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 1955年生，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如果打算推銷給你的轉基因主糧比你原來吃的主糧優越(比如，轉基因主糧更高產、需要用的農藥更少)，這樣的說服才是合乎邏輯的。爭議背后的利益格局 在有關科學爭議的討論中，正確的原則應該是：誰的安全和利益被涉及了，誰就有發言權;

　　思想者小傳

　　江曉原 1955年生，現任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曾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 1982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天文系天體物理專業，1988年畢業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成為中國第一個天文學史專業的博士。曾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工作15年。 1999年春調入上海交通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史系并任首任系主任。已在國內外出版專著、文集、譯著、主編叢書等70余種，在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40余篇，并長期在京滬等地報刊撰寫個人專欄。

　　合理論證才有說服力

　　千百年來，我們通過經久不息的生活經驗的積累，篩選出了我們的主糧。為何到了當下，就需要換一種來吃呢?如果真要換吃另一種，我們該如何論證?正確的說服路徑應該是怎樣的呢?

　　近來，圍繞轉基因主糧的爭議沸沸揚揚。但迄今為止，這還是一場被嚴重誤導了的爭議，盡管它仍有可能逐漸走上正確的道路。

　　比如，“研究轉基因技術”和“推廣轉基因主糧”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或者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不少推廣轉基因主糧的材料中，“推廣轉基因主糧”和“研究轉基因技術”被混淆在一起。這是值得警惕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混淆很可能是故意的。

　　由于許多公眾對于“發展科學”有著不假思索的認同，從而默認“研究轉基因技術”是“發展科學”當然的一部分。于是，當“推廣轉基因主糧”和“研究轉基因技術”被混為一談之后，推廣轉基因主糧就變成了“發展科學”，而反對推廣轉基因主糧就變成對“科學發展”的阻礙了!而實際情形是，絕大部分反對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人士，都不反對科學家在實驗室里研究轉基因技術。在中國，幾乎沒有學者反對研究轉基因技術，他們只是反對推廣轉基因主糧。所以，只有當我們先把這些概念區分清楚，才算是為“不被誤導”開了個好頭。

　　那么，食用轉基因主糧究竟是否安全呢?在我看來，爭論食用轉基因主糧是否安全并非當務之急。

　　且看在當下有關轉基因主糧的爭議中，媒體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哪里。我們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報紙雜志，就會發現，不少媒體的注意力集中在“吃轉基因食品究竟是否安全”上。那么，公眾的注意力又集中在哪里?不難發現，公眾的注意力也大多集中在同樣的問題上。很多人也許會覺得，關注這個問題有什么錯呢，這關系到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呀。可是，真的很少有人認真地去關注：在這個爭議中，究竟哪些問題更為重要，哪些更為前置的問題需要明辨是非。可這些問題，為什么很少有人關注呢?

　　千百年來，我們通過經久不息的生活經驗的積累，篩選出了我們的主糧。為何到了當下，就需要換一種來吃呢?如果真要換吃另一種，我們該如何論證?正確的說服路徑應該是怎樣的呢?

　　打個比方來說，假定你原先一直使用A型手機，現在如果有人要向你推銷B型手機，合理的說服路徑顯然應該是：論證B型手機的優點(包括功能、外觀、性價比等)，或論證A型手機的缺點。如果推銷B型手機的人既不能指出A型手機的缺點，也不認真說明B型手機的優點(至多只是偶爾提一下)，卻反反復復向你論證“B型手機是安全的”，并蓄意將你的注意力引向關于“B型手機是否安全”的爭論中去，還極力主張“B型手機是否安全是一個科學問題”——這意味著它到底安全與否，只能由研發該手機的專家說了算。對此，你會有什么感覺呢?這種文不對題的推銷論證，不是非常荒謬嗎?就算使用B型手機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我多年來使用A型手機好好的，為什么要改用你的B型手機呢?

