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崗村吃“返銷糧”談起

　　說起小崗村，當年那可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偉大旗幟”，用陜西人的土話來說，“撩得很”。這個世界有的時候，很有意思，一不留神，這“偉大旗幟”的帶頭人，就在強國論壇這邊輕輕地一“訪談”，直言不諱地說出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硬話”來。

　　這般的小笑話，也就不說了，留待帶頭人自己去想好了。只是當年從主流媒體中所宣傳的小崗村“苦難史”中，有一個小崗村自從進行集體化之后，吃了國家二十多年的“返銷糧”，這可是不能否定的。

　　安徽那邊的小崗村農村是怎樣規定農民口糧標準的，我不知道。下面，先談談我從小生活的那個農村，農民口糧是怎樣規定的。

　　那個時候，湖北農民在調侃的時候，將這社會中的人們，劃分為兩類，其中一類，就是“吃商品糧”的。農民自己，常常戲稱自己是吃“口袋糧”的，有的也說“布袋糧”，以區別“商品糧”。

　　吃“商品糧”的，基本上有糧本，有規定的定量。

　　這個“規定的定量”，是不是很刻薄呢?

　　其實，只要是有過這段生活經歷的人，都知道，過去吃商品糧的那個糧食定量，是根據每一個人的年齡和工種來確定的。工種這個方面很好理解，就是像搬運工、爐前工等工種，糧食定量就高，每天差不多是兩斤。而那些坐辦公室的，月糧食定量可能只有三十斤。與年齡有關，這主要是指的是從幼兒到高中這一段，隨著年歲增加，其定量是一同增加的，高中學生的糧食定量，比一般職工定量高。再一個，就是因為區域不同，所吃的“商品糧”的類別有差異，這定量也不同。南方地區吃稻米，糧食定量要高一點。北方地區，商品糧供應面粉的，定量要低一點。

　　“吃商品糧”的有規定的定量，那么那些沒有吃商品糧的農民，是不是就沒有標準呢?

　　其實，農村的農民，也是有標準的，只是這個糧食定量標準，現在的很多不熟悉過去那段歷史的人不清楚而已。

　　我從小生活的那個農村，壯勞動力的規定口糧，是稻谷550斤。高中這個歲數的孩子，無論男女，標準也是相同。其他年歲的人，基本上參照商品糧的方式也制定出來一個口糧標準出來。

　　稻谷550斤相當于多少斤米呢?一般而言，一擔稻谷(100斤)出稻米70斤左右。像吃精米的，多磨一次，出米65斤也是可以的。想出米高一點，把那個磨機調松一點，百斤稻谷多出幾斤米，也很正常。這樣算下來，其實就相當于一個壯勞動力的糧食規定標準，是每天一斤稻米。

　　一般情況，過去那個時代，一個壯勞動力一般來說，一個月男壯勞動力得吃三碗干飯，一天得有兩斤米。活干得不多，吃兩碗干飯，一天也得一斤半。

　　大多數農民家庭，如果僅僅靠這規定標準，吃不飽飯是客觀事實。當時的農村現實是，每一個生產隊，農民所得糧食，大體上來自三個方面。一個是規定的糧食，第二個是工分糧，第三個是本生產隊在有所“節余”可再分配的“福利糧”。

　　“規定糧”很好理解，就是一個農民家庭，無論其家庭勞動力有多少，一年勞動所掙得的工分有多少，按照一個規定，必須給這個家庭的所有人都給一個規定的糧，常常也稱之為基本口糧。

　　工分糧，就是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根據每一個家庭一年的總工分分配給一定量的糧。這樣分糧的方式，有好處，就是多勞多得。不好之處，就是孩子幼小且多的家庭，由于吃飯的人口多，掙工分的勞動力少，平攤到每一個家庭人口的工分要少，所分的工分糧也少。

　　對過去農村地區農民悄悄搞的“福利糧”，現在很多人知道不多。農村地區，農民也想每天吃干飯，也想吃飽了多打幾個嗝。一個是耕種面積上，大家基本上都是能少報一點，盡量少報一點。像到湖區去開墾點地，種點作物“掖著”，大隊和公社的干部也知道，只要本本上所劃定的那個耕地面積在“計劃”的范圍準確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時候，豐年所產糧高一些，由于計劃是上一年度年底給劃定的，這豐年所產的多余糧食，往往也就不多交了，上面往往也裝糊涂。像這樣開墾其他耕種土地，以及當年豐年多增加的那部分糧食，生產隊在適當留點“余量”之外，按照本隊的人口悄悄分了的“福利糧”，每一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只是不同年份，這部分“福利糧”有多有少，這就看這個生產隊隊長和老天爺了。

