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強烈對比！

　　——對農村集體生產經營的一些回顧

　　不久前，與一位老熟人邂逅。雖現在工作生活在同一座小城，但還是多年不見，臭味相投，激起共鳴，談及當年的集體，不免引發一番感慨。過去我們在鄉鎮工作，他在文化站，我在學校教書，小地方大家都是相識相知吧，當你有些言論，難免被對方得知。過去我講過一些共同感興趣的話題，至今他還沒有忘記，所以碰到一起，又是老生常談，但他的出言還是令我始料不及。他首先就給我講，教書要少教學生XXX理論，多宣傳毛澤東思想;其次，他又講到農村里正在搞這樣合作，那樣合作，都難以成氣候，不如搞以前的集體好。他的第一個問題，倒是沒有挑起我的多少興致，而第二個問題卻引發了我對當年集體的回憶和思考。

　　我與農村、農民、農業有著千絲萬縷的天然聯系，是兩個三十年農村各種關系的親歷者。兩個時代我都經常直接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體驗過農業生產的滋味，產生了一定的體會。農村出身，從小參加農業勞動，經歷了分田到戶(今天稱聯產承包責任制，又稱包產到戶，那是專業術語，不需要猶抱琵琶半遮面，本質上前一種說法更為準確貼切，農村里的農民大多數不知道還有后面一種雅號，都以“分田到戶”來稱呼，所以是習慣成自然了)的前后兩個時代。前一個時代，我七八歲就開始跟在姐姐后面給集體放牛，時不時的頂替姐姐放牛，到了十一二歲就于節假日參加生產隊勞動，十六七歲時我能每年做一百五六十個工(每個工以10分計算，就是一千五六百分工)，能管上自己在生產隊吃的糧食錢有余。農活除了犁田，其它的我都會干。1980年高中畢業，參加了高考，由于功課基本功不扎實水平差考得不好，但還是被錄取了。錄取通知書來的時候，我正在生產隊參加勞動，記得是堆草(將稻草打成堆，便于保管長時間使用)，是一位異姓哥哥將通知書帶到勞動地點送到我手上，至今的情形還歷歷在目。當時我們省正在分田到戶，那幾天我主要是參加生產隊分田，分地，分山的抓鬮活動。我眼看就要分到田地了，但卻被一紙通知書給攪黃了，很不幸將我排除分田分地之外，本是我家安排好了要分八個人的田，我上學后只分到七個人的田。就是那樣我家還是分到了十畝多田，一二畝地，不多的茶葉和少量的山場。讀書和教書期間每逢節假日，我都是即時回到家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參加集體的修理溝渠等公益活動。前些年我家的姐妹都出嫁了，父母還在進行農業生產，生產的局面只能靠我維持了。近幾年父親過世，母親又癱瘓，加上生產效率太低，才沒有進行水稻生產等了，如今我家還有五六畝田地才荒蕪在那里。

　　由于我與農民農村聯系是密切度大，對農民感情不一般，對農業農村有著多年積累的感受和體會;還因為我們當時所受的國家、集體多方面的正面教育的緣故吧，在分田到戶前我就對生產隊的生產積極性不高，生產勞動效益存在的問題思考過，針對這些問題尋找出路。記得一次在參加集體勞動時，曾經問過出嫁在本村的一個姐姐：“要是把田分給你家，你是不是就有勁干了，就有精神干了?”她毫不猶豫的回答：“那肯定是”。她后來如愿以償，田分了，地得了，獨家獨戶為自己自由生產勞動。開始她家孩子少，勞力多，景況不錯，后來孩子多了，孩子又小，老的也老了，農業發展又停滯不前，生活水平就逐年下降，相比之下在本隊落到了底層。等到她得了重病，生活就缺吃，缺穿，缺醫療，缺基本保障，困苦不堪。如今大兒子在外長期打工，得到老板的信任成了主管，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條件還不錯;老二在家務農，生活難有保障，生計難以維持，更談不上發展了;小兒子在外打工，不穩定，待遇不高，基本上是溫飽。三個兒子都是按照計劃生育一對夫婦只生了一個孩子，負擔并不重，相比較分田到戶前并沒有什么起色，應該評判為生活水平下降了。

　　我們分田到戶已經三十年有余了，都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農村發展卻非常有限，這值得我們進行全面深刻的反思，該輪到我們把聯產承包責任制與當年的農村集體經濟好好地比較一番，從中找出集體經濟的優勢。

　　一、 農村集體的優勢。

　　1、 集體經濟有管理上科學化，生產上有有機地組合的優勢。集體經濟需要團隊精神，分工協作。那時農村集體組織得好，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生產效益高，社會效益也在提高。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遠遠大于個體力量的相加之和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集體代表更高的生產力，適應現代化大規模協作化生產發展的要求，人民公社通過組織動員機制，將分散的農村勞動力整合起來，提高了農村生產力，擴大勞動力使用規模以彌補技術、資金的不足。那時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從根本上改善了農業生產基礎，幾乎每個地方的集體都做了許多改天換地(當然有些也破壞力自然環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大事情;而現在只能依靠大型機械才能辦得到。

