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陽縣和小崗村在1978年遭遇特大旱災時,有人“餓死”嗎?
據鳳陽縣政府網上刊載的“數據”:鳳陽縣在1978年遭遇特大自然災害,糧食總產量下降到14770萬公斤,全縣的平均畝產糧食僅為98公斤。——但是,中國的“自稱精英”們至今沒有人說過:鳳陽縣和小崗村在1978年有多少人被“餓死”。
據鳳陽縣政府網上的“文字”:在1978年以前,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是全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在1978年遭遇特大自然災害時,“全村18戶人家,115人,550畝耕地,只收了30000斤糧食。”——
據鳳陽縣政府網上的“數據”:在遭遇特大自然災害的1978年,全縣人口46.1560萬人;糧食總產量下降到29540萬斤,人均糧食640斤;小崗村人口115人,糧食產量下降到33000斤,人均糧食286.96斤。——據鳳陽縣政府網上的“文字”:在遭遇特大自然災害的1978年,鳳陽縣和小崗村都沒有向國家上交一粒糧食;還向國家要了“救濟糧”和“救濟款”……
看了鳳陽縣政府網上的“數據”和“文字”后,紅馬大叔不禁要問問那時的“主流媒體”: 鳳陽縣在遭遇特大旱災的1978年,糧食總產量下降到29540萬斤,人均糧食下降到640斤,既沒有向國家上交一粒糧食,還向國家要了“救濟糧”和“救濟款”……!究竟應該怎樣“評說”這樣的縣?——實事求是的講:在1978年,中國年末總人口96259萬人,全國耕地總面積180885萬畝;全年糧食總產量30477萬噸,全國人均糧食只有634斤!相比之下,鳳陽縣在1978年的人均糧食640斤,為什么還要在“沒有向國家上交一粒糧食”的情況下,還向國家要了“救濟糧”和“救濟款”?
據中央電視臺報道:鳳陽縣在1978年遭遇特大旱災時,饑餓的陰影再次籠罩在小崗人頭上。作為一個生產隊,小崗“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大集體”的弊端不斷顯現,人們的怨言在私下里擴散。當年,鳳陽開始“分包到組”,試圖改變糧食產量低下的狀況。但這一招在小崗并不見效,20戶人家從兩個小組分成8個小組,仍不見好。其實大家都知道該怎么辦。嚴金昌說,當時,大家的自留地都種得很好,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在田間地頭,開始有三三兩兩的村民議論著,干脆分開來干!1978年11月24日,嚴金昌吃過晚飯,來到了嚴立華家。嚴立華家有兩間茅草房,平時是村民們聚會的“據點”。在這個初冬的夜晚,小崗村20戶農民有18戶的戶主在場,只有關友德、嚴國昌兩位戶主外出討飯,沒有到場。在此之前,隊里的三個干部嚴俊昌、嚴宏昌、嚴立學已經碰過頭,決心“大包干”。開會時,大家都在抽煙,茅草屋內彌漫著嗆人的煙味。嚴立華跑到后屋看看,發現老婆安靜地待著,沒過來湊熱鬧的意思。對這個會,他格外謹慎。在私下聯絡時,村民已相互約定不讓女人知道,“怕她們嘴快,說出去。”當時的有關政策中規定:“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小崗人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即便是私下都同意了,在會上也不敢貿然提出來。最終,副隊長嚴宏昌打破沉默,“我們隊委會三個碰了個頭,打算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但有一條,各家要保證交足公糧……”——這算什么樣的“敢為人先”?
在那時的“主流媒體”的報道中,紅馬大叔還看到這樣的“報道”:在1978年遭遇特大旱災害期間,“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也是小崗村的隊長,“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也是小崗村的副隊長,在他兩人的帶領下,小崗村人竟然使小崗村550畝耕地仍然保持年產糧食3.3萬斤,竟然使小崗村每畝耕地的平均糧食產量保持在54.5市斤水平!——這樣的“帶頭人”究竟算什么樣的“典型”?
