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改革政策是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無論這種體制的推行者們的主觀愿望是多么的良好，客觀上，這種體制在實施中是只分不統，逐步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使廣大的中國農村重新回到了小農經濟的狀態。

　　小農經濟的特點包括生產資料個人占有，小在生產流通交換各領域都以勞動者個體為主，這正是目前我國農村最為普遍的狀況。這種經濟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滅亡的。1894年，法國社會黨在南特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一個土地綱領，這個綱領受到了恩格斯的批評①。這個綱領的緒論中，第一句話就是：“鑒于按照黨的總綱的確切涵義，生產者只有在占有生產資料時才能自由。”這個觀點與改革初期大力宣傳包田到戶的觀點極為相像，恩格斯的評價是：“個體生產者占有生產資料，在我們的時代已經不再賦予這些生產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業已經破產，而在像倫敦那樣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經全然絕跡，起二代之的是大工業、血汗制度以及靠破產維持生活的可憐生意人。靠自力耕種為生的小農既非牢靠的占有自己的小塊土地，也不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房屋、他的院子、他的少量土地，都屬于高利貸者，他的生存比無產者的生存更無保障。……即使依法保證農民有一定數量的農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們也仍舊無法將他從走投無路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因為它為了暫時延緩毀滅的日期，必須'自愿地'將自己的牲畜，將他本人連肉體帶靈魂一并出賣給高利貸者。……”②這里引用這一段似乎過于危言聳聽，畢竟時間和地點都有了變化，情況也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農村經濟發展說明了恩格斯的論述是深刻的，當前的許多農村問題，都與這種小農經濟路線有密切的關系。

　　農民有雙重身份，一是勞動者，一是小私有者。把田地承包到個人，無形中突出了農民的小私有者的身份，勢必損害集體經濟。的確，承包制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但積極性對于農村經濟的改善的作用并不起決定性作用，這一點下文將通過小崗村的事例進行論述。

　　下面本文將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提出幾點質疑。

　　一、如何看待文革后期經濟的"崩潰"?

　　從1978年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生產隊18戶農民簽訂全國第一份包干到戶合同起，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為主的責任制迅速在中國得以推廣。1987年，全國有1.8億農戶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

　　是什么原因促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推廣呢?

　　現在一般認為，文革后期中國農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農民的收入極低，生活改善不大，廣大農民主觀上要求改變生活狀況，農村的經濟現狀要求出現一種新的生產經營體制。

　　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確遭受了很大的損失：

　　首先，是大串連、"停產鬧革命"、武斗、造反、打砸搶等政治動亂沖擊和破壞生產建設，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質損失。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現象主要在66年到69年間比較嚴重，進入全面整頓之后，這方面的損失得到了明顯的控制。

　　其次，是經濟發展速度緩慢，沒有在應有發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這一時期經濟雖然取得了一定發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較緩慢的。社會總產值年增長率6.8%分別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國民收入年增長率4.9%分別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

　　再次，是經濟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國民經濟總量雖然有增加，但是生產管理制度的破壞也使經濟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費嚴重。

　　但是問題是，以上是否是農村經濟不景氣的全部原因?并且，經濟不景氣是否已經到了崩潰的地步呢?

　　首先，我們認為，以下因素是我們正確看待"文革"時期經濟建設時應該考慮進去的。

　　一、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為此，在投資中必須優先集中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然后才考慮農業和輕工業;在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上，必須保證提高積累率來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然后才能適當考慮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費需要。這個原則既是中國工業落后的國情所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計劃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躍進"沖掉了"二五"計劃，造成了經濟困難局面，不得不暫時停止工業化進程，降低積累率，優先解決吃穿用問題。經過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調整，經濟得到了較快恢復，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實際即承擔了完成工業化任務的后兩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③，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也有人認為1975年即已初步實現了工業化目標④。)因此，"文革"時期經濟建設投資積累率高、消費率低，重工業投資大、農業輕工業投資少，生產性項目多、生活性項目少，投資效益低、見效慢，實際上是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為以后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如前面所說1976年我國人均年消費糧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來說明"文革"經濟的"崩潰"。實際上，即使在人口失控、增長很快的"文革"時期，糧食也是持續增長的，全國人均占有量從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費量降低，主要是當時"備戰備荒"政策的需要，和經濟無直接關系。