　　2、 資源利用率高。由于協作，人力資源可以避免重復浪費，那時生產隊放水(水稻灌溉與管理)，只要一人，而且是勞動能力不強的人就足以應對;但分田到戶后，每家必須獨立派一人去做，每逢旱季，為了自家爭水，徹夜守候在田間地頭，六親不認，造成了不必要的社會矛盾、社會損失，影響社會和諧。為應對病蟲害，在當時電力不足的情況下，每逢蟲子繁殖高峰期的夜晚，以生產隊或大隊或公社為單位，組織憑燈光聚殺蟲蛾，趁蟲子還沒有繁殖就將成蟲消滅掉，既大量的減少病蟲害，又節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還減少了依靠農藥防治蟲害造成現在人人談虎色變的農藥污染，是一項高社會效益農業生產活動活動;但分田到戶后，一家一戶的，一次性投資比較大，又嫉妒心理，怕殺了別家的蟲蛾好了他人，所以就從來沒有開展過。其它資源的利用比現在一家一戶基本上浪費都少，無疑這是集體經濟的優勢。

　　3、 幸福指數高。現在大家習慣上以幸福指數來衡量人民的生活質量的高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當年集體的共同勞動，幸福指數就很高。集體勞動，熱火朝天，到處歡歌笑語，特別是大型生產工地上，風展紅旗如畫，氣氛熱烈，人們的精神風貌好，熱情高，干勁大，各種勞動競賽都隨時隨地的開展，比學趕幫超的競爭狀態到處都是，而且時不時有人幽默一把，引起工地上人們歡笑聲不斷。每每回憶當時的勞動情景，幸福的暖流就傳遍全身，渾身充滿了使不盡的力量，腦海里遍布著憧憬。各級組織部門還組織文藝宣傳隊，進行勞動文藝宣傳，渲染勞動氣氛，提升人們的精神，調動生產積極性。那時人們的思想純樸，自私自利人和事都少，極其丑陋、極端惡劣個人沖突斗爭難以見到，鄰里之間的利益直接相關不多，社會矛盾少，和諧程度高，社會效益明顯。就比較而言，毫無疑問的那個時代幸福指數高，而且遠遠高于現在，高于不顧人情冷暖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非常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建設。那時勞動雖然有時辛苦，但由于有理想，有精神支撐，人們大多數都能以苦為樂。

　　4、 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實現社會公平。農村集體實行了政治經濟民主化，監督科學化、嚴格化。當時農村普遍實行了民主選主，大隊支書、支部委員都是通過黨員的民主選主產生，大隊革委會主任、革委會委員通過大隊、生產隊干部民主選主產生，連生產隊的隊長、“隊委”都是通過社員集體選舉推薦，婦女隊長也是社員選出來的。管理已經走向民主化，管理方式通過相互學習，相互交流，傳承發展了戰爭年代的優良作風，又結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方法，較為科學實用。那時農村集體民主生活跟原始社會的部落議事會相近，大隊有開大規模社員會的禮堂，小隊部分有禮堂，沒有禮堂的有隊屋或倉庫召開社員會討論大隊和小隊的各項事務。人民群眾監督效果好，基層干部得看社員臉色辦事。基層干部群眾基礎好，威信高，沒有群眾基礎你會隨時下臺，群眾與基層干部聯系緊密，感情深厚。干部很少有機會以權謀私，很少有干部以權謀私，基層政權公平、公正、廉潔。由于實行集體經濟，集體管理，集體分配，雖然產品不是很豐富，但分配上公平合理，差別很小，不可能有兩極分化。分工等各項事務安排都征求參考社員的意見，大體上是公平、公道的。

　　5、 社會主義集體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公益事業辦得就是好。當時利用人多力量大的特點，興修水利，改河造田，改地成田，建設了各種各樣的水利設施，生產措施，辦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農業大事。像我們這樣的小公社(只有6000人口左右)建了多座中型水庫，小水塘幾十座;修筑了沿河兩岸幾十里的防洪大堤，修建了多座攔水壩來保證農業用水的供應，并將原來的許多旱地改成了良田。我們生產隊原來只有幾十畝水田，后來修了一座過水大堤，一下子增加了幾十畝水田，全隊上升到一百多畝良田，提高了單位糧食產量，增加了總產量，保證了當時急劇增加的人口所需的糧食供應，穩定了人民生活。公益事業辦得就是好，田間管理四季妥善安排，溝渠及時修理，道路進行必要的修筑和平整，公共設施及時保護，少量的農業機械專人專職管理。農村“五保” 輪流安排社員專職負責，確保了老弱病殘者的養老保障。扶老攜幼，互補互助成為人們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學校的學生被有計劃的安排幫助孤寡老人，大隊、小隊干部親自帶頭問寒問暖，關照到位，必要時柴米油鹽電都送到家。這種“五保” 以人為本，以仁為善，體現人情味，比現在的社會保障體系還要細致具體全面，更有實踐的內涵，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6、 奠定了快速發展的農業基礎。現在農村的水利基本建設設施，都是前三十年的生產隊集體的產物，那時還進行了農田改造，小田改成大田，澇田變成高田、保收田，旱田開渠引水變良田;修直、修寬、修平了機耕道路，加建、擴建了許多農業生產道路，為農業的大規模生產，為后來的農業生產效益的提高，為雜交稻的推廣全面提高糧食產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后三十年的人民的基本生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建成互補的工農業生產體系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做了根本的鋪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農業實行單干后還能增產的原因，是復雜的，其中，有兩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第一，毛澤東時代動員全黨、全民大辦農業、大興水利，大建水利設施，帶來的效益;第二，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大搞“五小”工業，其中化肥的生產體系，產生的效益。

