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實在算不上啥新鮮事。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一直到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時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在中國廣大農村，除了個別地區土地被極少數人壟斷外，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業人口，一直實行的都是所謂的包產到戶。

　　舊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一直沿用的都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組織模式。也就是說，誰家的土地誰家根據需要獨自耕種。那些土地多的大戶人家，自己勞力不足，就聘請雇工或租給他人耕種，自己給雇工發放一定錢糧和向佃戶收取地租;更多的人家由于土地少，生產所得不能自給，就租種人家的土地或者干脆到人家家里打工，以此彌補自家錢糧的不足。租種他人土地并上交地租或者給人家打工按月按年掙來工錢和糧食的人家，就叫佃農或雇農;而把土地租給他人耕種并收取地租或者雇工到家里種地付給工錢和糧食的人家，就叫地主。在那樣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模式下，不管佃農與地主，都是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社會成員，根本不存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互助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集體所有制形式存在，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都叫包產到戶。這樣看來，所謂的包產到戶，實際就是一種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傳統生產模式。它在新時期的出現，是相對于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互助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而言的。從這一點講，它算不得什么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性創新舉措，更不能把這當作亙古未有影響深遠巨大的社會革新去大加頌贊。

　　改開三十多年，關于包產到戶一說，是作為謳歌鄧小平一大功績而持久傳之于報刊書籍和口頭之上的。最近隨著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播出，包產到戶之說再次風云各大輿論頂端。劇中人物一提起包產到戶，無不表情激動，雙唇打顫，激奮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似乎大集體時的土地就是因為社會體制問題啥也不生啥也不長，一旦以包產到戶的形式分解到一家一戶，土地立馬就肥力十足，能量迸射，天翻地覆，當年的收成就創歷史最高。每當看到這些鏡頭的時候，心頭就止不住掠過一絲不知是喜是悲還是好笑的感受。吾國之人咋就永遠走不出為拔高一事不顧其他，為貶損一事也不顧其他的窠臼呢?

　　包產到戶，本是人類歷史上再平常再傳統不過的農村勞作模式，難道只有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尤其在新時期的改開之后，它才神力綻放，效果盡顯，讓沉睡的土地開了天眼，一下子沒有緣由地就多生產了糧食?一下子就解決了幾千年來困擾中國農民和不少有責任心的統治者們憂心不已的溫飽問題?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更有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之感。

　　一句話說到底，關于包產到戶的一切說法與做法都源自對人民公這種社會生產結構的否認與批判。為什么?因為人民公社是以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為單位的生產組織，它的一切形式都完全摒棄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模式。土地是集體的，主要農具是集體的，財富分配是依據“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的。從新中國建立之初進行的互助組、合作社開始，開國領袖們一直都在探索如何改變幾千年的傳統生產組織模式，把中國引入到社會主義這個亙古未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嶄新軌道上。從此，在中國的土地上再沒有剝削，再沒有壓迫，再沒有地主惡霸資本家了，人人共享一時尚不能完全平均分配可又基本平均分配的集體勞動成果。這才是史無前例的偉大的創舉，這才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改革與創新?？上У氖牵桃暤恼涡枰?，一下子就廢棄了這個原本偉大而正確的新型社會模式。一個包產到戶，就把共產黨付出兩千萬烈士生命換來的嶄新社會制度化作了泡影，把已經近在咫尺的農業現代化推得遙遙無期，把原本消失殆盡的各種黑暗丑惡現象再次帶入進了人們的生活，把已經當家做了主人的人民大眾再次打入社會最底層，把已經消失了的少數富人精英再次請進了國家的議事決策機構，把國家大好的環境資源幾乎毀滅殆盡，農民賴以生存的耕地大面積畏縮，國家的一切都似乎不像是共產黨建國之初說的和實行的那樣由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上照樣是黑吃黑，黑吃白，人民大眾照樣重復著自己先祖們那樣沒有享有多少實際權利的社會待遇。

　　從嚴格意義上說，包產到戶的做法，在一定時期對于調動人們生產勞動的積極性，確實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這也迎合了人們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心態需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部分地緩解了當時某些地區農村糧食緊張狀況。其實許多人不可能不知，文革后期，國家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農業現代化已經初見成效。許多生產大隊已經擁有比較先進的農業機械，像用于耕地的拖拉機，用于運輸的輪胎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等，已經在農業生產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當時，幾乎每縣都建了化肥廠、磷肥廠，再加上文革期間完成的完善配套水利設施，生產小隊的糧食產量已經在原來基礎上有了大幅度提高。那時的廣播里，每到糧食收獲季節，天天都在報道各個地方的糧食增產情況。只記得常常聽到播音員每每用字正腔圓的音調播放著，今年夏收或者秋收，這個地方今年的糧食產量過了黃河，那個地方的糧食產量過了長江。生產隊每年分配給農民的口糧也逐年增加，許多地方的小麥口糧已由原來的每人每年八十斤、一百斤，提高到一百二十斤或者一百三十斤、一百五十斤不等。其實這些都是表面上的現象，更有不少生產隊在完成應上繳的公糧、留足了來年的種子和隊里每年冬春兩季出工所需糧食之后，隊里還剩余很多糧食，于是就全隊人統一口徑，誰也密不外露，趁著夜深小孩子們熟睡后，再每人私分三十五十斤不等的小麥。可以說，文革后期，農村的口糧雖然較之現在差距很大，可基本上都能自給自足。根本不像有人渲染的那樣有恁多外出逃荒現象。其實那些說逃荒人員多的人，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舉國上下到處都缺糧，逃荒的人外出討要什么呢?全國都是一個社會制度，都是同樣的生產組織模式，絕對沒有如今這樣大的區域性的貧富差別，你都沒糧食吃，別的地方就有糧食吃?

　　本來四屆人大上，周恩來總理就發出了響亮的號召，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其中農業現代化的提出是鑒于以生產大隊和生產小隊為單位的社會結構而言的。而包產到戶一包就幾十年，一家一戶零星的小塊耕作，上哪里去實現現代化?原本一大塊可以進駐農業機械的耕地，由于切割成了無數小塊，土地的承包者們，你要種這，他要種那，意見不統一，各自為政。即便有大型農業機械，也無力施展。況且，今天的農村土地被亂圈占亂出賣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許多村組基層組織已經名存實亡，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農民的土地前些年已經分配到家，如今儼然成了各自固定不變的私有財產。添加人口的無法增地，自然減員人口的人家不愿退地。再加上各地無節制的招商引資，軟硬兼施圈占了不知多少土地。原來國家劃定的十八億畝耕地紅線，每年都在以不小的數字嚴重畏縮著。許多地方的農民，早已是名不副實的無地農民了。這些人為釀造出來的苦果，早晚還要國家來吞噬。

　　其實，誰都知道人民公社的道路是最具戰略眼光的人類必由之路，包產到戶政策是最急功近利最不具長遠戰略眼光的短期措施，尤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在特殊時期試用一下，緩解一下暫時的危機未嘗不可。可是一經實施就不再變更，實在是忘記了共產黨人自己常說的與時俱進的發展理念了。當今中國，那些依然不受東西南北風干擾堅強維系著大集體組織狀態的地方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經千百次地警示人們，走集體化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的必然之路，大眾富裕才是共產黨人正當合理的追求。你能說南街村、華西村、大寨村走集體化道路達到的富強高度，是依靠國家明里暗里資助才發展起來的?你能說小崗村因襲傳統模式的做法能是社會主義中國農村的最佳發展模式?如果說中國真要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話，一家一戶包產到戶的體制能行嗎?如果你不是在骨子里仇視廣大人民群眾，如果你天生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私自利者，如果你血管里不是完全留著狼的血液，如果你意識里還有一絲半毫共產黨人的信仰存在，你就不應該死里活里把國家引入到財富為極少數人壟斷的私有制社會里，你就不應該違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本質，一味迎合西化派把中國引向弱肉強食的西方世界模式里去。

