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教育的若干盲點

   周濟部長調動了，人們對教育越來越多的質疑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事關千家萬戶、子孫后代，教育與人才培養是通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由之路的關鍵所在。教育部，就是主管中國未來和希望的國家部委，是個大部，是權力部，也是個難部。中國教育是悲哀的，整個一代又一代新公民被教育成不知工農，不知人民，不曉得奉獻，不懂得憤怒的新人，從這悲哀中我們可以窺見到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使人悲憤，令人堪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教育的積弊，非一朝一夕所致，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中國教育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決不是周濟部長一個人的過，周濟部長就是有心殺賊也無力回天，說周濟部長不作為，事實上，他就是如何努力作為也難見成效，教育現存的主要問題大多數都不是周濟部長在任時產生的，也不僅僅是哪一任部長的問題，而是在更高、更有權威的頂級領導人手上產生的，周濟敢向哪一項問題動大手術？教育有困擾國人的癥結問題，這些癥結問題久治不“愈”，懸而難決，不禁令人深思：其根源是否找準？措施是否對癥下藥，矢中其的？所有這些都到了該冷靜地思考的時候了。庸人作為靠近三十年的教育一線工作者，目睹了幾十年的中國教育現狀，了解些教育底細，就此亮亮自己的陋見，談幾個問題。
    一、拿“素質教育”取代“黨的教育方針”。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早就完整地提出了我們黨的教育方針，他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后來又添上“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中國這些年的教育只講“素質教育”，不講黨的教育方針。素質教育是資改派所宣傳的“普世價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西方教育的文明成果”，沒有階級性，雖然也有它的合理部分，但它不適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能等同于黨的教育方針。資改派崇拜、迷信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牽著中國教育改革的鼻子走，說中國要搞素質教育，實際上是全盤漸西化。資改派什么都要與資本主義國家接軌，卻要裝腔作勢，千方百計的迷惑百姓，他們以學習資本主義的“一切文明成果”為幌子，放著代表國家根本教育方向的黨的教育方針不執行，卻偷梁換柱，暗暗地塞進來一個資本主義的“素質教育”。
    談到中國當前“素質教育”方向的教育改革，不能不談到前兩年當班主任時，我與學生發生的一場沖突。學生是高三年級，他們有少數人談戀愛，我作為班主任，在班上講了這個問題，又分別和這“兩對”學生個別談了。不料，這“兩對”學生過了兩天竟然找上門來（在我家里）責問我：《中學生守則》沒有規定中學生不準談戀愛，你班主任為什么不允許我們談戀愛？我毫無設防，被問懵了，只好胡謅，“《中學生守則》雖然沒有，但《中學生守則實施細則》里有”，學生不知是出于對老師的尊重，還是也沒有認真查對過《中學生守則實施細則》，竟然被反問住了，他們轉攻為守，與我又談了些話就走了。事后，我馬上查對了《中學生守則實施細則》，睜大眼睛反復看了多少遍，也沒有見任何條文有對這方面的規定和要求，我不由得對同事感嘆到，這中學生談戀愛的防范問題，我們只有一道防線，而且是最后一道防線——這就是我們教師，今后學生談戀愛事情的看護，我們只好聽天由命了。中國的《中學生守則》和《中學生守則實施細則》被西化了，變成了西方的中學生守則了，這類守則讓人不可思議。這件事讓我至少想了三個問題。（一）、我們毛澤東時代教育上的戀愛觀、戀愛管理就合理、科學，適合中國國情。那時大學生都不允許談戀愛，記得我們在校受高等教育的時候，才恢復高考，有老三屆的學生年齡大，有相互愛慕，學校控制得很嚴，他們難越雷池；中學生更不允許談戀愛，很少有學生違反這方面規定。從現代科學角度來講，中學生、大學生不談戀愛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集中精力學習、工作，有利于貫徹執行國家的計劃生育的法規和政策，這對中華民族，對中國人種，對中華民族的振興都是非常有利的，干嘛這方面就要以西方為師呢？把西方的生活方式、戀愛觀都學到我們學校里來，那不是“西化”又是什么？不能這樣西化、人性化，談“人性”更要談國情，過于突出強調人的自然性，而忽略人的社會性，顯然不符合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要求，更不符合中國國情。都講教育要適合中國國情，但中國國情究竟是什么，有些人始終沒有弄清。我們還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呢，這個任務美國，法國、日本是沒有的。你講“以人為本”，首先還得講利弊的大小的問題，其次才是“是”與“非”的問題。學習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也是有方向的，不能變成無頭的蒼蠅，到處亂飛、亂蹦。（二）、前些年我感覺到中國的教育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這下進一步應證了。我們的應試教育與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差不多，主要不同就是體現在考試范圍不同，中國的“科考”制度害了我們的孩子，更有可能害了我們的未來和他們的未來，害了我們中國的未來！