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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張孝德：從倫敦到北京 中英霧霾治理的比較與反思）

　　在未來的歷史記錄中，2013年將會是被重點存留、或不斷被人們回憶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發生了覆蓋中國25個省份、100多個城市、受影響區域約占國土面積的1/4、受影響人口約為6億人的霧霾事件。當整個社會熱議霧霾時，使筆者不得不想起1952年在英國發生的使8000人死于非命的霧都事件。相隔60多年后，從英國霧都到中國霧霾，污染事件的重復出現，說明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仍未找到根本的解決方案，這確實是當代人類的悲哀和挑戰。

　　但是，當我們站在剛剛過去的2013年探討中國如何解決霧霾問題時，卻看到了另一種希望，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如果我們從生態文明角度看，從西方英國的霧霾到東方中國的霧霾，已經不是一種簡單的輪回，而應該是結束這個輪回的開始。到目前為止，西方發達國家在治理能源環境危機的過程中，均走的是就環境治理環境，“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外部治理之路。

　　不可否認，西方發達國家幾十年治理環境的經驗，有許多值得借鑒之處，但是必須清楚，要從根源上治理當代中國的霧霾問題，僅僅重復西式的治理思路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真正從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在啟動東方智慧的背景下，探索中國特色，走出西方輪回的新治理之路。

　　英國霧霾治理分析：外部治理模式的經驗與局限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同時也是最早遇到環境污染事件的國家。1952年12月4日至9日，大范圍高濃度的霧霾籠罩倫敦，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大霧之后幾個月，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此次事件成為20世紀十大環境公害事件之一，給英國社會造成很大沖擊，是促使英國痛下決心治理霧霾的導火索。

　　前期治理：嚴格立法遏制工業污染。20世紀50年代，英國的主要污染源是工業污染，這與英國當時高度發達的工業有很大的關系。從18世紀60年代瓦特發明蒸汽機開始，英國的工業化進程歷時100多年，到19世紀70年代基本完成。工業革命完成后，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在世界工業和貿易中取得壟斷地位，經濟的繁榮進一步加速了人口和工業的聚集。而煤炭在英國工業化進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支撐工業快速發展的主要能源，以煤為燃料的各類工廠排放的煙塵以及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等有害氣體大量排入大氣中。由于倫敦地理位置獨特，每到秋冬季節, 海霧就籠罩在倫敦上空，于是就形成了煙和霧混雜的灰黃色煙霧，最終釀成了1952年的“倫敦大霧”事件。據數據顯示，當時倫敦每立方米大氣中二氧化硫達3.8毫克，煙塵達4.5毫克，①污染物數量是正常年份的10倍。

　　面對嚴重的空氣污染，嚴格的環境立法成為英國治理霧霾問題的首選。1954年，倫敦市出臺《倫敦城法案(多項賦權)》，控制煙霧排放。1956年，英國出臺了世界上首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清潔空氣法》，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來控制空氣污染，規定城鎮使用無煙燃料，推廣電和天然氣，冬季采取集中供暖，發電廠和重工業設施遷至郊外等。1968年修正《清潔空氣法》以鞏固空氣質量的改善。1974年出臺《控制公害法》，全面規定了空氣、水、土地及噪音等的控制條款。1995年通過《環境法》，旨在制定一個治理污染的全國戰略。2001年出臺《空氣質量戰略草案》，致力于進一步提高倫敦的空氣質量，消除大氣污染對公眾健康和日常生活的影響。

　　中期治理：全方位啟動治理生活排放。20世紀80年代，生活污染中的交通污染取代工業污染成為倫敦空氣質量的首要威脅。當時，倫敦的機動車保有量達到了244萬輛，道路交通堵塞日趨嚴重。②自1981年以來，倫敦乘汽車外出的數量增長了20%，占所有上班行程的43%，③加上城市高樓密集，汽車尾氣在地面不容易擴散，成為城市空氣的主要污染源。英國政府在城市生活排放治理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通過一系列措施嚴格限制小汽車尾氣排放，具體包括推廣使用無鉛汽油;對汽車尾氣中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碳氫化物等成分進行嚴格控制，并在汽車年檢中檢測尾氣中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是否達標;在倫敦市中心設立污染檢測點;通過收取“交通擁堵費”改善交通狀況。自2003年2月起，倫敦市政府規定，對周一至周五早7點至晚6點半進入市中心約20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機動車，每天征收5英鎊的“交通擁堵費”，此后收費區域不斷擴大，收費標準也逐漸提高。隨后，倫敦市公布了更為嚴厲的《交通2025》方案，限制私家車進入倫敦。同時，大力推廣新能源汽車、公共交通和自行車出行。計劃修建12條自行車高速公路，英國的政府高官們以身作則，控制公務用車。