　　7、 能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就是能較好的把眼前的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把社會各方面的潛能給挖出來，著眼于全局、整體、長遠，辦好大事難事，這是農業集體經濟的重要的優勢之一。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統籌規劃，整體布局，可以避免農業生產的自發性、盲目性，對于全國農業的生產布局安排非常有利，對各地方政府的各種農業經濟，農作物生產布局非常方便，對公社、大隊、生產隊農林牧副漁的計劃提供統籌的條件。有人或許還搬出老問題還反駁我——以前不是對農村集體這方面“統得過死” 不能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矛盾特殊性原理，犯了教條主義錯誤進行揭露批判過嗎，為什么還把這些缺陷再搬上臺面作為農業的優勢來談呢?我的回答是有比較才有鑒別，以前沒有小崗模式做比較，沒有近似于私有化的分田到戶的農業生產不能進步作對比，我們不知道分田到戶的自發性、盲目性造成的農業經濟混亂，資源利用率低等問題，分田到戶出現了這些問題原因就是缺少了“統”，所以這些當年我們津津樂道做流言種子的缺陷有許多正是我們農業的優勢。通過社會實踐我們付出了代價，交了學費，我們才明白其中的奧秘，終于分清是非，必要的、適當的“統”完全有用，不然各自主張各自生產就有盲目性等局限性。如果是當年的農業集體就不會有今天從“姜(將)你軍，到生姜大跌價，姜農被整趴下的局面;就不會有去年棉花價格節節攀升，變成今年價格一落千丈的環境。農民有一定的計劃生產與一呼隆的自發生產相比較的經驗教訓，明顯見到了農業集體的“統”能利大于弊，為什么不去審視、討論、研究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為什么不重樹舊旗，發展集體，建設更高更現代化的中國農業呢?

　　8、 工農聯盟在增強。城市里工人也有組織的在農忙時幫助農業生產，農村周邊的工廠企業適當時組織工人幫農民搶割搶收，形成各行各業幫助農業的局面。農民還自發的通過下放知青與城市工人和工作人員保持聯系，加強感情交流，工農聯盟在逐漸加強，工農聯盟牢不可破，鞏固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同盟軍制度。

　　9、 合作醫療起點低，依靠集體的力量發展迅速，社員們有了依靠保障。農村合作醫療以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為指引，從創辦到保障正常只用了很短的時間。上級主管部門全力幫助配合，整個社會各部門、各系統統籌規劃部署，農村組建合作醫療很快。而赤腳醫生的人員選拔都是選思想好，品質好，文化素質好，積極要求上進，學習能力強的青年后生來學習擔任，也為合作醫療的普及與提高做了一個有效的鋪墊。從此農民有了基本的醫保，農民看病吃藥就到大隊的醫療室找赤腳醫生，大一點病就到公社衛生院去看，重病才到縣醫院治療。當時得了大病，到上級醫院治療醫療費個人承擔不起的農村集體也幫助解決，記得我們小隊有一位富農，妻子生孩子子宮破裂在縣醫院做了手術，花了錢急得團團轉，不知道怎么辦，醫生安慰他講集體會幫他解決，果然回到家，大隊、公社給他補助了醫療費。

　　10、 黃賭毒幾乎絕跡，社會生活自然和諧。我直到1983年以前是從來不知道賭博是怎么回事，后來隨著私有化的進程，社會管理越來越放松，農村管理基本上放任自流，不僅復發了許多丑惡落后的風俗，而且賭博開始回暖，越賭越嚴重，一發不可收拾。現在是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比比皆是。那時農村里偷扒現象有，但偷扒案例少，而且數量少，比例小，程度輕;吸食毒品我以前只聽過解放前有抽大煙的鴉片鬼子，但到改革開放后我們國家吸食海洛因等也冒出來了;黃色的東西改革開放前在農村文化領域沒見到過，只有現實生活中，有少量的男女偷情的事情發生，而且羞于見人，羞于家庭、社會，前些年農村也來了精神污染，“黃”了起來。那時農民坑蒙拐騙偷的少，燒殺搶奪的更少，家庭和睦，社會犯罪率低。僅有的家庭矛盾，鄰里矛盾，生產矛盾，首先由生產隊隊長、婦女隊長解決，不行就上交到大隊婦女主任、治安員解決，還不行才交到大隊革委會主任、大隊支書解決，輪到公社就很少有問題了。我的母親擔任了幾十年的村婦女主任，她是解決這方面問題的能手。我小時候基本上每天清晨就是在趕到我家要求解決家庭矛盾、鄰里糾紛的訴說和母親的說服排解聲中被吵醒的。基層矛盾基層解決，這樣的管理方法很科學，很實用，緩解了社會矛盾，解決了社會矛盾，使農村治安好，社會安定，社員安居樂業。如果沒有當時嚴密的集體經濟組織，是難以辦得到的，農村的自然和諧就無從談起。　　舉報 | 回復

