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國戰略

――著名學者向松祚與《領導者》雜志主編沈文璟的長篇對話（之一）

必須深入考察的是四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必須從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制度的角度、來考察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國際收支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中國要采取什么樣的金融外交策略、來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所帶來的外交壓力，中國要怎樣做才能不成為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犧牲品。

第三個問題：目前所謂的流動性過多，資產價格的持續暴漲（房地產和股市價格暴漲），從根本的意義上來講，凸現了我們國家經濟制度內在的兩大根本缺陷：一是金融體系極不完善和極其落后；二是行業管制和國企壟斷。

第四個問題：面向未來，從美元本位制和世界產業分工的全球化視角，從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視角，我們必須全面反思中國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金融開放策略。

中美貿易不平衡和人民幣匯率沒有關系

中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與人民幣匯率之關系：貿易順差與人民幣匯率沒有多大關系；資本帳戶順差中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與人民幣匯率亦無關系；資本帳戶順差中的“熱錢”和以貿易帳戶做掩護的“熱錢”，則是由人民幣升值預期所誘發。人民幣升值預期則完全是美國、日本政治家和主流媒體炒做起來的，目的是要打垮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從真實經濟角度看，人民幣絕對沒有什么升值預期，亦不需要升值。目前已經形成的匯率長期升值預期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傷害，并將繼續造成巨大傷害。

領導者：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被低估，造成了美中貿易的巨大逆差，這種觀點體現在美中關系中，被美國政府高官多次在不同場合使用，并不斷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人民幣升值，而且要求中國加快升值的步伐。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向松祚：中國現在的貿易順差和國際收支順差，是現階段全球產業分工的基本結果，是中國產業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與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沒有關系。

現在全球產業分工是什么格局？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站在人類產業鏈的最高端，也就是說它們控制著人類物質生產的絕大多數的高新技術、知識、專利、先進的管理和制度。他們主要靠知識、技術和管理賺錢，已經跨越了依靠消耗資源、消耗勞力或血汗來維持生計的階段。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賴以生存的主要源泉，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數億勞動力賴以生存的手段，是靠出賣和消耗勞動力、靠消耗我們可憐的資源。換句話說，我們賺的是辛苦錢、血汗錢。在這樣一個全球產業格局下，中國必然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因為美國、歐洲、日本很多產品已經不生產，勞力密集型、消耗資源型、污染環境的產品，他們已經不再生產。他們靠出售專利、技術和標準來賺錢。所以發達國家的環境都很優美。但是這些勞力密集型、資源消耗型乃至污染環境型的產品，如衣服、鞋子、玩具、普通電器等等，發達國家還是需要的，而且大量需要。中國生產這些產品，必然要向這些國家出口。所以會出現大量順差。

你說，那我們不生產這些產品、不想這些國家出口這些產品行不行？原則上你可以不要這樣做。但你靠什么來吸引外資？靠什么來解決農村勞力的轉移？靠什么來推動經濟增長？靠什么去購買國外的先進科技？假若中國禁止生產和出口這些產品，美國、日本、歐洲不會擔心什么，他們可以從亞洲、南美、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進口這些產品，甚至可以自己生產。他們不是不能生產，是不需要自己生產。中國卻是不得不生產。

中國當然希望迅速提升自己到產業鏈的高端，不再依靠勞力血汗、依靠資源消耗、依靠環境污染來維持增長。然而，任何國家產業的提升和轉移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和艱苦的積累，需要經濟制度、教育體制、科研體制等多個層面的長期發展和配合。絕非一蹴而就之事。有人天真地認為：迫使人民幣升值，讓那些生產和出口低附加價值的企業活不下去，它們不就轉移到高端產業去嗎？他們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

中國對美國的順差，或者說對發達國家的順差，是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結構問題。我們反過來看，中國對亞洲國家的貿易，都是逆差，因為周邊國家，比如越南、緬甸等國家，它們的發達程度又不及我們，只能向中國出口基本的原材料，比如緬甸出口玉石、老撾出口木材到中國等等。

基本結論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順差和逆差，主要決定于兩國的產業結構，決定于兩國在產業分工鏈條上所處的位置。

領導者：你的意思是說，一個國家的匯率政策其實和它的貿易狀況沒有多大關系？

向松祚：對。這里有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很多人忽視了。國際經濟學反復講，貿易的結構其實取決于生產的結構。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從斯密、李嘉圖、穆勒到今天的國際貿易理論，習慣上被成為國際貿易“純”理論。為什么叫“純”理論？就是不考慮貨幣金融，只分析生產結構或產業結構。不是說國際貨幣金融制度不影響貿易，而是說，從最根本的意義上、從長期來看，一國的貿易結構、一國是順差逆差，主要取決于其在全球產業鏈條上的位置。

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國際上討論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很熱鬧。什么叫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有一個著名的黑人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叫阿瑟·路易斯，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對此有很多論述。我看過他的著作，很精彩。但結論卻是無可奈何：你說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能改變嗎？技術上的先進落后，是多年積累的結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哪能說消除就消除呢？

當時關注的重心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制造品，發展中國家只能提供原材料。發達國家出口制造品，可以高價，發展中國家的原材料，只能低價。二者在談判中處于劣勢。發達國家不賣，也能活。但發展中國家需要買那些自己不能制造的產品，就必須出口自己唯一可以出口的原材料和礦產資源。所謂國際經濟秩序不合理，是說發達國家可以任意操縱價格，提高自己出口產品的價格，壓低貧窮國家的原材料價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永遠處于劣勢，所以“不公正”。當然，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立，的確給發達國家操控石油價格的能力設置了一些障礙。