　　其次，加強綠化也是治理霧霾的重要手段。倫敦雖然人口稠密，但人均綠化面積達24平方米，城市外圍還建有大型環形綠化帶。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倫敦市中心，也仍舊保留著海德公園以及詹姆斯公園等大片綠地。如今的倫敦，大霧天氣已經從100余年前的每年90天，減少為不到10天。

　　第三，多部門、各層級聯合治理。英國的霧霾治理之所以成效明顯，主要得益于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及多個部門的聯合治理。1996年4月1日，英格蘭環境保護管理機構進行重大改組,將國家河流管理局(NRA)、英國污染監察局(HMIP)、廢物管制局(WRA)、環境事務部(DOE)下屬的一些分支機構合并，成立了統一的環境管理機構——英國環境署，這一新的管制機構在環境保護與環境管理方面采用了更為綜合的方式，首次把土地、空氣和水資源的管制納入了一個統一的軌道。

　　第四，實時監控空氣質量，及時公布監測結果。英國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監測網絡，負責測量空氣中各種污染物的水平，以及這些污染物在土地和水資源中的沉積，僅倫敦就有超過100個監測點。所有空氣質量數據會實時發布在官方網絡上，供民眾隨時查詢。同時開發了相關的Google Earth圖層，用戶下載相關軟件后，即可遍覽英倫三島所有監測點各污染物的污染指數和趨勢圖。倫敦空氣質量網絡還申請了“推特”(Twitter)和“臉書”(Facebook)賬號，開發了iPhone應用軟件為用戶報告不同監測點的污染指數分值。

　　后期治理：產業升級與污染輸出。無論英國在內部采取怎樣嚴格的強制性的治理污染的管理制度，都無法解決不斷擴展的經濟總量和高消費帶來的污染總量的增加。在英國工業化的后期，對這個問題的解決，采取了從高能耗產業向低能耗產業升級，以及利用貿易實現污染輸出的辦法。

　　首先，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英國不再單純依靠制造業，而是大力發展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英國不僅面臨著工業發展帶來的巨大環境污染，也日益受到資源短缺的巨大壓力。在這種壓力的逼迫下，英國意識到必須大規模限制制造業在本土的發展，從大批量、低成本產品生產走向高端產品生產，于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心由工業內部轉向服務業。政府對傳統制造業、煤炭采掘業的補貼大幅度下降，使得長期依賴政府補貼的紡織、造船、機械、鋼鐵等產業大幅度萎縮。其他一部分制造業，如航空、化工、機電、石油等在市場競爭中，逐步從規模型生產向高端的設計、集成、概念化產品和附加值更高的品牌產品方向轉變。與此同時，加大對服務業的扶持力度，經過多年的發展，到1989年，三次產業結構由1980年的2.2∶40.2∶57.6調整為1∶31∶68，基本完成了由制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轉變。2012年英國第三產業占比高達78.2%，遠高于世界63.6%的平均水平。

　　其次，利用處在高端產業鏈的優勢，實現了能源進口和污染轉移。英國人均GDP從1990年的17687美元快速增長到2011年的39038美元，而國內能源消耗總量卻基本持平，2011年英國人均能源消耗量達到3.38百萬噸石油當量，比20世紀90年代人均能耗的3.85還減少了0.47百萬石油當量。英國利用高端產業鏈優勢，把產業鏈下游的高能耗產品轉移出去，表面上實現了降低能耗的目的。國際環境和發展協會主任卡米拉·圖爾明曾指出，如果只看國內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那么英國的表現的確不錯，但是如果看英國消費的產品所對應的碳排放，其排放量就會大增。這是因為許多在英國消費的產品是在其他國家生產的，相應的碳排放發生在這些產品的生產國。據英國海關與消費稅局(H.M. Customs and Excise)統計，2012年1~9月，英國貨物進出口額為8735.1億美元，其中，出口3616.7億美元，下降3.5%;進口5118.4億美元，增長2.5%。貿易逆差1501.7億美元，增長20.5%。英國的主要進口商品是機電產品、礦產品、貴金屬及制品和運輸設備，主要是高耗能和高污染產品。2011年英國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耗能為0.79，但是同年能源凈進口占能源消費比重的31.33%，如果單純從其耗能量來看，GDP是綠色的，但是從個人消費而言，所耗能源數量并沒有減少，只是將能耗與污染進行了外部轉移。

