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危機意識與共識

　　——“霧霾”籠罩下的中國環境問題

　　在2006年12月召開的一次環境問題小型研討會上，一位日本環境社會學家曾經問我：“你們中國的知識人為什么沒有緊迫感?”他曾在北京住過一年，也曾到中國的多地走訪，在他看來，中國的環境惡化狀況要比日本被稱為“公害列島”的時期嚴重得多，但是他所接觸的“中國的知識人”卻并沒有像當年日本的“知識人”那樣憂慮，以及為憂慮而奔走。

　　已經記不得當時是如何回答，總之是匆匆搪塞了過去。然而這個問題卻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最近又隨著霧霾的肆虐不斷地逼迫我思考?，F在大約可以給這位同行初步的答復。第一，我們泱泱大國文明深厚、經歷太多，所謂曾經滄海，目前更是進化到了可以見死不救的地步，不似你們“小國寡民”少見多怪，動輒就有緊迫感，而我們太有“緊迫感”就會造成不安。第二，雖然兩國都使用漢字，但你們日本稱為“知識人”的高等動物，我們中國喚做“知識分子”，你理解了“人”與“分子”的區別，也就明白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緊迫感”。

　　第一點可能有些武斷。自認心理學的知識幾乎是空白，不敢斷定一個民族沉重的歷史對于其認識和對待現實問題的影響就一定是“淡定”的，甚至是漠然或冷漠的。不過，近期接觸的幾位歷史學家在談到相關問題時的回答對此有所佐證。一位環境史學家回應我的疑問時說：“我們看得太多了……”而另一位研究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的歷史地理學家則溫和而又堅定地勸告我：“別擔心，天塌不下來。”如果歷史學家確實能夠代表一個民族的歷史感和現實感，那么他們的回答也算是能夠證明我的回答。

　　至于第二點，可能被理解為試圖“影射”什么。坦率地說，“知識分子沒有擔當”之類的問題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已經不再需要影射。我是從純粹社會學的角度對特定的社會分工和社會角色扮演方面進行思考的。眾所周知，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知識分子”的確不再像傳統的“讀書人”那樣被賦予某種超越性的期待或自我期待，而是作為特定的結構體系中的一個分子，他所接收、“生產”、傳播的理念、知識和信息，也大致都被結構化了。正因如此，即便那些自認為也被認為是清醒的人，也很少能完全脫離固化和僵化。比如，一位曾提出“中國的學者已經不會提問”的著名學者，在聽了我有關“發展主義與城市信仰”的發言后就曾質問：“你為什么要反對發展?!”我深感驚訝，只能老實地回答：我反對的是“發展主義”而非“發展”本身，正如反對暴飲暴食和暴殄天物但并不反對吃飯一樣。

　　當然，兩點答復都是粗糙的，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但鑒于我對心理學和“民族性”、“國民性”等問題缺少研究，細化只能集中在第二點，補充也只能圍繞它展開。有必要結合當代中國環境問題的演變，來探討關于危機、危機意識與共識達成之間的關系。

　　我們知道，在中國和世界的環境史上，1972年是一個標志性的年份。當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一百多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團首次就“環境問題”展開討論和論戰，成為環境問題全球化的起點，也因此揭開了當代中國環境保護的序幕。而會議前后中國政府認識過程的轉變，顯示了危機意識形成的某種特征。