　　如果一個生產隊悄悄搞的“福利糧”沒有，這工分糧也沒有多余糧可分，使得本應該基本固定的那個基本糧都缺少的時候，這個時候，國家就會給這個生產隊運來“返銷糧”。

　　小崗村有耕種面積一千來畝，每畝糧食產量只有“三十來斤”(這可是從主流報道數據中平均下來的)，生產隊的糧食按照規定不夠時，就吃起來的國家的“返銷糧”。一般而言，國家返銷糧是一個補足過程。問題是沒有良心的小崗村，吃了別人多交糧才有的“返銷糧”的時候，二十年之后居然將這說成是苦不堪言的“罪惡”，這其中的歷史，今天的人們有多少去稱量一下帶頭人等宵小們的良知。

　　很多歷史詞匯，包含“返銷糧”等，都是需要好好回味的，這其中就包含了小崗村使用了二十多年的救濟款。

　　小崗村的那個糧食“單產”

　　小崗村這桿“旗幟”，高高被聳立起來成為一個標桿的時候，那是要用“數據”去說話的。這“數據”就是憶苦思甜中，說的是自從陷入“集體經濟”中去之后，小崗村的糧食總產量，從來就沒有上去過，吃國家返銷糧，用國家救濟款，是理所應當的，二十多年來坦然得很。這“數據”用小崗村的那個耕種面積一平均，居然只有三十來斤。

　　說來也巧，我這一生中，接觸種小麥的地方，有兩個地方，一個是湖北，一個是我曾經當兵的那個地方。

　　我從小生活的湖北農村地區，當年國家給下的“計劃任務”就兩項，一項是稻谷，一項是棉花，這都是需要去完成的。種水稻，一方面是交足國家的計劃任務，二來是要吃飽肚子。第二項的棉花任務，在完成的時候，是采用套種小麥的種植方式。

　　秋天收棉完畢之后，立刻將地翻耕，接著就播撒麥種。入冬之前，麥苗差不多有巴掌那么高，接著就進入冬季了。種小麥是為了開夏套種棉花，壟間的距離留得比較寬，和一般的單純種麥，還是有所區別的。大約是在五月底，小麥就收割完畢。坦誠地說，湖北套種小麥磨出來的面粉，品質不如北方的小麥，產量也不是很高。在七十年代，這種和棉花相互套種的小麥畝產量，一般也就四五百斤，不是很高。

　　當兵之后，在部隊團農場干了幾個月。其中一項農活，就是小麥收割完畢之后，給條田打壓堿的埂子。問了問留守在農場勞動的戰友，這小麥的畝產量是多少，他們的回答差不多都在三五百斤的這個范圍。客觀說，西北地區大條田種麥子，多少有點粗放型的耕種方式，不像南方種水稻那么“精細”。

　　對于團農場的這種小麥產量，一來是西北地區耕種面積較大采用粗放型耕種原因，二來是這種部隊開墾的地在過去鹽堿較重。

　　在我當兵期間，有河南安陽和安陽的戰友，閑聊時，他們說他們家鄉的小麥是主產糧，一般年景，畝產量差不多都在800斤左右。我當兵的時間，比小崗村被樹立為“中國農村改革偉大旗幟”這個典型時間要稍微晚上幾年。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河南商丘和安陽比安徽的小崗村，要偏北五百公里左右，年均降雨量要低一百毫米。我查了一下，小崗村周邊區域，年均降雨量大約是在八百毫米左右。而再往北走的北京，大約只有六百毫米左右。河南安陽和商丘，應該在這兩者之間。我當兵時的那個部隊農村，所在范圍的年均降雨量不足一百毫米。咸陽靠北的戰友，那里的自然條件不好，一年的年均降雨量，大致在四百毫米左右。為什么說這一段年均降雨量來，就是中國的糧食畝產量，與其有很直接的關系。一般而言，只要不是險峻的山區，包含丘陵在內的糧食產區，其糧食畝產量與年均降雨量是密切關聯的，而且在六百毫米降雨量之上的地區，其糧食產量基本上相對比較穩定。

　　有一個歷史數據，就是說西藏在和平解放之前，其主產糧食的青稞，畝產量大致上是在一百斤到一百五十斤左右。

　　小崗村“光輝旗幟”下的那個畝產“三十來斤”，只能說明兩個問題，一個是寫這樣報道的人動機不純，瞎編數據，就像今天編造一個《老農民》電視劇一樣，都是為了達到造謠、誣陷和咒罵的目的;第二個，就是說明那個與帶有人有著同樣“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小崗村，為了騙取國家的返銷糧和救濟款，在嚴重瞞產，是有著嚴重痞子氣息的這么一群不可進行思想改造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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