　　小結：英國外部治理模式經驗與局限。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英國治理之路，其中有許多經驗值得中國在治理霧霾問題上借鑒學習。首先，走在世界工業化前列的英國，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后治理”工業化之路。無論是當時的英國還是目前的中國，工業排放都是其霧霾形成的主導原因，而且治理生活排放比工業排放的難度要大得多。基于這兩個原因，在治理霧霾的前期，從遏制工業污染著手，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做法。在治理生活污染排放上，需要全方位治理。面對全社會、涉及到每個人的生活排放治理，單一的治理思路很難奏效。在幾十年的治理探索中，英國形成了一整套從法律到覆蓋全社會的環境監控管理，從各部門聯合到居民和民間組織自覺參加的全覆蓋、全方位的治理模式，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其次，英國霧霾治理屬于外部治理、不可持續的治理模式，是中國不能重復的治理之路。盡管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取得了霧霾治理的顯著成效，但總體上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外部治理模式。這種治理模式有三大弊端：一是高成本，這是一種不斷用經濟增長的剩余，解決經濟增長中形成污染的惡性循環的治理模式。經濟增長規模越大、人均收入越高，治理成本也越大。二是污染輸出，這是一種利己害他、最后也害自己的治理模式。從短期看，西方發達國家的污染輸出，實現了利己的治理，但從長期看，輸出污染最終導致整個地球和人類的能源環境危機。三是治理思路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工業文明病的治理模式。鑒于英國治理的經驗和教訓，中國需要探索低成本、可持續的內生治理之路。

　　第三，2008年新能源革命以來，英國從能耗結構、綠色消費和綠色產業著手的新探索，值得我們關注。從英國開始、西方發達國家自20世紀50年代實施了幾十年的外部治理弊端越來明顯。在越來越加劇的世界能源環境危機的倒逼作用下，如何從根源治理危機，成為當代世界發展的新潮流。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革命，這個潮流更加明顯，在這方面英國開始了一些新探索。一是英國政府非常重視，調整能源結構，重視利用可再生能源。政府在2007年5月公布了《英國能源白皮書》, 規定了英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開發目標，即2020年將煤炭在英國能源總量中的比重由35%降低到20%, 核能比重由19%降為5%, 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將由目前的6%擴大到35%,遠遠超出了歐盟對各成員國要求的可再生能源占本國能源20%比重的基本要求。二是政府采取優惠措施鼓勵企業投資利用綠色能源。通過各種激勵和懲罰機制，促使企業進行節能減排。如通過征收氣候變化稅、設立碳基金、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等。最后，采取其他手段實施減排，比如利用稅收政策鼓勵家庭進行節能減排，推出“綠色家庭”計劃，鼓勵購買“綠色汽車”等。

　　中國霧霾的成因與治理的挑戰

　　如今中國除了令我們自豪的世界第二經濟總量大國、世界制造業大國之外，涉及100多個城市的2013年霧霾天，也在提醒我們：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能耗大國、第一碳排放大國。2014年1月9日中國社科院首次在北京發布《全球環境競爭力報告》綠皮書指出，中國的環境競爭力在全球133個國家中僅排在第87位，意味著加強經濟轉型升級、提高環保能力已經刻不容緩。

　　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的專家表明，2013年席卷中國中東部地區的強霾污染物，是英國倫敦1952年煙霧事件和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的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污染物的混合體，并疊加了中國特色的沙塵氣溶膠。中國霧霾的產生是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雙重作用，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同時存在的一種較為嚴重的空氣污染現象。導致霧霾產生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不合理的能源消費結構，大量的工業廢氣、汽車尾氣以及建筑揚塵等。

　　來自宏觀經濟結構的原因：能源消費總量大，消費結構不合理。

　　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2009年至2012年能源消費總量從30.66億噸標煤增長到36.23億噸標煤，年均增長2.1億噸標煤。目前，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也嚴重不合理。首先，化石能源在中國能源消費總量中占主導地位。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和商務部公布的相關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煤炭及石油的消耗量分別為35.2億噸和4.92億噸，雙雙位居世界首位。從表2中也不難發現，在中國歷年來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和原油的消費比例占絕對主導地位，遠遠高于其他能源消費。其次，高耗能和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比重不斷上升。從全球飽受霧霾天氣影響的國家的情況來看，霧霾污染主要集中在工業化階段的中后期，而目前我國正處于這個時期，規模的工業發展與高耗能產業分不開，這些產業不僅能耗高，污染也嚴重。2011年，中國工業部門耗能量246440.96萬噸標準煤，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約為71%。2012年六大高耗能行業④增加值比上年增長9.5%，能源消耗量更大。同時由于受限于能源技術水平，能源利用率低，進一步加重了能源對空氣造成的污染。

