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來席卷中國的征地拆遷浪潮，實際上是一場規模浩大的圈地運動。貫穿這場運動的，有多種名目的園區建設，城市化和農村城市化，由“撤村并居”、“三集中”、“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代表的“農民集中居住”，還有以“土地流轉”的名義對中國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所有這些局部或全國性的政策或工程，都要么指向同一個目的，要么演化為相同的結果：征占一塊土地，清除那里的村莊和農民。

　　這場運動仍然在進行中，不知道它會到何時結束。但是，對于其已有的結果完全可以進行初步的清算。根據我近期完成的一項即將發表的研究，我把針對1991—2013年間的清算結果報告如下，它包括三組數據。

　　一是關于實際征占、征用的耕地面積，23年間總計達8335萬畝，其中1991—2002年為4361.5萬畝，2003—2013年為3973.8萬畝。該數據不包括“以租代征”的耕地面積，也并不是被征占的全部土地面積。實際征占或變為國有的全部土地面積至少在1億5000萬畝。

　　二是關于因征地而失去全部耕地的農民的數量，按照被征地地區“人均耕地不足0.7畝”(也即每征用1畝至少造成1.43個農民完全失地)的粗口徑測算，1991—2002年總計為6230.7萬人，平均每年新增519萬人;按照平均數為0.61畝(每征用1畝意味著1.64個農民完全失地)的較為精確的口徑計算，2003—2013年的失地農民數為6514.4萬人，年均增加592萬人。兩者合計達12745萬人。考慮到“以租代征”因素，失地農民數量可能達到13000萬人。

　　三是關于消失或被消滅掉的自然村的數量，我的推算結果是140萬—150萬個，減少幅度為33.3%—35.7%。具體而言，1990全國約有420萬個自然村，2006年減少到不足330萬個，2013年底則只剩下270—280萬個。其中1996—2006年間年均減少7萬個，此后年均減少8萬個左右。在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郊區，自然村的消失更為劇烈，以長期名列全國“百強縣”之首的江蘇省昆山市為例，自1989年撤縣設市到2010 年底，消失的自然村為1386個，占總數的61%，其下屬的花橋鎮1994年有342 個自然村，到2010 年只剩下10個得到“保存”。

　　以上數據顯示，中國的圈地運動極為迅猛，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紀里，它造成的失地農民數量、消滅的村莊數量都超過了所有人的想象。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

　　關于圈占土地的形式或手段，主要有三種。貫穿始終的是各種名目的開發區圈地，其單體規模從鄉鎮級的數平方公里到國家級的數百平方公里不等，規劃占地總面積從1993年的1.5萬平方公里擴展到2005年的3.86萬平方公里(5790萬畝)。城市的擴張則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越來越重要的圈地形式。以統計范圍具有可比性的2000—2012年的情況而言，全國城鎮建成區的面積從53774平方公里增加到101446平方公里，增加了89%(7151萬畝)，其中設市城市的建成區擴張了103%(市均面積從34平方公里擴張到70平方公里)，縣城的建成區2001年以后擴張了80%，不包括縣城的建制鎮的建成區擴張了104%。而在城市化成為國家戰略之后，眾多城市的新造城計劃使土地圈占愈演愈烈：僅在2012-13年，提出新造城計劃的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就有24個，規劃占地總面積達4600平方公里，其中廣州計劃建造9個，規劃面積近800平方公里。