我們的教育管理，沒有針對社會主義這個性質進行充分認識，基本上是照搬照套西方的教育管理，跟當年洋務運動后中國辦新式教育沒有什么兩樣，基本上都是從資本主義國家那里學來的。現在中國的教育理論都是從外國翻譯過來的，許多中國的教育家跟中國的經濟學家差不多，都是翻譯家，原版照套，囫圇吞棗，沒有參照幾千年中國的思想文化，這也體現了中國人缺少自信、自尊，有些自輕自賤，有民族虛無主義。以我為主，洋為中用，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實施？我們對魯迅先生說的“拿來主義”理解了嗎？（三）、全盤漸西化。多年來，我們反對全盤西化，但資改派卻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搞全盤漸西化，他們在西方文化教育的沖擊之下大開城門，包攬接納，卻要玩賊喊捉賊的游戲，蒙混過關，欺騙善良的中國百姓。有人每時每刻都在盯著“修正”黨的教育方針，其實并沒有多少主見，改來改去無非都是為了接軌，無非是借口與時俱進而去毛化，拉近與資本主義的“素質教育”的距離罷了。
   二、回歸到黨的教育方針上來力度太小。目前我國存在著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和本位主義，許多地方黨政領導，不能識大體，顧大局，不能從戰略高度來認識國家的教育。中國教育要解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問題，回歸到黨的教育方針上來就必須重拳出擊。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加強青少年的身體素質教育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決定，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次開天辟地大事。教育部，也很快拿出來了配套措施，作為基層教育工作者，我們為之振奮，但到了基層還是雷聲大雨點小。教育越到基層，越不能做到“教育為本”，地方黨政領導把教育當成什么？他們把它當成點綴而去裝飾門面，當成體現自己的知識水平高的標簽；再就是迎合家長胃口，讓家長們的子孫成龍成鳳。我們考核地方黨政領導的政績沒有很好的納入教育這一塊，沒有把考核把執行黨的教育方針算進去。在目前的中國，要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不是花拳繡腿的功夫能解決的，要從政令必出中南海這個戰略高度來設計規范這個問題。糾正教育上背離黨的教育方針，要有大于反腐敗的力度，從高層做起，高屋建瓴，自上而下，要像當年總設計師恢復高考一樣，親自干預，事必躬親。溫總理在北京的學校聽課、調研，應該開教師及學生座談會，還要到犄角旮旯去看了看，最好是“微服私訪”，現在的各級領導弄虛作假的水平比過去哪個時代都高，“不入虎穴”，你“焉能”得到“虎子”？現在教育上也難免假大空、腐敗、形式主義，不了解實際情況，你就無法為國家、為人民定奪，不能解決中國的教育的根本性問題，不能真正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
    三、“望子成龍”、光宗耀祖的傳統思想文化樹大根深。一直以來，在望子成龍的沖動下，許多父母把孩子當成了自己夢想的延續，為了孩子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為了自己能在同事、社會面前獲得尊重，父母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給了孩子，把所有的寶都押在了孩子的身上。其實大家也看到了，對于子女的這種沒日沒夜的學習考試，對于 死讀書，讀死書，對于孩子從小就沒了童真，沒了思想，沒了道德，甚至沒身體，成為名副其實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絕大多數家長都是非常擔憂的，甚至極端仇視的，但又無奈于社會大環境，又無法放棄望子成龍的傳統思想。前兩年我在網上看到一件事，中國一留美人員，在美國的家里打了孩子，被美國相關部門判為虐待子女，孩子被判為由別的家庭撫養，導致了包括在國內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表示要聯合起來奪回孩子的撫養權。這反映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兩個不同的國情。中國的獨生子女是小公主、小皇帝，中國的傳宗接代傳統思想根深蒂固，這與與西方國家的子女國家化觀念大相徑庭。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國內那就沒什么大不了的，是司空見慣的，中國的國情是望子成龍，管理從嚴，與美國一比較就可以看到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傳統決定了我們的青少年是國家的、社會的還是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上是家庭的，私人的。我們的青少年注重個人奮斗，搞中國的教育必須充分考慮這個國情。這要求我們把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作為我們教育的目標，而不是以培養大款、大腕、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作為目的。