　　11、 集體的凝聚力很高。小崗集體經濟時代部分人的懶散不能代表全中國的農民都懶散，全中國大多數農民自古以來就勤勞勇敢，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幾千年的思想文化的結晶。那時，自私自利思想少，公心的居多，集體勞動，家庭生活協作配合，互幫互助，相互支持。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的長期教育，公有制集體長時間的實踐、摸索，集體的凝聚力在逐步增強，人們的公心培養越來越成熟，農民有主人翁的責任感在增強。農民愛國家、愛集體，有自尊自愛，有集體榮譽感。就是小崗村，我也敢大膽地肯定，大多數社員不是懶散、松散的，原因更多的是沒有引導好，沒有組織好。對集體信心不足的人是有的，占得比例不是多數，大多數人已經通過十多年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集體的觀念已經很牢固。

　　12、 便于實現農業機械化。當時的集體需要大規模協作生產，生產的社會化高，便于實現農業機械化。現在的工業水平、科技水平，遠遠超過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水平的要求，為什么到現在在農村還不能實行農業機械化，根本的一點就是解散了農村集體經濟，沒有集中地資金購買農業機械，難以實行協作勞動，也不需要進行協作勞動，所以你怎么搞也難以組合成有效的大規模的農業機械化，從這一點說農村集體，不僅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益，而且提高了社會效益。

　　13、 封建迷信思想遭到滅頂之災。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斗爭方向就是封建文化，這場運動矛頭直指封建文化糟粕，對封建迷信思想的打擊有力而徹底，其后封建迷信活動幾乎銷聲匿跡，只有極少數人偷偷摸摸的搞些小活動。我一直到十七八歲都不知道什么是迷信，根本沒有參加過任何形式的迷信活動。上小學五年級時為了給學校開茶園種茶我們的班主任老師(是個上海的女下放知青)帶著我們挖了許多墳(這種行為當然不一定都對，也不一定合情合理合俗，我只是從一個方面來說明它的優點)，根本不知害怕，更不懂得什么是迷信;那時成年人在造林、造田、改山的各種公共勞動中也經常干一些違法封建迷信的活動。“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這句話是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講的，集體時代這樣的方式被普遍應用，既有哀悼紀念意義，氣氛又好，又有感召力凝聚力。

　　14、 生產隊、大隊、公社的一紙證明一通百達。生產隊、大隊、公社的一紙小小的證明，就是一張簡單低級的紙上寫上幾行字，蓋一個公章，沒有任何防偽標志，有奇效，能四通八達，舉國通衢，社會治安良好，違法的少，犯罪率低，能維護整個國家的社會基本秩序，在當今的世界上絕無僅有。改革開放，出現了社會治安不穩定，把責任歸結到這種證明太簡單、不嚴密，阻止不了社會混亂的身上，代替以從國外學來的身份證。后來又認為第一代身份證防偽技術不過關，創造了更高級的難以造假的第二代身份證有利于穩定社會秩序，但身份證還是造假層出不窮，犯罪率居高不下，社會管理不能和諧，社會難出穩定。實踐證明了社會治安環境好壞不是用簡單的證明來實現還是用復雜的防偽技術的身份證來實現的，而是有什么樣的社會制度來創造什么樣的社會治安環境，正確的社會制度創造出科學的社會環境，一張簡單的小證明照樣能夠保障社會的穩定和諧。

　　15、 優先發展教育。以集體力量發展基礎教育速度快，效果好，當時的最好的房子就是學校。我們大隊，開始沒有小學，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中國的基礎教育開始普及，我們大隊也分配了老師籌辦小學。開始沒有教室供學生上課就拿農民的家當學校，在農民家里辦學校讀書，曾有過六個年級在一間教室讀書上課。后來大隊安排了一塊地做了新學校，分成了三間教室上課，不兩年依靠集體計劃安排了更大的場地，又建了新學校，分成五個年級單獨上課。不是本地的教師就住校，生活有困難大隊里就組織安排幫扶，社員們以中國的尊師傳統給予老師必要的生活幫助。掃盲科普，生產隊隊隊有場地，有教育人員，年年進行，農閑時及時開展，男女老少有條件都要參加，而且作為評判一個社員先進與否的一條重要標準。通過這些前瞻性的文化科學教育普及活動，提高人民素質。相形之下讓人覺得這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受農民歡迎的優先發展教育戰略，才像是在具體落實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16、 基層干部吃苦在前，率先垂范。農村人民公社和社職各單位與農民聯系緊密，他們社會管理的責任心強，與農民的感情深。基層的公社、大隊干部每天的主要任務是到田間地頭與農民交流，大部分時間直接參加生產勞動，有時指導勞動和管理，一有緊急情況，馬上奔赴重要地區、場所進行指導，疏導，處理。那時許多大隊、生產隊干部率先垂范，重活累活搶著干。基層干部帶頭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大多數干部帶了頭，管理又能跟上，那個生產隊的生產效益一定不錯。我們大隊附近有一個生產隊叫下東莊，生產的自然條件一般，生產隊長帶頭苦干實干，組織能力也強，生產協調好，分工合作好，那里的生產效益好，工分值高，生產隊社員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公社干部和公社農業技術人員，幾乎天天在全公社尋訪，對農業技術問題，對病蟲害，進行跟蹤管理指導，直接幫助解決不懂、難懂的技術問題，有突發性生產問題，集中人力物力，及時有效處理。這些生產管理方式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生產效率。其他部門也把自己的工作與農業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給農業生產給予有力的幫助和支持。我省現任的一位人大副主任當年就是縣農機修理廠的技術員，有一次一個大隊在雙槍抗旱時，抽水機壞了，他連夜帶領另一個技術員搶修，直到天明時才將抽水機修好，保證了這個大隊的抗旱保苗工作順利進行。工作隊深入群眾，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堅決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參加生產，指導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干部開會因大家都白天起早貪黑的勞動，晚上都很疲勞，就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就近就人，經常哪個參加會議的干部最勞累、最不方便就挪到哪家開，我家就經常做個這樣的會場，每每回想起當時開會的情境，又像是在參加當年的會議旁聽。所以這些都有利于實現干群一體化，縮小城鄉差別。那時沒有腐敗的土壤，與現在相比，應該說那時談不上有什么腐敗。