　　第三種重要手段是新世紀以來在農村地區蔓延的“三集中”、“撤村并居”，以及“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推動的農民集中居住運動。江蘇省的“三集中”規劃將25萬個左右的自然村撤并為4萬多個居住點，其中無錫、蘇州和南通撤并的比例都超過或接近90%，丹陽市界牌鎮則將全鎮178個自然村、14500多農民集中到“界牌新村”，以“打造江蘇最大的農民集中居住區”和“全國首個鎮級市”。2006年推行的“掛鉤”政策也同樣表現為搶奪農民的宅基地、消滅村莊的運動。有證據表明，這項號稱要“盤活土地存量，強化節約利用土地”的政策，實際上是國土資源部有意“讓地方鉆空子”：減少農村建設用地，就可以增加城市建設用地，而減少農村建設用地的主要途徑是讓農民退出宅基地。某地級市的主政者就曾這樣描述他的宏偉藍圖：我這里共有100萬戶農民，我準備用三到五年把這些村莊全拆了，因為100萬戶農民大概占了100萬畝建設用地，“讓100萬戶農民住樓房，至少省出70萬畝地……”報道顯示，截至2010年，類似計算已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付諸實施，比如山東省諸城市的“多村一社區”工程、德州市的“全市村莊合并社區”工程，河北省農村的“新民居”工程，以及江蘇省的“萬頃良田建設工程”。另據2011年一項針對18個省區的調查，農民“被上樓”的比例接近20%。

　　關于這場運動的動力，通常被歸之于“土地財政”，也有人視之為地方政府或個人的“資本原始積累”。這些認識都屬確當，但還需要看到其中的文化動力，也就是我曾經分析過的城市信仰和“賤農主義”。二者都屬于發展主義在中國的極端形態，從觀念的角度來看，無異于又一場文化意義上的大革命，其實踐形態也必然是大破壞。當城市化成為信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為現代圖騰，將農業、農村和農民視為落后的存在，有意識地鏟除村莊、驅使“農民變市民”也就勢屬必然。當然，文化動力與經濟、政治動力是密不可分、相互強化的。一個未被注意到的重大事實是，恰恰是在取消農業稅之后，不再是直接稅源的農業、農村和農民都成了地方政府眼中的包袱或多余之物，從而既促使賤農主義的深化，也加劇了“消滅”農村、農民乃至農業的運動。

　　不應否認“和諧征地”、“和諧拆遷”的存在，但眾多的研究證明，圈地通常是單方面的“公告征地”，缺少基本的協商程序，也不以農民的同意為前提，補償條件通常較低且發放延期，而低標準又會遭遇“腐敗”和“關系”。因此，征地—拆遷在政府與農民之間和農民內部表現為雙重的不公正，強制性和抵抗也就因此而生。一項涉及17個省區662個鄉鎮的調查顯示，有17.6%的被征地受訪者表示政府采取了強制手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江蘇、山東、四川和北京的39個村莊的調查發現，有36%的村莊發生過相關暴力事件。將這兩項比例與每年涉及數萬個村莊、數百萬農民的征地—拆遷聯系起來，能夠察知暴力發生的絕對數量。

　　圈地運動中的暴力是高度組織化的。包括公檢法司在內的整個權力體系會被動員，針對單個“釘子戶”的行動可能就達上百人，針對整個村莊或多數村民的行動則會多至數千人。許多行動是在夜間或黎明前進行，其行為之粗野令人想到“鬼子進村”的光景。被征地拆遷者的激烈的抵抗則使“開槍”被解釋為必要措施。“黑社會”分子廣泛而深度地參與其中(不應忘記2005年的河北定州事件，以及近期的山東平度事件)，他們可能是獨自行動，也可以威嚴地匯入政府的隊伍——地方官不再忌諱這種公然的合流，他們需要借助于“黑社會”的威勢。

　　在多方參與和多種形式的圍剿中，惡性事件層出不窮，最慘烈的是自焚。以這種最極端的方式表達抗議和絕望的，僅在2010年就有10起，其中包括江蘇省東海縣黃川鎮陶興堯-陶會西父子自焚案、江西省宜黃縣鳳岡鎮羅志鳳-鐘如琴母女自焚案;在江蘇一省，2003年以來可以檢索到的就有15起。在21世紀的中國，這種“小概率事件”的發生頻率之高，實在是令人震驚，也令人想到那些對“釘子戶”的污名化實在是冷血和無理。至于征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根據我的推算，在1993年可能有2000-4000件，十年后上升到14000-26000多件，2011年則在45000-83000件——其中有數千起暴力沖突事件，伴隨著數千人規模的死傷。

