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國許多地方在推進農村發展和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雙強雙帶工程、產權流轉等。但由于缺乏相應的社會和制度基礎，這些改革在解決某些問題的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些問題，如鄉村治理中的資本化現象，正對鄉村治理產生深刻影響，應引起人們的警惕。

　　一、當前鄉村治理中的資本化現象

　　伴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化，資本觀念日漸滲入鄉村治理，成為影響鄉村治理的一個重要因素。

　　1、村干部任職

　　近年來，為了解決農村發展的帶頭人問題，許多地方大力實施“雙強工程”，其目的在于培養和選拔一批帶頭致富能力強、帶領群眾致富能力強的農村黨員干部，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信息等方面的優勢，為村莊爭取項目、舉辦公益事業，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在實施“雙強工程”中，各地強調要擴大視野，拓寬渠道，特別是對于村支書和村主任人選，強調既可以從致富能手、復員退伍軍人中選，也可以從打工人員、個體戶中選;既可以從私營企業主中選，也可以從大中專畢業生、機關干部中選，甚至從發達地區引進，強調要打破職業界限、地域界限、城鄉界限。但是，在人財物大量流出的當今農村，“雙強工程”可選擇的人才空間仍然相當有限。在資源貧乏的村莊，其很可能流于形式;在資源豐富的村莊，很可能產生強人或惡人;在發達地區的村莊，則可能是富人。因此，在有些農村地區，“雙強工程”的實施有可能解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帶頭人問題，但由于他們可能是強人、富人甚至是惡人，也可能對農村基層組織的合法性提出挑戰。

　　2、產權流轉

　　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近年農村改革的重點之一，其目的在于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提高農村生產和資源利用的市場化程度。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包括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資產等的流轉，這些產權的流轉最終都可能被資本所控制。

　　以林權流轉為例。筆者調查發現，林權流轉最終都被村內外資本所控制，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的林地流轉是原村集體所有林地的流轉，不僅面積大，而且村集體要求一次性交清70年的承包費，這種情況下，只有資本雄厚的人才可能最終獲得承包權。如河南Y村，6000余畝的集體林地，承包人僅5人，除1人為省外老板外，其余4人均為當地老板。承包面積最大的達到2000余畝，最小的也有近300畝，顯然，一般的小農家庭是沒有能力參與競爭的。

　　3、黨員發展

　　為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不少地方將發展黨員的重點放在村中富人身上。筆者在農村調查發現，近年來，許多村莊發展的黨員多為村中老板。這些老板之所以被發展為黨員，除了他們自身需要一個政治符號外，更多的是村黨支部做工作的結果，因為村里希望從他們那里得到資源，如修建辦公室、購置辦公用品，村支部均可向他們化緣，同時，發展他們入黨，也是落實“雙強”工程的需要。

　　二、鄉村治理資本化的影響

　　鄉村治理是鄉鎮政府管理與農民廣泛的政治參與相結合，以村民自治為核心，以實現農民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一種和諧發展理念及相應的制度安排。然而，鄉村治理的資本化，不僅加劇了農村社會的分化，削弱了村民自治的社會基礎和資源基礎，阻礙了農民的政治參與，而且嚴重侵蝕著基層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1、加劇農村社會的分化

　　農村社會分化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發展的一個總趨勢，影響農村社會分化的因素非常復雜，有農民外出務工的成敗、對鄉村資源占有的多寡以及家庭成員是否出現重大疾病等。當前，在許多農村地區，對農民影響最大的是對鄉村資源占有的多寡。因為對于絕大多數農民而言，鄉村生活是其基本生活，現有的農村資源被少數人占有后，其他生活在村莊中的人，其生存資源便受到擠壓。

　　在當前林權和地權的大規模流轉，資本成為加劇農村社會分化的主要因素。以林地為例，林地承包通常在百畝以上，多者甚至數千畝，雖然承包費不高，但投資大，且收益期長，一般的小農根本沒有能力經營，因此，林地流轉最終為資本所控制，且國家對林地發展有相應的支持政策，承包人不僅可以享受國家的巨額補貼，還可以利用承包林地進行抵押貸款用于發展其他產業，從而積累起巨額財富，這必然加劇農村社會的分化。

　　2、虛化村級組織的村莊基礎

　　村級組織的良性運轉需要有相應的社會基礎和資源基礎，目前鄉村治理中出現的資本化現象正在嚴重侵蝕這兩大基礎。

　　村級組織是以農民為主體的，在制度設計上，村委會是要解決社區范圍內的自治問題，但在現實中，由于大量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村級事務決策缺失了有行動能力的行為主體，使得本該由村民參與的村務決策蛻變為村干部決定或資本決定。村務決策的干部化和資本化，一方面將村民自治的性質虛化了，另一方面導致普通農民進一步遠離村莊政治生活，村民自治的組織基礎日漸虛化。

　　集體資源是村級組織得以良好運轉的重要基礎。在農村產權改革中，村級組織獲得的承包費不足償還村級債務，而資本下鄉卻卷走了大量集體資產，這不僅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經濟利益，更為嚴重的是掏空了村級組織的資源基礎，使得村級組織更加沒有能力舉辦公共事業，這必將進一步降低農民對村級組織的信任，甚至加深農民對村級組織的怨恨。

　　3、損害基層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農村基層政權的核心是管理鄉村社會和為農民服務。因此，農村基層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于鄉村社會，來源于農民。農村稅費改革前，由于農民承擔高額的稅費，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削弱;稅費改革后，不僅各種稅費被取消，農民還能得到多項財政補貼，農民對中央政府的認同空前提高，基層政權與農民的關系也大為改善。但是，由于地方財政嚴重短缺，稅費改革后基層政權的管理職能大為縮減，以致基層政府僅僅在形式上成為連接農民與上級政府的一個中介，其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意愿和能力都大為減弱。

　　同時，作為農村社會管理者的基層政權，必須全力落實來自上級政府的各項改革，但在改革中，普通農民通常處于弱勢地位，以致改革容易被暗箱操作，甚至鄉村干部拉幫結派侵占集體資源。在農村產權改革中，普通農民的現金收入水平不高，沒有能力參與所在社區資源和利益的競爭，導致農民的不公正感。基層政權公共服務能力的減弱及農民不公正感的滋長和蔓延，容易引起鄉村社會的不穩定，削弱基層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三、結語

　　鄉村治理的資本化是近年來農村改革過分強調市場化及片面追求效率的結果。但是，市場化并不能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更無法解決農村社會的穩定問題。正如陳錫文所言，資本下鄉之后，確實使土地和勞動的生產率都大規模提高，但農民問題、農村問題卻沒有辦法得到解決。更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改變了農民的經營主體地位，農民從過去一個經營自己土地、生產產品的業主，蛻變為一個給別人生產產品的雇工，這對農民的心理，對農村社會結構將會產生深刻的影響。

　　當前，由于人口的大規模流動、現代性和市場經濟的深化，以及基層政權管理職能的縮減，農村社會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在此背景下，假若農民的正當權益受到損害而又得不到及時、公正的解決，他們便有可能選擇非制度化手段，這不僅將直接降低鄉村治理績效，而且影響鄉村社會穩定。因此，當下中國農村社會能否保持穩定和持續發展，取決于農民的生存手段是否有較大的騰挪空間，取決于農村社會的不平等能否保持在合理的范圍之內，取決于農村社會的分化機制是否公平。一句話，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取決于農村的各項改革能否真正維護農民的權利，實現大多數農民的利益。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

　　(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14年1期)總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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