　　17、 公社農科隊、大隊農科隊的設立有利于農業科技推廣，提高農作物產量。當時全國正在進行雜交水稻的育種試驗，公社農科隊、大隊農科隊率先進行各種農業科技的實驗，有利于農業科技盡快的有效的推廣。這些公社、大隊的農科隊組成人員，個別素質不高，勞動能力也與一般社員有差別，但在干部和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的指導下，能做好很多事，甚至能做好一些技術工作，能協助進行科學實驗。低產農作物被良種高產農作物更替，又有化肥催生使農作物增產，糧食產量逐年提高。當然這些新生事物才在創新階段，有一定缺點，但優點遠遠大于缺點，后來把它一棍子打死，顯然是有些人出于動機不純。我們經常講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相信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但我們不能采取雙重標準，戴有色眼鏡看問題，那樣就會把人民群眾首創的行之有效的發明創造用亂棍打死，造成了不必要社會損失。

　　18、 公社林場、大隊林場，有利于改造荒山荒灘，保護植被。我們的大隊林場原是一片荊棘重生石灰巖裸露的亂石崗，在全國大造林業的氣氛里開辟了幾百畝，將荒山種上了杉木，建成了林場，后來長勢不錯，既綠化了荒山，又有一定的經濟效益。公社林場緊連著我們大隊林場，地質條件，土壤成分差不多，遲開墾一兩年，也成片成林，綠化效果不錯，經濟效益也高。林業集體所有、集體管理有利于封山育林，有利于綠化管理，控制亂砍濫伐，實現水土保持。公社公有制企業(八九十年代叫鄉鎮企業，現在的鄉鎮企業幾乎全軍覆沒)針對性強，圍繞農業機械修理設置，針對農民生活安排，促進實現農業機械化，解決農民的生活用品保障問題，很能體現當時的中國農村“特色”。

　　19、 超生游擊隊少，計劃生育人性化，計劃生育初見成效。有人以為“計劃生育”全是改革開放的功勞，其實不然，毛主席早就重視計劃生育了。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主席就肯定了馬寅初是對的，在1957年最高國務會議毛主席說到，“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今天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我們這個國家有這么多的人，這是世界上各國都沒有的。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他在1958年的最高國務會議又說，“我是贊成節育的，并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樣能控制”。在計劃生育執行過程中，雖然當時醫療條件達不到標準，封建思想余孽嚴重阻礙，但有計劃的實行兩胎制，絕大多數人做到了，為后來計劃生育的一胎制，做了充分準備，打好了前站。那時由于戶籍關系穩定，流動人口少，像今天一樣的超生游擊隊那時幾乎沒有。當時的計劃生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人性化，毛主席帶頭主張人性化，他談到，“農民字都不認識，還有早婚的習慣，你強迫他節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1972年毛主席與幾個同志談話時還說到，“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所以那個時候有毛澤東思想的直接指引，計劃生育工作實施的過程以思想教育為主，多做說服動員做，強制性的少，比之現在更體現人性化。由于及時、科學、有力度，所以那時的計劃生育已經初見成效，為現在計劃生育的成功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20、 淡化了封建宗族制度。公社集體時，家族宗族已經相當淡化，但現在卻讓封建宗法制度又死灰復燃了。我家本是一個大姓家族，那里的村莊幾乎都是同一姓“張”，幾萬人，你說它有多大影響都存在可能性，但在我小時候根本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家族，因為它從來就沒有開展過什么活動。解放后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連家譜都沒有修過，我也沒有見過家譜，但到了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就開始修譜了，現在已經開始了第二輪修譜，越搞規模越大，越嚴密，影響越來越大，農村的政治經濟風俗習慣受其支配，有的地方基層政權被家族控制。為了家族利益，干擾農村正常生產生活秩序，經常造成農村的械斗，違法犯罪的增多，造成了社會不必要的混亂。

　　21、 包工有一定刺激性。包工是在集體內部調動社員生產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益的一種有效方法。那時搞包工，與經濟效益掛鉤，直接影響個人生活水平，因此成年人勞動熱情很高，干活賣力，青壯年最高每天能做工30——40分工(有些生產隊更高)。記得我那時有一個下午割稻，包工割了八分田，拿了十幾分工。工分糧也是調動大家積極性的有效方式，除去基本口糧，再以獲得工分的多少來稱口糧，工分多口糧也自然稱得多，吃得多，吃得飽，有余糧，當然勞動更加主動積極，更賣力。

　　22、 民兵亦民亦兵，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當時的社會穩定和諧，各地的民兵做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民兵以務農為主，平時整日里參加勞動建設，必要時參加各方面的維護社會治安工作，協助國家公安機關抓捕罪犯、破壞分子，看管罪犯、壞人等各種維護社會治安秩序活動。那時的社會安定團結，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社會氛圍，保衛了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減少了社會管理成本支出，效果好，所以民兵是當時社會穩定不可缺少的支柱之一。不比現在，維穩的成本接近軍費開支，去年6500億，是當年的幾十倍，不僅代價大，效益不高，而且國家人民難以承受。

