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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報》記者 吳建華
近日，云南大學社會與經濟行為研究所特聘教授顧秀林表示，已經占到中國大豆使用量80%以上的進口轉基因大豆，其進口檢測審批程序存在缺陷。顧秀林的上述表述再次將“轉基因危害”擺在公眾面前。
“媒體都說轉基因食品吃了不好，我們家買油基本上都選非轉基因的。”《投資者報》記者日前在家樂福北京某超市隨機詢問幾位食用油的購買者時，一位略顯富態的中年婦女表示，“最好別吃大豆油，花生油比較好。”
而貨架一旁忙碌的促銷員則使勁吆喝自己的產品非轉基因，營養價值高，記者以顧客身份上前詢問，發現該促銷人員無法解釋清楚為什么非轉基因油更安全、健康。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作物基因資源與基因改良國家重大科學工程首席科學家黎志康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目前公眾對于轉基因食品的知識知之太少，存在各種各樣的誤解。“就拿大豆油來說，我們食用的主要是油脂，而轉基因性狀表現為蛋白質，所以原料是轉基因和非轉基因對于大豆油來說沒有任何區別。”
據記者了解，目前中國的轉基因水稻研究一直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是受困于負面輿論的影響，遲遲不能夠商業化。業內人士估算，如果我國不進行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推廣，就相當于每年放棄了200億元的收入。
被妖魔化的轉基因食品
據了解，反轉基因調門最高的是烏有之鄉等網站，他們呼吁拒絕“帝國主義轉基因食品及種子的入侵”，并將轉基因食品的輸入視為“一場無硝煙、不流血的生物戰爭”。這種反對的聲浪越來越意識形態化，已經脫離了科技與產業的范疇。
記者發現，顧秀林對于孟山都公司的質疑同樣由來已久。一位熟悉她的媒體人士告訴《投資者報》記者，耐人尋味的是，作為顧準之女的她卻經常活躍在烏有之鄉。
面對妖魔化轉基因食品的言論，黎志康教授向記者詳細地做了澄清。
黎志康認為，首先，對于轉基因技術只有真正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少數人懂得是怎么回事，大多數人包括一些其他領域的專家都知之甚少，比如說轉基因水稻中導入的BT蛋白，它是僅對于鱗翅目害蟲有毒的，進入人的消化器官后，會像普通蛋白一樣，消化成氨基酸或短肽等等通過小腸吸收了，而且BT農藥作為可以使用在“綠色食品”生產中的生物農藥已經被使用多年。
其次，各國對轉基因的態度不一也被作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證據，尤其是因為歐洲對轉基因食品監管得非常嚴格。黎志康表示，歐洲國家的糧食原本比較富余，轉基因作物就顯得可有可無，而這種對轉基因技術的質疑，實際上成為歐洲建立農產品(6.82,0.00,0.00%)貿易壁壘的有效工具。
此外，就是一些環保組織和食品企業的不恰當宣傳，比如一些食用油企業打非轉基因概念，讓老百姓以為更安全，健康，實際上轉基因與非轉基因原料榨出的油根本無區別。
綠色和平是知名環保公益組織，其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鋒長期關注轉基因議題。他在5月30日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并不反對轉基因農作物領域的研究，我們堅決反對的是大規模商用化生產，因為目前轉基因食品不能完全排除對人體有害的風險。”
對于社會上關于轉基因食品的極端抵制態度和一些夸大其詞的謠言，方立鋒也并不認可，不過他認為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群的態度。“我們在歐洲以及中國的調查顯示，60%以上的人群不能接受轉基因食品。”
為此他們專門制作了一份《避免轉基因食品指南》，每年發布一次，列出乳制品、果汁飲料、休閑食品等多個領域承諾不使用轉基因食品原料的企業名單。
黎志康在記者提到綠色和平組織時直搖頭，強烈表示不愿意看他們的東西。“科技是中性的，我們通常說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濫用這種技術確實會給人類帶來嚴重危害，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怎樣使用它。”黎志康表示。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副所長朱禎教授接受《投資者報》采訪時也強調，“轉基因技術如同其他科學，沒有絕對安全之說，但是在能檢測到和可預測的范圍內是安全的。”
中國轉基因技術已經落后
盡管伴隨著持續不斷的爭議，但是，近年來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呈現直線上升趨勢。
國際農業應用服務組織(ISAAA)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從1983年第一例轉基因植物誕生，經過1996年轉基因作物大規模推廣，2011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1.6億公頃，比2010年增加了8%，大約占全球耕地面積的10%。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由最初的6個增加到29個。其中，美國是絕對的種植大戶，占全球種植面積的43%，中國僅排名第六，且主要集中在種植轉基因抗蟲棉上。
“現在再不重視，將來要吃大虧。”黎志康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他目前并不直接從事轉基因領域的研究，但了解轉基因技術。他告訴記者，由于重視程度不夠，中國曾經在轉基因作物研究領域吃過大虧。“1994年以前，我國一直是大豆的出口國，由于沒有及時跟進轉基因大豆技術，現在嚴重依賴進口，每年進口大豆5400萬噸，80%是轉基因大豆，失去了自主定價權。”
據了解，目前大豆的主要生產國是美國、巴西、阿根廷和中國，除了中國其他三個國家都采用了轉基因大豆，其中美國和阿根廷，97%的面積已經都種了轉基因大豆，經濟效益十分巨大。
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對于轉基因技術態度相當積極。據了解，巴西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已連續4年呈現兩位數的同比增幅，增長率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其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3030萬公頃，相比2010年增加了20%，目前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并成為為數不多的自主研發轉基因產品進入商業化生產的發展中國家。
這無疑讓中國政府感到不小的壓力。
2006年中國政府通過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將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確定為未來15年力爭取得突破的16個重大科技專項之一。
2007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種子行業里最大的央企中國種子集團公司并入中國中化集團公司成為其全資子公司。靠上中化集團這棵大樹，曾讓外界對于中種集團在最炙手可熱的轉基因育種領域寄予厚望。