　　不幸的是，如今那些極力要在中國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介紹或營銷活動，其論證恰恰就是如此荒謬。而更荒謬的是，這種推廣策略居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不少媒體和公眾至今仍然在文不對題地爭論和思考著 “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在解決了前置問題之后，這個問題當然也應該考慮，但目前還很難得出確切結論)。

　　如果打算推銷給你的轉基因主糧比你原來吃的主糧優越(比如，轉基因主糧更高產、需要用的農藥更少)，這樣的說服才是合乎邏輯的。可事實上，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人大都盡量回避和你講這些，卻反復和你講“吃轉基因主糧是安全的”。大家想想看，這樣一種文不對題的論證路徑，在邏輯上不是很荒謬嗎?就算轉基因主糧是安全的，可我為什么要放棄原有的主糧，轉而來吃它呢?

　　要警惕經過選擇的證據

　　由于公眾和專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些專家就有條件地選擇對他自己有利的證據。如果這種經過選擇的證據被拿到媒體和公眾面前大講特講，就會誤導公眾

　　推廣者倒也曾經提到過轉基因主糧的兩個“優越性”：一個是增產，一個是少用農藥。但非常奇怪的是，對這兩個“優越性”，他們總是輕描淡寫，偶爾講到時也總是立刻把話題轉移到“吃它是不是安全”上。

　　為什么會有這種奇怪現象?在我看來，那是因為這兩個“優越性”經不住多講。第一，關于這兩個“優越性”，至今還有很大的爭議;第二，在互聯網時代，若你對公眾和媒體說謊，被揭穿的概率比以前大得多。一旦你被關注上了，大多數情況下，很快就會穿幫。因此，安全的策略當然不是公然在媒體上對公眾說謊，而是把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很難獲得確切結論的事情上去。而“食用轉基因主糧是否安全”，恰恰就是一個需要用時間來證明、短時期內又無法獲得確定答案的問題。

　　那么，轉基因主糧到底有沒有優越性呢?這就涉及一個在科學爭議中需要注意的原則——對證據的選擇非常重要。

　　有些以科學的名義發言的人常說，“我們在科學上有證據”。這句話聽上去好像很雄辯，實際上卻很有可能漏洞百出。因為證據是可以選擇的，既有有利于他的證據，也有不利于他的證據。而由于公眾和專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些專家就有條件地選擇對他自己有利的證據。如果這種經過選擇的證據被拿到媒體和公眾面前大講特講，就會誤導公眾。

　　極力鼓吹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人經常提到一件事情，說某篇反對轉基因主糧的文章已經被什么雜志宣布撤銷了。但事實上，這都幾年前的事了。他們一再拿這一篇文章說事，客觀效果無疑是想讓聽眾覺得，反對轉基因的那些理論和研究成果是站不住腳的，連論文都被撤銷了。實際上，還有許多反對轉基因主糧的文章沒有被撤銷，他們對那些文章為什么不提?

　　這里我介紹新西蘭Heinemann教授等5人的研究結果，我認為它是比較權威的。這篇論文發表在2013年6月的《國際農業可持續性》(Inter-national Journal of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雜志上，已被廣泛引用，也還沒被撤銷。 (聽眾笑)

　　北美從1996年開始大規模種植玉米、大豆、油菜籽這幾種作物的轉基因品種，而在西歐，法國、德國、荷蘭、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瑞士等國家是不準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西歐只有西班牙允許種)。Heinemann教授他們比較了數十年來北美和西歐這幾個作物的種植，旨在考察同樣的作物，具體到種植轉基因品種和非轉基因品種，到底孰優孰劣。

　　在該論文中，詳細數據和圖表都清楚表明：無論是在種轉基因品種的北美，還是在不種轉基因品種的西歐，上述作物的產量都在上升，農藥的使用量都在下降。但是西歐的產量上升得比北美的快，在農藥的使用上更明顯地比北美下降得多。所以，轉基因品種能夠增產和減少使用農藥這兩個“神話”，至少在這項研究中，是完全破產了。