　　當時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如汾河污染早在60年代后期就催生了靈石縣的“吃水造反兵團”(他們攻占了靈石縣委，逼迫縣委書記喝下污水，隨后又圍住山西省委)，官廳水庫受污染的魚導致部分北京居民中毒住院，松花江兩岸出現了“水俁病”，大連灣的灘涂養殖遭到毀滅性打擊，上海的蘇州河污染和貴陽的砷污染及其所導致的后果，也都成為不敢公開的秘密。而且秘密似乎也并沒有匯聚到高層，根據會議參加者、后來的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回憶，盡管環境污染正在我國急劇蔓延，“但我們并無覺察，即或有點覺察，也認為是微不足道的”[①]，甚至認為它是資本主義才有的“制度公害”。然而，會議見聞令原本為“斗爭”而去的代表們感到震驚：“通過對照分析，使我猛然間看到了中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不亞于西方國家，而自然破壞的程度卻遠在西方國家之上。”在聽取代表團的匯報之后，周恩來指示立即召開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促使各級領導重視環境保護。在翌年8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中國政府首次公開承認中國也存在著環境污染。然而，對于是否該將會議反映出的問題上報最高層，會議組織者似乎不安。“在爭得領導同意后”，會務組將相關問題編寫成12期簡報和“情況反映”，“以不安的試探心情報送了中央領導人”;看到并沒有“惹出麻煩”，才又“建議”并經國務院負責人“同意”之后，將其印發給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

　　這一大夢覺醒的過程充分顯示，人們對問題或危機的判斷受到所獲信息的制約，所謂“囚徒困境”正是缺少信息的結果，“無知者無畏”也正是強調“知”的前提。而在一個封閉的體系中，所有人可能都是“囚徒”，因為上欺下瞞是普遍的，信息封鎖是雙向的。但一般而言，出于控制和統治的需要，位于信息中心的高層會盡量控制信息的釋放，而處于信息盲區的民眾只能成為“愚民”，知識分子也就只能成為糊涂蟲，他們不了解從而也就免去了憂慮。危機是真實的，但普遍的危機意識難以形成。不僅如此，“正能量”信息的大量灌輸，會使社會整體形成致命的誤判，比如把災難當做福音，把魔鬼看成天使。

　　當然，革命中的人民和作為革命對象的知識分子并不能看到“簡報”和“情況反映”，因此隨后推出的一系列環保措施也就缺少“群眾基礎”。事實上，由于民眾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主要依靠身邊環境的破壞程度，直到1983年環境保護上升為“基本國策”，仍然只有高層環境行政官員和少數國家領導人認識到它的必要性，絕大多數官員不能理解為什么要把它擺到與“計劃生育”同樣的位置，更遑論一般民眾。直至后來密集出臺的一系列環境法律法規，也往往被公眾看做與己無關的、只需要政府執行的法律。

　　當“文化大革命”轉向“經濟大革命”，“戰天斗地”讓位于“發展”和“現代化”。但是后者對于“天地”及其包含的人和“自然”的損害卻并沒有減輕，毋寧說是加劇了。工業污染開始同城鎮生活污染、農業農村的面源污染疊加，并從城市向農村、從下游向中上游蔓延。與這一進程相伴，被改革開放解放了的知識分子開始能夠自由走動，也因此得以在環境問題的呈現中發揮作用。從80年代末的《北京失去平衡》、《挽汾河》、《山坳上的中國》，到90年代的《淮河的警告》等等，都對喚起部分閱讀人群的危機意識起到了重要作用。逐漸勃興的環境新聞報道也促進了危機意識，“環保”的必要性共識應該說已經達成。不斷掀起的“九七達標”、“零點行動”等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

　　不過，在迅猛的工業化浪潮面前，封閉的環境治理系統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和制度性疲勞，環境狀況始終表現為“局部好轉，整體惡化”。到世紀之交，全面-立體-復合型的污染格局在全國形成，與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緩慢出現的點-線式污染格局截然不同。然而，在媒體的宣傳甚至專業性學者的論文論著中，仍然充斥著“不能走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主張，他們不知道中國已經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走的更遠。而在實踐中，眾多的官員和普通民眾——還沒有成為深度受害者的民眾——則堅定地認為：要發展和實現現代化，必須在“老路”上繼續走下去，所謂“寧可毒死、不能餓死”就顯示了這種堅定性。