這樣形成的秩序，是否公正，見仁見智。但核心的東西是說，一個國家的貿易結構，主要取決于它在人類產業分工鏈條中的位置。當然，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安排、一國居民的儲蓄和消費結構，亦是決定貿易順差和逆差的重要因素。

領導者：你認為中美貿易差額問題的本質是什么呢？

向松祚：中美貿易差額的本質，是中國向美國出售的產品，多于美國向中國的出口。我們是“多賣少買”，美國是“多買少賣”，所以美國是逆差，中國是順差。我們不賣東西給它，就會有很多人不能就業。我們需要的是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但美國卻拒絕賣給我們。

如果美國完全開放它的市場，讓中國自由去買它的產品，中美之間的貿易差額會急劇下降，短期內美國甚至對中國出現貿易順差，中國變成對美國貿易逆差國家。中國目前大量的外匯儲備，大量的出口能力，可以大量從美國購買。問題是：我們需要的，美國不賣，叫我們怎么辦？美國天天叫嚷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可是我們要美國開放高科技市場，她又嚴辭拒絕，叫人左右為難，如何是好？

比如說，第一，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市場，對中國完全放開。第二，美國的資本市場，對中國完全放開，讓中國去買它的跨國公司。第三，美國完全對中國人開放旅游留學。中國這點兒錢，根本不夠用！

當然，即使美國短期內對中國出現貿易順差，長期而言，她對整個世界總的貿易（將美國做為一方，將世界其他地區做為另一方）必然是逆差。此乃當今國際貨幣體系制度安排最基本的結果，是美元本位制最基本的結果。美國指責中國的貿易順差，其實只是一個政治外交武器。她比誰都清楚：當今世界，美國之貿易或國際收支必定是逆差，而且是美國獲得巨大利益的逆差。

領導者：為什么？

向松祚：理解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格局，第一個維度是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第二個維度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安排。說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結構取決于產業結構，沒有錯，但不全面。全面的看，就必須考察國際貨幣制度。

一個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結論是：國際儲備中心國家（即生產國際儲備貨幣的國家,今天就是美國了），其長期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必定是逆差，否則國際儲備貨幣之供應就要枯竭，除非有另外的儲備貨幣取而代之。相應地，儲備貨幣中心國家則是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逆差最大的受益者。

我們知道，金屬貨幣本位時代，誰擁有黃金白銀儲備，誰就是國際儲備貨幣供應國。歐洲和英國迅速崛起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哥倫布及其追隨者的冒險團隊，在南美（尤其是秘魯）發現驚天大銀礦。為歐洲各國提供了國際貿易的支付手段。

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簡單的講，就是多買少賣。可是你要多買少賣，用什么來支付多買的這部分商品呢。金屬貨幣時代，就是用黃金和白銀。在那個時候，如果你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將黃金和白銀當作一般商品、算在貿易項目下，當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基本平衡，不會有多少順差和逆差（差額由短期借貸而起）。你買東西，就必須要給我東西，否則我為什么要賣？“以物易物”是不會有貿易順差和逆差的，這是看問題的一個重要角度。

當然，早在地理大發現和重商主義時代之前，人們已經將黃金和白銀放在資本項目下，當成國際儲備貨幣來看。因此，各國從來就非常重視貿易的順差和逆差，重視黃金白銀的流出和流入。順差輸入金銀，逆差輸出金銀。貴金屬貨幣的流失經常成為各國經濟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焦點。

順便說一句。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根源就是英國長期以來對華貿易逆差，造成大量白銀流入中國。英國從中國大量進口茶葉、絲綢、瓷器等等，卻沒有多少東西出口中國或無法銷售到中國。為了防止貴金屬繼續流入中國并且逆轉趨勢，讓貴金屬流回英國。英國終于找到了出口鴉片之絕招，從此中國的貴金屬滾滾流向英國。清政府決定禁煙，固然是痛感鴉片對國民素質的災難影響，亦是深深擔憂儲備貨幣的大量流失。鴉片戰爭，從這個意義上講，是貿易順差和逆差之戰。

20世紀的國際貨幣制度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美元本位制降臨人間，取代了傳統上的貴金屬貨幣本位制。英國霸權時代，盡管英鎊鈔票通行世界，但英鎊背后是有黃金支持的，是金本位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金本位制后，恢復金本位制的努力不成功。從1930年代就開始，全世界開始變成美元本位制。1936－1971的美元本位制還不是完全的美元本位制，那個時期美元還和黃金掛鉤。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關閉黃金兌換窗口，美元不再和黃金兌換，美元本位制終于完全成熟，成為一個完整的美元本位制，即不受任何外部約束的貨幣本位制。全球的儲備貨幣主要是美元，美元的發行（即全球儲備貨幣的生產或供應）不受任何外部約束，完全操控于美聯儲之手。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對人類經濟產生了、并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還有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自1971年開始，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貨幣匯率實行浮動。浮動匯率＋不受約束的美元本位制，造成人類貨幣供應的巨大彈性或完全不受制約，乃是1970年代以來，全球“流動性過剩”的根源。

我想強調一句：所謂流動性過剩，是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根源是美元本位制＋浮動匯率體系。今天中國的流動性過剩，不過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將國際熱錢或流動性“洪水”誘入中國而已。