　　已經早已困倦的包產到戶，也該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矛盾與危機深潛的農村當前現實，早已在召喚一種更能適應它生存與發展的新型模式來化解它面臨的危機與矛盾。即便包產到戶在一定時期確實起到了應有的積極作用，可那種完全摒棄集體化的做法，實在和國家的社會性質大相徑庭。即使是暫時的發展需要，也總該有它完成歷史使命的時候。不能國家的什么都在變，唯獨這一點不能變。因為它實在不能再適應目前農村的現實需要了，基層政府尤其是村組兩級面臨的無政府狀況，國家無論現象還是實質上的私有化現實，都已經在從根本上動搖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除非我們的國家確實要拋棄社會主義制度而另尋途徑，否則的話，就應該采取果斷措施，排查清農村現實的基本狀況，尤其要排查清楚基層政府為政的實際狀況，把已經瀕臨危機的共和國大廈根基，動真格強力認真地鞏固一下。

　　2014-9-17

　　附：

　　毛澤東時代是如何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的

　　姜傳崗

　　新中國的農業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即改革開放之前和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和變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對前一個時期，這里稱為“毛澤東時代”，則頗多爭議，有人認為“發展緩慢”、“共產黨長期解決不了人民的吃飯問題”。為了全面正確地看待歷史，本文談談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究竟是如何解決中國人民吃飯問題的。

　　一、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個沉重歷史課題

　　吃飯是人的生命的最基本需要，是人類生活的主要內容，正如人們常說“民以食為天，吃飯第一”。

　　自然界能夠提供給人類一切食物來源，但是這還取決于人們的生產能力及其社會性質。事實是：在歷史上人類經常處于食物短缺的狀態，始終不能擺脫饑餓的威脅。在一定意義上說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同饑餓抗爭的歷史。

　　在長期的歷史上，人們的吃飯問題深受自然環境條件的制約。洪、澇、干旱、蟲害以及疫病等自然災害經常發生，人們在它面前無能為力，基本上處于“靠天吃飯”的狀況;又由于歷代統治階級執政謀私，只知道橫征暴斂，不注重改善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勞動人民向來是食物短缺的承受者。數千年的歷史就是勞動人民的饑餓史、苦難史，人被大批餓死的現象是經常發生的。

　　遠的不說，就以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為例：那時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農村土地大部分歸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貧農、雇農(給地主、豪紳干活的長工、短工、傭人等)、下中農則無地或占有很少的土地。當時國民黨政府和地方軍閥的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農村的收獲物大部分被地主、豪紳占有，廣大貧雇農、下中農經常處于缺糧或斷糧狀態。全國經常有數千萬人靠逃荒要飯為生，過著流離失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從那時過來的人們誰沒見到過那饑民沿街乞討、路邊餓殍倒地的慘狀?誰不記得那賣兒鬻女、妻離子散的情景?在上海灘的某個嚴寒的早上，環衛工人一次就清理出300多具餓死和凍死的尸體。在廣大農村，每當水、旱、蝗、疫等災害發生時，便發生大饑荒，出現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僅以幾次大的災害為例：

　　1928—1930年以陜甘為中心的北方八省發生大饑荒。主要是干旱，12個月無雨，夏秋無收。繼而蝗、風、雪、雹、水、疫災害又先后發生。造成難民 5000萬左右，死亡人數 1000萬以上。其中僅陜西省受災死亡人數就達300多萬，流離失所人口600多萬，兩項合計占全省人口 70%;甘肅死亡人數為230萬。

　　1936—1937年四川大饑荒。主要是久旱不雨，田地龜裂、糧食絕收，草木稀疏。加之政府、軍閥暴斂，地方大戶、富商囤積居奇，大多民眾斷糧，導致災民3700萬人。很多老百姓離家四處逃生，鄉間出現十室九空、餓殍載道、斃死之尸無人收拾的慘景。對這場大饑荒當時國民黨《中央日報》有所報道，稱：饑民“以樹皮、草糧、白泥作食”，“民食恐慌，已達極點”。這次災難總死亡人數無人統計，據當時有關地方報紙報道，僅四川萬源縣就“人口驟減三分之一”、“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余人”。“仁壽縣各地有全家餓死者，南江第二區兩月內即餓死二千余人”。很多地方出現饑民吃人肉以及出售人肉的慘狀。

　　從1931年至ig49年，長江發生水災共11次，災民共1億多人。其中1931年一次水災就造成災民2855萬，死人14萬。水災后因饑餓、瘟疫而死的人達300一多萬。1934年長江中下游大旱，遍及220余縣，其中江西省受災40余縣;據記載“草根樹皮挖剝殆盡，災民有餓死者，有服毒自盡者”，至少有260萬人喪命。安徽省旱情也很嚴重，出現“禾苗盡枯，赤地千里”的景象。死亡人數無人統計。

　　解放前，黃河平均三年兩次決口泛濫，給人民帶來的災害、死難人口不計其數。1933年一年決口就有 62處，受災人口 364萬人。1938年蔣介石消極抗日，親自下命令在河南省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致黃河決口改道，造成豫、皖、蘇三省44個縣市區被淹，受災面積5.4萬平方公里，受災人口 1000萬以上。有390萬人口背井離鄉，有89萬民眾淹死和餓死。

　　1942年中原大饑荒，“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流襲擊中原。當時政府實行實物稅，不斷增加軍糧征收，致使征收高達農民收入的30%—50%。軍政高官和地主乘機囤積居奇，大幅度提高糧價，造成中原地區110個縣民眾生活陷入困境。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多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病、扒火車擠踩摔軋死者無數，使河南省1000多萬人口減少近半。

　　魯西一帶老一輩群眾至今仍記得1941—1943年“堂邑大災荒”的事情。當時聊城地區以堂邑為中心的四個縣連續三年大旱，加以蝗蟲肆虐，莊稼基本絕收。青壯年、能行動的大量離家往黃河南逃難，而老人、兒童、病弱的人被大量餓死，形成方圓百里的無人區，大量尸骨無人收拾，共餓死人數約10萬左右。在逃難過程中，難民饑餓難忍，發生大量棄兒賣女的事情。一些年輕姑娘和媳婦只幾升高梁、谷子就被賣給了別人，有的甚至只幾個窩窩頭就被賣出去。其慘景使人不堪回想!

　　那真是一個災難頻繁、人民群眾苦不聊生的年代!