　　二、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代價。60年代前期，中國周邊形勢十分嚴峻。美國繼續對中國進行"半月形"封鎖，1961年至1968年在臺灣海峽先后舉行了以入侵中國大陸為目標的三次核戰爭演習，而且在越南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直接威脅中國安全。北部的蘇聯也陳兵百萬，把核導彈瞄準中國。1964年和1969年，美國和蘇聯都曾向中國發出使用核打擊的戰爭威脅。在這樣的形勢下，進行三線建設，加強國防建設是必須的，決不能用大規模戰爭至今沒有爆發的事后估計，來判斷當時的戰備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況下的價值準則來判斷三線建設和發展國防建設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評當時只發展核武器，不發展核電站，這是脫離歷史條件的不負責任的指責。事實上，正是當年的這些建設，為我國以后的和平發展贏得了保證。正如江澤民最近所指出：如果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當年在非常困難條件下搞成的原子彈、氫彈，我們就沒有今天這樣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三、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所付出的代價。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原有的工業交通企業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內地基礎十分薄弱。這是國家經濟建設中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下決心進行三線建設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澤東在作出三線建設決策時就指出：三線是一個陣地，一二線是一個陣地，以一二線的生產來支援三線建設，也就是沿海支援內地，使內地逐步趕上沿海地區的發展水平。針對有些人認為大規模戰爭打不起來的看法，他說："他們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們本來就是做兩手準備的。"⑤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沒有當年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我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經濟水平，將面臨著更加艱巨的任務。所以江澤民同志1991年4月視察攀枝花鋼鐵基地、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當年三線重點工程時說：總的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這個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因此，農村經濟發展滯后的原因則不能簡單歸結為是文革對經濟的破壞。

　　其次，當時的經濟也并沒有達到崩潰的邊緣。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在《旁觀毛澤東時代》一書中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如果從1952年算起則增長了12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從1952年(當時工業生產恢復到了戰前最高水平)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盡管'大躍進'造成了工業生產的混亂，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長的百分比最大，當時工業增長率達平均每年18%，把中國的工業生產力翻了一番還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長的速度盡管不穩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盡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高速工業化過程中有幾個關鍵部門的數據或許值得一提。從1952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萬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還在生產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鐵路機車和現代海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成了一個主要的核強國，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1964年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衛星發射進了軌道。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可見，改革開放前夕中國的經濟完全沒有達到崩潰的程度，所以，把“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作為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二、“積極性高漲”是改革初期農村經濟發展的唯一原因嗎?

　　毫無疑問，包產到戶、個體生產充分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到1984年時糧食產量創下歷史最高記錄。但是也不要忘記，僅僅有積極性是不夠的。如果僅僅靠積極性就能解決問題，豈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邏輯中去了嗎?事實上，除了包產到戶因素外，八十年代農業的豐收至少還有以下四個重大因素：

　　第一，種子革命。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種農作物如水稻、小麥、棉花、油料都陸續發生了種子革命，對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袁隆平雜交水稻技術引發的水稻產量的革命性大增長。1979年5月，著名的美國圓環種子公司總經理威爾其訪問中國，驚奇地發現中國人正在種植一種前所未有的雜交水稻。該公司當年就把3個組合的雜交稻種子播種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農業實驗站的稻田里。到收獲時，跟美國原有高產常規水稻良種Starbonnet一比，產量還要高出165.4%—180.3%，也就是說其中產量最低的一個組合也比美國水稻高出1.65倍。美國人不禁被驚得目瞪口呆，一齊把它們驚呼為"東方魔稻"。這項技術于1973年10月"三系雜交稻"研制成功，1975年多點示范5600多畝，畝產比常規品種增產20%以上;1976年示范推廣迅速擴大到208萬畝，1990年全國推廣2.4億畝，占水稻面積的50%，而總產量占61.6%。以雜交水稻為首的種子革命，作為農業生產的"第二次綠色革命"，對八十年代初農業產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

　　第二，化肥革命。1970年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廠。72年1月13日，從國外引進化肥等成套設備8套，以后又提出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即四、三方案)。1973年，我國化肥產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發表《上海公報》以后，西方允許部分民用產品對華出口。中國迅速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生產裝置，這些裝置到1979年時絕大部分剛好建成投產，迅速增加了每畝化肥的施用量。這在長期以農家肥為主的田里起了明顯的增產效果。

　　第三，是改革前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顯示了成效。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1975年全國機井數比1965年增長935.89%⑥。抗自然災害能力有了較大提高，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1976年與1965年相比，成災面積由53.9%下降到26.9%⑦。這些農田灌溉和排澇條件的較大改善為以后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個體經營方式抗御旱澇災害的侵襲，提供了重要的保證。尤其是80年代國家對農田水利的投資相對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資在發揮效益。至今我們的水利設施的80%還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⑧。

　　第四，是國家大幅度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縮小城鄉產品剪刀差，這對于增強農村購買力，繁榮市場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從1979年3月開始，陸續提高 18種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從夏糧上市起全國糧食統購價平均提高20%，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50%;棉花從新棉收購之日起，全國統購價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補貼，超購部分再加價30%;食用植物油統購價格全國平均提高27%，超購部分加價50%;生豬收購價格平均提高24.6%,其他產品也分別提高20%-50%。79年11月開始，又對豬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產品、牛奶等八種主要副食品提高銷售價格⑨。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黃紅麻、木材、生漆、桐油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全國農副產品價格總指數，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同時，國家對農業生產資料的銷售價格有計劃的下降了10%-15%。這樣1979、1980年兩年國家每年用于調價的開支達80-90億元，國家財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長的部分基本都用于農業了，這是國民收入和國家財政分配的一個大調整。通過這一系列的調整，極大的激發了廣大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79年農業生產即取得了少有的大豐收，糧食產量創歷史最高紀錄⑩。