     四、教育的“條條”與“塊塊”領導權混亂、低效。中國的“條條”與“塊塊”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急近功利，從經濟利益出發，而不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從人民的需要出發，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來作為指導思想。該“條條”的卻“塊塊”了，該“塊塊”的卻“條條”了。教育改革也是這樣。上個世紀后期的八十年代末，第二次中國教育改革以前，中下層學校還是以“條條”管理為主，隨著“分灶吃飯”深入，開始分到地方，甩了包袱，成為“塊塊”，當時我是基層教育一線工作者（初級中學校長），有幸親歷了這場中下層教育“被改革”的過程。安徽是全國的教育改革試點省，全省教育改革試點會議在黃山召開，我所在的鄉作為試點的代表鄉，派了分管教育的鄉長參加了這次省里的教育改革試驗工作會議。鄉長回來后就跟我講，“什么教育改革？我們不懂教育，我也不同意這樣的教育改革，這種教育改革無非是叫我們鄉里以后多拿點錢”。可見，當時的教育改革出發點就存在嚴重問題。就是這樣的改革還是試點成功了，推廣到全國，而且一推行就是二十多年。我們的實際情況是，越到基層那里的黨政領導文化素質就越低，就越少有人懂教育。我們這里，不該辦學校的地方辦了學校，該辦學校的地方不辦學校，就是一些地方黨政領導不懂教育科學發展的結果。教育的“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是就整個國家而言的，對于地方領導來說，根本就成不了“本”（因為你培養的人才，都考走了，絕大多數不會回來為本地服務），越到基層教育在黨政領導眼里的“價值”就越低，從這個實際出發，從國情、省情、縣情、鄉情出發，教育管理應該是以“條條”為主，而不是以“塊塊”為主。如果說當年是中央財政不濟所采取的權宜之策，那么現在中央政府就有這個能力、有這個經濟條件把它收回成“條條”為主了，這就能很好的在教育這一塊解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問題”。如果改成了以“條條”為主，那教育部就集中了權力，不怕地方的教育“諸侯”不聽命令、不聽指導，如果他們違背黨的教育方針，抗命不遵，那殺它幾只雞儆儆猴就行了；對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門來說，掌握了生殺予奪大權，各級校長不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撤換了算事，反正當校長的人才有的是，賢者、能者上，爛者、庸者下。如今的中國人都是官迷，你要是有權拿掉他的烏紗帽，他就要權衡利弊輕重，就不敢以“紅頂花翎”來抗衡黨的教育方針。
    五、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越來越嚴重。資源分配問題使我想起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中國開始普及教育的時候，那時實行人民教育，發展基層教育，許多知識分子，從大城市、大地方走向農村，走向小地方。那時偏僻的鄉村小學都有老師住校，中學有許多名牌大學畢業的老師，農村的孩子也有好的學習環境，高考恢復，農村學校也能考出與城里學校一樣的好成績；那時的各級黨政機關，確實以人民利益為重，把教育放在突出的重要的位置上；那時知識分子，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思想指導下，精神風貌煥然一新，他們責任感大，事業心強，無怨無悔。每與人論起那個時代，常常是津津樂道，神采飛揚。八十年代初，我們從學校畢業時有一個援藏名額，同學們踴躍報名，學校不得不反控制，謊說沒有援藏名額。我經常給同事們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著名的漢語言學家張狄華教授，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他是中國語言協會的常務理事，中國漢語言界有影響的人物，可是他卻在安徽蕪湖的安徽師范大學從事教育教學工作，呆在蕪湖這個小地方，不計較個人的生活得失。如果與時俱進到現在，那他就絕不會留在蕪湖，最起碼也得到省會城市合肥，還有可能到南京、上海、北京。那個時代基層充實了許多人才，許多青年人知識分子抱著為人民服務的理想，為社會主義祖國獻身的精神，在基層教育工作及文化事業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克己奉公，做出了自己的應有貢獻。那時的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視教育，所到之處最好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學校，最好的條件都要讓給學校。所以那時國家不富裕，教育資源緊缺，但基層教育還是辦得紅紅火火，普及教育發展得異常迅速。如今就不同了，改革開放使“三農問題”明顯突出出來，教育的城鄉差別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教育資源越來越走向富裕的地方、向大地方、向大城市集中。近期，中央高度關注教育的資源分配問題，但地方黨政領導還是無動于衷，在城市化的大潮推動下，教育資源還在繼續向文化發達的地區靠攏。要真正落實教育資源均衡化就必須做到：（一）、城鄉一體化要落實到實處，而且要加快速度。（二）、中央政府大力實行教育資源均衡化，地方政府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三）、倡導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使廣大知識分子熱愛人民、熱愛農村、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六、寄宿學校管理有難度。寄宿學校學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學校對他們的學習、生活、工作、休息全包下了，一天二十四個小時，一個月二十七八天，一年三百多天，都由學校、老師負責，時間長、任務包羅萬象，學校、老師背著的是難以想象的包袱。這不等同于城里的不寄宿學校，這里的工作量比沒有寄宿學生的學校要成倍增長，所以編制上不能千篇一律，教職工的編制最起碼應該多個幾分之幾。為此，還應該在教育部里要設立農村基礎教育教育局，貧困地區教育局，配套的還要將所有的完全中學都收為市級管理（不包括縣級市），由市政府和市教育主管部門來直接管理學校教育。
