業下崗失業工人的出路和保障問題，這次王書記總結的事件動因之一就有“國企改革改制”，國企“改制”有兩個“副產品”，一是原企業管理層的暴富；二是大量工人的下崗失業，一進一出之間，由“怨”生“仇”也就隱含在其中了。

現在，媒體上多見到領導們動不動就找專家學者，出謀劃策，下基層，走村串戶的少了，專家學者也是坐在高樓深院里坐而論道，靠口閉口外國如何如何，“接軌”如何如何，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內心世界，高層看不見、聽不到，石宗源書記在與一個甕安當地居民談話時，那居民不客氣地說，“你走了，我們咋個辦？”，這句話問得好，說出了一個事實，領導干部們離人民群眾越來越遠了。家父有一張50年代的舊照片，是省里領導帶隊下鄉搞調查的合影，人人草帽一頂、水壺一個，是步行調查，沒有車坐的。

“三種仇”的出現，絕非偶然，用石宗源書記的話說，“遲早要來”，就看如何發揮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的號召力和耐心堅持做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的傳統去化解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