　　舊中國勞苦大眾的苦難不僅深刻地留在老一代人的記憶中，而且連當時在華工作過的西方人士也多有記述。

　　美國記者斯諾解放前曾長期在中國考察。在他的書中可以看到大量有關當時中國大饑荒的真實記載。例如：在1929年的中國北方那次大饑荒中，斯諾看到的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凈了。路邊橫著骷髏的死尸，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飽受著饑餓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在內蒙古的薩拉奇，斯諾看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我目擊數以千記的兒童死于饑荒”。由斯諾夫人整理出版的《斯諾中國》一書，其中就編發了許多當時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尸體的照片。

　　白修德是當時美國《時代》周刊的駐華記者。1943年白修德到河南采訪。在從潼關到洛陽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饑民處于生命垂危之中，還“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尸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他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體并撕咬著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鄭州后，白修德卻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熱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種高檔菜肴。白修德在其書中稱：在一個“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年代，這是他“吃過的最好宴席之一。”災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導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卻是政府及其官員們的腐敗和失職。

　　貧困和饑餓造成的直接結果是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在整個民國時期長達38年的時間里(1911—1949年)，中國人口僅僅增加了1億人，即由4.4億增至5.4億。其增長速度比清朝政府時期還大大降低。年均死亡率高達29‰左右。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有人估計整個民國時期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超過2億人。

　　貧困和饑餓不僅造成了整個社會的高度積弱和落后，而且成為引發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當初，很多貧苦群眾就是為了求生存、尋找吃飯生路而參加革命的。同樣，共產黨正是由于貧苦大眾的支持才取得了勝利。然而，革命勝利后，能否讓全體中國人都有飯吃?這不能不是一個沉重的歷史課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中國人口眾多，歷代政府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這是他們失敗的原因。同樣，共產黨政權也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它必然會因此而垮臺。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對了：吃飯問題向來是中國的一個大難題，歷史上任何政府都不能解決它。新中國建立后，共產黨能否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更是一個嚴重的考驗。

　　共產黨完全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在毛澤東領導下，建國后即投入到一場向貧困宣戰的不折不撓的戰爭中。

　　二、實行土地改革、開展互助合作化運動，人民生活初步改善

　　吃飯問題，實質上是農業和農民問題。舊中國長期不得解決的社會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生產分配關系，以及與此并存的分散的小農經濟方式。為此，共產黨在取得革命勝利后，首先從解決社會制度問題入手，迅速有效地開展了農村生產關系的一系列大變革，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并進一步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開辟了廣闊前景。

　　通過土地改革，幾千年的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和生產關系完全被廢除，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被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使農村人人都有土地，真正實行了農民土地所有制。這是對中國社會最深刻的變革，它對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具有根本意義。從建國前后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即在全國基本完成(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之外)，全國新老解放區有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七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

　　那真是一個讓農民歡天喜地的日子!多少祖祖輩輩靠逃荒要飯為生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土地;多少給地主扛活打工的貧雇農被解放成自由獨立的個體農民;多少無業游民、娼婦、乞丐、盜匪等很快消失，都分得了土地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歷史上多少革命志士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目標在共產黨領導下真正實現!那時人民政府建立的農村信用社還貸款給農民置辦了大量新農具，大多數農戶都購買和養殖了耕牛、馬、驢，添置了新車輛，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真是家家戶戶生產忙，村村一片新景象。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恢復發展很快。到1952年，全國糧食產量就達3278億斤，比1949年的2162億斤增加了48.8%;棉花產量2607萬擔，比1949年的889萬擔增加了193.4%，都超過中國歷史上的最高記錄。同時林業、畜牧業和水產業也迅速發展起來。僅三年時間，千百年來農民逃荒要飯、流離失所、挨餓受凍的現象就從中國大地上消失。

　　土改后建立的個體農民分散的小農經濟制度，雖然比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個歷史進步，它一時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但必須看到，這種發展是不可能穩定、持久的。它不僅不能抵御自然災害，而且必然產生兩極分化，重蹈過去富的富、窮的窮、人剝削人的不平等現象。歷史告訴人們：一個人民共同富裕、國家統一強盛的社會是決不會在一個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更不要說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在農村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國共產黨就進一步提出了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生產互助組和合作社，走農業集體化道路的任務。從1953年開始，在試點的基礎上，通過教育號召、示范和國家援助等方法，使農民自愿地、逐步由互助組走向農業合作社。合作化運動于1955年冬形成高潮，1956年基本完成，入社農戶占全國農戶的96%。這標志著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創造了使五億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經驗。

　　農業合作化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結構和面貌，結束了上千年以來農村個體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歷史，引導農民走向了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這不僅大大增強了農民團結協作的力量和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當時即將出現的兩極分化的傾向，促進了農村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加強了工農聯盟，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工業化建設。

　　50年代農村生產關系上的一系列變革，雖然也帶來了某些社會動蕩，但總體上是充滿生氣的，它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使農村經濟和人口迅速增長。到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達3910億斤，棉花產量達3280萬擔，分別比1952年增長20%、26%。主要農副產品產量都創歷史最高記錄。農業總產值增長了25%，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增長了23%。1957年全國人口達 64238萬，比 1949年增加 1億多人，年增長率達 23‰。這充分說明人民生活有了顯著改善。

　　當時，國家雖然對糧食和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但農民的口糧都能得到保證，農民對農產品仍具有很大支配權，吃飯雖然是以粗糧為主，但大多數人都能達到溫飽。有些多余的農副產品還可以自由地到市場、集市上出售、交換。當時城鄉市場繁榮、物價低廉，市場上糧食價格每斤只1角左右，雞蛋3分錢一個，肉五、六角錢一斤。同時文化生活也較豐富，農村戲劇、曲藝、電影、雜技等都經常有演出?？h城以上電影院、戲院門票一般就是5分至1角錢。那時各級干部作風良好、社會安定、風氣純正?；旧蠜]有盜賊、欺詐、造假、殺人、搶劫、強奸、貪污行賄等犯罪和腐敗現象，初步呈現出安居樂業的景象。被人們懷念的“50年代的好時期”就是那個時期的總體印象。

　　新中國建立僅僅七、八年的時間，中國社會發生這么大的變化，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正確、社會改造措施成功。這種變革為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牢固基礎，對推動中國歷史進入現代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前進中的挫折——“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

　　在新中國發展史上人們都十分看重1957年前的成就，其實那個時期的發展只是低層次、很不穩固的。這是因為，就當時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能力來說，仍是歷史的、十分落后的，比解放前并未有根本改變。人們知道，落后農業的出路在于實現水利化、機械化，以及使用化肥和改良品種等，這在當時是根本談不上的。這就注定了發展的后勁十分薄弱，更沒有抵御自然災害和抗風險的能力，遇有風浪很容易遭受挫折。

　　1958年下半年的“大躍進”，實質上是以加快發展為目的的生產技術性運動，其主觀動機是積極、進步的。它反映了在“三大改造”運動完成后，迫切要有一個生產建設大發展的熱潮。當時共產黨的總路線就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人們知道，在改革開放的90年代有個主導性口號是“加快發展”，可想而知，這種要求對于50年代的中國人來說，豈不是更加迫切嗎?