　　大規模、高頻率的暴力沖突與地方主政者的暴力傾向——“濫用警力對待群眾”、“習慣于讓公安機關沖鋒陷陣”——直接相關。比如，前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針對晉寧縣的農民就調動了1000多名武裝警察，并出動了裝甲車;被稱為“拆遷大佐”的前普洱市長沈培平針對孟連縣膠農的抗議下令武警和警察出動，才導致事件升級。許多強征強拆行動都跟有消防車、救護車的細節表明，地方政府對暴力的后果有充分預見，而這種后果被視為必要的代價或不可避免，“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說辭就是其明顯體現。需要強調的是，主政者的暴力傾向會助長執行者的施暴氣焰：在自焚即將發生時，強拆繼續進行;在明顯要發生流血事件時，推土機還轟鳴不至止。根據我所收集的案例，在2010-2013年，全國至少有20位農民喪身于征地-拆遷的各種機器之下。這意味著，阻礙機器者可能還抱有不會遭到碾壓的僥幸，但機器的掌控者及其背后的主人已經無所顧忌。人命被簡化成了“用人民幣解決”的問題。

　　指出中國的圈地運動極為迅猛，以及它的異常暴烈，依然不能完整地揭示它的特征。它的許多重要特征，需要通過與英國的圈地運動進行比較后才能清晰地呈現。

　　英國的“圈地”是針對“敞地”而言，包括圈圍敞地、公地，以及林地、沼澤地、荒地。最初的圈地在12世紀已經零星地出現，多是農民或佃戶之間為方便耕作而交換分散的條地為整塊田地，帶有掠奪性的圈地運動則始于15世紀后期，它是指“有人把別人的公用地奪取并圈圍起來”，伴隨著拆毀農舍、驅逐農民的現象。這一運動經歷了大約400年，有記錄可查的圈地面積達731萬英畝(4386萬畝)，其中1801—1831年間達351萬英畝(2107萬畝)。圈地者包括領主和貴族、新興的地主和商人、律師，以及上層自耕農和佃農，但主要是地主、商人和作為租地農場主的上層富裕農民。圈占土地的用途在17世紀以前主要是改為牧場、種植日漸發達的紡織業所需要的染料作物，此后則主要是通過農業改良種植糧食作物，構成“農業革命”的一部分。

　　正如許多文獻表述的那樣，作為“漫長的征服和攫取過程”，英國的圈地運動包含著“殺戮、壓迫、政治交易”，在18和19世紀更表現為“對農民階級的碾壓”，使人想到“大英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其實是英格蘭本身”。馬克思認為，它在早期是作為個人的暴力行為進行的，后期的議會圈地則表現為法律本身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而對農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規模剝奪”是19世紀初的“清掃領地”(Clearing of Estates)或“清洗”(Clearances)行動，它“是英國的一切剝奪方法的頂點”，在蘇格蘭則有著“一舉完成的巨大規模”。借用一位名叫薩默斯的作家寫于1848年的話說，“清掃和驅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樹木和灌木叢一樣……”

　　英國圈地運動的后果是“嚴重的混亂和苦難”、許多人的背井離鄉和窮困潦倒，以及農民階級的無效但不斷的反抗。它的長期歷史影響則如馬克思所言，構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全部過程的基礎，“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了地盤，使土地與資本合并”，促成了農業革命，并為工業革命準備了兩個先決條件：為工廠提供了勞動力，為城市提供了糧食。在政治和社會結構層面，它消滅了整個農民階級，催生出大土地所有者，構成了“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造就了貧富分化的鴻溝：到1873年，若將平均占地500英畝的大約曼到14000多英畝的貴族看做大土地所有者，他們的戶數(13802)僅是總戶數的1.3%，卻占據了全部土地的70.7%，而占總戶數72.3%的茅舍農只擁有土地的0.46%。直至21世紀初，這種鴻溝并未縮小：占英國總人口0.6%的最富有者擁有這個國家3/4的土地。在一位從事有機農業實踐的社區工作者看來，它“在當代英國的景觀、人群、食物體系和日常工作中都留下了痕跡”，而“與之對抗的理由不再只是社會正義，也包含了環境正義、生物多樣性和對英國農業健康發展的需求”。這里所說的“痕跡”集中表現為多數中國學者難以理解的失衡：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和歐洲最大規模的農場，以及只有1%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