　　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資本論》中，以無可辯駁的邏輯和實例論證了“協作”勞動產生新的生產力，這已被我國前三十年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后農業生產力的大發展所驗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協作”中，寫道：“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我國如果農村集體經濟能夠堅持到現在，雖然部分地方、部分階段、部分人存在一些問題，但農業整體發展一定會上一個大的臺階，就沒有當前嚴重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對立，不會城鄉差別越來越大，沒有滯后的三農問題，不會有小崗似地農村臟亂差的現象。當時的社會主義已經深入人心，集體經濟框架打得牢靠，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所取得成果，以及全國2000多個集體發展就是最有力證明，也對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這一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二、集體經濟當時存在的問題。

　　1、 由于解放初期計劃生育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當時的沒有基本的醫療設備，醫療條件差，農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對計劃生育與整個國家的關系沒有搞清楚，因此重視的程度還不夠，人口不能有效控制。當時幾乎每個家庭的人口都很多，三四個子女正常，十多個的也有，形成了人口快速膨脹。吃飯的嘴多，干農活的人少，勞動力缺乏，牽制了當時的經濟快速發展。農業生產本身就是個季節性強的產業，需要時卻沒有必要的勞動力資源來滿足生產發展的要求，這必然影響到糧食生產，拖累了國家的經濟建設。

　　2、 當時的生產隊在勞動管理上，不夠科學，也不夠嚴格，監督措施少，而且不到位，造成部分社員磨洋工，勞動效益不高，生產效果不好。有偷懶、磨洋工的現象，影響農業生產。但不能由此把農業集體經濟說得一無是處，這樣的現象應該是在任何社會、任何生產勞動中都存在的問題，關鍵看偷懶、磨洋工的所占的比例大小，大了多了肯定會影響生產，就當時的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而言人們的勞動大多含有基本的勞動量，不能說有少數人偷懶、磨洋工，農村集體就是不行，就應該推翻。

　　3、 集體時田地有小塊改造成大塊，有利于大規模協作勞動，便于大機器生產;分田到戶時，由于分田要求絕對合理化，均勻化，就把大塊田分成三六九等，每家每戶都要分到肥田、中等田、瘦田，所以只能將田地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分配。田變小了，不利于大規模機械化生產，于是全國的農業機械都造小了，便于在小塊田地里進行生產操作，成本低了也方便一家一戶購買和管理維修，所以現在的農業機械許多都采取小型化，就是有農業機械也實現不了機械化，直接導致到現在農業的勞動生產效率還是不高。我國糧食由原來的自給自足，變成了依賴進口，甚至進口轉基因主糧。

　　4、 幸福指數降低，社會效益低。由于農民小生產者意識上升，自私自利的小農意識抬頭，家庭矛盾，鄰里矛盾加劇;農村生產生活界別增多，利益糾紛的普遍，導致農村中和諧倒退，幸福指數大幅度降低，社會效益遠不如從前。

　　5、 自利思想抬頭，從農村到城市形成了私有化的大合唱。自私是人的本能，維護自身利益的意識是與生俱來的。放縱私欲，致使私欲膨脹，放任貪婪，慫恿邪惡，放大負面影響，讓惡性循環。中國經過二十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后，自私自利思想占有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少，失去了上風;但是分田到戶后，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自私自利思想又恢復了活力，已經形成了燎原之勢，現在在整個國家獨占鰲頭，都危機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性質，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僅要徹底改變中國的本來面貌，而且使世界局勢發生更大的逆轉。

　　6、 封建迷信思想抬頭、噴涌，造成大量資源浪費。文革中對封建文化傳統的沖擊，有人一味的渲染是什么打砸搶，是對文物的破壞，這不是辯證的、科學的認識。封建文化良莠不齊、是分不清，現代人肯定要吸其精華去其糟粕。應該充分肯定當時的青少年學生是有一定的知識水平，有一定的識別能力，有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能力的，他們串聯行為、批判行動主要是對準封建思想文化的糟粕的，破壞的主要是封建文化，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完全不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地批評他們，求全責備。正是在那個全盤否定的聲浪中，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封建迷信思想開始抬頭。農民溫飽尚且不能保證，但修廟宇想方設法的湊錢，只要有什么時間地點，利用一切機會，不惜浪費血汗換來的錢財，不顧一切的參加各種封建迷信活動，跟風開展迷信活動。封建迷信活動的完全反彈，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浪費了不必要的社會資源。婚喪嫁娶中各種落后腐朽的風俗也死灰復燃，浪費很大，透支了大量的子孫后代資源。

　　7、 農村空巢，家庭空心化，給農村青少年學生學習、受教育、成長帶來很多困難，影響社會和諧建設。由于缺少基本的家庭教育，農村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質在下降，違法犯罪增多，社會穩定和諧程度降低，直接影響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農民大量涌入城市占據了工人的就業崗位，工人失業下崗增多;無業農民到城市成了游民，打工的經濟效益不高就鋌而走險，違法犯罪，影響城市社會的穩定和諧。