領導者：為什么全世界需要大量的儲備貨幣？

向松祚：一個很復雜很有趣的問題。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就像一個人口袋里需要有些錢一樣。只要不是“以物易物”，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總需要儲備一點兒通用貨幣。從真實經濟角度看，從單純的國際貿易或國際結算角度看，各國本來不需要太多儲備貨幣的，1970年，全世界儲備貨幣總量只有400億美元左右，今天卻快到5萬億美元了！難道37年時間，人類的真實經濟活動或真實國際貿易增長得如此之快、需要如此巨大的儲備貨幣來融通？

當然不是的。浮動匯率＋美元本位制時代，全世界平均來看，經濟增長速度顯著低于固定匯率時代（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運輸手段的改進、貿易壁壘和關稅的降低，的確促進了貿易的快速增長，尤其是最近2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世界貿易增長的重要力量。然而，即使考慮到所有真實經濟貿易的增長，全球儲備貨幣亦不應該出現如此巨量的增長。

全球儲備貨幣天文數字般的放量增長，主要力量不是真實貿易量，而是美元本位制＋浮動匯率所觸發的國際投機活動。一方面，即使是浮動匯率時代，各國不可能允許本國貨幣匯率無限制的、完全自由的潮漲潮落，那將對一國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沒有那個國家曾經完全不理會本國貨幣的匯率，即使是美國也不能不管（原則上，全世界只有美國可以不理會匯率波動）。所以各國都要干預外匯市場，而干預外匯市場則需要大量儲備貨幣（即美元）。以日本為例，最近10幾年里，日本外匯儲備的大部分，不是來自日本的貿易順差，而是來自日本央行干預外匯市場：即大量買入美元、拋售日元，以防止日元快速升值。

另一方面，浮動匯率誘發千奇百怪的投機活動，什么套期保值、衍生金融工具、外匯買賣以及相關的金融交易，一日千里，增長及其迅猛。今天單是外匯交易的日交易量就高達數萬億美元。電腦交易的廣泛采用，讓金融市場交易與真實經濟活動完全脫節（我稱之為“真實經濟與虛擬經濟之背離”）。此類金融交易極大地增加了各國貨幣匯率波動的風險，進一步刺激各國儲備貨幣的增長。

領導者：難道僅僅因為全世界需要大量的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才導致了美國的貿易逆差？

向松祚：各國需要儲備貨幣，一是真實貿易和國際結算之需，一是應付外匯市場匯率的過度波動。今天全球的儲備貨幣，源于前者的只占極小的比例，主要是后者。美元本位制＋浮動匯率，是當今國際貨幣制度的主要特征，具有內在的重大缺陷。

再說一遍，今天的國際儲備貨幣，主要不是貿易順差所積累，而是干預外匯市場所積累，是國際投機“熱錢”之積累。還是以日本為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日本開始積累大量的貿易順差，但到1971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就是百億的規模。從那個時候開始，日本國際收支的順差一直在迅猛上升。前些年，日本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外匯儲備國，主要是日本央行為了防止日元匯率大幅度升值，不斷地買美元、拋日元所形成的。最多的時候，日本央行一年干預外匯市場所累積的外匯儲備就高達2000多億美元。

全世界近5萬億美元的儲備貨幣里，美元占80％以上。反映到美國的國際收支會計表上，就是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當然是逐年積累）；反映到美國國民收入帳戶上，就是美國的負儲蓄和巨額外債。美國的貿易赤字、國際收支赤字、國民儲蓄持續下降或負數、巨額的外債，對美國而言并非壞事（至少短期如此）。中國辛苦賺取的外匯，不去消費、不去搞實質投資、不去購買石油能源、不能購買美國藍籌公司股權，只能購買美國國債，即再度借給美國使用。就好像我把產品賣給你，你給一堆錢給我（你開動印鈔機或記個帳就可以了），我反過來再借給你用，你何樂而不為？

當年戴高樂將軍說美國的貿易赤字是“不流眼淚的赤字”，將軍所見，確實不凡！

領導者：那么，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也是美元本位制的結果？

向松怍：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于國際貨幣制度或美元本位制之外。若人民幣匯率急劇動蕩，人民銀行必須要隨時準備干預。好些中國學者主張什么浮動匯率，我想問他們：你們真的希望完全不管人民幣匯率、讓它完全隨外匯市場買賣自由浮動嗎？如果那樣，對中國經濟將是災難性的。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弗里德曼式的“完全自由放任匯率”。然而，你要干預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手上必須要有美元，光有人民幣是不行的。

美元本位制時代，儲備中心貨幣（即美元）之地位與周邊貨幣是不對稱的。在國際貨幣體系里，人民幣和美元的地位是完全不對稱的，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此處不細說了。

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當然是國際貨幣制度即美元本位制的結果。亞洲和其他地區皆如此。1971年，全世界的外匯儲備加起來約380億，今天差不多快5萬億。亞洲幾個國家：日本、中國、中國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幾個國家和地區加起來就超過3萬億。這是非常可怕的數字。為什么會需要這么龐大的外匯儲備？根源是國際貨幣制度，是美元本位制＋浮動匯率造成的。