　　同時，由于1957年前后中國的經濟形勢很好，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和超額完成。在勝利面前，黨內一種盲目樂觀、急于求成、驕傲輕率的情緒增長，有些領導干部似乎認為單靠人們的干勁和熱情就能很快把經濟搞上去，把社會主義建成。這更加促成了“大躍進”的產生。

　　但是動機與結果往往并不是完全相符的。“大躍進”的主要錯誤在于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超越了現實條件。一是干部頭腦發燒，大刮“共產風”、“浮夸風”，大搞強迫命令、瞎指揮和“一平二調”;二是不講實事求是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盲目實行“全民大辦鋼鐵”、“大辦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水利”、“大辦公共食堂”、“大辦文教”等，使工業和各項事業齊轟亂上、勞民傷財，大大損害了農業。1958年秋雖然糧食大豐產，但由于大轟隆以及勞動力過多地調出支援工業、大修水利等，使相當多的糧食、地瓜、花生等農產品沒收上來，爛在了地里;由于人民公社普遍實行食堂化和集體生活方式，農民家庭的糧食儲備被清空，變得一無所有，一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被毀壞，這樣使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證，因而危機很快就出現。到了1959年春就出現糧食短缺，城鄉各地相繼進入饑荒狀態。適逢1959年至1961年不少地方水、旱災害頻繁發生，農業產量連續減產，1960年糧食產量減少到2870億斤，比1957年少1030億斤。這樣就出現新中國歷史上的“三年困難時期”。

　　在“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各地黨組織和干部的工作不同，各地的困難程度和持續時間長短是不同的，災情有輕有重。有些地區農民為了求生存又重新外出逃荒要飯和棄家外流。有大量社員以糠麩、野菜、樹皮等充饑，在有的地方發生餓死人的現象。

　　對“大躍進”中的錯誤及其嚴重后果黨中央很快就發現，毛澤東從1958年底就開始提出糾左和批“五風”，以后反復要求各地對農民的“一平二調”必須退賠。1959年黨中央成立了“救災委員會”，對開展生產救災、注重群眾生活安排、解決缺糧和渡荒等問題下達了一系列指示。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黨中央加強了全國糧食的統一管理和調撥、采取向災區人民發放救濟糧、號召開展節約用糧、調整城鄉供糧標準、實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鄉各行業注重勞逸結合、增加休息時間等。這對于克服困難、緩解饑餓起了很大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某些左的錯誤，黨中央在有關經濟建設的方針、政策、計劃和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和改進。例如：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明確人民公社的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對某些規模大的公社和大隊劃小;恢復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許社員經營小片開荒，大力發展社、隊、家庭副業和畜牧業。在集體經營的同時鼓勵社員搞好家庭副業和飼養，實行公私“兩條腿走路”;在生產隊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恢復城鄉自由市場和集市貿易;大力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在整個經濟關系中確定了以農、輕、重為序的方針，號召“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各行各業都必須把支援農業放在頭等重要地位，絕不做任何妨害農業生產和糧食生產的事情。通過一系列方針、政策上的調整和改進，使黨的農村政策基本上建立在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基礎上，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對克服困難、恢復發展生產起了根本作用。因而到1962年中國城鄉經濟形勢和人民生活就開始好轉。

　　三年大饑荒的出現，雖然是由工作失誤、自然災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從基本方面說仍在于中國農業生產條件落后，是歷史的問題。它清楚說明：中國六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決不會在短時間內一蹴而就即可解決，而是需要一個長期的艱巨過程。即使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能設想千百年來形成的饑餓狀況會在十年時間里完全消除。搞不好，舊社會的災難仍會重演。毛澤東早就說過：“中國是一個大國，但現在還很窮，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

　　中國共產黨認真吸收“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嚴重教訓，在后來的經濟建設中，一貫強調必須按經濟規律辦事，認真研究價值規律，正確處理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因而使經濟建設在此后再無發生大的波折。

　　四、駁右派勢力對共產黨的攻擊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右派分子們對“大躍進”和“三年困難”的挫折如獲至寶，成為他們攻擊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一個難得的箭矢。他們不惜歪曲事實、夸大問題，制造了所謂“餓死3000萬人”等各種謠言。在某些文痞筆下，更出現了所謂“白骨累累”、“餓殍遍野”、到處“人吃人”的景象。有些人還把那時的經危機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對于這種編造謊言、糟蹋歷史的惡劣行徑，一切正直的人們必須予以反駁。

　　人們知道，對于任何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來說，饑餓及至死人現象都是不可避免的。至今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還不能消滅餓死人的現象，即使像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目前還存在著少量貧窮、無家可歸以及營養不良的人。在1959—1961年那個時候新中國剛剛建立10多年，有人就要求中共消滅饑餓現象這實屬一種無理的責難。

　　新中國歷史上關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人口數據是很不完整的，各種意見出入很大，不足采信。而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務部整理的《1949—2001年全國主要人口數據》所提供的資料及相關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計算，中國大陸在1958—1961年的人口總數分別是 65346、66012、66207、66457萬，這個數據比較貼近實際。從中看出，1959—1961年的大陸人口雖然較之1956—1958年出現了增長率顯著下降、死亡率升高的情況，但總人口卻仍然是增長的，即從1958年的65346萬增至1961年的66457萬，三年增加了1111萬人，年均增長率是5.46‰。這個增長率同目前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增長幅度差不多少，但仍高于世界同期的人口增長率，尤其是大大高于解放前中國的人口增長率。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大陸人口死亡率分別是14.59‰、17.91‰。14.24‰，年均是15.58‰。，總計死亡人數3095.23萬人，這個數字雖然比前三年的平均死亡率11.40‰;高出千分之四，即約多死了830萬人，但與同期世界平均人口死亡率相比仍基本持平，即是說屬于當時全世界的正常情況，而大大低于同期發展中國家20‰的死亡率。解放前民國時期的人口死亡率各年份都在25‰—33‰。之間，人均壽命不到35歲。如果以其最好的年份與新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相比，后者的人口死亡率還低10‰。按此計算三年間約少死1871.67萬人。根據歷史資料，在1928—1931年，也是三年時間，中國人口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5309萬，即由 47479萬降到 42170萬，下降幅度之大使人難以想到。而在1937年—1947年長達十年之間，中國人口又減少了2781萬人。過來的人們都知道，在舊中國餓死人、凍死人完全是正常年景下一種司空見慣的事情。這就是說，即使在新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人民生活狀況仍好于舊中國，在人口死亡率上成倍降低。這難道不就是歷史的真實嗎?右派們有什么理由責難新中國初期餓死人的問題?

　　幾十年來右派們反復不休地宣傳他們所收集的“三年困難時期”某些地、縣大批餓死人的材料，然而他們所謂某地餓死幾十萬、幾百萬人的數字有哪一個是根據統計而得出的?完全是一種虛夸和臆估。他們胡說全國“餓死3000萬人”，而當時三年中全國總死亡人口才3000多萬，如果按右派們的說法，豈不是就沒有人口的正常死亡了嗎?

　　對于一個有六、七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就是在正常狀況下三年死亡人數也要有二、三千萬之多，例如處于正常年景的1962至1964年，據全國統計資料就死亡2322萬人，那時可沒有被右派們稱為餓死人的記載吧!而在“三年困難時期”右派們為了達到夸大餓死人數的目的，竟然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正常死亡人口統統算作餓死的。這種手法豈不是太掘劣了吧!人們知道，在食物營養缺乏的情況下，人口必然死亡率升高，對此如無認真、深入調查，任何人都不可能分清人究竟是餓死的還是病死的。這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很難統計出具體餓死的人數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國的右派們居然能判定出全國餓死的人有3000萬，這豈不是一種騙人的事!