　　來自生產領域的原因：工業廢氣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升高。

　　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工業為中國經濟的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歷年來工業增加值約占GDP總量的40%左右，2012年工業增加值為19.97萬億元，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8.48%。工業廢氣是當今世界主要的環境污染源。工業廢氣中的有毒、有害成分主要有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等類物質，其中對人體和自然環境最具殺傷力的是二氧化硫。2012年，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硫約為2117.63 萬噸，煙塵、粉塵為1235.77萬噸，全國治理工業廢氣共投入資金257.71億元。同時，2012年中國化石燃料排放量居世界第一，占比總排放量的27%，超過美國14%的占比，碳排放增長了5.9%。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僅影響氣候，更對空氣污染產生直接影響。

　　來自消費方式的原因：機動車保有量不斷提高，汽車尾氣加重空氣污染。

　　隨著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中國機械化程度不斷提高。以汽油、柴油為燃料的農業機械和汽車的保有量迅速增長，尾氣排放成倍增加，令可吸入細微顆粒物以幾何數級上升，是造成大氣污染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據《2013年三季度全國機動車和駕駛人統計分析》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9月，全國機動車保有量達2.49億，與2012年年底相比，增長了3.6%，其中私家車保有量已達到8507萬輛，是10年前的14倍。車輛的急速增長不僅使道路出現擁擠，更促使一氧化碳、碳氫化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明顯增大。中國科學院“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專項組公布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北京地區，機動車尾氣為城市PM2.5的最主要來源。據有關數據顯示，尾氣對北京PM2.5的貢獻率高達20%~30%。尾氣污染逐漸成為部分城市霧霾天氣的主要推手，對人體健康及城市環境造成極大的危害。

　　來自城鎮化發展模式的原因：粗放式、躍進式城鎮化與大城市病。

　　中國城鎮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以高耗能、高污染為特征的發展模式，片面追求快速城鎮化使得一些特大城市規模無序擴張，人口壓力過大，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超過極限，環境污染、居住擁擠、交通堵塞、房價高企等“大城市病”凸顯。一是片面追求大城市，高速城鎮化，使我們走了一條高能耗、高污染的城鎮化之路。根據有關數據分析，城市規模越大人均消耗的能源越多，一個農民轉變成城市人，平均能耗將增加3～5倍;如果直接進入大城市生活，尤其是特大城市，能耗將增長5倍。大城市是全國能耗和碳排放的大戶，以北京為例，2012年的常住人口已達到2069.3萬，全市能源消費量7177.7萬噸標準煤，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耗0.436噸標準煤。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市高耗能、高污染程度將不斷加深。

　　二是城鎮化進程中大量的建筑揚塵，加速霧霾形成。伴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中國城市正在迅猛地“長大”，來自衛星遙感圖像的數據顯示，整個國家的城市建成區面積在過去20年中增加了2倍以上。2000~2011年，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增長76.4%，城鎮建設用地年均增長110萬畝以上。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建筑工地揚塵導致PM2.5的大量產生。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結果表明，土壤塵對北京地區PM2.5的貢獻率為15%，在秋冬季節，來自建設工地的浮塵和街道的再懸浮塵是土壤塵的主要來源。2012年中國建筑業增加值35459億元，比上年增長9.3%。而大部分施工單位環境意識淡薄，環保技術水平落后，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對施工現場缺乏嚴格有效的管理，使得建筑施工揚塵大范圍飄散，對城市空氣環境造成較大污染。

　　由霧霾事件而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檢討與反思

　　中國要走出西方式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治理思路，不僅要找到造成霧霾天氣的直接原因，還需要從發展模式的視角探索造成迷霧的深層原因。

　　反思之一：中國經濟增長陷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困境。

　　霧霾天氣主要發生在大城市區域，但卻是整個經濟增長方式、能源結構、生活方式、城鎮化模式等系統整合作用的結果。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從西方承襲而來的工業化，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大城市的霧霾天，還有最近幾年頻繁發生的大面積的水中毒、食物中毒等問題。目前中國75%的地表水被污染，64%的地下水被污染，37%的土地面臨風沙威脅。霧霾天氣和水污染使我們付出了生命代價，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所用的流行病學模型，該報告發現，中國每年約有75萬人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而過早死亡。

