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權利和利益的分配而言，當下中國主要存在兩對矛盾關系，即官民與勞資。據中國社科院編寫的《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顯示，1990至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至41.4%；同期營業余額占GDP比例從21.9%增加到29.6%?？梢?，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作為代價的。另一方面，1990至2005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從15.8%增加到17.3%；1986年到2005年，全國人均負擔的年度行政管理費用由20.5元增長到498元，增長23倍。同期人均GDP增長14.6倍，人均財政收入增長12.3倍，可見行政費用的增長遠快于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在行政費用和企業利潤大幅增長的同時，勞動者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卻逐步下降，這是導致目前貧富分化，讓很多人感到“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要改變這種現狀，應該對官民與勞資兩種關系都進行調整。政府作為立法者，應該首先調節官民關系，才能在對勞資關系的調節中站穩“正義”立場，不致使收入調節變成民眾內部“拆東墻補西墻”的游戲，而行政費用這一塊既得利益卻紋絲不動。但現狀是，在調節勞資關系的《勞動合同法》已經出臺并付諸實施的今天，對官民收入分配的調節仍然不聞聲息。人們不但不知道這種調節將何時進行，會不會進行，而且對政府支出的明細狀況也茫然無知。政府的一切收入都取之于民，但民眾不但不能夠準確知道政府究竟取了多少，從中央到地方，稅收與行政性收費各占多少，預算外收入的盤子有多大，而且對政府支出也只知道幾個大的抽象數字，具體用途、用法，只掌握在相關官員手中，似乎屬于“國家機密”。

在這種情況下，參照當下時有發生的權力腐敗，人們不能不對政府收入的取得和使用產生疑慮。據與政府有著密切關系的著名學者吳敬璉介紹，政府每年公費吃喝、用車、出國各支出幾千億元，幾項相加，職務性消費已達上萬億元，占2006年財政收入的26%，這還不包括公務員的工資及其他支出。作為納稅主體，老百姓有權準確知道政府的收入狀況，知道政府的錢都用到了哪些地方，又是怎么用的。這是調節官民收入的前提。“陽光財政”的口號已經提出多年，為什么實行起來就這么難呢？

《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對勞資關系的調節已經有了過硬手段，但此時官民收入分配的狀況仍然游離在法律規范乃至公眾視線之外。這不僅是不合時宜的，也是非正義的。溫總理說，正義是社會主義的首要價值。崇尚正義，就要從政府自己做起，從這里做起。

不僅如此，僅就調節勞資關系而言，僅有《勞動合同法》也是不夠的。要素秉賦與市場機制決定的資強勞弱現狀，使資本一方有能力規避法律的規范，將損失轉嫁到勞動者頭上?！秳趧雍贤ā穼嵤┣昂?，全國各地廣泛發生的企業“結構性裁員”事件，已經證明了此點。政府應該利用稅收杠桿，予企業以良性誘導。就象錄用殘疾人可享受稅收優惠一樣，對于那些厚待勞動者的企業，政府應該給予稅收優惠。對于1年增收高達7千億元的財政來說，完全有能力進行這種調節。只有當調節勞資關系的成本不是由資本一方承擔而是與政府共擔時，《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的優惠才能順利落到實處，而且不會過度損傷企業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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