   七、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師兩頭受氣。作為教師我們經常在一起議論，大家伙都反對那種死讀書，讀死書，摧殘青少年的教育，但又無能為力，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不得不又去從事那于心不忍，摧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教育教學工作。受氣的原因主要出自兩方面。一方面的氣來自于家長、社會這一頭，作為家長都要求孩子不顧一切擠高考這一獨木橋，上清華北大，上名牌大學才是龍子龍孫，才實現了列祖列宗的期望，才是家族的榮譽，只有實現了家長的夢想，他們才重視教育，尊重學校，尊重教師；基層黨政領導也迎合家長的胃口，體現“臣民”所需，看教育，大體上、本質上只看高考的人數，其他方面都是應對上級檢查做做樣子而已。另一方面的氣來自于高層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他們搞教育檢查，又關注素質教育，看看黨的教育方針的落實。二者相互矛盾，互相對立，相互干擾，這對于學校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師來說，典型的里外不是人、兩頭受氣。 
   八、職稱評定沒有抓住要害。職稱評定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產物，它的目標就現在的大環境而言是很難實現，它的延續性很難持久。
    說句狂話，還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職稱評定之初，我就看出了這其中的貓膩。之所以要搞職稱評定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這就要求職稱評定必須建立在公平、公正、科學、合理的基礎上。職稱評定關鍵在“評”，當時的社會環境是人們“一切向錢看”，人情至上，人心私向，精神滑坡，缺少基本的主人翁意識和當家做主思想，這樣的社會環境你怎么“評”？這之前的40%工資的評比就評成了賠了夫人又折兵。發展了幾年，道德水準又下降了，你更沒法“評”。現在學校里出現了某一教師三十出頭，就被“評”為中學高級教師，學校還有高級職稱崗位，他就被聘用了，一直到六十歲退休他都享受中學高級職稱待遇；而另一個教育教學能力比他強的教師，由于沒有趕上前一班車評定，落下來了，或者評了高級職稱，卻被前面的高級教師長期占據了，沒有高級職稱“崗位”，到他六十歲退休時還享受不了中學教師的高級職稱待遇，這樣的人生天壤之別就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但這樣的事現實生活中并不一定少見，所以到現在這樣的職稱評定難以支撐是意料之中的事。
    職稱評定很“濫”，假、大、空，材料都是教師自己準備，弄虛作假的機會非常多。本來有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有教師檔案，還有新建的教師業務檔案，評定職稱時完全可以依靠這些東西，但實際評定中還是教師自己準備材料，這么大的間隙讓許多人鉆了空子。還有許多地方有“評”定變成了“指定”，校長負責制，校長有權指定。評定職稱的方式可以說是絞盡腦汁、費盡心機的設計，但還是很不公平、公正，事與愿違。有些地區評定的方案始終不能穩定化，朝令夕改，飄忽不定，叫老師們無法把握。
     職稱評定不能說是錯誤的，但方法要科學，結果要合理。最科學的職稱評定方法，首先應該是征求被教育對象——學生的意見，如果教師的職稱評定連被教育對象的意見都不被采納，這“評”的基本依據也就沒有了，那還能叫“評定”？如果一個教師的教育教學成果連學生都不承認，那他還能“高級”到哪兒去？那樣結果肯定不是科學合理的，那一定是很荒唐的，古今中外也難以找到這樣“評”的先例（除了封建社會）。要評得以學生意見為主，要大家評，集體評，搞少數幾個固定專家評，漏洞太大。
    其次，職稱評定還要從教育教學成績兩方面來衡量，從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全面發展來衡量，具體情況還可以根據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教育對象，不同的教育教學環境來評。
    還要注意職稱評定像圍棋段位評定一樣只升不降，“評”了以后，“聘”無法則，“聘”無民主。
   九、教育腐敗愈演愈烈。教育這一塊隨著社會腐敗的越來越嚴重，也被污染，也不能成為圣潔之地，而且腐敗還在不斷的滋長蔓延，成了貪腐的“重災區”之一。教育界的丑聞時有發生，極大敗壞了教師隊伍的整體形象。在我的身邊，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剛走馬上任的市里某學科教研員，向他的業務主管的直接下級公開索要財物，他還是個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在私欲膨脹教育制度的教育下，基本素質都沒有，就是這樣的“人才”還是很快被提拔重用，升任到高等學府的副校長。教育的產業化也是腐敗的一個重要源頭，教育的產業化是在國家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的大背景下，而學校卻亟需要擴大發展的特殊境遇中必然的畸形的選擇。教育的產業化使得學校類似營利企業，依靠向學生提供本為公益性質的教育機會，攫取而非創造了龐大的收益。教育可以也應該為產業實踐服務，但教育本身不應建立在產業化營利性基礎上，因為教育的本質就是不應以營利為目的一個公益事業。由于應試教育的烈火越燒越旺，學校、社會、地方政府、家長評判教師的工作態度、工作能力、工作效果的根本標準就是考試成績，由于多年來放松了對教師的思想教育工作，導致大部分教師，只知道自己的教學成績，不知道“育人”的重要性；部分教師不注意自身品德修養，自私、狹隘、貪婪、極端個人主義，跟在社會后面腐敗；在國營企業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實施的同時，教育上也搞起了校長負責制，現在校長的個人權力很大，又無有效監督機制，這也是教育腐敗的一個重要源泉。