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展望“塘約道路”，亟須重溫毛澤東中國農業合作化的理論和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去年6月24日在吉林考察農業時明確指出：“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有助于農業現代化路子走得穩、步子邁得開。”

　　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2014年在遭遇洪水一貧如冼的廢墟上，重走集體路，成立“政社一體的合作社”，僅只三年，面貌大變。由一個省級“二級貧困村”變成了貴州“同步小康新農村”。今年兩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參加貴州代表團討論時，點贊《塘約道路》，指出“塘約做到這樣，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新時期的大寨”，“塘約精神還是不簡單，還是要發揚。”

　　現在，塘約道路已揭開了中國農村大變革的序幕，面對農村即將到來 “暴風驟雨”，重溫一下毛澤東關于中國農業合作化的理論和實踐，是非常必要的、十分有益的。

　　毛澤東的這種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晶。它是社會實踐反復證實了的客觀真理。

　　一、農業合作化是中國農民的根本出路

　　毛澤東歷來認為，中國農民的根本出路是社會主義。他和黨中央用了極大精力把我國五億農民逐步引上了集體經濟的康庒大道。這是中國農村翻天覆地的偉大變革!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結晶。

　　1、從中國農村的客觀實際出發

　　毛澤東領導中國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是所謂“唯意志論”的結果，而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必然選擇。

　　1956年，毛澤東從中國國情特點出發深刻指明，中國農民“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選擇。”他說：由于人口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南方各省每人只有一畝或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較以前在所改善，但是，他們中間許多人仍然有困難。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人們的這種積極性。對于他們，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選擇。(《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29頁)

　　2、著眼于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

　　毛澤東深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放后，我們黨確實面臨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和生產力落后的客觀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美國帝國主義在被中國人民趕走時發表的《白皮書》里，就曾斷定共產黨不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問題只在于，發展農村生產力究竟要走什么道路，集體的道路還是個體的道路?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的回答，社會主義是必然之路。這就是他高于別人之處。

　　1953年冬他在《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是這么講的：“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是個體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同上書，第301頁)

　　當然，這不是說個體生產就不能增產。毛澤東認為，不搞合作化也可以增產，但增產較慢，而且有限。他在1953年10月15日同陳伯達等人的談話時指出：“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文稿》第4冊，第357頁)其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簡單的協作，也可以造成新的生產力。所以，只有從個體的所有制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才能大大解放生產力，才能組織更大的“協作”，造成偉大的生產力，較快地發展農業生產，以適應國家工業化的要求，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

　　毛澤東的這種認知，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子恢在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開幕詞中就講過：“農村工作部向中央的報告，合作社90%增產。”主管財經工作的陳云在七屆六中全會的發言中談到農業合作化同解決糧食問題的關系時提出，發展農業合作，是在目前眾多的農業增產措施中，“投資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產辦法。”他說：增加我國農業產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規模的開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積，目前還不可能。就目前的需要和可能來說，增加農業產量的主要辦法，無疑是實現農業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農經營組成幾十戶或者更多戶的聯合經營，就可以使個體農民難于單獨進行的多種增產措施得以實行。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建社的頭一二年內，沒有拖拉機，仍舊使用畜力和現有農具，一般可經增產20%，那么，單單這一項，全國組成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產糧食六七百億斤。在目前，這是一種投資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產辦法。只有把小農經營組成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備條件以后，使我國的農業由使用畜力工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轉引自《若干重大竟是的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上卷，第364頁)在這里，陳云正確地道出了客觀的真實。

　　3、基于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業合作化必須同步的考量。

　　毛澤東確認，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要為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而奮斗，這種工業化能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進行。他認為;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很有見地的。1955年，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指出：“有些同志不贊成我黨中央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步驟應適當和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的問題上可以采取現在規定的速度，而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而應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這忽視了蘇聯的經驗。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進行的。”

　　這是因為：首先，我國的商品糧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同工業化的需要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這個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其次，他創造性地提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只能先合作化，后機械化。他說：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重要部門，即重工業的拖拉機的生產、化學肥料的生產、農用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以及農用電力和煤油的生產等等，“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機器。”再其次，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大量的資金，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要靠農業方面來積累。“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的購買力。”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文集》第6卷，第431、432頁)

　　4、確認小農經濟是處在十字路口的經濟

　　列寧認為，小農經濟是一種處在十字路口的經濟，有向資本主義道路發展，或向社會主義道路發展這樣兩種可能。毛澤東贊同列寧的這個觀點。只是他認為，我國的全體農民雖然有其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但他們中卻“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我們黨遵循著自己的綱領，應當從中國的這種實際出發，站在運動的前面，積極領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他說：“對于農村的陳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既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要泛濫起來。”(《文稿》第4冊，第357頁)

　　毛澤東之所以以那么高的熱情，全心身地指導我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堅決實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我國億萬農民逐步引上集體經濟的道路，其思想軌跡，就是如此。

　　二、實踐證明了農業集體經濟優越于個體小農經濟

　　如何看待我國的農業合作化?農業集體經濟是否優于個體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那位曾經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云，就曾公開咒罵：“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又一次剝奪”!

