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加證據重貼：質疑小崗村“分田密約”并展望中國農業的未來

　　作者：老田

　　【老田按：此文寫于2000年，當時只是覺得小崗村的“血手印分田”故事，在邏輯上不能夠自洽，所以，寫了這篇分析文字。隨后不久，社科院社會學所的王曉毅先生也認為這個在邏輯上有問題，還曾經深入小崗村實地調查，農民私下承認并無此事。然后就有教授級公知秦暉，出面寫文章力挺說這個沒有發生過的血手印分田故事，在邏輯上完全成立。過了幾年之后，強國論壇網友“亞當”在2005年訪問王映東，直接從那里得到了真實的故事編造過程，包括最初啟發其編故事靈感的“生救款”發放清單的照片，亞當的文章最初貼在“強國論壇深入討論區”。謝天謝地，老田竟然從電子文本中間又找回了亞當的原文和照片，遺憾的是照片欠清晰。】

　　【這是啟發王映東編故事靈感的紅手印原件，后來成為“國家級故事”的“血手印分田故事”的最初創作靈感的淵源。另外，據《鳳陽縣志》記載，“1978年大旱，8、9月份局部山區發生人畜飲水困難，有的地方要到3—4里遠去挑水，田地干裂。”生救款的發放就是與這次大旱災有關，小崗村戶均領取80余元，可購買標二大米約600斤(直到1986年滁縣標二大米價格才上調為每斤0.139元)，這份救濟款數量不算小，應該是按照早季糧食全部絕收的標準來發放的。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

　　安徽鳳陽縣小崗村的“分田密約”，據稱具有非常重大的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被列入有典藏價值的文物級文獻予以收藏。該“分田密約”上面按有該村全部農戶戶主的手印，發誓要扯散集體所有制分田到戶，密約的內容就是要大家共同承擔因此產生的政治風險。

　　筆者不僅是在農村長大，而且曾經作過職業農民，根據筆者的經驗判斷，有相當理由對此一密約的產生過程，存有深刻的疑問。所收藏的密約本身是一個外來人為推動生產的贗品(據稱原件已經遺失)，這已經為新聞機構暴光，但是這個密約是否真的曾經存在過，其實大有疑問。

　　一、“積極性決定一切”的背謬實質

　　據稱分田到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導致糧食大增產和農業增收。這種“積極性決定一切”的普遍真理，是農村改革的主要理論基礎。具體到農業，根據主流媒體宣傳的論點，其原理作用過程如下：分田到戶以后，農民的收益與付出掛鉤，極大增加了農民的積極性，所以投入的勞動在數量和質量均大幅增加，所以糧食增產農民增收。

　　在“積極性決定一切”的背后，隱含著一個農業主要是“勞動在質和量上投入不足”的前提條件。實際上這個條件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977年，中國農村人口就已經突破了8億大關，人地矛盾突出，已經存在著嚴重的勞動力過剩。而勞動力過剩的經濟學含義，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就是勞動投入的邊際產出為零，農業的增產和收益增長與勞動投入增加無關。

　　在七十年代的實際中，華國鋒推行機械化，受到農民的堅決抵制。除了當時拖拉機質量不好的原因以外，更為關鍵的是勞動力已經出現大量過剩，這樣的話機械耕作產生的成本，對人均福利而言是一種“凈損失”。

　　毫無疑問，農民是喜歡分田的，這和城里人喜歡自己當老板沒有什么不同。接受管理措施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件稱心如意的事情。唐代韓愈就說過“為之政，以督率懈怠”，管理就是要不停地和人們的松懈和懶惰情緒作斗爭。毛澤東也是職業農民出身對此十分清楚，他在1958年的南寧會議上就明確說過：農業要發展就不能盲目聽任農民的簡單意愿。

　　實際上在分田以后，勞動投入在質和量上都有下降。在集體時代，每年四月份，筆者老家農村的田野就非常美麗，麥苗綠，菜花黃，紫云英一片粉紅(當時普遍種植的一種固氮綠肥)，幾乎沒有什么空地。而現在田野則顯得非常荒涼破敗，不僅綠肥不種導致土壤有機質持續下降，生產完全依賴化肥，而且除草工作也開始使用除草劑，水稻中耕曬田的作業程序因為麻煩已經被“精簡”了。今天農民多了空閑時間，而又沒有機會從事其他事業，普遍閑著在家打牌。

　　二、“分田密約”對農民的實際意義

　　可以斷定，分田與否對農民生活進步而言，沒有實質性的意義。而后來對農民生活改進有著決定性意義的步驟，如化肥供應增加、國家征購任務減少(與七十年代中期在整體上扭轉“南糧北運”和糧食進口增加有關)，都不是農民自身能夠決定的。

