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脹下的財政金融對策
盧麒元
政策行為永遠都是雙刃劍。
既然允許資產通脹，甚至允許資產非理性通脹；那麼，就要預備下足夠的空間，接受全面的商品通脹。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人民幣購買力下降前提下的通貨膨脹。所謂的行政控制，只能作時間上的延遲。
時間延遲是危險的。這意味著，必須轉移普通商品生產者的收益，用于補貼普通商品消費者。這意味著需求不變，供給將進一步萎縮。結果，良性通貨膨脹將會轉化為惡性通貨膨脹。
檢討過往的政策失誤是有必要的。
首先，是財政政策導向出現失誤。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沒有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在企業成本開支中為員工建立公積金和公益金，以變相調資方式部分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沒有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對企業涉及環境破環的行為征稅。財政不作為，導致企業應承擔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被巧妙水平轉移和垂直轉移，移出了成本負債報表，轉而變成超額利潤。超額利潤，導致內外資本投機狂潮。這是全面通脹的誘因。
同時，財政沒有處理高通脹的應急預案。中國早就應該實施水票制。居民定額用水價格應當補貼。超額用水必須接受懲罰性價格。中國不能讓窮人洗不起臉，卻補貼富人在家里建游泳池。同時，也應對電力、煤氣、糧食、燃油實施應急票制管制。以補貼代替價格管制。只要對敏感商品提供有針對性補貼，價格就可以徹底放開。直接壓抑市場價格，就本質而言，是強制性財富轉移行為。直接的市場價格控制，終極受益人絕對不是民眾。而行政手段強化過程，是破壞市場有效性的過程，必然加大腐敗力度。
財政制度與政策變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其次，是貨幣政策導向出現失誤。實質低利率（或負利率），導致境內資金涌入資產投資（或投機）；實質低匯率，導致境外資金涌入資產投資（或投機）。中國的貨幣政策，是中國財富再分配的另一個重要手段。剝奪儲蓄實際購買力的利率和匯率行為，不僅僅是一個管理水平問題。這是一個經典的道德問題。早就應該引起足夠重視。
同時，必須高度警覺，貨幣政策關系到國家發展戰略。服務于低成本擴張戰略的貨幣政策，實質就是轉移國民福利給予境外投資者和消費者。在短期之內，犧牲國民福利，適當提供境外補貼，吸收投資，用以增加就業，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外匯儲備近萬億美元時，仍然犧牲國民福利，補貼境外投資者和消費者，如何可以理解和接受？這也是筆者對林毅夫先生此時仍然堅持比較經濟學理論深不以為然的原因。
貨幣制度與貨幣政策變革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治理通貨膨脹，從來都是對管理層最嚴厲的考試。治理通貨膨脹，從來就沒有一用就靈的“偉哥”。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迅速調整財政政策，隨后逐漸恢復貨幣政策理性。
第一， 在實施水電糧油等敏感商品票制管理的前提下，全面解除行政性價格管制。只要維持社會穩定的前提獲得保障，不必介意短期通貨膨脹數據。更加不應該介意農產品漲價。
第二， 建立完善強制性企業公積金和公益金制度；建立完善全面的環境稅收。逐漸終止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的水平轉移和垂直轉移。全面降低服務行業稅費。
第三， 建立完善反壟斷立法和執法，出臺投機倒把行政管制條例，開放針對反壟斷和反投機倒把的集體訴訟。讓百姓通過法律自己管理價格。這里需要說明，由于黑惡勢力干擾，部分市場和商品出現被操縱和控制的現象，迅速出臺反投機倒把行政管理條例是十分重要的工作，為民眾訴訟和行政執法提供工具。
第四， 提高存貸款利率，壓縮存貸差。終止壓縮儲蓄實際購買力的行為。
第五， 堅持現有的外匯管理制度。同時，金融產業應該盡早對國內民營機構全面開放。耐心等待資產價格回歸理性。不必擔心外匯儲備的增長。只要上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建議得以實施，外匯儲備增長不會構成實質性政策壓力。
最后，筆者提出一項重要建議。值此改革開放的重要時期，中國的國家元首和總理應恢復高度集權的管理模式。筆者認為，在管理層強化行政干預的時候，沒有強大的監督制約機制，行政精英與商業精英之間的博弈和妥協，將會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率，甚至直接導致行政管理劣質化。應鼓勵有限度元首集權模式。筆者認為，國家元首與國民具有高度的利益一致性。而行政精英和商業精英與國民利益具有相關性，未必具有一致性。同時，監督龐大的管理層是現行體制無法達成的任務，交給歷史去解決吧。
解放思想固然重要。當務之急是統一思想。正確的思想是從實踐中來，是從群眾中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和最偉大的創造力，就在那片廣袤而平凡的土地上。到實踐中來，到群眾中來，放棄本本和教條，趕走那些說客和代言者，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依歸，冷靜地直面現實，勇敢地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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