比如說中國的外匯儲備，1.2萬億美元是怎么形成的？從2004年開始，三年的外匯儲備增加了6000多億。中國的外匯儲備來源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貿易順差，一部分是資本項目順差。正常情況下，資本項目順差就是FDI，外商直接投資。中國這幾年的外匯儲備有多少是來自于貿易順差，有多少是來自于正常資本項目順差（FDI），有多少是投機熱錢（在貿易項目和FDI項目的掩護下進入中國）？官方和學術界有爭論，統計上也沒有一個很好的、統一的口徑。很多投機熱錢，是經過貿易帳戶和FDI名義進來的。有多少？坦率地說，我不知道準確數字，人民銀行、外管局、海關總署、國家統計局是否知道準確數據，不一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就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根本沒有那么多。他有詳細分析，證明中國貿易順差被嚴重高估。我自己也寫過相關文章，得出相同結論。

領導者：關于這個數字為什么沒有準確的統計？國際投機熱錢主要從幾個途徑進來？

向松祚：客觀地說，人民銀行、外匯管理局、商務部和海關總署都無法準確知道熱錢的數量。國際收支統計的不準確，不是中國一家得問題，全世界都一樣。但從各種觀察事實和統計數據，判斷熱錢大量流入、判斷中國貿易順差被嚴重夸大，卻是毫無問題的。數字可能相差數十億乃至百億規模，但趨勢的判斷、方向的判斷不會錯，否則經濟學就沒有任何用處。斯賓塞和我本人的文章，都是基于觀察事實，結論不會錯。

當然，你要說貿易順差被嚴重夸大、數字是假的，相關主管部門是不會承認的。若貿易順差數字嚴重失實，海關總署就難辭其咎，那說明他們監管不嚴；若要說資本帳戶數字有問題，外匯管理局就有責任，他們也不愿意承認。

熱錢進入中國有多個渠道。比如虛假出口或轉移定價；地下錢莊或貨幣互換；個人直接匯款；假借外商直接投資，等等，非常復雜。

領導者：總的來講，你認為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國際貨幣制度和全球產業分工共同作用的結果。

向松祚：是的，我們要站在國際貨幣制度和全球產業鏈的角度來觀察中國貿易和國際收支問題。從匯率變動乃至匯率操縱角度看，是不正確的。

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國戰略

――著名學者向松祚與《領導者》雜志主編沈文璟的長篇對話（之二）

人民幣絕對不能大幅升值

領導者：你一直反對人民幣匯率升值，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不能依靠匯率升值來解決。你很早就說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有百害而無一利”，目前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已經超過7.5%，那么，就目前中國經濟狀況觀察，匯率升值究竟造成哪些危害呢？

向松祚：第一，人民幣匯率升值的確沒有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反而有所增加，其中原因我在其他文章里分析過。升值8％沒有解決，升值80％也不會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理論邏輯和歷史事實彰彰在目，無需我再說。

第二，人民幣升值的確讓中國許多行業的出口企業面臨嚴峻的經營困難，商務部、社會保障部、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等等許多權威經濟主管部門，都有詳細的調查報告和統計分析，也無需我多說。最近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高層對話期間，周小川告訴美國人：我們面臨出口商和企業行業的巨大壓力，他們要求我們放緩人民幣升值速度。吳儀副總理也大聲疾呼：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對中國經濟嚴重不利。所有這些，都不是隨便說說的。它們充分說明，匯率升值已經給中國產業發展造成沉重壓力。

客觀事實是：人民幣升值確實能讓中國的很多出口企業完蛋，即使如此，也無法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它只是把中國的出口轉到墨西哥、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去。它給中國的真實經濟造成嚴重的傷害。社會保障部有很詳細的估算報告：如果人民幣升值到10%到15%，中國大約會有1500萬人失業。這些后果，我很早就推斷過，沒有錯。

第三，人民幣長期升值預期會觸發資產價格暴漲或泡沫，造成中國“真實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背離”，一旦泡沫破滅，必將給中國金融體系以毀滅性打擊，必將造成中國經濟的長期衰退。我很早推斷過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只是沒有想到速度會這么快。2006年下半年，我不斷寫文章警告“虛擬經濟嚴重通漲，真實經濟相對通縮”，這個趨勢還在繼續，什么事后破滅我不知道，也沒有人準確知道，但資產價格泡沫破滅是肯定會發生的，只是時間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投機味道非常濃厚的經濟。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不斷暴漲，會永遠漲下去嗎？不會。有許多人提出無數理由，要證明中國股市上漲會持續下去：包括經濟增長速度多么高、企業利潤增長速度多么快、儲蓄存款多得永不完、國際熱錢或流動性源源不斷，等等。

我不否認這些理由，也不想給股民賺錢的愿望潑冷水，然而，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資產價格暴漲能夠持續下去的事實。1920年代美國的股市、1980年代的日本股市、1990年代美國高科技股市熱潮，那時的企業利潤增長速度、整體經濟之增長速度、流動性寬松的程度，比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股市還是崩潰了、泡沫還是破滅了，后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中國會例外？我不相信，沒有哪個科學邏輯告訴我：中國會例外！

這將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對中國經濟最大的傷害，比影響出口、增加失業之危害還有嚴重和深遠。

匯率不能解決中美貿易問題。如果美國真想解決她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辦法有的是：第一，徹底開放對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允許中國購買所需的高科技產品和技術。第二，允許中國購買美國公司股權，包括金融、保險、證券、科技等公司的股權，對于中國去世界其他地方買石油礦產，不要橫加干涉，鼓勵歐盟取消對中國的軍售控制。第三，對中國公民開放旅游，起碼首先對商務學術人士和留學生充分開放。第四、美國不要為了對外擴張，搞那么多國債，搞那么多財政赤字。此次戰略對話，美國不是承諾要增加國民儲蓄嗎？那要看美國的實際行動了。