　　當我們為中國用30多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100多年走過的路，實現經濟高增長而自豪時，不要忘記經濟學的另一個定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不惜以環境代價、生命代價而獲得的GDP，是嚴重帶毒的GDP。至少籠罩在霧霾中的全國100多個城市的GDP是嚴重帶毒的GDP、黑色的GDP。而且，需要向全社會提出警示的是，2013年我們遭遇的霧霾天，只是我們為這種先污染后治理、高能耗經濟增長模式付出代價的開始。環保部對中國環境監測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未來將會進入環境事件的集中爆發時期。

　　反思之二：GDP主義的增長成為目標迷失的增長。

　　當我們已經陷入經濟增長成本大于收益困境的背景下，為什么仍然不惜犧牲環境和國民幸福追求GDP增長?因為，現代GDP經濟建立在這樣一種假定前提和邏輯上：經濟增長必然包含了國民福利的增長，所以，如何生產得更多永遠是人類追求的目標。可以說，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當物質貧困是社會發展最短那塊桶板時，經濟增長就等于國民福利的增長。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當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之后，GDP增長與國民福利的增長，就不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經濟增長帶來的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導致了其負福利效應比正效應還要大。可以說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就處在這個經濟增長與國民福利增長形成的分叉點上。經濟增長給社會帶來負效應，感受最強烈、承受這個成本的是社會民眾。如果說2013年霧霾天氣的出現，是老天對帶毒經濟增長的警告，其實2010年以來國內頻繁發生的當地居民抵制政府上污染項目事件，也說明對于GDP的增長，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已經出現了認識的差異。2012年短短四個月，全國接連爆發了三起環境群體性事件。據環保部披露，自1996年以來，這類事件以29%的年增速出現。面對這樣一系列問題，不僅僅是簡單地解決問題，而是需要我們反思經濟增長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經濟增長是為了滿足國民福利的增長和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這似乎是一個常識，但在今天的GDP主義經濟中，經濟增長目標變成了就是GDP本身。

　　反思之三：中國繼續走西方式污染轉移之路已經行不通。

　　今天的中國與60年前的英國雖然遇到的是同樣的霧霾事件，但由于發生在兩個不同時期，由此決定了英國可以走的治理道路，而今天的中國則無法走下去。因為，當今中國霧霾污染是在全球環境危機一觸即發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是在世界環境容量已經飽和，沒有承載空間的情況下出現的。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12》指出，40年來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28%。WWF全球總干事吉姆·利普指出：“當前，我們的生活方式過度消耗了自然資源，我們使用的資源量超過了地球供給的50%。地球需要用一年半的時間來生產人類一年內消耗的可再生資源。如果不改變這一趨勢，這個數字會增長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兩個地球也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霧霾天所暴露的問題，就不僅僅是一個環境污染的問題。而是如果中國按照西方工業化標準，繼續追趕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費的工業化之路，已經行不通。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定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就是中國走向未來的發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標。

　　外部防范與內生治理相結合的中國治理之道思考

　　覆蓋中國100多個城市、涉及6億人口的霧霾問題，意味著環境污染導致中國經濟與社會系統的中毒病癥，已經不是一個局部問題，如果不能遏制，將給中國經濟社會系統帶來巨大的代價，是刻不容緩必須解決的問題。可以說短期內的遏制與化解霧霾，西醫式的治理方式是有效的，這種治理方式有兩大特點：

　　第一是強調工具的治理作用。這些工具既有技術工具，如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等手段，提高環境監控和管理能力，也有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的工具，如充分利用立法、稅收、制度等工具實現霧霾治理。

　　第二是針對問題進行精準的實時、點對點的防范管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設計中，許多制度設計具有這種特點。《決定》所設計的生態環境保護、管理與監控體系，確實是一個全空間和全流程覆蓋的生態環境監管系統。

　　在目前啟動這樣一種以防范為主的監控治理體系，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國對霧霾問題的治理，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不夠的。因為這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治理模式，而且也是一種高成本的治理模式。目前國內正在啟動的治理霧霾行動、諸多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治理對策，基本上屬于這種外部防范式的治理范疇。本文不再贅述。如何從中國文明模式轉型的高度探索中國特色內生治理模式，才是中國治理霧霾問題必須面對的挑戰和創新。

