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十八掌網友寫了個帖子,說小崗村不能與南街村和華西村比,因為這兩個地方經濟發達。小崗村只能與大寨比,因為“改革開放之前,大寨和小崗的貧窮程度是頗為類似的”。他說:據郭鳳蓮回憶說:“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麥是二斤半,這二斤半小麥在磨上還填不了磨盤眼兒。過年吃餃子,當時大寨人吃是玉米面餃子,當時非常困難,能吃得起玉米面餃子就不簡單了。”
讀完后貧道覺得:十八掌網友天天在網上泡是不行的,最好去一些地方實際感受一下。真沒機會也要看看資料,然后再說話。
小崗村不能與華西村和南街村相比的理由并不充足。十八掌到南街村看看就知道了:南街村雖然靠近鐵路線,但就像靠近高速路的村不一定被認為是交通條件好一樣——南街村沒有車站。南街村地處漯河市南面積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王洼邊緣(貧道66年步行串聯時走過),屬于鹽堿地,耕地條件不比小崗村好。河西村在八十年代也一樣不是什么富裕地區。貧道可以告訴十八掌一個知識:農業生產條件好的地方往往鄉鎮企業發展的晚而且差,倒是農業生產條件差的地方,原來窮的地方鄉鎮企業發展的快而且有成效。貧道在八十年代是河南省政府經濟咨詢機構的研究人員,對此是很有感受的。這個道理不僅對中國八十年代農村合適,對工業化時期所有地方都合適,甚至一個國家也是這樣。除了精神,小崗村與南街村和華西村在改革開放前確實很近似。
南街村和河西村的非農產業發展的好不是因為他們本來富裕,本來農業生產條件好。而是本來不富裕,本來農業條件就差。走投無路奮發圖強另辟蹊徑才走出來的。南街村華西村比小崗村的富裕不是不能比較的理由,因為正是他們比小崗村富裕其他人才找其中奧妙的。
因此寫帖子也是要做點準備再寫。
說“改革開放之前,大寨和小崗的貧窮程度是頗為類似的”是非常可笑的。資料上說,“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156個月份中,吃國家供應糧的是87個月,共吃供應糧達22.8萬斤”。資料上還有,“大寨村每年上交國家20多萬斤余糧”。也就是大寨村每年交的余糧就夠小崗村吃13年。或者說一個大寨村能養活13個類似小崗村那樣的懶漢村。到1979年,小崗村和大寨一個地下一個天上。
看到很多說大寨是“假典型”的文字,如同說劉胡蘭、雷鋒、黃繼光……是假的一樣。這些東西確實很多,但早晚都會露餡兒。罵大寨的文章中沒有人說大寨每年交20多萬斤余糧(這個數字是“學大寨”前就存在的)是假的。沒人說大寨修的梯田是假的(也是學大寨前就修好的)。
貧道去過大寨3次以上,是因為九十年代末在石家莊待過幾年,朋友來了陪他們去山西路過昔陽就去大寨轉轉。現在說大寨假,主要是耕地面積不實。貧道覺得也有可能,因為山地耕地面積很難搞準,一些邊角地段算耕地也有實際問題——經常不能種。但大寨總計1.88平方公里數字不會假了,總占地2800畝,扣除山林1000畝,村子和道路幾百畝、河溝陡坡水庫也有幾百畝,耕地再多也不會超過1100畝。800畝可能是1953年查田定產的數字,多出來無非是山河整治時新開墾的。造假談不到,因為上報只能按查田定產的數字。最主要的是,大寨人把一個典型水土流失的山地,按照現在標準“小流域治理”的方法,不花國家(更不要說什么聯合國的了)一分錢完成了山河整治。從一個貧困山區小村,變成每年能向國家交二十多萬斤余糧(190口人人均1000多斤!)的一個富裕村子。大寨這種精神正是一窮二白的中國最需要的精神。
“全國學大寨”的起碼的作用是:增加了耕地面積,改良了農田條件。看看下面數字會知道
根據美國國際環境及發展研究所與世界資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資源:1987》數據,1950年中國耕地面積10800萬公頃,1960年為11700萬公頃,1970年為12700萬公頃,1980年為13400萬公頃。
這些數字說明:學大寨前,中國政府主要是在西北、東北、海南用軍墾方式擴張了耕地。總計增加900萬公頃耕地,僅東北和新疆就增加600萬公頃耕地。但中國剩余大面積荒地基本就開墾完了。學大寨一次大規模山河整治活動,通過造田和改良田地,讓中國增加了1700萬公頃耕地(2.55億畝),在1980年讓耕地面積增加到20.1萬畝。如果沒有學大寨,中國在1980年耕地比1960年的17.55億畝沒有多大增加余地,可能也就是18.0-18.5億畝左右。2013年,中國耕地18.2億畝,其余2億多畝都搞建設了。沒有學大寨多出來的2.55億畝,改革開放的空間恐怕都不夠!!
