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死干部也扶不起典型為那般？

　　蔣高明

　　安徽有個鳳陽縣，曾因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而出名。“說鳳陽，道鳳陽，鳳陽出了個朱元璋”。這首著名的鳳陽花鼓戲之所以被歷代朝廷所禁唱，原因在于后面的唱詞：“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出了皇帝的鳳陽縣，并沒有因為朱皇帝改變貧窮的命運。是自然條件不好還是人的原因?自然因素方面，鳳陽處于江淮兩大河流的分水嶺處，非旱即澇，這是客觀事實。自然條件不好，但鳳陽人有沒有問題呢?在災難面前，外出逃荒并形成習俗，就說明一個深層的原因，人在困難面前，是選擇逃避而不是與困難作斗爭。“乞丐之鄉”的帽子由來已久，“鳳陽花鼓”最早就是外出乞討而出名的。

　　上世紀70年代末，安徽鳳陽再次在全國聞名。這次不是因為出了“朱皇帝”，而是出了“單干幫”。在當年人民公社盛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極左思潮下，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戶村民自愿選擇“單干”——這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逃避。他們不愿意吃虧，也不愿意沾別人的光，他們要靠自己的力氣吃飯。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那是一種像朱皇帝式的“造反”，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

　　1978年適逢大旱荒，要放在某歷史時期，就會有人“身背花鼓走四鄉”逃荒去了，但在新社會，那是不允許的，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生存的本能使小崗農民將個人安危和政治風險置之度外，他們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分田單干。他們看清了天災的一面，更看清了集體出工消極的一面，他們希望釋放人的勞動積極性來戰勝天災。

　　在分田到戶的“秘密協議”上，小崗村的農民們摁下鮮紅的手印，這個血手印的帶頭人是嚴俊昌。為什么要摁血手印呢?因為他們選擇走的路線與人民公社的路線格格不入，是一種“造反”行為。小崗村農民們當時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坐牢或者殺頭，他們的后代就由那些活著的人來養活。看得出，他們憋了一股勁。小崗村民是中國農民中最早看出了當時中國農業體制存在的問題，并敢于實踐的一批農民。

　　小崗村村民的力量得到了爆發，單干短期釋放了農民常年被壓制的生產積極性。單干第一年就越過溫飽線，還首次向國家交售余糧。而今，當初18位摁手印“包產到戶”的小崗農民中，已有6位離世，健在的那些人還會津津樂道地向來訪者講述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現在來看當時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度是一種革命，它最終成為我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徹底打破了“一大二公”人民公社體制。這些重大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使中國農業發展越過長期糧食短缺時代，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但在當時，分田單干就意味著背叛，意味著給人民公社抹黑。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雖沒有明確肯定“包產到戶”的具體做法，卻也為執政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指明一條農村經濟實踐路線，為即將風起云涌的農村改革提供了強大樣板力量。1980年，鄧小平的表態一錘定音：“‘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作為中國第一個農村改革村，如果小崗村當時的思路是正確的，現在應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才對。遺憾的是，35年過去了，小崗村依然沒有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

　　如果你是個外地游客，第一次來到小崗村，可以發現這里與外界不同：草房被瓦房和樓房取代;黃泥巴小路被寬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學、自來水、電燈、電話，還有衛星電視接收系統;彩電、冰箱、摩托車等高檔生活用品已進入農戶家庭;成片的葡萄園已進入盛果期……給人的感覺是：小崗村正在闊步邁向小康!

　　然而，上述畫面的背后，是這樣的殘酷現實——小崗村的大部分設施，不是靠農民單干掙來的，而是上級無償劃撥的。其中政府給予最多的一次是在1998年。那年9月，前總書記江澤民決定要視察小崗村[1]。在得知總書記到訪前3個月內，地方政府就開始做準備了。上級不希望小崗村給安徽丟臉，小崗人沒有花錢，也沒有錢花，又不能讓總書記看著傷心，只好政府掏錢不惜一切突擊打造“中國農村體制改革的先鋒”。于是，當地政府出資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省政府出資建自來水供應系統和村辦學校，修建通到村里的柏油路;省財政廳贊助5000元買物品發給村民過春節;鳳陽縣電信局免費給家家戶戶安裝了電話;江蘇省張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家家戶戶都擁有的彩電和小崗村專用車全部由企業和社會贈與。