　　其實右派們所關注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每個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死亡率和人均壽命等統計數字得到綜合、客觀地說明。從全國統計資料看，三年困難時期雖然比50年代的其他年份人口死亡率升高，即多死了800萬左右的人，但是若與解放前的正常年景相比卻是少死了2000多萬人，人均壽命提高了15歲左右，總人口增加了1.5億之多，而這種變化只經過了十多年時間。難道說這不是歷史的巨大進步嗎?

　　右派們盡管對個別地方餓死人的現象炒得何等嚴重，表現得多么深惡痛絕，但仍改變不了三年中全國人口增加了1000多萬的事實吧，抹殺不了比解放前死亡率成倍降低的事實吧!你們閉口不談解放前人民的痛苦和大量餓死人的狀況，對新中國的巨大進步視而不見，而唯獨對“三年困難時期”的問題極度夸大、編造、攻擊之能事，這種做法豈不是太無說服力了吧!

　　尤其是從困難時期人民群眾的態度更能說明問題。在“三年困難時期”盡管人們過了一段忍饑挨餓的日子，但當時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緒嗎?有“餓著肚子罵娘”的嗎?有搶劫、殺人、強奸、貪污受賄等犯罪問題嗎?有社會動亂、治安惡化情況嗎?非但沒有，社會還十分安定。在這方面人們至今回顧起來還有一種懷念之情。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簡直是有些不可思議!其實事情并不奇怪，這正反映了“三年困難”所具有的實質性問題：

　　第一，當時群眾生活雖然很苦，但卻沒有達到解放前的那種地步。剛剛從舊中國過來的人們都親自經歷過解放前的痛苦生活;那時窮人們挨餓受凍、逃荒要飯、賣兒鬻女。餓死人等是一種經常和普遍的現象，老百姓的生命從來是雞狗不如;只有共產黨來了才真正把貧窮百姓當人看。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求翻身所帶來的好處廣大群眾在50年代都親自感受到，新舊社會對比，孰優孰劣，人們心里很清楚。

　　第二，那時生活雖然艱苦，但好在大家都一樣，社會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這雖然并不是一種先進的社會理念，但在某些情況下它確實是保持社會安定、人民團結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個財富分配不均，有人揮霍有人挨餓，吃的吃、看的看的社會里，人們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視和傷害決不比肚子的饑餓更容易承受。“大躍進”之后，雖然困難局面造成了，但是人們看到全國各地情況都一樣，機關、學校、工廠、農村、各行各業都吃不飽飯，都同樣在千方百計地渡荒、找飯吃，絕沒有任何人有什么特殊，更無任何人囤積居奇。當時包括中南海的國家領導人都對吃糧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給，他們也同樣節衣縮食，過苦日子。就是最高統帥毛澤東也曾在一段時期不吃肉，同全國人民一塊承受饑餓，甚至也因營養缺乏而導致浮腫。這樣，老百姓還有什么話好說呢?人們生活上雖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歷史說明，中國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處于當時的困難中，假設共產黨不與人民同甘共苦，假設社會上有少數人奢侈揮霍，那么老百姓能夠容忍嗎?社會能安定嗎?不會的。

　　第三，人們清楚地看到：“大躍進”失誤完全是在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為目標的群眾運動中、在全黨上下探索如何建設勞動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現的，它絲毫不帶有任何權力爭斗和謀私的成份。“大躍進”的失誤過程是那樣直接、公開、簡單而又真實地袒露在廣大群眾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數群眾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當時經濟形勢雖然惡化，但全黨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虛弱，人們對共產黨一心為公的觀念沒有動搖。人們相信困難是暫時的，形勢會很快好起來。

　　在這里，我們看到右派精英們與廣大人民群眾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是多么的不同。在他們看來，共產黨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立即使生活富裕起來，再不能有貧困和饑餓。他們根本不承認經濟發展和生活改善必須有一個艱苦創業過程，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高度貧窮落后、歷史包袱沉重的國家，如果沒有一系列社會改造和改革運動，吃飯問題是根本不能解決的。即使在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的變革完成之后，其生產力發展、生產條件的改善也要有一個歷史的階段?？磁c中國國情類似的一些國家吧，例如印度，到1976年人均糧食才有232公斤，人均壽命只有51歲，大大低于同期的中國，并且至今仍有3億人口沒有足夠的食物，2004年孟買一個城市就有一萬名兒童餓死。比較起來中國是成功的，完全稱得上是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榜樣。

　　右派們是一批四體不勤、脫離實際，只會坐享其成的人，他們一貫攻擊“社會主義糟得很”、生活趕不上西方國家，但卻不講歷史條件，不懂得好生活必須從艱苦奮斗中得來，而只想自己早早發財致富。他們關心餓死人的問題是假，夢想恢復那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是真。兩種歷史觀、兩種政治心態的對立是多么地顯明啊!

　　五、六七十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的奇跡

　　三年的饑餓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解決中國六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是一個艱巨的過程，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國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力水平落后。因而必須在加強農業基本建設上下更大功夫，有一個根本的改變。

　　困難過后，黨中央把農業發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領導農民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方針，發揚戰天斗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開展了一場持久的以全面加強農業基本建設、改變農業生產條件為目標的群眾戰爭。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用了十五、六年時間，使中國農業生產狀況發生了歷史的改變。

　　1、完成了對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上控制了水患，變水害為水利

　　幾千年來農業都是靠天吃飯，洪澇和干旱是威脅農業安全的最大的自然災害。為此，從50年代初，在毛澤東關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等一系列號召下，就開始對一些水患嚴重的江河進行治理，并結合興修水利。至60年代，各地治水規模和投入進一步擴大，并逐步產生顯著效果。到了7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對全國江河、湖泊的治理，并開掘了許多新河道，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其中包括對海河、淮河、黃河、遼河、長江支流等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不僅消除了大的洪澇災害，而且建立了許多具有綜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樞紐工程，產生了除弊興利的巨大效果。例如：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開控、疏浚河道270多條，新建涵洞、橋、閘六萬多座，同時還建了許多水庫，對洪、旱、澇、堿等災害進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歷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實現了每人一畝水澆地。1973年糧食總產量比1963年增長了一倍。

　　1972年竣工的遼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庫220座，流域共建電力排灌站920處，可灌溉農田 1100多萬畝。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機站、五座中型節制水閘、三座船閘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項工程組成，它把長江、淮南、大運河和里下河聯結起來，利用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過自流和機動引水相結合進行排澇和抗旱，可灌溉農田250多萬畝。

　　對黃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閘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處，灌溉面積800多萬畝，由此變害為利。

　　在水利建設中，止于1977年全國各地共開掘、興建人工河道近百條，建水庫七萬多座。例如，令人震驚的河南林縣紅旗渠，被稱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總干渠長104里，灌溉面積擴大了60萬畝。湖北省漢北河也是一條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長110多公里，建成后擴大灌溉面積100多萬畝，等等。

　　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實施和完成的，歷時不過十多年。如此艱巨豪邁的工程、如此宏偉的業績，在歷史上什么時期曾經出現過?古今中外孰能與之相比?這樣的人類奇跡只有在毛澤東時代才能創造出來!