大規模的學大寨運動也是一次全國性的小流域治理運動和低產田改造運動。大量山區坡地被改造為梯田后,抵抗水旱災害能力大幅上升。“黃河上中游管理局”經過多年、多點的觀測統計,發現對于1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對于2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改革前別說沒有聯合國農田改造基金,就算有對中國來講也是杯水車薪。現在一個小流域治理沒數百萬拿不下來,當時哪有那么多錢!2012年《人民日報》記錄江西樟樹市薌溪村村民胡細珍的一句話很有意思:現在我們“用的還是大躍進的水,種的還是學大寨的田。
如果連學大寨都成了錯誤,恐怕共產黨解放后真的啥好事兒都沒干過了。
十八掌說郭鳳蓮回憶說:“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麥是二斤半,這二斤半小麥在磨上還填不了磨盤眼兒。過年吃餃子,當時大寨人吃是玉米面餃子,當時非常困難,能吃得起玉米面餃子就不簡單了。”會是真的嗎?會不會是指剛解放時期的事兒呢?
很多網友認為郭鳳蓮這段話是假的,或者是指剛解放。貧道可以負責任的告訴大家,郭鳳蓮說的是真的,而且是全國學大寨以后依舊如此。為什么?原因很簡單,大寨不種小麥。大寨地處太行山上,海拔1000多米,氣溫很低。貧道一年四五月去大寨,開車看周圍都沒有麥田,地是荒著的。一時還有點奇怪,后來注意到這時候還冷得很,也就真種不了小麥。山西小麥產在晉中南的汾河流域。因此,大寨沒有白面是正常的——除了調劑。
有時候常識也很重要。
資料說小崗村34戶,175人,耕種1100畝土地,與大寨村64戶,190多口,1100畝耕地的基本情況接近。應該說小崗村的農業生產條件優于大寨。因為大寨是高原寒冷地區,一年一季。小崗村在黃淮平原上,一年一季半是沒問題的。這樣兩個村基本是中國的兩個典型,甚至是互補的。沒有大寨村就不會有小崗村:沒了救濟糧,要么都餓死了,要么奮發圖強變成大寨了,反正1979年那個紙條是不用寫了。
最后我們選擇了一個連續吃13年救濟糧的村子做榜樣,糟蹋一個為13個村提供救濟糧的村子。
貧道下過鄉,見過不同類型的村(同學遍布十幾個村)。類似小崗村那樣雜姓、常年在外跑的人占比例大的村子也見過,我們鄰村四隊就是,總在吃救濟糧邊緣。但這種村極少。但沒見過大寨那種村。多數村像貧道插隊的村:一個大姓,不激進但也會混亂。這類村實行集體經濟沒任何問題。我們村人均不足兩畝地,雖然交余糧很不積極但從來沒吃過返銷糧。
當年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設計是:農村經濟分兩層:農林牧漁業這一層由農戶集團經營,非農產業尤其是加工業和高端服務業(金融)這一層由集體經營。這樣的“小農經濟”不可能“無時無刻不產生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只產生在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中。既照顧到中國農村傳統家庭經濟為單位的歷史傳統,又能讓農民抓住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的各種經濟機會,同時避免“少數人富起來多數人窮下去”的局面。這是鄧小平說他會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這個“雙層經營”的制度設計是寫在當時的中央文件的,是聯產承包下一步改革的路子,而且鄉鎮企業正是雙重經營另一層的雛形。
我們在九十年代初搞了兩件事兒把這給毀了:
一是報紙突然大肆宣傳血手印,編故事造假證。小崗村搞包產到戶本身也學沒錯,但記者們和精英們用那十八個血淋淋的手印可真把人給唬住了。把集體經濟說得地獄一樣的,把集體經濟說成懶漢經濟失敗經濟。以至于中國現在“二十年怕井繩”,集體經濟就別提了,說說都犯忌諱!
另一個就是九十年代初開始的集體經濟轉制,城鎮和農村一起把集體所有制轉成個人所有制(南街村和河西村是沒轉制而已,不是什么新創造!)。
這一下好,雙層經營的另一層理論上被批臭了,載體也沒有了。中國農村經濟再也找不到北了,以至于九十年代末有了什么“三農問題”!
這才是小崗村的問題!
如果中國走了前蘇聯的路,回過頭來看這都是“高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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