如果連這些美國都做不到，她有什么理由強迫人民幣升值？她為什么要讓中國吃虧？讓中國付出巨大代價？

領導者：你認為強迫人民幣升值是美國遏制中國整體策略的一部分？

向松祚：我多次強調：美日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浮動，旨在遏制中國快速持續穩定之經濟增長。我還說過：欲摧毀一國家，必先摧毀一國之貨幣；欲擾亂一國之經濟增長，必先擾亂一國之金融貨幣體系，美日高官深明此理。或許我的言詞比較極端。然而，任何通曉國際金融歷史演變的人，都會同意我的觀點。可惜的是，國內至今沒有學者詳盡分析數百年來主要大國是如何眾多全球金融霸權的。

其實，這也算不上我的觀點。美國總統、國務卿和其他高官都說得很清楚，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戰場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國際能源（主要是石油），第二是國際金融。當然，中國人經常說什么“聽其言，觀其行”。看看美國政府的戰略行動，就什么都清楚了。美國嚴格監控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石油能源合作，隨時準備打垮中國的意圖。連中國與非洲國家關系熱乎，他們都要警惕和干預，主要是中國希望加強與非洲的能源合作。不了解美國如何控制世界石油資源的人，應該去好好讀讀Daniel Yergin:”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中文譯本叫：“石油、金錢、權力”）。美國為掌控全球石油資源，是不惜任何代價的。

掌控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比掌控石油還要重要許多倍。美國人自己說得比誰都清楚。有一個叫馬丁·邁耶的美國學者和暢銷書作者，寫過一本書叫“美元的命運”。他說“美國歷任財長部長都要為美元完全支配國際貨幣制度推波助瀾。美元的壟斷地位讓美國人可以利用其他國家的儲蓄獲得外國工廠。”“美國不用擔心從世界其他獲得服務和商品，而只需要回報對方一些紙幣。”

有些人說我鼓吹“美國陰謀論”。美國人哪是陰謀，他們是陽謀，堂而皇之，說得再清楚不過。倒是美國人的確是認真對待“中國威脅論”的。中國有些所謂學者好像井底之蛙，可憐之至！

美國（還有日本、始作俑者其實是日本）壓迫人民幣匯率升值，因為他們知道匯率升值預期一旦啟動、匯率一旦大幅度升值，中國經濟必定陷入困境。短期內升值好像沒事，甚至好像還有好處。你看，現在匯率升值，國際熱錢滾滾流入中國房地產和股市，資產價格暴漲，人人都在發財，多么高興啊！多么興奮啊！就像吃了春藥一樣。人民幣升值的壞處，短期內好像看不出來，或者不是那么明顯。但春藥過后是什么效果呢？還要我說嗎？幾年前，我就警告人民幣升值是美國給中國的“慢性毒藥”。想不到效果這么快啊。

歷史上，在國際金融貨幣領域，美國想了許多辦法來遏制日本、歐洲和其他國家。日本“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日本的外交和國際戰略，本質上依附美國，談不上什么獨立性。但日本國內不是沒有有識之士。當年美國強壓日元快速升值、揮舞貿易制裁大棒打壓日本時，傳奇企業家盛田昭夫就曾經破口大罵！他還和石原慎太郎合著《日本可以說不！》。但日本本質上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即使有有識之士大聲疾呼，也沒有辦法。

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貨幣戰爭”（戴高樂語）打了許多年。歐元的誕生，就是歐洲要在國際貨幣領域與美國分庭抗禮，美國自然是非常不情愿的。

打壓中國的金融力量，對美國來說非常簡單，小菜一碟：一是不讓人民幣有什么國際地位，二是通過股權滲透，掌控中國最高端的客戶和最高端的金融人才。控制此二者，實際上就等于控制了中國的金融體系。

領導者：觀察美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和貿易順差的觀點，我們發現來自美國國內的壓力似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好像很多美國人認為對華貿易和投資奪去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搶走了他們的飯碗。貿易保護主義壓力是不是美國的一個大問題？

向松祚：什么叫“得了便宜還賣乖”，美國就是。當年戴高樂將軍破口大罵美國人“不流眼淚的赤字”、大罵“美元霸權掠奪歐洲的工廠和資源”。的確講到問題的本質。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先哲的真知灼見。

客觀地說，貿易保護主義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一個問題，歷來如此。1932年胡佛總統不顧美國1000名經濟學家的聯名反對，強行簽署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是美國歷史上保護主義的一個里程碑。有學者直指此法案是1930年代世界大蕭條的罪魁禍首。其實何止這一次。美國與歐洲、日本大打貨幣戰之時，都是以國內貿易保護主義為借口的。1980年代美國整日本，揮舞的是“超級301”貿易制裁大棒。今天制裁中國，辦法如出一轍不過聲勢更猛。

民主黨掌控國會，貿易保護呼聲越來越高，也是歷來如此。民主黨喜歡拿貿易保護來做文章，迎合某些機構和壓力團體的要求，有時候是政治家作秀。我以為美國政治家只是將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做為借口來壓迫中國，只是一個借口而已。

中國怎么能屈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美國政治家說國內有就業壓力，笑話！中國國內的就業壓力豈不是更大？如果說中國出口美國，美國的就業就受影響，那么中國如果不出口美國，美國自己會生產那些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嗎？不會的，他們會轉向其他地區進口。中國即使不向美國出口，也解決不了美國的就業問題。