“我國有8000多家種子企業，做育種的不到100家，絕大多數只能稱之為銷售公司。”黎志康告訴本報記者，“中種集團可能是國內轉基因水稻育種研發能力最強的大型央企。”
據了解，中種集團與華中農業大學合作研發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及雜交種“Bt汕優63”于2009年12月獲得農業部首次發放的關于轉基因糧食作物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當時各方一致認為，轉基因水稻商品化種植應該是兩三年間的事。
然而轉基因水稻至今未被許可商業化生產。近日，中種集團聯合華中農業大學、北京大學共同研制出全球首張水稻全基因組育種芯片，聲稱將大幅提高種子真實性檢測準確性，提高育種效率。近年來，“原來一個品種平均8到10年的育種周期，現在只要3到5年就可完成。”
不久之前，中種集團立項投資50多億元建設國家級種子生命科技中心，采用基因等高技術手段，依靠商業化育種模式，加快育種進程。
記者日前聯系中種集團戰略規劃部，詢問轉基因水稻商業化進展，工作人員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透露，不過該公職人員表示，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進程完全得看國家的政策許可，目前他們只是在做研發工作。
審批慢錯失良機
2008年7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正式啟動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計劃在15年左右時間里投入資金200億元。朱禎對《投資者報》表示，加快轉基因技術研發已成為各主要農業國增強農業核心競爭力的戰略抉擇。
“與美國等種業強國相比，中國農作物種業研究起步晚、發展時間短，仍處于初級階段，企業多、小、散，競爭力不強的問題突出。”黎志康告訴記者，“目前，我國持證種子經營企業多達8700余家，99%沒有研發能力，前10家企業所占市場份額僅為13%。”
黎志康認為，育種技術的落后很大程度歸因于科研與生產相脫節，“我們很多優良的轉基因作物種子，培育出來了卻不能商品化生產，只能躺在實驗室睡大覺。”
2011年4月，《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也指出，“目前我國農作物種業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商業化的農作物種業科研體制機制尚未建立，科研與生產脫節。”
“現在轉基因育種的技術更新很快，一個品種的研發只要3-5年，而從實驗室到市場化這一過程的審批可能要走5到10年，一個好的品種很可能在申請審批的過程中已經過時，不具有市場競爭力了。”黎志康說，這是管理體制上的問題，“美國轉基因技術的發達與其寬松而有效的管理體制息息相關”。
國際農業應用服務組織(ISAAA)報告預計，2011年僅全球轉基因種子的市場價值即超過132億美元，是2011年全球商業種子市場370億美元的36%。2010年全球利用轉基因技術獲得的糧食及其他產品的價值大約是1600億美元，年增長率約10%。
目前我國政府已經批準抗蟲棉花、抗蟲楊樹、抗病毒木瓜等轉基因作物進行商業化種植生產。2009年首獲批轉基因糧食作物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抗蟲水稻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至今沒有商業化生產。
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及《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轉基因作物獲得安全生產證書后，還需通過品種審定，并獲得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種子經營許可證后，方可進入商業化生產。
玉米作為最主要的飼料作物，在中國播種面積在4億畝以上，年總產量在1.5億噸左右，目前是批準轉基因市場化呼聲最高的作物。
黎志康告訴記者，“出于糧食安全等方面的考慮，國家需要加快發展玉米生產，這是放行轉基因玉米安全認證的主要背景。”一位農業領域的資深人士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如果不推廣轉基因玉米，到2020年，我國玉米需求量將超過2億噸，但產量只有1.7億~1.8億噸，供需缺口在2000萬噸以上。”
水稻轉基因受困 年損失200億
2011年4月，《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國發〔2011〕8號出臺，把“推進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列入重點任務。
2012年1號文件，再次強調了轉基因技術，“繼續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在農業生物基因調控及分子育種等方面突破一批重大基礎理論和方法”。
“我國轉基因研發起步比較晚，在主要作物領域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較大差距”，朱禎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但在轉基因水稻領域我們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因為水稻并不是美國的主要糧食，對該項轉基因并不重視。”
據了解，中國的轉基因水稻研究一直處于世界領先水平。本世紀以來，中國科學家相繼完成了一系列水稻品種基因組“精細圖”的測序及序列分析，同時，還培育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轉基因水稻材料，用于水稻轉化的目的基因達50多個，性狀涉及抗逆、品質、生物反應器、高產等。
“轉基因水稻商品化從技術上來說已經完全成熟了，之所以遲遲不能推廣應用問題在于其他方面。”朱禎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各種對于轉基因糧食作物的誤解和爭議使得政府“慎之又慎”。
黎志康認為，偏于負面的輿論環境使決策層對于放行轉基因水稻過于謹慎，“沒有人拍板”，“以已經拿到安全證書的兩種轉基因水稻為例，如果從2001年環境釋放試驗算起其審批過程已長達10年。”
無法商品化顯然阻礙了轉基因研究的進一步投入和技術更新。黎志康告訴記者“部分以轉基因項目名義申請的經費只好被用到別的研究領域了”，“國家在轉基因研究領域投入這么多錢，但消費者享受不到這一技術帶來的好處。”黎志康覺得特別惋惜。
水稻是亞洲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也是世界50%以上人口的主食，據了解，中國目前水稻種植面積約2667萬公頃，每年的農藥用量在十幾億元以上。
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黃季焜研究員做過研究，轉基因水稻節約農藥80%，增產6%-9%。據業內人士估算，“如果我國不進行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推廣，就相當于每年放棄了200億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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