　　鳳陽是吃“返銷糧”的地區，農村生活改善與征購減少無關，而與扭轉“南糧北運”有關。在13世紀中葉(南宋末年)開始，中國北方發生近2000年來第二氣候“變冷變干”事件(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從此北方農業條件惡化，災害頻繁，所以人口大量南遷。鳳陽也因此成了“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區。在1973年，1958年開工共和國最大的濞史杭灌區(灌溉面積1200萬畝，主要受益區是安徽和河南)全面投入運行，黃淮海平原的機井建設(達370余萬眼)和低產田改造，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取得決定性進展，歷史上延續了接近800年的“南糧北運”局面得到根本扭轉，南方開始減少征購農民生活顯著改善，再后來就跟著出現“賣糧難”的問題了。1978年，中國農田受旱面積高達6億畝以上，這一年糧食反而豐收，長達30年的水利設施建設的巨大作用，充分顯示出來了。在筆者的記憶里，1972年是最后一次在老家看到河南和安徽老鄉逃荒(是年華北大旱黃河首次斷流)，后來的“逃荒者”都基本上不要飯，只要錢和米了。

　　退一萬步講，即便是因為集體會把人捆死，分田能夠促進種田的積極性，有小崗村“密約”所顯示的那種“肝膽相照、同生共死”的勁頭，還有什么干不成的事，正如民間諺語所說的“人心齊、泰山移”。畢竟只是種種田而已，是大家都會的老套路，又不是要土法上馬制造原子彈，犯得上去冒“密約”里預測的那樣“天大”的政治風險嗎?“密約”所顯示的氣概和所需要解決的積極性問題，在精神境界上的差距不也是太大了一丁點嗎?

　　而且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農耕社會里，由于生產效率低下，財富積累困難，農民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低成本運營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各種風險都需要絕對避免，包括對新技術探索、采用和推廣，否則足以產生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為繼的風險。幾千年來，農民只要不是活不下去，就決不會鋌而走險。今天農民的負擔超過國家政策規定的許多倍，農民也仍然在苦苦忍耐，堪稱是國家穩定的基石。小崗村農民如何能夠例外，難道真的是腦后長有反骨不成?就算是腦后長有反骨，現在農民負擔這么重(鳳陽沒有工業財政收入沒有來源，農民負擔肯定不輕)，為什么又學乖了不跳出來?

　　說穿了，密約也許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理論意義，能夠證明某種理論和政策的正確性，對農民而言并沒有現實意義。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懷疑密約產生的過程，是出于小崗村農民的自發行為。

　　考慮到當時報章曾經廣泛宣傳的一個“民謠”---“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筆者以為這樣的“有劃時代理論意義的文獻”出自安徽，就不那么“偶然”了。直到今天，筆者也看電視，也看報，也上網，如果要問我四川和安徽省委書記的名字，慚愧得很，還真是說不出來。那時的民眾可也真是過于“見聞廣博”。

　　三、中國農村和農業發展的根本問題

　　依靠農民提高積極性，來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思路，從一開始就脫離了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現實，注定也無法繼續發揮作用。所謂土地私有能夠促進農民投資投勞的增強農業后勁的說法，體現的是某種“文人畫師”的“孤僻之癮”和與“國際接軌”的精英嗜好。實際上由于農業投資的特殊性，現在的農村經濟單位是無法獨立完成的(參見拙文《分田到戶的五大弊端》)。新技術特別是對黃淮海平原極為重要的節水灌溉技術的推廣和應用，不僅會受到經濟承受能力方面的制約，而且會受到農民“低成本運營方式”在觀念上的排斥。

　　這一切都要求集體所有制回到經濟現實中來，在形勢不變的條件下，也只有擴大基本經濟單位的風險承受能力，才能突破“低成本運營方式”的制約，克服農業發展上的“軟制約”(參見拙文《中國和西方在國家管理上的根本分歧初探》中篇)，提高農業的抗天災能力實現穩產。而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真正解決，需要以人均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為前提，這樣才能實現機械化耕作和為中國工業發展提供市場和動力。這大概需要國家實施真正意義上的西部大開發才有可能，有關這一點，筆者在《西部大開發是中國農民從而也是中華民族的未來》一文中，做了比較詳盡的展望。

　　雖然集體方式與農民的主觀愿望有距離，但是只要是堅持努力為農民的利益服務，農民是能夠接受和支持的。在毛澤東時代農民是做了幾十年的義務勞動的，是“吃了大虧的”，但是農民認為建設國家是他們應該盡的義務，并沒有任何怨望;這和“吃了小虧”(失去優勢地位)的精英主義者，對老毛的極端仇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今天農民對老毛的感情來看，只要是從根本上為農民利益作想的人，一定能夠得到億萬農民的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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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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