有些學校領導和教師甚至貪得無厭，相當一部分校長并沒有把主要精力用于抓教育，而是沉溺于茶樓酒館，吃喝玩樂，沉溺于迎進送出，不是把學校看作孩子成長的搖籃，而是看作自家的一個私營企業，豐厚的利潤是他們唯一的目的。大學教育急功近利、學風浮躁乃至舞弊叢生，學術抄襲屢禁不止，合伙騙取國家及企業科研項目，教授、教師甚至配合學校造假。這樣的校長、教師很難為人師表了，這樣的教育引導，把我們的青少年引向了基本素質越來越低，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根本缺乏，社會責任感基本沒有。這樣的青少年難當接班人的重任。
    十、學生的民主意識越來越淡漠。我國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青少年必須從小培養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意識，了解參與民主政治的途徑和方式，感悟參與政治權利的意義，增強政治責任感，體現主人翁覺悟。現在的教育領導、教師沒有多少人有民主意識，學校的教育中沒有民主的位置，教學中更難見民主光景。現在的學生，民主意識非常淡漠，許多初高中學生，甚至是大學生不知民主為何物？多年來，學生的民主意識成滑坡趨勢。八十年代中前期，初中課本上還有一節專門講民主的問題，到后來被刪除了，九十年代高中課本上的民主問題幾乎不講了，到這期課本，才有所覺悟，才增設了這方面的內容，給人以亡羊補牢的感覺。
    十一、青少年不關心國家大事，缺少應有的社會責任感。這是個青少年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講到這個問題，首先要從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質講起。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性質和前進方向，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和中心環節。學生要在踐行公民基本的規范的基礎上，不斷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努力做一個有堅定理想信念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現在的許多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質不高，愛憎不分明，缺少社會主義的榮辱觀，基本沒有遠大的理想。學校這方面教育、這方面活動開展得很少，教育主管部門開展一些活動，也基本是走走形式，放放空炮。各種考試什么都考，就是不考時事政治，許都地方、學校連“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考試都不考時事政治，學校的課程設置重理輕文，重死的基本知識，輕思想教育、育人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課程開的少。我們古人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思想，宣傳教育的不夠。由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仍然在通過各種渠道侵蝕著人們的思想，敗壞社會道德，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學生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分清什么是是非、善惡、美丑，倡導學生扶正祛邪，揚善懲惡，加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教育，加強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鼓勵青少年關心國家大事，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教育問題由來已久，多而繁雜，遠不止上述這些，可以說是林林總總，舉不勝舉。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首先在全國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在此基礎上，堅決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堅決落實“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目前對于中國教育來說，不是急于找黨的教育方針的瑕疵，如何去“修正”；不是學習資本主義的一切文明成果，就要照搬照套人家的資本主義教育，就要摸著石頭過河；而是要解決面對黨的教育方針的貫徹不力，落實無動于衷的問題，是資改派對黨的教育方針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問題。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中央就要花大力氣，依靠人民群眾監督，實行人民當家做主，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依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打一場教育回歸的人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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