　　現代化目標轉型：從追趕西方工業化目標向走中國特色生態文明之路轉型。

　　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絕不是簡單的環境治理問題，而是在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之路。因為高能耗、高消費、高成本的西方工業文明模式，是屬于地球上少數國家享受的文明模式，這種文明模式無法容納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現代化。西方式工業文明模式是一種成本外化、污染轉移、利己不利他的文明模式。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需要一種成本內化的利己也利他的生態文明模式。

　　由于世界環境和能源容量，無法承受人口兩倍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國走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所以中國與美國的競爭結果，既不是中國趕上美國成為贏家，也不是美國和中國并駕齊驅成為共同的贏家，而是兩敗俱傷。這種競爭就像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蘇聯的核競爭一樣，最后結果不是勝負，而是將人類導向毀滅。而當今中國與美國的競爭，與當年美蘇競爭的根本不同在于美蘇之間的核競爭，是一種結果博弈，只要控制住最后的結果不發生，競爭導致的毀滅性就不會發生。當今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則是一個過程博弈，無限經濟增長帶來的污染釋放，最后形成的毀滅性結果無法預期和控制，這個結果一旦爆發，便無可挽回。

　　相反，如果中國勇敢地走出這場賭局，那么帶來是中國與世界的雙贏。因為中國不是一個小國，比如不丹或新加坡，他們不參加世界的競爭，走自己路的話，世界不會因他們退出而改變，而中國作為世界巨體量的大國，其退出將會影響世界現有的競爭格局。事實上，當代中國已經做出了抉擇，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從世界視角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這是一個中國退出世界惡性競爭，走自己文明之路的重大抉擇。

　　發展模式的轉型：從GDP最大化轉向國民福利最大化。

　　淡出國際間惡性競爭，就會為矯正國內圍繞GDP主義的惡性競爭創造大環境。最近習近平主席多次談到不能以GDP論英雄，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改進唯GDP的干部績效考核體制。不以GDP論英雄的本質，是要把經濟增長目標從追求GDP最大化，轉向追求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在一個國家的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國民福利和幸福度的提升，是一個包含環境福利、精神福利、物質福利與社會公正、社會互助等綜合福利的發展，這不是純經濟增長能夠滿足的。以滿足國民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導向的經濟增長，可以遏制目前地方政府唯GDP增長的惡性競爭，也可以遏制以犧牲環境、犧牲公平為代價的黑色GDP增長。在國民福利最大目標的約束下，這將是一個不同于西方的低能耗、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這樣一種模式，不是以達到美國人均4萬美元為標桿，而是人均1萬元，但比美國人生活得更幸福的發展模式。

　　以國民福利和幸福最大化為目標的發展模式，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應有的發展模式。所以，當下在中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轉型。中國城市霧霾天的深層根源，是我們的城市發展目標迷失的結果。如果不能把城市發展目標轉向新發展模式上來，就會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是成本外化經濟不斷擴展，另一方面是耗費大量社會資源通過立法、建設、管理制度消除經濟增長帶來的霧霾天，如此循環下去，沒有盡頭。

　　從源頭治理的新變革：生活方式革命。

　　導致能耗與碳排放的源頭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物質產品生產制造過程中的能耗與碳排放;二是消費過程中形成的能耗與碳排放。科學家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發現，消費端的能耗才是造成高能耗、高排放的主要來源。發達國家能耗占全球能耗總量的50%，其中消費領域能耗占總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業能耗不足40%。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1978年建筑能耗占終端總能耗的比例在10%左右，而目前建筑能耗的排放量已經達到了30%。

　　其次，目前高能耗、高排放居高不下的難題無法解決，還來自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惡性循環的機制。在滿足GDP增長和資本獲利最大的無限增長模式中，為滿足經濟無限增長，就必須有無限消費增長來支撐。在現代經濟運行中形成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一方面，為了滿足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消費，而刺激消費是一種超出實際需求的占有消費、滿足欲望的過度消費、滿足面子的奢侈消費。這種病態的高消費又會導致病態生活方式和霧霾天的病態的環境。為了治理病態生活和污染的環境，又會形成新的產業和GDP，如此不斷循環下去結果是：經濟規模越來越大、人均收入越來越高，而高消費帶來的病態生活和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要從源頭治理霧霾問題，單純的外部治理還不夠，需要從改變生活方式著手，改變這種惡性循環。

　　要使國民福利最大化的發展模式落地，就必須同步推進生活方式的革命。從根源解決城市霧霾天，既需要通過技術進步，最大限度降低消費領域的能耗，更需要倡導健康、低碳、幸福的生活方式。十八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為了響應十八大報告及時代需求，應該在生產和生活消費領域進行全方位創新，構建創新體系，建立起生態文明時代新的消費方式、居住方式，從而引領生活方式的變革，從源頭上根治霧霾問題。