　　好在歷史終究是客觀的實在。真理就是真理，謬誤盡管可以憑權勢打扮成“真理”，但謬誤終歸就是謬誤!

　　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實踐中來，真理并不依人們自己覺得如何而定，而是看 其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實踐是檢驗人的認識的真理性的唯一標準。共和國前三十年的社會實踐不容分辯地證實了，農業集體經濟有其巨大的、誰也抹煞不了的優越性。

　　第一、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

　　我國的農業合作化確實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順利發展。這是不容否定的歷史真實。

　　前三十年困擾我國的第一大事是吃飯問題。

　　我國的糧食總產量，1950年13215萬噸，比上年增長16.7%。1951年14370萬噸，比上年增長8.7%。1952年16390萬噸，比上年增長14.1%。1953年16685萬噸，比上年增長1.8%。1954年16950萬噸，比上年增長1。6%。1954年16950萬噸，比上年增長1.6%。1955年18395萬噸，比上年增長8.5%。1956年19275萬噸，比上年增長4.8%。1957年為19505萬噸，比上年增長1.2%。1958年達到20000萬噸，比上年增長2.5%。

　　這就說明，其一，農業合作化以來，我國的糧食產量年年增產;其二，在合作化高潮的兩年中，增產最多;其三，難能可貴的是，我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完全避免了蘇聯優良傳統高潮帶來的生產破壞。

　　農業合作經濟優于全體小農經濟，這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說，上述1957年比1952農業增長狀況，只是短暫的時期，不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總和”，那就有必要看一看農業集體經濟發展的全過程。

　　從1953年到1981年，我國農業總產值年平增長3.5%。農業增長的這種速度，明顯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1953-1976年，法國2.5%，日本和英國2.1%，美國1.8%，西德1.3%。

　　中國糧食生產除了大躍進后短暫的三年外，年年增產。這是歷史的真實!

　　第二、水利建設功標史冊

　　水利是農業生產的命脈。我國農民吃夠了水旱災害之苦。農業合作化基本上解決了困擾中國農民幾千年的水利大問題。

　　毛澤東講得很好：“興修水利是保證農業增產的大事，小型水庫是各縣各區各鄉和各社都可以辦的，十分需要定出一個在若干年內，分期實行，除了遇到不可抗拒的特大的水旱災荒以外，保證遇旱有水，遇澇排水的規劃。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礎之上，群眾有很大的力量。幾千年不能解決的普普通通的水災、旱災問題，可能在幾年之內解決。”(《文集》第6卷，第451頁)這個農業合作經濟的優越性否定得了嗎?

　　事實正是這樣。農業合作化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全國各地持續開展興修水利的高潮。從建國以來，到1983年(79年后由于包產到戶業，已難于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反倒陸續損害了原有的水利建設)我國共建成八萬六千多座水庫，總蓄水量達四千二百多億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農用排灌動力，由建國初期的十二萬八千馬力，發展到七千八百多萬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還新打機井二百四十一萬眼，為干旱農田開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低標準的三億畝，增達六億七千萬畝，增加了一點二倍。建國前的三億六千萬畝易澇農田，有二億七千萬畝得到治理，占總數的四分之三。這就為我國農業生產的持續和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造福人民的是百年大計，實在值得大書特書!

　　聯合國糧農組織1980年年報指出，我國農田灌溉面積，已躍居世界第一位，為印度、美國、蘇聯等國的不及。

　　那些一方面依靠著集體經濟農田水利建設的“紅利”吃飯，一方面以對集體經濟“徹底否定”， “良心”何在?

　　殊不知，如果沒有集體經濟的優越，興修起這么多的水利，“三中全會”以來，實行包產到戶以后的后果，又會如之若何?

　　第三、解放婦女勞力

　　中國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開辟了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的可能。這就有必要“發動婦女投入農業生產”。毛澤東看到浙江建德縣的這個經驗以后，熱情流溢地寫下一段重要批語：“在合作化以前，全國很多地方存在著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在合作化以后，許多合作社感到勞動力不足了，有必要發動過去不參加田間勞動的廣大婦女群眾參加到勞動戰線上去。這是一件出于許多意料之外的大事。”“中國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要發動婦女參加勞動，必須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58頁)

　　合作化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半邊天”參加勞動，功不可滅。

　　第四，開創了防止貧富兩極分化，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毛澤東的心路中，不忘初心，就要從基本制度上，避免貧富兩極分化，原本是實現農業合作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是這么說的：“現在農村中存在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天在發展新富農，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天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在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解決困難。”(同上書，第437頁)

　　事實正是這樣。合作社的集體經濟，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按勞分配，這就從根本上防止了農村中出現兩極分化，開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美景。在中國，貧富兩極分化已經存在了幾千年的歷史，解決、防止兩極分化，這是共產黨人真正為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奮斗的題中應有之義!