況且，與中國相比，美國的就業壓力算得了什么！即使有點兒失業問題，美國可以輕松地解決。中國怎么辦？中國不出口，就有數以千萬計的人失業。美國宣揚各國要努力實現全球平衡，他們為什么不考慮中國就業的巨大壓力？

從這兩個層面看，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壓力，中國必須堅決頂住。中國領導人好像對此認識不清。

順便說一句，中國歷來不允許民眾公開大膽地批評政府的政策。中國人普遍有一個心理：政府當然比我們高明，政府做出的決策還能有錯嗎？這是很可悲、很不幸的思維。一個民族沒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沒有反思的精神；一個政府沒有容納批評的器量，沒有歡迎批評的機制，都是沒有前途的，都是極其危險的。

政府的決策，尤其是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金融貨幣戰略，應該歡迎大家廣泛辯論，應該容忍批評政府。任何領導人都不是神，怎能不犯錯？怎能事事高明？譬如，我多次指出：2005年7月21日中國所謂的匯率機制改革、允許人民幣升值和浮動，是中國經濟政策歷史性的大錯誤，沒有頂住美國的壓力，犯了大錯。有人就說我狂妄、可笑、甚至無知。不同意沒有關系，我可能完全錯誤，但這樣一件大事，怎么也應該允許不同的意見。批評應該以理論邏輯和歷史事實為依據，不是胡亂大罵。

今天我要大聲疾呼的是：中國必須深刻全面反思我們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和金融開放戰略。

領導者：然而在剛剛結束的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中，我們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所有的場合，匯率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可是，從結果來看，并沒有對此問題形成任何結論。有觀點認為，這是因為鮑爾森他們現在也拿不準到底強迫人民幣升值的最終結果是否真會對美國有利？你如何看待中美經濟戰略的成果，如何評價此類觀點？

向松祚：此次戰略對話，凸現美國針對中國的金融外交策略有所調整。搞什么戰略經濟高層對話，是財長鮑爾森的主意，是他的“發明”。然而，不要忘記，鮑爾森是華爾街的頂級生意人，從普通員工，一步步做到世界最大投資銀行的掌門人，他怎么會喜歡那些不著邊際的形式主義空談呢？他要的是中國開放金融體系的具體承諾。所謂戰略、所謂對話，無非是鮑爾森迎合中國人心理的一個幌子。他知道中國人喜歡什么對話、愛聽什么戰略、喜歡搞華而不實的形式主義。

仔細分析這次戰略對話的結果，我們完全明白：美國政府的策略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國政府高官幾乎個個都是國際經濟金融領域的頂級高手，不可能不明白那些最起碼的道理。美國貿易逆差已經持續35年，它是美元本位制的必然結果，美元本位制始于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崩潰。向日本、德國施壓匯率升值，從來也沒有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人民幣即使升值100％，亦不可能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可能部分逆差從中國轉向墨西哥、巴西、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或世界其他國家）。美國向人民幣大肆施壓，知道中國不可能完全接受，他們就要求中國在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讓步，尤其是要求中國迅速開放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這才是美國真正需要的，是他們的真正目標。難怪此次對話開幕時“怒氣沖沖、態度生硬”的鮑爾森，得到中國開放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之具體承諾后，“異常興奮”！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以壓迫匯率升值為武器，迫使中國在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開放上做出巨大讓步。中國人可能又一次被華爾街的頂級生意人蒙騙了：因為國內好些媒體歡呼，中方此次沒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做出具體承諾（即升值幅度和速度），是戰略對話之巨大勝利！嗚呼！

美元本位制下的中國戰略

――著名學者向松祚與《領導者》雜志主編沈文璟的長篇對話（之三）

所謂流動性過剩凸現中國經濟制度的根本性缺陷

領導者：中國外匯儲備達到1.2萬億美元，其中包括大量熱錢，觸發了流動性過剩問題，或者說，中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了流動性過剩。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向松祚：我們必須明白所謂外匯儲備的本質。外匯儲備是“多賣少買”，是儲蓄，是從事再生產、為未來做準備的寶貴資源。外匯儲備的多少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有效利用。

就算中國1.2萬億的外匯儲備，全部都是貿易順差造成的。它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們中國數以億計打工仔和打工妹的血汗、加上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生產了大量產品賣到國外，換回來了一大堆鈔票。

就像一個人一樣，自己辛苦勞作生產的產品，換回一堆鈔票。拿這堆鈔票做什么呢？有兩個途徑。第一是消費，花天酒地花光算了。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可以馬上進口外國消費品，吃光用光。原則上沒有什么問題。

然而一個人總要為未來做準備，要從事再生產、擴大再生產、增加投資，以便未來有更好的生活享受，還要為子孫后代積累一點兒東西。一個國家就更是如此。外匯儲備本質上是國民的儲蓄，關鍵是如何有效運營。

這就是第二個途徑：長期投資。外匯儲備投資可以有很多途徑。主要有二：其一，可以買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高科技產品、房產、土地、森林、石油、礦產、公司股權、專利乃至人才。其二，可以買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國債、外匯、期貨和其他金融產品，參與金融投機。從長期經濟增長來，我們必須著重第一類長期投資，盡可能少參與金融投機。

外匯儲備可以分散到民間，由個人和企業自理，無需結匯給人民銀行的外管局，讓外管局去管理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就那么幾個人，怎么能管理好呢？