　　2、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治山改土，全面整修農田，使大部分農田實現灌澆

　　大寨是中國北方農村的一個縮影。大寨的貧窮可用過去的一個民謠加以說明：“打長工，沒鋪蓋，賣兒女，當乞丐，有女不嫁窮大寨”。解放后的貧窮主要是由其惡劣的自然環境決定的。全村七百多畝土地分布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塊。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澇，畝產只有七、八十斤。但是大寨人的骨頭是硬的，他們不向貧窮低頭，而是認準了向窮山惡水開戰、治山改土的一條道。在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硬是靠人力打石筑壩、填土造田，在山坡上造成了新的“大寨田”。這樣不僅擴大了地塊面積、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夠保持水土，旱澇保收，畝產在當時就翻了兩番，基本上擺脫了貧困。看那長城般的石壩、天梯式的農田，誰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五、六十個勞力手鑿肩抬式勞動方式建成的?他們打出和搬運的石方如果壘起1米高2米寬的大壩，能夠從大寨鋪到北京一個來回!

　　大寨的經驗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黨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農業學大寨”的決議。“農業學大寨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按照水利化、機械化要求，對土地進行升級改造。

　　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統一領導和規劃下，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治山改土、修“大寨田”、大打農業翻身仗的群眾運動。

　　過來的人們都知道：過去農村的土地大多是脊薄荒涼的，不要說山區丘陵地區，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絕大部分不能水澆，正常雨量下高處旱、洼地澇，好年景產量不過二百斤。很多地區鹽堿現象嚴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這種狀況正是在六、七年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根本改變的。

　　那真是一個艱苦卓絕、驚天動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員千軍萬馬齊上陣，縣、社干部和群眾一起奮戰在田野，他們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將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齊劃一的畦田，并結合修水渠、打機井、治理鹽堿、翻淤壓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達到了能夠排澇和灌溉的標準，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經過10年多的時間，使大地變了模樣，變成了畦田縱橫、渠水成網、綠樹成行的圖畫!

　　有人詛咒那個時代生活艱苦、勞動報酬低，有人詛咒那時“一大二公”、“不自由”。但是如果沒有那個時代人們的艱苦奉獻、創業拼搏，能有后來及至今天農業的大翻身嗎?那一代人所創造的價值及其惠及子孫后代的功績有誰能與之相比?他們譜寫了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跡;正是那時，為實現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決定性的事情，鋪就了最堅實的路基。

　　3、大力發展支農工業和電業，為實現水利化、機械化、化肥化、電氣化提供了充分條件

　　農業現代化必須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上，如果沒有相關工業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貫徹黨中央“調整”方針，在6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工業開始迅速發展，包括困難時期下放的一些項目也重新恢復和發展起來。這對農業生產力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由于大慶以及勝利、大港等許多新油田的建立，逐漸使我國石油達到基本自給，加上這時大批新煤礦的建立，這大大促進了與此相關的化工、化肥、化纖等工業的發展，直接促進了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尤其是在70年代初，經毛澤東、周恩來批準，中國引進了一大批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笨工廠等。通過這些引進，在70年代先后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山東勝利油田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北京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化纖維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四川維尼綸廠以及大慶化肥廠、南京棲霞山化肥廠、遼河化肥廠、洞庭氮肥廠、四川瀘州和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等國內一大批大企業。這些企業的建立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使中國化肥、化纖、人造棉等產量在70年代末期有了迅速增長。如：化肥產量1978年比1977年以66%的速度增長，到1979年達1065.4萬噸，化肥施用量比1962年增加了12.4倍;化纖產量1979年達32.6萬噸，比1965年增長550.7%;棉布產量 1979年達 121.5億米，比 1965年增長 93.5%。這些都為80年代的農業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充分條件。

　　70年代農機制造業發展很快。1976年又一新的大型拖拉機制造廠—山東拖拉機廠建成。到1979年，全國有拖拉機56萬臺，手扶拖拉機140萬臺;全國大部分公社都有了拖拉機，有相當多的大隊有手扶拖拉機。柴油機、播種機、粉碎機等一些農業機械也逐漸投入使用。農業機械總動力1978年比1962年增加了14.5倍。在“大躍進”和困難時期那種人拉犁子、用锨翻地的現象這時就逐漸消失了。

　　六、七十年代中國電力發展很快。全國一些大型發電站如：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龔咀水電站、黃龍灘水電站、碧口水電站、八盤峽水電站、唐山陟河發電廠、山東萊蕪發電廠等都是這時期建立的。同時各地都興建了許多中小型發電站。從1966年至1976年僅全國農村就新建了中小型電站56000多座。到1978年，全國農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產大隊通了電，農業用電比1965年增長了470%，機電排灌動力達到6500萬馬力，機電排灌面積增長了4倍以上。

　　由于農田基本建設和支農工業的發展，到70年代末，農業發展日益朝水利化、機械化和電氣化馳進。1978年全國灌溉面積達八億畝，與1965年相比增長了60%。農業達到每人有一畝以上穩產高產田。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重大變化。

　　4、大力發展農業科學技術

　　中國早在1957年就成立了“中國農業科學院”，制訂了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進人60年代，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粱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這些新品種還不斷更新換代，使農業產量逐漸提高。我國著名水稻專家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從60年代就開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開始推廣，新品種使水稻產量提高了20%，畝產達千斤以上。在防止病蟲害方面，1968年我國有關科研部門就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等問題，尤其是消滅了數千年來危害中國農業安全的蝗災，取得了重大成果。從70年代初，科研部門就把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新技術應用于農作物育種，培養成水稻、小麥、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不僅使農作物產量提高、生長期縮短，而且具有抗病蟲害等特點。從這時起，中國在改良品種、消除病蟲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漸領先世界，對東南亞以及全世界農業發展產生很大影響。正是這些新的科技成果的推廣成為中國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取得上述幾方面偉大成就的基礎上，中國農業在70年代就進入大發展局面。從1963年到70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時間內糧食產量都是持續增長，再無出現大的減產或波折，連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動亂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十多年間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速度。從此，中國農業基本上擺脫了靠天吃飯、受自然災害嚴重影響的歷史。

　　六、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的顯著變化

　　六、七十年代是中國實現工業化和大搞農田水利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國家在基礎建設和長遠效益上投放多、發展步子大，可想而知在改善人民生活上投入不會很大。這也是任何一個經濟落后國家起步發展所必經的一個階段。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共產黨不關心人民生活或者說在十多年的時間內人民生活沒有改善、沒有提高。右派們在講六、七十年代人民生活時，總是說“長期沒有變化”，統統說成是“挨餓、吃不飽”的歷史。在他們眼里，歷史成了被任意涂抹、歪曲的東西。

　　事實是，在黨中央“調整”方針指導下，國民經濟在“三年困難”之后很快恢復發展起來，城鄉居民吃不飽飯、挨餓的狀況就逐漸消失。到1965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19452萬噸，比1960年增加了5000多萬噸，接近了1957年的歷史最高水平。其他農產品如棉花、油菜、甘蔗、考煙等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大大超過了1957年。其中棉花總產量達4195萬擔，比1957年增長了22%;豬肉、羊肉、蔬菜等副食供應增長30%以上。1965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657億元，比1957年增長28%。當時市場供應顯著改善，城鄉生活大大好轉，這在中國歷史上被公認為是經濟、生活較好的一個時期。難道有誰記得那時候生活仍處于饑荒挨餓之中嗎?

　　此后不久，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直到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被宣布結束。那么在“文革”10多年間，人民生活水平究竟是下降了還是繼續提高了呢?