　　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及“知識精英”公然鼓吹兩極分化“天然合理論”、貧富懸殊“有利推動生產力發展”等等，這就凸現了他們“靠資本主義救中國”已經“鐵”了心!

　　第五，提高了教育文化水平

　　毛澤東贊成列寧的這句名言：“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他指出：我國現有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問題必須在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農民組織了合作化社，有了集體力量，情況就完全變了，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學文化。”(同上書，第6卷第455頁)

　　難道事實不是這樣?

　　我國農業合作化以來，就是憑著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大大地促進了農村文化教育的發展。隊有小學，社有中學。全國普及小學，很多地區甚至普及中學教育。 我國實行真正的“義務教育”，讀書不要錢。沒有哪個農民發愁過子女讀不起書。

　　舊社會留下的“文盲大軍”迅速掃除，廣大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提高。這是歷史的奇跡。

　　第六，發展醫療衛生事業

　　195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中，就有兩條是發展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規定。一是除“四害”，講衛生。一是“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蟲病、血絲蟲病、發疫、腦炎、牛瘟、豬瘟等。”

　　毛澤東以其特有“階級情誼”，始終堅持在全國的醫療大格局中，“把醫療的重點放在農村”的方針，依靠國家和集體經濟的力量，構建縣人民醫院、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室，赤腳醫生散布農村各個角落的醫療網絡，從而使我國廣大農民享受著基本免費的醫療服務，從而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1993年世界發展銀行年度報告《投資于健康》高度贊揚到70年代末為止，中國的醫療服務“舉世無雙。”這個報告是這么說的：“直至最近，(中國)一直是低收入國家的一個例外。到70年代末期，醫療保險幾乎覆蓋了所有城市和85%的農村人口，這是低收入發展中的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

　　只有毛澤東的正確的醫療方針，只有集體經濟的力量，才有這種“舉世無雙”的偉績!

　　可惜好景不常。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對191個成員進行衛生體系績效的評估中，中國衛生業績的綜合評價，竟列第144位，總體健康水平列81位，社會內部衛生費用的公平程度列第188位，即倒數第四位。屬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直到近十年醫療衛生的改革，才有了明顯的好轉。

　　從“舉世無雙”到“倒數第四”，這種強烈的反差，難道不是擅自取消集體經濟的嚴重惡果?

　　第七，保證了“五保戶”的一般生活

　　農村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使“五保戶”的生活水平。有了體制的保證，致使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城市乞丐總的就較少，。

　　第八，培育一代新型農村干部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集體經濟要求集體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與之相適應。在黨的長期教育和培養下，造就了一代無私奉獻、“全心全意”、艱苦奮斗、聯系群眾的農村基層干部。他們不脫離生產，沒有工薪，只有一點“工分補貼”，不是國家干部，卻又肩負起國家干部的重擔。他們成年累月，吃苦耐勞，全心全意地服務農村，服務農民，亷潔奉公，秉公辦事，不貪不腐，不黃不賭，都是無名英雄。1963年開始的農村“四清”運動，那么種“清”法，也“清”不出多大問題。要是把當時定案的“貪污犯”，擺到當今中國農村，評廉政“先進”也非他莫屬。

　　第九、建構了文明新農村

　　在集體經濟的那些年代里，我國農村，創建了一代社會主義新風。無論是社風、村風，官風、民風，都無愧為歷史上最好的時期。舊中國的各種流毒，什么吸毒、嫖娼、賭博、搶刧等等，一掃而光。

　　遺憾的是現在又全都死灰復燃，有過之無不及。

　　第十、農業支援了工業

　　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遏制和封鎖的惡劣環境中進行的。我國人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同心同德，艱苦奮斗，初步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同農業集體經濟的同步發展，是分不開的。

　　中國的集體經濟農業，不僅為城市提供了糧食，而且為工業提供了建設資金、原料、乃至銷售市場。從1952年到1979年，凈征購糧食，從539.8億斤到1240億斤;純收購棉花，從2000.1萬擔到4219.8萬擔;純收購牲豬，由507.2萬頭到13004•1萬頭，等等。農業與工業互相促進。

　　三、重回農業集體經濟的道路是必然的選擇

　　上世紀80年代開初以來，我國推行“包產到戶”，名為改變管理體制、實行生產責任制，廢除了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實質上是基本恢復個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惡果。從此，中國農村亂象叢生，農民無心于農，青壯年普遍進城打工，四處良田拋荒，水利長期失修，耕作極其粗放，惡性事件接連不斷……“三農問題”已經嚴重地困擾全黨。曾經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小崗村，集體經濟沒了，耕地“分”了，人心散了，包產到戶一二十年，按駐隊支書沈浩的說法：“面貌卻依舊”。

　　我們欣喜地看到，貴州省的塘約村，一個省級“二級貧困村”，組織起來重走集體化道路，只三年就大變，這個鐵的事實再次證實毛澤東合作化理論的客觀真理性，社會主義是中國農民的必然選擇!

　　(20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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