龐大的外匯資產結匯結到人民銀行外管局，變成本幣的基礎貨幣，再通過銀行體系貨幣創造乘數的放大，自然會增大國內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所謂流動性過剩由此而來。

領導者：流動性過剩為什么會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的巨大難題？

向松祚：它是我國經濟制度的根本缺陷造成的。假若國內銀行體系增加的儲備和信貸量，能夠方便地流入到真實經濟投資領域，能夠方便地轉化為實質投資，轉變為科技、產業、教育、醫療、城市基礎設施等長期投資，能夠幫助調動民間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幫助解決大量下崗個人的就業，解決大學生的就業，改善無數城市的基礎設施，怎么會有流動性過剩呢？

中國不是錢多得不得了，沒有地方去了，而是那么一點兒有限的資金，流不到急需資金的地方和領域，流不到真正有利于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領域去。

有限的那么一點兒錢，都跑到哪里去了呢？跑到房地產和股市去暴炒去了！這就是中國的大問題。我稱之為“真實經濟與虛擬經濟相背離”，它怎能持久呢？極端來說，假若全體國民都去投機，國家的經濟怎么會持續增長，它只會很快崩潰。

我認為，這是我們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有限的用血汗、資源和環境換來的錢，一部分是投到國外的資本市場上去（通過外管局的渠道）。一部分跑到國內股市上去。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全部都去參加投機活動了。而真正需要大量資金的科技、產業等實體經濟，卻沒有資金支持。

中國的問題就在這里，大家不消費，也不做實質長期投資，都去投機。結果資產價格的暴漲、房地產暴漲、股市暴漲。帳面財富、紙面財富（Paper Money）是增加了，真實財富并沒有增加。

我們不是指責個人炒賣房地產和股票，誰也沒有權利指責個人的投資選擇。個人有錢，愿意賭博、開飯館、搞科研、建工廠房子，那是他個人的權利，無可指責。但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出了大錯，將全體國民都誘入投機領域，這個國家是沒有什么希望的。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全面審視中國的經濟金融制度安排。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制度，核心是要能夠將有限的資金引導到長期投資領域或行業，要最大限度的鼓勵競爭、鼓勵每個人最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華、鼓勵每個企業自由進入每個領域。這是國家富裕強大的不二法門。從斯密到鄧小平，所有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都明白這個基本道理。

從這個角度考察，我們就知道：中國經濟金融制度具有兩個根本性的重大缺陷，第一、金融體系極端落后，極不完善，無法將有限的資金善加利用；第二，行業管制、國有壟斷，極大地限制了中國產業的提升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領導者：請具體闡釋你的觀點。

向松祚：假如中國金融體系相對完善、具有真正的市場競爭意識和暢通的融資渠道，這么一點兒外匯儲備或熱錢進來，根本就不會成為問題。銀行金融體系可以充分吸收，然后轉化為真實投資。

中國仍然是一個資金匱乏的國家，每一個領域、行業、地區都需要大量資金。從廣袤的農村到中小城市、大城市，有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完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下崗工人的再就業，數以千萬計畢業生的就業，我們需要創辦多少企業？創造多少崗位？需要多少資金？教育、醫療、科研等等每一個領域需要幾乎無限的資金，以便提升它們的基礎研究和創新能力。完善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多少錢？幾乎無限。相信任何一個冷靜的觀察者，都不會認為從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狀況看，會存在什么流動性過剩，會存在有錢永不完、有錢無處花、只好去炒房地產和股票了。相對長的時期里，中國將一直是資金極其匱乏的國家。

領導者：那為什么這些用血汗、資源和環境換來的錢，卻無法流到需要它們的地方去呢？

向松祚：主要是金融體系落后、單一、效率太低。

假如說中國有完善的債市：包括國債、地方政府債券、企業債券，有完善的創業投資體系，有高效的、依市場競爭規則運轉的銀行體系，有依照市場競爭規則運轉的投行體系和證券市場，那么，就算有再多的國際熱錢進入中國，再多貿易順差轉化為國內貨幣和信用，都可以倍方便地轉化為實業投資，用來改善我們的基礎設施、教育、科研、醫療，用來創辦大量企業，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幫助下崗工人再就業，支持學生創業。

換句話說，所謂流動性過剩，是有限的資金之水沒有渠道流入到需要的地方。結果大部分流入地產和股市。打個比方，中國現在的金融體系類似于中國的生態體系，一切地方極度干旱， 另一些地方卻洪水泛濫。

一國經濟若要健康發展，真實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需要保持平衡。“投機氣氛”濃厚的經濟，早晚要出大問題。歷史經驗數之不盡，屢試不爽。

從美國經驗看，她有全世界最完善的金融體系，債市、股市、基金、儲蓄機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風險投資等等，應有盡有。美國不會擔心什么熱錢沖擊,每年世界流向美國的直接投資高達數千億，債券、股市、基金投資高達數萬億，沒有問題，很順暢地就吸納了。

盡快全方位對國內私人資本或國內私營民營企業開放金融體系，建立完善、高效、競爭的金融體系，是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們在對內金融開放方面步子太小、膽子太小、思想障礙很多。

領導者：行業管制和國有壟斷的問題何在？

向松祚：眾所周知，中國主導行業或戰略行業都是國有壟斷、政府控制。國資委曾經宣布過，有七大行業一定要國有絕對控股。這七大行業才真正決定一個國家軍事、科技、政治、經濟實力，才真正決定一個國家整體的國際競爭力。理論上，如果國有企業具有高效率，能夠成為國際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者，國企壟斷控制也沒有問題。