　　Heinemann教授的論文還強調了一點：凡是種植轉基因品種的地區，可供種植的同類作物的品種就會急劇減少。換言之，實際上轉基因品種會破壞當地環境的多樣性。而對于轉基因品種的這一有害之處，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人從未向公眾提及。

　　在轉基因爭議中，“轉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重要方面，來自以孟山都為代表的公司對種子基因專利的壟斷，正使這個世界更加兩極分化、更加不公平。由于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美國前總統戈爾在他的近著《未來》中記錄下了印度農民的抱怨，“印度農民開始抗議他們每年必須購買的轉基因種子過于昂貴，而且他們必須使用更大劑量的除草劑。因為更多草產生了耐藥性，這也增加了成本。”此外，戈爾還在書中引用了美國種子專家尼爾·哈爾的估算，認為孟山都公司“已經控制了90%的種子基因”。對于這種高度壟斷的狀況，戈爾持批判態度，“正如權力失衡導致了收入差距一樣，這種失衡的權力，也體現在了人類無法平等地獲取和利用從生命科學革命中產生的各類重要突破上。”戈爾的措詞雖然比較委婉(大概是考慮到孟山都畢竟是美國公司)，但指出了問題的實質——無論轉基因作物有害與否，孟山都公司都可坐享壟斷之利。

　　爭議背后的利益格局

　　在有關科學爭議的討論中，正確的原則應該是：誰的安全和利益被涉及了，誰就有發言權;發言者是否專家并不重要，發言本身正確與否，才是問題的關鍵

　　前不久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提交了題為 《雙重風險下的轉基因水稻研究》的報告。其中明確指出，在中國的三個轉基因稻種里面，不僅有孟山都公司的專利，還有先鋒公司和拜耳公司的專利。這就意味著，這些大公司隨時可以對你的商業化種植啟動司法訴求。

　　連戈爾都批判孟山都公司的這種壟斷行為，可是國內某位力主推廣轉基因主糧的院士居然對媒體說，“孟山都等公司確實有占領市場的商業目的，這點無可厚非”。而在2014年第1期《三聯生活周刊》上，當記者請他就上述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報告的結論發表意見時，這位院士的回答是：“我們對抗蟲棉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種植規模擴大后，從來沒有發生國際糾紛。”——記者明明問的是轉基因稻種的知識產權，根本沒有問他抗蟲棉啊!

　　若仔細解讀一番，他的這些話是相當微妙的。如果我們的轉基因稻種里確實有外國公司的專利，一經承認，如何說服中國公眾接受轉基因稻米?但如果公然對媒體說“沒有”，那不就變成說謊了?我們剛剛說過，在互聯網時代公然對媒體說謊風險很大，大概正因如此，于是他就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和記者說棉花了。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好的方面來解讀這位院士的意思。比如，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他只是講了一個正面的例子——如果是沒有外國公司專利的轉基因棉花，我們種了以后就沒有國際糾紛。

　　這里又涉及到科學爭議中應注意的一個原則：必須高度關注科學爭議中的利益格局。比如要在中國推廣轉基因大米，公眾就應該了解、也有權了解：包括我們的國家、農民、消費者在內，是從中受害還是獲利?孟山都公司是否從中獲利?推廣轉基因主糧的人從中獲利的情況如何?……這些問題都應該向公眾明確交待。科學家有義務向公眾交代利益格局，豈可一談到這類事情就諱莫如深?今天科學家不是不可以掙錢，但無論如何，至少應該把愛祖國、愛人民放在前面。

　　此外，不少公眾都沒有注意到科學爭議中的發言權問題。比如，在我們身邊至今存在一種非常荒謬的邏輯——只有專家才能發表意見。這種邏輯無疑是站不住的，但為什么會被許多公眾和學者接受呢?這一現象的長期存在，恰恰說明我們至今并沒有正確地認識科學，認為只要以科學的名義，似乎就有權威性了。這是我們長期盲目崇拜科學的后果。