　　考慮到21世紀的中國進入了信息時代，危機的嚴峻性應該會充分呈現。但是“信息爆炸”既使信息獲取更加容易，也意味著它的碎片化和泡沫化，并造成問題和問題意識的碎片化。不同的信息相互競爭和消解，在消費社會的“消費者”的選擇偏好中，購物、時尚、娛樂類的信息很容易遮蔽那些令人沉重又無奈的信息。進而，在利益分化的社會中，不同利害群體的選擇和判斷出現對立，從“發展”中獲益更多者傾向于強調成就的輝煌，主張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代價”，以此來抵消那些深度受害者的呼聲。當然，出于總體穩定的需要，主政者提出了前瞻性的、同時也具有撫慰效用的“科學發展觀”和“生態文明”，但是在諸多社會矛盾井噴的狀況下，“環境議程”只在“自來水發臭”之類的緊急狀態時才顯得重要，始終不變的是“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靠發展來解決”。因此從整體而言，危機意識仍然是淺層次的，共識也只是初步的：沒有人會反對“環保”的重要性，但如果這意味著太多的犧牲——犧牲增長、稅收、利潤和個人享受——，它就必須退讓。

　　客觀而言，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環境問題“問題化”的過程，主要靠的是深度受害者和潛在的深度受害者聚集而成的“環境群體性事件”，知識界、學術界的作用無足輕重，嚴重些說是集體性瀆職。瀆職表現在未能把污染的速度和深度都超出預期、危機的規模和程度都超出想象這種整體性結論告訴公眾。數千家環境研究教學機構擁有數萬名研究者，每年生產出數萬篇(種)的論文論著及“報告”，但其中的絕大多數屬于“課題”導向的稻粱謀之作，即便揭示了“真問題”，也只是沒有整體觀的殘缺問題。原因當然不再是無法獲得相關信息，而是自身對于“發展”的癡迷和消費主義的沉溺并缺少基本的自覺，這不僅降低了關注問題的程度和對問題的敏感性，也使許多人成了“代價論”的擁護者甚至倡導者，以及消費主義的領跑者。換句話說，當“知識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普遍成為“發展”的附庸和“消費”的主力，社會的“神經”所應有的痛感或應激能力自然就會弱化，直至壞死。進而，被生產和傳播的“知識”就不僅可能屬于雞零狗碎，也很有可能有毒有害。

　　那么，所謂的“整體性結論”是什么?從污染物排放量遠遠超過環境容量來看，它是全面的環境危機;從千百萬人失去了生存基礎來看，它是嚴重的生存危機;從底層甚至中層的抗議多發和“精英”人群的移民潮來看，它是一種社會危機;從上述問題都是在“保護”聲中逐漸惡化的治理體系來看，它是內在的制度危機;而從有限的資源環境確實難以承受無限膨脹的欲望——“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角度，它是深層的文明的危機。

　　在這樣一種格局中，我們迎來了2013年不斷出現的大范圍強霧霾天氣。它讓數億中國人呼吸艱難，并把不計其數的老幼送進了醫院。根據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們的研究，霧霾有著復雜的化學組成：是倫敦煙霧事件和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污染物的混合體，并疊加了中國特色的沙塵氣溶膠。這種形態的“集大成”再次表明，中國今天所面對的環境問題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人類社會的已有經驗。我的看法是，它可能是中國環境問題突破“臨界點”的標志，甚至可以理解為一種我們還不清楚如何應對的新型的“國難”。

　　然而，面對這一長期累積而成的大變局，從政府系統的有限作為、主流媒體的溫吞表現，以及學術界的低調甚至失語，仍然看不出“緊迫感”。與此同時，利用文字游戲來驅散霧霾及其影響的意圖非常明顯。先是上海某報說“霧霾也有正效應”，后有央視編輯說它“也給我們民族和個人帶來了五大好處”(“更團結、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長知識”)。至于他沒有想到的另一個“好處”，被另一篇奇文歸納為“可以讓導彈失去目標”。然后又有女歌唱家告訴我們：霧霾是“發展必須承受的代價”?？傊?，看不到“五大好處”的作者所杜撰的“抗霾民族統一戰線”，普遍的是淡定，“用生活的淡定面對這些問題”。