然而，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制度安排和激勵機制有它無法克服、無法逾越的障礙，它根本不可能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偉大企業。縱觀世界，國際市場上執牛耳、掌控行業制高點、控制行業利潤點、居于產業鏈最高端的企業，有幾家是國有的？全世界的經驗就是如此。

歷史經驗發人深省。有一個重大問題，中國學者至今沒有系統深入研究：為什么明治維新大獲成功？同治中興卻一敗涂地？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迅速拋棄權力壟斷、鼓勵私人資本自由競爭，政府只是給以引導和支持。日本殖產興業之基本路線是政府扶持民間資本，鼓勵私有資本自由競爭，其初始官營企業迅速私有化，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私人企業集團迅速壯大。中國洋務運動則始終沒有走出“官督商辦、政權壟斷、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死胡同，民間私人資本始終沒有成為國家經濟增長的主體，私人資本之競爭力完全無從談起。

我不是說今日中國國有企業毫無起色、毫無作用。然而，與國際舞臺之跨國公司相比，我們的競爭力亟待提高。而國有企業制度的內在缺陷卻無非讓它們成為真正叱咤風云的國際巨頭。登高望遠，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中國軍事、經濟、政治、外交實力的真正崛起，我們必須依靠私人、民營資本的迅速壯大，依靠市場競爭的艱辛錘煉。中國最近20年的經驗充分說明：只要放開行業管制、讓私人資本自由競爭，它們很快就能夠與國外大企業一拼高下。

這里涉及到一個中國經濟增長最核心的戰略問題。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最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資源，國際的和國內的資源。一個國家要富強，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很好地利用國內和國際資源。

原則上只有兩個方法：一是無力掠奪。用戰爭手段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為我所用，這是歷史上的強國崛起最重要的經驗和手段之一。二是靠科技創新能力、依靠最好的技術和產品、以和平的手段去換取別國的資源。你有高科技，一點兒資源和勞力就能換取對方大量的資源和勞力。朱鎔基說過一個例子：法國一架空客飛機就可以換中國1以多雙鞋。發達國家勞動一小時，可能頂中國人勞動一周甚至一個月。這就是科技的力量，就是競爭力。

中國無法采用第一個方法（現在只有美國有這個能力和意志）。中國要利用國際資源、有效運營國內資源，就只有通過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去換取資源，中國自身的資源極其有限。然而，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用和平的手段去搶奪或換取國際資源的主力軍只能是企業，特別是主導行業的企業。企業要沒有國際競爭力，怎么去國際舞臺搶奪呢？7大行業都由效率低下的國企掌握，又如何有動力和能力去世界舞臺爭奪呢？看美國、日本、德國，他們在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的核心力量，是那些龐大的跨國公司，背后支持的是金融工具和外交政策。起決定作用的、生力軍和先頭部隊必定是企業、是具有最高科技手段和高效激勵機制的現代企業。

長遠來看，效率低下的國企壟斷和政府權力尋租的行業管制，將是是遏制中國強大的最核心、最要命的力量。

最近看到一篇報道：杜潤生老前輩對中國改革最憂心的是“權貴資本主義”！非常深刻啊！國企壟斷、行業管制、權力尋租，不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嗎？

領導者：怎么辦呢？你有什么具體的建設性意見？

向松祚：第一、允許國內的私人資本平等地和國有企業競爭。不是說一夜之間讓國企消失，不可能也不必要，只要讓私人企業與國企平等競爭。它將很快成為國際市場上令人生畏的力量。有兩個很好的例子。一是汽車，90年代以前全部是國有壟斷、不讓私人資本進去。后來逐漸開了口子。你看看，現在市場最有活力汽車企業的都是私營的或私人控制的股份公司。他們是中國汽車行業在國際市場上與國際巨頭一爭高下的希望所在。

二是互聯網行業。互聯網行業國企多的是，有哪一家長大了？有哪家國有背景的互聯網公司長大了？一家都沒有。有那么多國家資源、政策扶持也沒有用。私營的互聯網企業卻一日千里，真正讓人倍受鼓舞，真正可以和國外企業叫板。

我們再看看中國的影視文化產業，也是國有壟斷、權力控制，這么多年，結果如何呢？慘不忍睹！每年都有什么“五個一工程”、什么弘揚主旋律、政府出錢并不少，然而好萊塢大片一來，橫掃中國！拋棄國有壟斷和權力控制，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人自己的創造性，難道就不能弘揚主旋律？難道中國人的才華智慧不能和好萊塢一拼高下？我們實在是作繭自縛！

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沒有問題，但必須允許私人資本自由進入。再說，很多行業都對國外資本開放，為什么國內資本不能享受同樣的待遇？

此外，國有壟斷讓有限的資金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國企獲得銀行貸款易如反掌，大量的中小企業獲得信貸支持卻難如登天。

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對內資開放絕對要優先于對外資開放。尤其是金融行業和其他戰略行業。

領導者：關于中國的匯率和貨幣政策，你有什么建議？

向松祚：第一、迅速穩定匯率。第二、采取有效措施管住資本賬戶，防止熱錢流入。第三、逐步取消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等出口優惠政策。第四、取消行業管制和國企壟斷，讓私人資本進入每一個產業，與國有企業平等競爭。第五、迅速對國內民營資本全面開放金融體系。第六、慎重對待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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