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情況的產生，就國際而言，是全球化進程加速的后果。資金流動的屏障減少了，同樣的資金量，流動性也會倍增。而投資機會不可能同速增長，于是導致流動性過剩。可以說，當前普遍發生的流動性過剩，說明全球經濟繼商品過剩、產能過剩之后，已進入資本過剩的時代。當然，與商品過剩、產能過剩一樣，這種“過剩”只是階段性的。新的需求會產生新的投資機會，積累一段時間就可以填補這段空白。
國內的情況更復雜，流動性過剩在很大程度上與外匯占款有關。不斷增發的基礎貨幣，必然導致流動性過剩。對這種情況，中國并沒有兩全其美的應對方案。導致外匯占款增加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外資賭人民幣升值大量進入中國，二是巨額的外貿順差，二個因素都難以調整。
雖然中國擁有巨量的銀行儲蓄，在資金上已不需要外資進入，但外資不僅僅意味著資金，還意味著市場競爭力。迄今為止，中國出口額的70%來自于外資企業，這決定了中國不可能采取限制外資進入的政策。同理，由于人民幣升值關系到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即使順利進行，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注定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就意味著國際資本還有對賭人民幣的巨大時間和空間。
無論是從中國的要素稟賦特征，還是從國內消費力狀況看，保持外貿順差都異常重要，關系著能否維持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即使迫于外部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不得不進行調整，這種調整也只能是逐漸的，大致與國內居民消費力的提升同步。
正因為導致外匯占款增加的幾個因素具有剛性，不好調節，發行特別國債將問題延后或許已是惟一方法。但這種方法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因此這條路同樣有其極限。加息本來是最直接的辦法，但它一方面會增加企業資金成本，另一方面將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所以也不能大幅運用。而小幅加息約束不了已經泛濫的流動性，就象過于松散的韁繩羈絆不了狂暴的烈馬一樣。
可以說，對于包括流動性在內的中國許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最貼切描述，確實就是賽跑：沒有對癥之方，只有成與敗的對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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