　　發揮中國新后發優勢，充分利用新能源在內生生態文明建設中作用。

　　正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新能源革命，是從根源上破解工業化模式造成能源和環境危機難題的一次革命。目前，國內對新能源的認識，更多停留在新能源帶來的產業發展機遇上，其實新能源給中國帶來的是構建成本內化的生態文明模式新后發優勢：

　　首先，中國具有利用新能源的低成本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他們已經形成一套成熟的使用傳統能源的體系。要在一個已經成熟的傳統能源體系中，導入新能源，在經濟學上就涉及到一個替代成本問題。當代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初期，尚未形成對傳統能源使用問題體系。在許多領域不存在替代成本，可以低成本直接使用新能源。比如，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2%多，要在未來的城鎮化中利用新能源，可以直接使用，不存在改造舊的導入新的這樣的問題。

　　而目前在城市能耗中，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的數據，中國住宅總能耗已占全國能耗的37%。目前我國單位建筑面積能耗是發達國家的2至3倍以上。全國建筑技術科學領域首位中科院院士吳碩賢認為：如果推行生態住宅設計，一棟節能建筑和不節能建筑相比，空調能耗差4~5倍。建筑若合理采用節能設計，可輕松獲得50%~60%的節能效果。如果從現在開始嚴格推行生態住宅標準，預計20年后，在總建筑面積增加150億平方米情況下，可節約建筑用電3500億度，相當于4個三峽電站的年發電量。

　　其次，中國有利用新能源的市場優勢。從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標準看，中國城市化率低，大量鄉村存在是一種落后的標志，但是從利用新能源看，中國的鄉村和小城鎮恰恰具有大城市不具備的新優勢。由于太陽能、風能、地熱能、潮汐能、水能等新能源，與傳統化石能源相比是一種分布相對均衡的能源。人能夠生活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太陽能、風能和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由于新能源不需要遠距離輸送就可以直接利用的特性，使得分散居住的鄉村和小城鎮獲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優勢。

　　目前農村使用新能源的優勢已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而是已經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現實。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熱水器生產國和消費市場，而這個產業市場不在大城市，而是小城鎮和鄉村。據中國五金制品協會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家庭中，擁有太陽能熱水器的只有7.6%，90%以上的市場在中國農村和小城鎮。除此之外，中國農村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沼氣能源，也走在世界前列。沼氣能源在我國農村分布廣泛，潛力很大，凡是有生物的地方都有可能獲得制取沼氣的原料。據調查對比，小型沼氣電站每千瓦投資只要400元左右，僅為小型水電站的1/2~1/3，比風力、潮汐和太陽能發電低得多。按照這個發展趨勢，在中國農村和小城鎮，能夠比大城市更大程度利用新能源。

　　新能源在中國農村和小城鎮顯示出的巨大發展潛力，我們需要從戰略的高度，把發展農村和小城鎮新能源作為中國發展新能源戰略的突破口來對待。農村與小城鎮利用新能源的市場優勢，恰恰是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國家所沒有的新優勢。

　　最后，中國有利用新能源創新動力優勢。近代以來世界科技創新的歷史證明，引領時代的創新中心，往往是創新動力最大中心，而創新動力，又來自壓力造成的倒逼動力。當今中國就在世界能源與環境危機壓力最大中心。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承接了發達國家高能耗、高污染制造業，使中國成為環境壓力最大的國家。同時，世界環境容量的限制，又決定了中國無法重復西方的老路通過產業轉移實現污染輸出。這樣一種壓力，恰恰會形成中國創新的動力。

　　總之，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利用新能源的新后發優勢，把新能源技術導入到中國制造業改造中、導入到中國農村和小城鎮發展中、導入到中國未來城鎮化中，是中國能夠從根源上降低能耗、解決霧霾問題的新戰略。