　　其實，事情很簡單，任何人都可以拿“文革”結束后的1978年與“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生活狀況究竟是好起來了還是更差了?這個問題對每一個正直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

　　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布的數字，1979年糧食總產量達6642.3億斤，比 1965年的 3890.5億斤增長 71%，全國人均占有糧食684斤，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

　　誠然，從統計數字來看，“文革”時期城鄉居民的貨幣收入并不高，增幅也不大，但實際情況卻不是統計數字所能完全說明的。這里有三個問題必須看到：

　　第一，當時實行的是計劃供應制度，城鄉對職工、社員的分配含有很大實物供給的成份，有許多項目是不計價的，或者計價很低，而且公共福利、救濟的成份很大。因此說用貨幣價值表現的增長數字遠遠不能反映出當時的真實情況。例如：很多單位對職工的住房、水電是不收費的，或者收費很低;農村生產隊分給社員的蔬菜、果瓜、秧苗、柴草等往往就是按“堆”估，每堆就只算1角錢，有的不計價、不進入決算。就是當時的糧、棉、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計劃供給，價格很低，遠遠不能反映其真實的價值。

　　第二，農村社員的收入過去的統計數字只反映的是從生產隊集體分配的部分，而對社員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的收入是不計在內的，而這部分在社員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小，一般要占在30%—40%之間。

　　第三，對于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只從職工人均工資多少也是不能完全說明的，還必須考慮其就業多少以及公共福利和救濟等多種因素。

　　因此，從全面綜合情況看，六、七十年代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平及其提高速度要大大超過統計結果。這里僅從以下幾點說明：

　　1、就業人數大量增加

　　“文革”期間雖然職工十年沒有增加工資，但那時國家采取廣泛就業的方針。由于當時全國工業、交通等事業發展很快，新建企業很多，因而增加的新職工特別多。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體所有制企業職工共新增3915萬人(有一半左右是從農民中招收)。到 1978年，僅“三線”地區，職工人數就由 1965年的 325.65萬增加到1129.5萬，是原來的3.47倍。全國職工人數則達到近1億人(9967萬人，其中包括全民和集體分別是 7693萬、2274萬)，比1966年增長70%。“文革”前入校的大中專生(“老五屆”)一百多萬人在1968年后全部分配，還有全部退伍軍人、部分城市青年等都安排了工作。1977—1979年全國就安置就業人口達750萬人。這種就業速度大大超過了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由于就業人數大量增加，這就意味著有大量的家庭收入增加了。“文革”剛結束，1977年10月即給全國60%多的職工增加了工資，成為建國以來增加工資總額和人數最多的一次。這難道不是六、七十年代所積累的財富嗎?

　　2、食品供應逐漸豐富

　　“文革”期間，全國對“大串連”的紅衛兵實行“吃飯不要錢”。紅衛兵到了哪里，如果沒有錢和糧票，在當地接待站打個條就可以吃飯、住宿。這也說明當時的吃飯問題已不是困難的事情。“文革”期間，雖然在政治思想上大批“三自一包”、“資本主義”，但這決不意味著國家從政策上取消了自由市場、家庭經營之類。相反，城鄉的集市貿易、農貿市場等形式的自由市場始終存在。包括全國的大城市幾乎都有其劃定的以經銷農產品和輕工業品為主的自由市場區。尤其是在70年代后期，這種自由貿易逐漸發展。1978年全國僅農村集市就達36000個，與1965年相當。農村自從60年代初貫徹中央關于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60條》)以來，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家庭飼養等到1965年之后經營已十分穩定，在整個“文革”中除了個別地方外都沒有改變。社員的自留地、小片開荒因地區不同每人面積在二、三分以上不等，產品完全歸家庭所有，并且不交稅。這對社員家庭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活補充。尤其是到了70年代，社員的自留地經營普遍很好，家庭副業和家庭飼養也大有發展。其產品除部分自用外，有些就拿到城鄉自由市場去出售，這大大補充和豐富了城鄉居民的生活。有些人講人民公社時期農民的收入，只講從集體分配的部分，而不講自留地、家庭副業等方面的收入，似乎是把當時的增長數字貶得越低越好，然而事實豈能掩蓋得住呢!

　　在“文革”時期，非農業人口的主要生活品，如面粉、肉、油、糖等雖然憑票供應，但是對于一般的家庭來說基本上過得去，有少量不足的部分可以到自由市場上去購買。自由市場上的商品比國家供應的價格雖然貴一些，例如，小麥、大米每斤在二、三角之間，肉每斤在1元左右，雞蛋每斤在五、六角之間，這對普通家庭來說都能買得起。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全國農產品和畜牧、水產品產量逐漸增加，城鄉糧食和副食品供應也逐漸豐富，市民已明顯感到生活有寬余。大多數家庭都有些積蓄的糧票和糧本購糧計劃，戶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數。有人每講計劃經濟時期就是“吃不飽飯”，其實那只是“三年困難”時期的情況，而決不符合整個六、七十年的生活實際。

　　當然，從某些城市下鄉知青的體驗中，農村生活始終是艱苦，這說明城市生活比農村好得多。在當時農村，有些農民吃的是黑窩窩頭，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況下吃炒菜和肉，然而他們不知道這已經是解放前中農的生活水平了。在舊社會就是一般地主，也不會常年吃上白饃和肉菜。

　　3、服裝和家庭用品的變化

　　70年代后期，居民棉布的計劃供應量人均增至20多尺，家庭中大人、兒童均起來，應該說數量基本夠用。由于當時國家引進了一批化纖設備以及輕紡工業的發展，各類人造棉、滌綸之類的棉布、針織品、服裝產量增長很快，而且不憑票供應，放開購買。這就使城鄉人民的穿衣問題基本解決。其他產品，如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收音機等輕工業產品也迅速發展，其中既有憑票供應的，又有高價的，城鄉居民實際擁有的數量都比1966年前大大增多。

　　4、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制度廣泛實施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和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但是城鄉居民有病看不起、孩子沒錢上學的現象反而增加了，有些家庭因此而負債累累。有些地區出現了農民靠賣血維持開支的現象。在議論這個問題時，人們不得不承認70年代中國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的寶貴經驗。

　　那時國家實行的是真正的義務教育，各類學校的學雜費、書費低得無法想象。中小學的費用全部加起來每學期不過2.5元。大中學生在校住宿、吃飯，每月只需6—8元錢。其中家庭有困難的，學校還發助學金、減免學雜費等。很少有孩子不能上學的。

　　當時在職職工全部是公費醫療，看病吃藥、住院費沒有哪個單位是不能報銷的。甚至連子女看病都能報銷。在校學生看病、住院都由學校承擔。為了解決廣大農民的治病問題，黨中央提出把衛生醫療的重點放在農村，大力推進合作醫療制度。1969年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藥品全面大降價，一次降價幅度就達37%。那時社員看病花錢很少，一般小病就是花幾角錢。到1978年，全國有五萬多個人民公社建立了衛生院，有82%的生產大隊建立了合作醫療站，初步形成了從縣、公社到大隊的三級醫療衛生制度。為了加強農村醫療，大批城市醫生下放到農村，大中專畢業生分配都面向農村。各地共培養“赤腳醫生”160多萬，這大大加強了農村的衛生防疫工作，有許多寄生蟲、傳染病被消滅。1977年全國人均壽命已達66歲，比1949年提高了31歲。

　　1970年斯諾曾來中國考察，他說：“這次來，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參觀過的公社，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進步。”從中也反映出當時農村的實際變化。

　　那時期黨和政府雖然不讓少數人富起來，但對于困難群體和災區的扶助、救濟措施卻是非常強有力的。不論發生什么樣的困難都能保證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例如像發生唐山大地震那樣的特大災難，幾十萬受災人口沒有出現一人挨餓、受凍和流離失所的現象。

　　那個年代在城鎮工作的有些老職工，每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元，還贍養著包括老人、孩子在內的五、六口人，然而他們卻能夠維持正常生活并供應孩子上學，直到大學。而在目前城市里，即使月工資200O多元的高薪族，你能養得住這同樣多的家庭人口嗎?