另一個“大包干”帶頭人嚴金昌說:“當時,大家的自留地都種得很好,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小崗村在這樣的“隊委”的帶領下,是否能夠解析小崗村在遭遇特大旱災的1978年,為什么并未餓死1人?是否由于“大家的自留地都種得很好”?!是否由于小崗村能夠“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
在1978年遭遇特大旱災期間,小崗村的“嚴家”、“關家”和“韓家”都沒有1人被“餓死”!——原因是否象那時“主流媒體”所說:“一包就靈”?
聯想到那時候的“主流媒體”一再傳播的小崗村“大包干”的帶頭人嚴俊昌和嚴宏昌的說法:“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就開始餓死人。小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躍進,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但是,紅馬大叔至今沒有在“網”上查到小崗村的“嚴家”、“關家”和“韓家”說過自己家里親屬曾經在大躍進年代“餓死”!
——隨后,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記者高巍在2011年06月15日又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報道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所說的“1960年,小崗隊只剩下10戶39人……,在這3年中純屬餓死的(也叫非正常死亡)60人,死絕6戶,有76人背井離鄉,尋找活路……”
——如果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報道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所說的“數字”,對比以前主流媒體所報道的:“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就開始餓死人。小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躍進,餓死了67人……”,紅馬大叔不禁要問:小崗村在1958年以前有120多人,到了1960年只剩下10戶39人,又有“76人背井離鄉”,還能夠有67人被“餓死”嗎?
紅馬大叔在“網”上查到:小崗村在1978年11月搞的《生死文書》上看到的“紅手印”不是18戶,而是20戶(其中):1,嚴姓14戶:嚴宏昌、嚴立付、嚴立學、嚴國昌、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嚴學昌、嚴立華、嚴俊昌、嚴美昌、嚴付昌、嚴國品、嚴家其;2,關姓5戶:關廷珠、關友德、關友章、關友江、關友申;3,韓姓1戶:韓國云。——在“生死文書”上一共按了“20個紅手印”;這“20戶”中,竟然沒有一戶人說過自己家中有人“餓死”在大躍進年代!
紅馬大叔只在“網”上查到中國新聞網在2008年01月04日09:58報道的小崗村“大包干”的帶頭人嚴俊昌這樣說:“我二弟快要死了。我們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兩,打成面糊子,他餓得牙關都緊了,沒有力氣張嘴,我們撬開牙齒喂給他吃,才救活了他。”
——紅馬大叔不禁要問問“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在大躍進年代,你二弟為什么沒有被“餓死”?你所說的“一把面,三四兩”能夠管多久?為什么你二弟至今還活著?為什么你們家在“大包干”之前的1978年“特大旱災期間”和“大躍進年代”竟然沒有1人被“餓死”?
“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自稱:“從1962年就當了小崗村的副隊長和隊長”; “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曾經多次說“小崗村在集體化年代,二十多年沒有上交一粒糧食”; “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還多次說“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就開始餓死人。小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躍進,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 “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還一再說“哪怕能吃一頓飽飯,拉去殺頭也滿意了”……
——紅馬大叔不禁要問問“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請問,你是怎樣做到“二十多年沒有上交一粒糧食”的?請問你在特大旱災的1978年和“大躍進年代”,是怎樣做到既沒有“餓死”自己,又沒有“餓死”你的老婆和孩子的?請問你在1978年11月24日“帶頭”搞“分田到戶”后,又是怎樣把長江村投資在小崗村建成的“葡萄園”變成你兒子的“葡萄園”的?……
這些問題,紅馬大叔也可以問問那時的“主流媒體”:“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所說的“小崗村在1958年以前有120多人,到了1960年只剩下10戶39人,又有‘76人背井離鄉’……”時,你們為什么不會想象一下:“1958年開始‘大躍進’,1959年就開始餓死人。小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躍進,餓死了67人,死絕了6戶。當時的農村,可以說家破人亡。”——哪還有“76人背井離鄉”?哪還有“嚴宏昌、嚴立付、嚴立學、嚴國昌、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嚴學昌、嚴立華、嚴俊昌、嚴美昌、嚴付昌、嚴國品、嚴家其、關廷珠、關友德、關友章、關友江、關友申、韓國云”等20個小崗村的“戶主”。在“生死文書”上,一共按了“20個紅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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