　　由以上四點可見，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改革前的各項準備和積累有密切聯系，而農民收入的大幅提高，還和當時國家對工農結構的調整及農產品提價等政策因素有很大關系。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自然是不可忽略的條件，但是如果說單單包產到戶提高了積極性就立馬能起到如此糧食大增產和農業增收的效果的話，實在是顯得片面了。事實上，在這種“積極性決定一切”的背后，隱含著一個農業主要是“勞動在質和量上投入不足”的前提條件。實際上這個條件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977年，中國農村人口就已經突破了8億大關，人地矛盾突出，已經存在著嚴重的勞動力過剩。而勞動力過剩的經濟學含義，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就是勞動投入的邊際產出為零，農業的增產和收益增長與勞動投入增加無關。在七十年代的實踐中，華國鋒推行機械化，受到農民的堅決抵制。除了當時拖拉機質量不好的原因以外，更為關鍵的是勞動力已經出現大量過剩，這樣的話機械耕作產生的成本，對人均福利而言是一種"凈損失"。毫無疑問，農民是喜歡分田的，這和城里人喜歡自己當老板沒有什么不同。接受管理措施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件稱心如意的事情。包產到戶，很大程度上也正反映了農民的這種心態。

　　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負面作用

　　農村經濟在改革前發展慢，改革后發展快，似乎是一旦把地分到個人，勞動積極性提高了，生產就搞上去了，而上文的分析說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不是改革后農村經濟發展的唯一原因，也不是發展農村經濟的恒古不變的法寶。至少在當下，農村家庭年產承包責任制已經遇到了很多問題，小農經濟的許多缺點不斷地暴露了出來。這方面的材料，近幾年來開始有零散的報道，但一直沒有官方的統計資料，我們調查了內蒙古、蘇北一些農村的狀況，并調查了校園內來自安徽、河北、湖南、四川、河南、山東等各地的民工，得到以下一些概況。

　　一、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荒廢。前文已經提到，至今我們的水利設施的80%還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為什么現在農村的水利設施沒人修了呢?農民們的回答很簡單："沒人管。"承包到戶之后，每人都只顧忙自己的一塊地，自然沒有人再愿意修集體的基礎設施建設了。

　　二、科技水平降低。我們在內蒙古一個牧場調查時，發現一種現象，分產到戶前，大隊有獸醫，給全大隊的牲畜看病，還帶幾個青年學習獸醫技術，承包到戶后，牲畜全都分到了各家，獸醫也就只管自己家的牲畜，結果不懂技術、文化素質低的人家，一旦牲畜生病，就大批大批的傳染、死亡。我調查的蘇北農村也有類似情況，以前種子、化肥、農藥都是大隊里內行的人為大家集體購買，現在各買各的，很容易上當受騙，價格也比集體購買要貴。

　　三、農村基層腐敗嚴重。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反映，農村小農經濟的普及，導致了在思想意識上廣大農民小農思想的復蘇，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事情，自然以前的集體的領導現在就不再受集體的監督。這不能不說是農村基層產生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調查中我們也發現，農民們普遍反映，改革前當官的大家都看著，現在沒人管當官的，只管自己的一畝三分田了。

　　四、收入降低，甚至大多數地方種地虧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科技水平落后，生產效率低下的小農經濟在生產、流通、交換各個領域都不具備優勢。一方面糧價降低，一方面農藥化肥價格上漲，再加上亂收費、提留款越收越多，不管是沒有離開土地的農民還是進城打工的民工都反映種地基本上不賺錢，遇上年景不好，還要虧本。在調查中，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的農民是非常留戀土地的，除非萬不得已，他們是不愿意離開土地的。因此民工潮的出現事實上宣告了農村經濟已陷入很嚴重的困境。民工對土地的占有情況恰如其分地說明了恩格斯的論述，即“個人占有生產資料已經不能保證小生產者的自由。”土地對于民工來說，有正反兩面的意義：首先，土地是民工的后路，如果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那么至少還可以回家種田，不至于走投無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保持承包制的穩定性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其次，土地是民工的負擔，民工雖然不種地，但屬于他的那一小塊土地的提留款還是要他繳的。民工對土地的使用權也只表現為此!

　　出路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中國實行了20年，如果說改革初農民們自發地選擇了分田，那么，從我們的調查來看，各地的農村已經出現了自發的土地聯合的趨勢。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南街村式的集體所有制，另一種則是伴隨著民工潮的出現而出現的：外出打工的農民將屬于它的那一塊土地讓給別人耕種。如果當地種地虧錢，則每畝地還要給耕種者補貼，否則則免費或收取一定的租金。

　　十五計劃提出“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建設區域化、專業化、規模化的農產品商品生產及加工基地。”恩格斯認為：“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如果他們要堅持自己的個體經濟，那么他們就必然要喪失房屋和家園，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將排擠掉他們陳舊的生產方式。”這里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規模經營，一是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我們認為，中國農村經濟的出路就在于集體經濟。規模經營是大勢所趨，現在農民們都已經認識到了，“把地分了種”不再能夠為他們繼續帶來改革初曾經帶來的利益了，只有規模經營，才符合市場的需求，才能夠賺錢。但是規模經營既有資本家的、私人的規模經營，也有集體的、公有制下的規模經營，后者才是我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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