　　8、 城鄉差別拉大，兩極分化加重，城鄉二元結構難以消除。本來農村集體的實力在發展，有利于城鄉差別的縮小;七十年代又開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活動，更有利于公平、平等的實施，城鄉聯系加強，工人農民交往正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勢頭在增強，城鄉之間從政治經濟到生活都在向一體化靠攏。但分田到戶后，農村一放手，松散狀態多年不顧不問，許多好的有效保障農民生產生活的措施被廢除，被丟棄，農民的生活水平相對在下降，生產活動停滯不前，使逐漸縮小的城鄉差別再次擴大，出現了今天又抬上議事日程的三農問題。

　　9、 生態意識退化，生態災難萌發。農民大多數沒有多少科學思想，到戶后主要是產量、鈔票的在起作用，環境什么的一概棄之腦后。在農業生產中，化肥農藥過多的使用，而且使用的劑量越來越大，土地嚴重退化影響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水稻等農作物的化肥農藥殘留物含量越來越高，我們的食物也越來越令人擔憂，可能導致人類的慢性中毒，影響自身的身體健康，導致人類身體的退化。農村里一次性塑料袋使用越來越多，亂丟亂扔各種垃圾造成大面積污染，現代垃圾困擾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污染由城市走向農村，生態災難不可避免。

　　10、 封建家族宗法影響擴大，干擾農村基層的生產、管理、穩定。現在有人宣傳家族文化，把家譜當作文化的多樣化來美化，實際上這樣過多地宣傳家族文化只能是文化復雜化，地方化，宗族派系多，矛盾激烈化，利遠遠大于弊。現在出現了北方許多村莊，甚至整個鄉鎮一定程度上被家族控制，封建的宗法制度又抬頭了。宗族制度復活，影響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激化了基層矛盾，加劇了宗族矛盾斗爭，加大加重了刑事犯罪行為，干擾社會的穩定。

　　11、 國有、集體山場管理權按管理期限被賣掉，影響綠化、水土保持。前兩年，農村的山場和原來的公社林場、大隊林場，甚至國有林場都被分片、分時間段賣給了個人經營管理，以為養肥了地方政府、村委會，搞“活”了經濟，他們又可以大把大把的用錢。但賣掉后山場長時間是個人“所有”了，你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將來經濟怎么發展?而且管理權被個人控制，人家隨時可以通過不正當手段來砍伐，森林資源被破壞，荒漠化、水土流失怎么辦?到時候損失的又是國家集體人民，挖社會主義墻腳挖肥了的又是個人，國退民進一幕幕還在繼續上演。

　　12、 現在理論上還時不時談到的集體經濟已經是徒有虛名，是個空殼，一塊招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農業面臨著問題，私有化出現了惡果，以至于發生“三農”問題，發生了李昌平“給總理說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情況。

　　三、新的一輪土地改革應該走農業集體化的道路。

　　如果說分田到戶在短時間內在部分地區、部分時間曾經產生過效益，但只能起到臨時抱佛腳的作用，現在早已失去了其往日光輝，分田到戶的效益已經日薄西山。多年前所倡導的“統分結合”的政策只見“分”難見“統”，就是有部分“統”也只是豬鼻子插蔥裝象，“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怕接近當年真正的集體經濟而污染了他們倡導私有的形象，所以到現在有“統”的地方很少，“統”方面很少，“統”時間很少，“統”的道路不對，“統”得方向存在問題。“統”到目前為止還是空的，像是不要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了。

　　農村又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建設發展，經濟文化有一個大幅度的提高，人們總體上的文化科學知識，上了一個新臺階，計劃生育和幾十年的義務教育的實施為今天實行集體經濟做了多方面的鋪墊，應該說走集體化道路的條件比以前更成熟。

　　目前農村又在籌劃新的改革，據中國之聲《新聞和報紙摘要》報道，國土部副部長王世元11月19日表示，國土部門將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進行農村土地股份制改革。王世元強調，土地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我國將抓緊完善現行法律和政策，為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創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環境。

　　1、 根據王世元副部長講的，鼓勵集體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集體土地農業經合組織、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等，使農民對集體資產享有充分的股權，通過完善和強化土地用益物權，使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實現最大化。農民享有“股權”又是一次摸著石頭過河，小崗經驗實行多年后明顯效果不佳，后來又在不斷的尋求辦法，搞了一個“統分結合”雙層經營，前面講過“統”就是只打雷下不了雨，過去進行的各地各種形式合作經濟的試驗，都不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沒有一次通過長時間試點能夠成功，到現在又“成立集體土地農業經合組織、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誰能說得清不再次被少數人利用進行私有化?雖然“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 可以進行規模化的土地資本經營，但一旦流轉必然固定化，被牢牢地控制在少數人手里，不會流轉到其他人頭上，讓多數人從此失去土地這個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重新淪為貧困。跟當年國營企業、集體企業承包制一樣，坑了國家集體肥了承包人個人，承包者轉移國家集體財產將你掏空，結果國營集體都沒有從外國學來“先進管理經驗”，只有賣了“私有”了之。現在主流媒體所一再宣揚的各種“大戶”經濟，到底是一種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經濟組織形式呢，還是一種促退生產力發展的、落后的、倒退的經濟組織形式呢?不難推測，實踐也證明那一定是新地主、新資本家經濟。