　　2004年，沈浩被安徽省委組織部選派到鳳陽縣小崗村擔任黨委書記、村民委員會主任，當時他是安徽省財政廳副處級干部。后來，沈浩向安徽省委領導如實匯報小崗村的發展現狀時說：小崗村這些年幾乎沒有發展，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是“貧窮落后”，之后是“溫飽有余”。小崗村村民嚴宏俊(當年按血手印分田單干的18名發起人之一)也坦承：“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殘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賣給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邁不開步子啊”。曾經風靡一時《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春桃夫婦在一書中總結指出：改革20年后的小崗村只有8個字可以形容——“江山依舊，舊貌猶存”。

　　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農民的單干力量很快釋放完畢，在巨大的智力、資本、有效組織、技術進步面前，只拼力氣單干的農民肯定是弱勢的。很快，小崗村重新回到貧困狀態，因為改革典型只依靠政府的資助是扶不起來的，從根本上村民也富裕不起來。以私心重為主的小崗村農民，最終小崗村累死了副處級村官沈浩。

　　應當說政府對他們扶持力度是很大的，因此資金應當不是什么問題，問題是人才，因為沒有知識就難以改變命運。于是，引進大學生，為農村發展注入新鮮血液。從2006年起，小崗從全國公開引進了30多名大學生。然而，這些大學生還有副處級的沈浩為什么沒能改變小崗村的落后面貌呢?

　　問題關鍵是分散式的小農經濟不可能改變命運，再加上農民的短視和私心，相互不信任，1978年樹立起來的中國農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領導人親臨視察，得到社會多方的無償援助，在給中國農民做了26年的光輝榜樣之后，小崗村的改革注定是失敗的。2004年11月8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崗村公墓。11月9日早晨，中國官方的權威新聞機構新華社發布了有關沈浩和小崗村的消息，標題是：《“請讓我們為他立座雕像”——小崗村村民追憶村黨委書記沈浩》[2]。下面是新華社記者分析的小崗村依然落后原因：

　　“村民們告訴記者，沈浩剛到小崗村時，小崗很窮、很亂。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縣平均水平，村集體欠債3萬元，人心渙散，村里連續多年沒有選出‘兩委’班子，村里亂建房、亂倒垃圾普遍，環境很差。這與‘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名氣相比十分不相稱。為了改變這種現狀，上級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崗，嚴俊昌說，這并沒有給小崗帶來多大改變，村民們對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剛來時，大家也認為他是來‘鍍金’的，并不信任。”

　　沈浩看到了小崗村的癥結所在! 他要靠個人努力并利用手中的資源改變現狀，試圖靠集體力量壯大經濟，他要選好配強一個群眾信任、能力較強的‘兩委’班子，特別是要選好一個‘領路人’;他要加強對廣大農民群眾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把農民組織起來，教育好，發揮他們的主體作用，實現新農村建設又好又快推進。

　　沈浩在全體村民大會上宣布：春節后要把小崗村當年分到各家各戶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開發利用。在“合地”動員大會上，沈浩向村民們保證“土地拿上來絕對不讓大家吃虧”;“合地”后將建成“農業合作農場”，2006年將使小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幣(現在小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農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過年期間“好好議議”，年后就動手，正月十六開始蓋農貿市場。但是，年輕氣勝的沈浩他低估了以下嚴酷的現實問題：

　　寧愿討飯甚至餓死也不給集體干活的小崗村人，當年堅決要求實行“分田單干”的。將近30年來，外界對小崗村的無償援助使小崗人坐享其成慣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實現不勞而獲，完全喪失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張，得不到小崗人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合地”動員大會剛開始不久，當年小崗村的生產隊長、“大包干”發起人之一的嚴俊昌悄然離開了會場，而不少村民在場內四下打聽，關注春節村里會發給自家多少食用油!

　　雖然沈浩深得小崗村貧窮農戶們的愛戴，3年期滿后，98人按下手印，極力挽留3年，第二個3年期滿后，183人按下手印，還想再挽留3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崗村就有意把小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來，帶領小崗村走社會主義集體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壯志難酬，最終釀成了“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的悲劇結局!

　　[1]何平、何加正. 1998. 江澤民總書記來到小崗村. 人民日報， 9月28日.

　　[2]新華社. 2009. “請讓我們為他立座雕像” 小崗村村民追憶村黨委書記沈浩.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103390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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