　　所以，在有關科學爭議的討論中，正確的原則應該是：誰的安全和利益被涉及了，誰就有發言權;發言者是否專家并不重要，發言本身正確與否，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你發表言論，但因專業上有所欠缺、有錯誤被別人指出來，你當然應該虛心接受。但不能因為你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就沒有發言權了。公眾有權對涉及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問題提出質疑，而專家有義務向公眾作出解釋，并且要一直解釋到公眾滿意為止。事實上，發達國家在遇到類似爭議時，通常都是這樣處理的。

　　用什么來規范科學技術

　　我們一直認為科學技術發展得越快越好，并對此完全沒有戒心、沒有憂慮。然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已經開始憂慮了。科學技術和資本密切結合之后已經開始出現的失控現象，也已經受到密切關注

　　由轉基因主糧引發的爭議，不僅是當代科學爭議中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而且具有科學倫理學、科學社會學、科學政治學等多方面的意義。

　　這場爭議，既牽涉到西方跨國公司的牟利本質和經濟滲透，又牽涉到科學技術與國際資本密切結合之后科學共同體的道德自律亟需引起足夠重視;也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在科學的本性中，是否潛藏著某種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惡呢?

　　2013年4月28日，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發布了《關于負責任的轉基因技術研發行為的倡議》(詳見2013年4月30日《科技日報》)，力圖規勸“從事轉基因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的科研人員，以對人類社會發展高度負責任的態度，加強職業操守，規范科研行為，履行社會責任，積極與社會溝通，促進轉基因技術良性發展”。

　　這則倡議，包含了以下幾個要點。第一，“從事轉基因技術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應對自身的研發活動負責，遵守倫理規范，保障安全，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環境”。第二，科學家應忠實于事實與證據，尊重公眾知情權，并以恰當的方式就轉基因安全風險問題與公眾溝通。第三，科學家在“承擔項目研究、成果鑒定等活動時，不受各種潛在利益的影響，謹慎對待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研究。 ”第四，科學家必須“遵守科研規范，保持對技術倫理的敏感性，自覺思考技術開發和應用可能帶來的倫理、社會和法律問題。 ”

　　這則倡議以一種權威的表達，針對當下轉基因技術研發領域存在的“不負責任”現象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建議，也促使我們思考一些更為根本的問題。比如，以前我們經常用類似“科學發展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這樣的語匯來歌頌這個時代，說人類20世紀的科技進步超過了有史以來人類科技進步的總和，等等。我們一直認為科學技術發展得越快越好，并對此完全沒有戒心、沒有憂慮。然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已經開始憂慮了。科學技術和資本密切結合之后已經開始出現的失控現象，也已經受到密切關注。

　　正如尼爾·波茲曼早就指出的，以前是技術為文化服務，文化在技術之上;今天整個倒過來了，文化向技術投降，技術君臨天下，操控了一切。在波茲曼看來，這將是文化的末日。我們還應該毫無保留地擁抱一切新技術嗎?

　　我們需要換一種眼光看科學。曾幾何時，我們太過習慣于仰視科學，跪倒在它面前，盲目地崇拜它，以至于沒有看見在它背后也存在著不少負面的東西。今后，我們應習慣于平視科學，正如由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發布的《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中所明確指出的，我們應“避免把科學技術凌駕于別的知識體系之上”。

　　現在看來，科學技術好比是一把切菜刀。我們都知道，廚房里肯定要有切菜刀，它是我們生活中的必需品之一。但由于切菜刀確實也可以被用來傷害人，所以平時你一定要把切菜刀妥善安放、管理，尤其一定不能讓孩子去玩切菜刀，使用切菜刀的必須是有責任心的大人。這個例子雖粗淺直白，但其背后的原理是值得所有人警醒的，那就是原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院士經常說的，要用法律和倫理道德來規范科學。在《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里，這一點也得到了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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