　　2、 農村土地不輪轉，搞集體經濟，為進城務工的農民準備好后方基地，為“出的去，回得來”的城市化模式降低了社會風險。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一些農民抓住了市場機遇，變成了包工頭、老板、商人等，這部分人具有較好的經濟條件，能夠在城市買房子，過上正式的城市生活;但這只是2億農民工群體中極少一部分的成功者，大部分的進城農民隨著年齡的增長，終將被城市勞動力市場所淘汰，而且進城的農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建筑業生存，一旦房地產等城市基本建設行業走下坡路，他們就無計可施，只能再次回老家。中國的基本建設規模長期保持那么大，房地產幾十年高速增長，統計數字表明已經趨向于飽和，放慢是必然的，破滅都有可能，不久的將來，農民工還是要回到農村依靠土地生活，如果被輪轉到別人那里，或者被地主資本家占有不能及時收回了，他們吃什么?靠社會保障，牽扯的社會面大、人數多，能不能足額到位?一旦這些人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農村就不會穩定，中國就會混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家也是如此，到時候一發不可收拾，局面就失控了，吃后悔藥還怎么來得及?

　　3、 加強社會主義教育。加強農民的思想教育，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團結力量大的教育尤為重要。現在要重塑農村集體經濟，盡管時間，社會環境的政治經濟都發生了變化，但基本的東西還是一樣，以社會效益為目標，以社會主義教育為手段，以文化科學知識為輔助。教育引導是關鍵，加強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教育。生產隊集體時代缺乏的就是這方面的教育，存在著積極性不高，磨洋工現象，主要是對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一致性認識不清，封建的小農意識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內被清理干凈。由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場深刻革命，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不可能一下子轉化的那么快，那么徹底，幾千年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就像是流進人們血液的病毒，清除起來要通體翻個底朝天，深度和廣度，時間的跨度難度系數都大。人家資產階級革命是私有制代替私有制，尚且花了超過幾十上百年，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要那么56年到76年那么二十年的時間就能把它建得那么完善，怎么可能，陰暗心理、居心不良者趁機倒打一耙，借此來攻擊社會主義，反毛否定共產主義信仰，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問題是通過社會主義教育改造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充分展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充分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集體個人利益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密不可分的整體，這樣才能拋棄時不時的把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集體的利益之上的思想觀念。當年的大隊生產隊集體完全懂得這個道理的非常少，能解釋清楚這種關系的更少，甚至公社與縣里的領導也不一定全都明白。人們的文化科學素質普遍不高，接受能力也不強，滿腦子殘留著封建思想，一下子要求他們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還很難，更談不上脫胎換，所以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受當時的條件限制還很難做到人們心悅誠服的接受并見之于行動。現在的情況以已經很不相同，各種條件都大有改觀，不管是被教育者還是教育者文化科學素質普遍提高，經濟基礎也夯實了很多，政治上通過兩個三十年的對比，以及縱向的現代與古代比和橫向的外國比，人民都有一個清楚地鑒別，實現有效的集體生產，集體管理都基本走向成熟。

　　4、 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基礎教育的普及，人的總體素質的提高，生產條件的更優勢變化，當前更有利于分工協作的大規模、機械化、社會化的生產，形成更高更先進的生產力。從農村土地經營的現實出發，未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是要弱化集體，而是要強化“集體”的職能。現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應該回收土地所有權，依靠集體管理，形成大規模更有效能的集體經濟。

　　四、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代表更高的生產力，有更高社會效益。

　　農村集體經濟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只是存在著當時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思想教育沒有跟上，存在著管理上的為數不多等缺陷;但是人們正在摸索前進，減少它的不合理的一面，減少它的副作用，糾正它的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進一步科學化，成就是有目共睹，它以它的輝煌載入了史冊。在它還沒有來得及總結經驗之時，就被全盤否定，一律被槍斃。幾十年過去了，長期的歪曲宣傳，人們對當年的集體經濟產生了條件反射，整個中國完全定格在小崗模式的定向思維里，得不到解脫。我們宣傳的四個現代化包含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農業現代化，幾十年過去了，農業現代化的前景依然很暗淡，農業作為基礎我們沒有很好的發揮其為工業發展提供合理有效的資源，沒有為國民經濟提供更大的發展動力，沒有為工農聯盟這個無產階級專政提供堅固的基石。歷史前進的車輪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國農業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尋找真正適合中國農業的體制。不能徘徊在小崗的思維模式上，更不能被控制在小崗模式上，要回過頭來發掘我們農村集體經濟取得的成就，研究農村集體經濟取得成功的因素，為今后農業的生產布局，解決三農問題，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提供積極有益的借鑒。

　　還是毛主席英明偉大，料事如神，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早已做了預測和規劃。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 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張平化被毛主席說服了，說“我懂了”，我們“懂了”嗎?時至今日我們“懂了”嗎?大量的事實證明我們沒有“懂”，至少不是完全“懂”。難怪王震將軍臨終前說“毛主席比我們至少遠看五十年”。

　　今天對于農村集體經濟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能被假象長期蒙蔽，再為錯誤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回顧歷史，開創未來，我們要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從戰略高度來發展農業，以世界眼光來看待農業。農業集體經濟能夠較好的實現社會公平，代表現代化、社會化生產的更高的生產力，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是中國農業走出困境的基本選擇。重新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實在是勢所必然，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還是引用前面的老熟人的話來結束全文，“這樣合作，那樣組合，都不如從前的農村集體經濟好”，這是老百姓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農業實踐自己得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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