　　城市模式轉型：小規模化、田園化城市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

　　2013年發生霧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問題，就必須重新思考中國城市發展模式問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力量，也使中國遭受霧霾等“城市病”的困擾，所謂“城市病”主要表現為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它的根源在于城市化進程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精神與物質之間各種關系的失諧。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目前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導致霧霾嚴重、交通擁堵，似乎并不是美好的景象。城市的集中居住模式增加了居住成本，據有關數據統計，城市的人均耗能是鄉村的3倍。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認為“城市病”的破解之道在控制城市規模。從統計數據上的人口規模看，比較理想的城市人口應該是在40萬左右。此外，由于新能源革命解決了小城鎮發展所需要的能源問題，小規模化、分散化、田園化的城市將成為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中央對新型城鎮化提出了如下方針：以人為本、四化同步、科學布局、綠色發展、文化傳承，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按照這些方針大力發展小城鎮。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發展，小的就是好的將成為一個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發展的新趨勢。因為小城市不僅是充分利用當地新能源的生態城市，也是避免諸多大城市病的最適于居住的幸福城市和田園城市。

　　探索基于東方智慧的根源、系統、內生的治理之路

　　在世界環境和能源的支撐力已經出現負數的世界背景下，中國無法重復西方式污染轉移的外生治理之路。霧霾問題背后暴露的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如果中國繼續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費、高成本的工業化之路已經行不通。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問題，需要重新定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就是中國走向未來發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標。中國需要探索基于東方智慧的根源、系統、內生的治理之路。從短期與長期結合治理看，中國應當走外部防范與內生治理相結合的中國治理之道。要構建這樣的生態文明模式需要進行五個方面的變革和轉型：一是在戰略目標定位上，我們必須調整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參照系。從追趕西方式工業文明的現代化，轉向以生態文明為目標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目標上來。要實現這個目標定位的轉型，意味著當代中國必須從追求無限經濟增長的世界競爭中淡出，走中國自己的路。二是在中國發展模式上，我們必須從GDP主義主導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國民福利最大化的新發展模式上來。三是要使這樣一種新發展模式落地，必須啟動以低碳、健康、幸福為目標的新生活方式的革命。四是要充分發揮中國的新后發優勢，利用新能源為中國的內生生態文明建設服務。五是充分利用現代新能源、信息技術，走中國特色的低能耗小規模化、田園化城市發展之路。

　　總之，成本內生的生態文明模式，不僅是大幅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新文明模式，同時也是能夠從根源上實現天人和諧、社會公正、環境福利、物質與精神均衡發展幸福生活模式，也是中國與世界共贏、共享發展的利他模式。在這樣一種全新的模式中，治愈的不僅僅是霧霾天，還包括工業文明模式的諸多弊端。

　　From London to Beijing: a Comparison and Reflexion on Smog Controls in China and Britain

　　Zhang Xiaode Liang Jie

　　Abstract: China's smog problem exposes its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ut forward in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s the new road and new objective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After examining short-term and long-term control, China should adopt a control approach of guarding against new smog sources while controlling it. To develop such a mod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 needs to do the following: strategically, it should gradually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competition for maximal economic growth; about development mode, it should shift away from centering on GDP toward maximizing people's wellbeing; launch a campaign to initiate a new type of low-carbon, healthy and happiness-oriented lifestyle; make full use of China's advantage as a catch-up country, and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new energy; and fully utilize modern new ener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ake an urba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mog, outside contro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w energy, comparison

　　注釋

　　顧向榮：《倫敦綜合治理城市大氣污染的舉措》，《北京規劃建設》，2002年第2期，第36頁。

　　顏永光：《 20世紀中

　　后期倫敦環境污染及其治理的歷史考察》，2008年碩士論文。

　　六大高耗能行業分別為：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

　　參考文獻

　　白陽、王亞宏、尤朝暉：《英國治理霧霾改善生態的一些經驗》，《群眾》，2013年第4期。

　　林永生、馬洪立：《大氣污染治理中的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

　　齊康：《英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節能減排政策措施》，《上海節能》，2013年第4期。

　　任東明、謝旭軒、劉 堅：《推動我國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初析》，《中國能源》，2013年第10期。

　　王新、何茜;《霧霾天氣引反思》，《生態經濟》，2013年第4期。

　　趙敏：《低碳消費方式實現途徑探討》，《經濟問題探索》，2011年第2期。

　　張通：《英國政府推行節能減排的主要特點及其對我國的啟示》，《經濟研究參考》，2008年第7期。

　　張孝德：《中國工業化的困境與文明模式的創新——西方“成本外化工業文明”的反思與生態文明建設思考》，《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張孝德：《“成本外化”的工業化模式》，《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9月7日。

　　張孝德：《城鄉兩元文明共生的中國特色城鎮化模式——基于新能源革命、民族文化與“三高技術”的三維分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張孝德，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和經濟增長、區域經濟與城市經濟管理。主要著作有《模式經濟學新探——中國市場模式的選擇與創新》、《現代公共政策概論》等。梁潔，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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