　　從以上簡介可以看出，中國的圈地運動在速度、規模方面要更具威勢：它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紀里征用的全部土地是英國400年間有記錄的圈地總面積的3.4倍，是其圈地最高峰時段30年間圈地面積的7倍多。相應地，它涉及的人口規模也龐大得多：失地農民的數量相當于英國圈地運動結束時全部人口(1875年，3750萬)的3.4倍。更為重要的是，英國的圈地運動達到其“頂點”用了三百年左右的事件，而中國的圈地運動幾乎在興起伊始就進化到了這一階段。

　　中國的圈地運動之所以更加強勢，源于其圈地的主體是組織，也即各級地方政府，間有工商企業。這明顯不同于英國的私人圈地。與此相關，英國的圈地表現為從實質上的公有制和不完全的私有制向絕對的私有制的轉變，中國的圈地則意味著從農民集體所有向國家所有的轉變，但“國有”之后的實際操控者是地方政府，它們從中獲取了巨額的土地財政收入：僅土地出讓金一項即從2001年的1296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4萬多億元，13年間的總額高達19.4萬億元。至于那些具體掌握著“批地”或土地出讓權的個體官員，當然也獲得了不可估量的隱性收入。

　　規模、速度和圈地主體的不同，影響到暴力手段的運用。關于中國的狀況，讓我們牢記前文提到的兩個數據：17.8%的征地案中政府采取了“強制手段”，36%的被征地村莊發生過相關暴力。無法獲悉英國的情況，但是鑒于其過程長達400年、平均每年的圈地次數較少，因此其暴力運用的場合在相對和絕對意義上都要少于中國，暴力的組織化程度要遜色得多，施展的手段不像中國這般多樣化，暴力的烈度或直接后果——因圈地而傷亡的人數——也難以與中國比肩。當然，若就暴力的延伸性，也即對圈地后果的應對來看，中國的表現要溫和許多：它沒有像英國那樣制定針對大量無地者和流浪者的“血腥立法”，這大概確實屬于“歷史的進步”。

　　關于圈地的目的和用途，在英國主要是為了提高租金，將耕地改成牧場，以及繼續用于糧食種植，換句話說，沒有改變土地的農用性質，沒有排斥農業和自然。在中國則主要是為了獲得綜合性的土地財政收益、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興建各類開發區和新城新區，被圈的土地大都被硬化成不透水的水泥地，意味著土地的非農化，改變了所圈土地的農業用途和自然屬性，對農業的拋棄、鄉村的抹殺、自然的壓迫都非常突出。

　　最后讓我們看看影響和后果。在英國的表現已如前文所述，在中國則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它為政府帶來了巨額的土地財政，并通過投資、交換或“腐敗”使無數個人獲得了大量財富;它拉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城市的迅猛擴張，是促成“中國奇跡”的重要因素;它使許多糧食主產地變成了輸入地，威脅到中國整體的糧食安全;它使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失去了“故鄉”、數千萬人成為“三無農民”，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它的組織化暴力的高頻率運用使得中國社會彌漫著暴戾之氣;它的非農化的出發點和歸結，造成了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的生態環境影響：當大量生長著作物、植物的土地被硬化，變成壯觀的大樓、大馬路、大廣場，將大量地減少生物多樣性，加劇熱島效應和“霧霾島效應”，并使中國人弱化與自然的聯系，這反過來會加劇人性的弱化。

　　是的，雖然都是“吃人”的運動，但“樓吃人”還是與“羊吃人”有很大不同。同時喪失掉社會公正和自然性，是中國版的圈地運動相較于英國版的最大特征。這種雙重的喪失意味著，它對于中國未來的塑造，不會比英國的圈地運動對英國今天的塑造更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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