　　不需要質疑催眠師或“歌唱家”們的真誠，心理療法的確在中國有著更大的市場和更大的功用。極端化的魔幻圖景是由所有人的表現或表演所構成，三十多年的經濟大革命所帶來的刺激效果和遮蔽程度，完全不亞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需要太多的文學的或社會學的想象力，只需要后退一步，就應該看到：滲透到我們的肺部和其他肌體的霧霾，在集大成方面也象征著早已填充了我們的大腦和心靈的“霧霾”?？紤]到驅除后者是驅除前者的前提條件，有必要也來分析觀念上霧霾的“化學組成”。

　　一是“發展階段論”，將環境問題主要看做“發展階段”的問題，“先污染、后治理”這種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被當成“歷史規律”，擺、言外之意是，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或人均GDP達到某個數值，中國人也會與歐美人一樣在麗日藍天下欣賞著綠水青山。它的理論依據有所謂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以及“生態現代化理論”，但忽視了更加重要的現實基礎：一是污染的深度和廣度不同，二是治理的力度和效果也不同，這兩者都取決于各個國家的制度和社會條件。進而，它忽視了今天發達國家的麗日藍天和綠水青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污染轉移的結果，而在全球環境危機中，可供中國“轉移”的空間和時間都并不多。

　　二是“制度決定論”或“好政府論”，認為污染主要是政府監管不力或放縱所致，而如果有了理想的政府或制度，環境問題也就自然會解決。政府的失職確實是環境惡化的要因，但政府不代表全部，考慮到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是“消費者”，因而也都是對資源環境造成或大或小壓力的施壓者和污染者，如果不能從倫理上約束自己的行為，“每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那么即便有美國政府那樣被認為(至少是部分人認為)有效率的政府，問題的解決仍然不可預期，相反，不僅整個人類將“需要N個地球”，單是中國就需要“N個地球”，而全球規模的資源環境危機會更加嚴重。

　　三是“市場萬能論”，把環境問題的解決寄希望于“完善的市場機制”，認為將環境資產賦予合理的價格，通過稅收、財政、金融等手段引導企業高效利用，并使其外部環境負效應內部化，就會實現大幅度的“節能減排”甚至“零排放”。市場手段的微觀效用不容否定，但不應忽視現代市場體系的本質缺陷：“市場”或資本總是趨向于無限擴張，通過刺激欲望(委婉的說法是“需求”)來滿足其擴張已經是一種全球現象，當然也成了中國現象。而正是這種擴張和刺激鑄造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廢棄的現代經濟體系，結果只能是加劇全球資源環境壓力。

　　四是“技術決定論”，認為環境問題總是能通過技術提升加以解決，最典型的是對“清潔能源”的期待。它忽視了技術本身的雙刃劍效應，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重大技術發明都只是考慮某一方面的積極效用，而沒有考慮它的生態環境后果和社會文化后果。汽車的發明者沒有想到汽車本身應該對目前每年超過100萬人的全球交通事故死亡者負責;能源技術的提升也只是導致能源總消耗的增加。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掩蓋了它本身的缺陷和限度：“科學所造成的各種惡果，不能用科學本身來根治。”(湯因比)“沒有任何一項技術能夠在有限的生物圈內確保經濟的無限增長”(福斯特)。

　　五是“代價論”，它的實質已如前文所述。需要強調的是，由于“代價論”者主要是代表既得利益在發言，除非能夠讓他們也更多地承受一些“代價”，否則他們不會改變。

　　不敢肯定上述“五論”能夠在短期內消除。這是因為，在依靠“實力”決勝負的國際格局難以改變，而制度性的欲望生產體系又已經形成的雙重結構中，我們很難破解由“發展”和“發財”構成的現實版的“中國夢”。

　　最后需要重溫兩項算是重要的提醒。先是有環保部官員告知“發達國家治理霧霾六七十年才完成”，后來又有環保部的專家說中國的霧霾高發期“可能持續二十年”。這樣的時間表意味著，我們所乘坐的中國號高速列車，在穿越漫長的歷史霧霾期之后，仍然可以在21世紀迎來光明。

　　“別擔心，天塌不下來。”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追問：這樣一種經驗主義的判斷，是否也排除了“地陷”的可能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