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和漢族的經濟地位差距，一直是社會各界普遍關心的問題。一個尤為重要的問題是：如果這一差距確實存在，它是否是中國經濟轉型與市場化改革的結果?

　　苦于數據匱乏，這一領域少有翔實、全面的經驗研究。香港科技大學吳曉剛教授與其合作者近期發表的一篇論文有效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通過分析 2005 年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全境采集的樣本多達兩萬余人的一套數據，研究者發現：越是市場力量占主導的經濟部門，維漢勞動者的經濟地位差距越顯著。

　　一種在學界流行的觀點認為，新疆地區民族間經濟地位差距的出現和擴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轉型過程。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全面掌控經濟生活，因此可以在各個經濟部門實行向少數民族傾斜的用工及待遇分配政策，維持各民族經濟地位平等，從而促進民族關系和諧。

　　但隨著市場化改革，私營企業、個體戶紛紛出現，國有企業也逐漸加入市場競爭，政府對這些部門的微觀經濟活動的掌控能力大大減弱，無法在這些部門繼續貫徹民族平等政策。在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時，企業的首要目標是逐利，而不是促進民族關系和諧，因此在用工、晉升和待遇分配上的標準依賴于企業管理者對勞動者能力的主觀評價，這就為各種顯性、隱性的偏見與歧視提供了發揮作用的空間。當民族間經濟地位由市場競爭決定時，弱勢的民族群體便失去了原先擁有的政治保護。

　　此外，改革開放后，政府放開人口自由遷徙，使得大量漢族人移民新疆尋找經濟機會，這也進一步惡化了維族人所面對的市場競爭環境。

　　在實證研究中，如果想要較為嚴謹地檢驗上述觀點，則需要通過分析在不同時間點采集到的數據，探究民族間經濟地位不平等在時間維度上的變化趨勢與市場化改革的因果關系。由于數據缺乏時間跨度，兩位學者采取了另外一種研究設計，通過一個時間點(2005 年)的數據來推斷上述趨勢：將政府部門 / 事業單位、國有企業 / 集體企業、私有企業、個體戶這四大經濟部門看作是由 “政府主導” 到 “市場主導” 的連續光譜。如果數據分析結果證明，在 “市場主導” 的經濟部門，維漢勞動者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更加嚴重，則大致可以說明，市場化改革很可能是推高民族間經濟差距的重要力量。

　　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戶籍、受教育程度之后， 維吾爾人進入政府部門 / 事業單位工作的比例明顯大于新疆本地漢人，但進入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工作的機會均較為稀少。在政府部門 / 事業單位之外尋求機會的維吾爾人，因為受到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的用工排擠，大量成為個體戶。在進一步控制了每周工作時長、所在鄉鎮、所在職業、所在產業之后，各勞動部門內部的維漢收入差距與市場化程度呈顯著正相關——在政府部門 / 事業單位，維漢勞動者的收入基本沒有差距，但在國有企業 / 集體企業、私有企業、個體戶這三個部門中，維族人平均收入分別比本地漢人低 12.9%、28.3%、33.0%。

　　而外來漢族人口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呈現出與維吾爾人截然相反的趨勢。外來漢人在進入政府部門 / 事業單位時遇到較大的壁壘，但受到國有企業、私營企業用工者的歡迎。因此外來漢人主要集中在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工作，在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工作和成為個體戶的比例都較低。在收入水平上，在政府部門 / 事業單位工作的外來漢人收入接近部門平均水平，但在國有企業 / 集體企業、私有企業、個體戶這三個部門中，外來漢人平均收入比本地漢人分別高 9.7%、16.0%、8.7%，比維吾爾人高得就更多了。

　　這一研究告訴我們，在邊疆地區民族間經濟不平等結構中，體現著鮮明的政府-市場二元分野。在政府干預能力較強的領域，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有效維持著民族間的經濟平等;但隨著中國的經濟轉型，市場競爭相對充分、受政府影響較弱的經濟部門，卻逐漸拉大了民族間的經濟地位差距。

　　參考文獻：

　　Wu, X., & Song, X. (2014). Ethnic Stratification amid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4, 15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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