　　在改革開放之前，人們在講經濟和生活較好的時期時，公認是50年代中期和1965年前后。其實，無論就生產條件改善、生產力發展速度還是農產品產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各方面來看，70年代都大大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是農業發展最快、最好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中國農業從肩挑人抬、人拉犁子、用銑剜地的狀況到拖拉機田間跑、電動機、柴油機普遍使用;從土地坑洼不平、旱澇災害頻發、靠天吃飯到畦田成片、普遍用水灌溉、每人一畝穩產高產田;從饑荒、挨餓到大多數人達到溫飽，初步建成一個人人有工作、有飯吃、沒有失業的中國，這完全是上了一個歷史大臺階。這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走過的一段最艱巨豪邁的路程。這個時期人民生活雖然沒有達到小康，更無人富裕，但那一代人卻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了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事情，他們的歷史奉獻無以能與之相比!

　　七、解決吃飯問題無有窮期

　　解決吃飯問題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概念，各個時期具有不同的標準和要求。相對于舊中國來說，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建立起公平的分配制度，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生產條件根本改變，消除靠天吃飯的現象，使大多數人擺脫貧困和饑餓，這就算歷史地解決了吃飯問題。從這個標準來看，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基本上達到了。然而，解決吃飯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極少數挨餓的人。即使象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國內都還有占總人口 10%以上的貧困和無家可歸的人口;解決吃飯問題也不意味著是一勞永逸的。由于時代不同了，情況不斷變化，人們的生活要求不斷提高，新的問題和矛盾總是不斷產生，因而吃飯問題必須不斷努力、不斷解決，它始終是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永恒課題。

　　人們知道，在改革開放的80年代初期，中國農業和人民生活曾出現一個顯著發展的時期：糧食和農產品連年豐收，廣大城鄉居民不僅吃飽了飯，而且質量也有所提高，農村開始了以白面細糧為主食的歷史，城市則取消了長期實行的糧食限量供應政策，絕大多數人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

　　其實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分田到戶;二是提高糧食等農產品收購價格，逐步放開糧價。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議程之一是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規定，糧食價格從1979年夏季起提高20%，超購部分再加價50%。征購指標在較長時期內穩定在1975年的基礎上。其他棉、油、畜等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也相應提高。同時降低農機、化肥、農用塑料等支農工業產品的價格。這兩項政策在當時對調動農民積極性起了很大作用，因而使改革很快在農村看到顯著效果。

　　然而必須看到，80年代初的成果是建立在70年代農業的建設成就基礎上的，最根本的在于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力發揮的作用。農業基本常識說明：農產品產量增長一是靠水利，二是靠化肥，三是靠種子改良以及其他科學技術的應用，四是靠農業機械和電的使用等，這幾個方面正是在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這些物質基礎，即使在管理方式和產品價格上改革，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產量也不會大幅度提高。事實上，中國農業產量從改革開放之前的1975—1978年就已經出現了加快增長的趨勢，80年代初不過正是這種趨勢的繼續而已。正如中國革命一樣，如果只講建國時的偉大勝利，而不講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次斗爭的成就，那樣能夠說明問題嗎?又如農業豐收了，如果僅僅看到收獲、分配時的成果，而不看開墾、耕耘、栽培時付出的勞動和汗水能行嗎?有投入才有產出，前人栽樹后人乘涼，難道能夠割斷事物發展中的必然聯系嗎?

　　同時，事情也是一分為二的。80年代初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種急功近利性質。無論是分田到戶還是完全放開農產品價格，從長效機制講并不是沒有其負面作用的。由于人民公社被撤消、土地被小塊分割，統一的農田基本建設無法再搞。在十多年時間里各級政府在農業建設、投入上實際再沒有做什么事情。80年代國家對農業的投入由70年代的10%降到1%左右。1985年國家對水利建設的投資總額是20.2億元，這只相當于1975年45.3億元的45%。非但如此，農村大量水利設施無人維護，損壞嚴重，有些溝渠被平，堤壩被扒，機井被填，樹木、山林被砍，有些大型農業機械被處理，大量環境資源被破壞，由此導致八、九十年代許多地方洪水、干旱、沙塵暴等自然災害重新肆虐，多次發生水庫垮壩災難，有些地方被消滅了十多年的疫病、蟲害如血吸蟲、瘟疫、蝗災等重新出現。由于亂開發、亂圈地使耕地面積大量減少，有數千萬農民失去土地，人均耕地面積比50年代減少約四分之一。從糧食產量來看，到了1984年就達到了增長高峰，此后便進入長期的徘徊不前狀態。直到1998年才出現新的高峰，但從1999年至2003年又出現連續減產的情況。

　　由于農產品價格完全放開，缺乏計劃調控，導致80年代后期全國性通貨膨脹，這給城市職工、工業生產造成很大壓力，出現了工業不景氣，工農、城鄉關系惡化的問題，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1989年動亂的出現與此不無一定關系。由此，改革精英們不得不把眼光主要轉向城市和國營企業，開展了以砸破工人鐵飯碗、國有企業資產重組、建立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從此，農村改革發展問題實際上被拋到一邊。

　　到90年代中期，城市大開發、產權改革、資產重組、招商引資的浪潮逐漸向農村延伸，農民直接成為開發的侵害對象。由于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亂圈地、吃拿卡要等各種不正之風蔓延，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在這之中農民成為主要受害者。農業產量和農民收入在90年代有多年徘徊不前，增長緩慢。從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間全國糧食產量只增加了2338萬噸，即由40732萬噸增至43070萬噸，年均增長率只有0.3%，增長速度不及“文革”時期的十分之一，2003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比1979年還低。同時，由于貧富差距逐步擴大，農村發生嚴重兩極分化，社會財富和資源向少數人高度集中，大多數人生活狀況多年中停滯不前;又由于教育、衛生等公益事業實行“產業化”，收費高昂，有半數左右農民看不起病，有許多孩子上不起學，這導致很多城鄉居民重新返貧。按照國家規定的貧困人口的標準，人均年收入是865元，這個標準如此之低，實際上連維持人的生存條件也遠遠不夠。在目前的物價和開支水平下，即使人均年收入2000無恐怕也難以達到溫飽。這說明吃飯問題在新的形勢下仍是中國上億居民的一個嚴重問題。

　　在新世紀新形勢下，面對新的情況和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三個代表”的指導思想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提出了新的科學發展觀，把解決“三農問題”提到重要日程，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加強農業，特別注重減輕農民負擔，保障農民權益，重點改善低收入群體生活等，現在已逐漸收到明顯成效。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正在向新水平、新的歷史階段發展。

　　(《環球視野》摘自《公正地對待歷史》群眾論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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