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進行調研，采訪了眾多新型職業農民。他們表示，在國家越來越重視“三農”、現代農業發展加速的新形勢下，農業是有發展前景的產業，農民也可以是體面的職業。但在經營中，他們卻遭遇了土地流轉不規范、基礎設施薄弱、貸款困難、保險制度不健全等困難，需要國家加大扶持。同時，由于當前農村留守種田的農民仍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輕人外出打工不愿回鄉種田，他們也擔心將來“找不到合適的人來種田”，農業依然后繼乏人。

　　有一種觀點認為，改開之后，勞動力有了自由流動的權力，說起這話的時候，好像還有點美滋滋的。實際上，許多人致死都不知道，政策上稍微動一下剪刀差，就可以讓某些行業撐死，也可以讓某些行業餓死。農村凋敝，農業后繼無人，正是政策面的“刀割”造成的。因為自九十年代以后，有三大利益主體希望中國農村盡快垮掉。

　　一是外來資本。為了有足夠廉價的勞動力供他們剝削，中國農村越凋敝，他們的人力成本就越低。

　　二是賣地財政。農業越掙不到錢，土地收購價就越低，征地阻力就越小。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以發展的名義，濫采礦產、濫建污染企業，污染掉水源，破壞掉水利，讓地上、地下、土壤都污染殆盡，看你還怎么種莊稼?

　　三是境外列強的滅華戰略。中國是傳統農業國，強大的農業是支撐13億中國人挺起腰桿的基礎。中國8億農民既是中華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堅強后盾，也是中共在中國順利執政的堅強后盾，農村穩定，則中國穩定，則中共穩定。因此，要想搞垮中國，搞垮中共，必先搞垮中國農村。向中國輸入資本、輸入轉基因，廉價向中國供應糧食，都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

　　有這三大利益主體在“關心”著農村，農村能不凋敝?農民能不背井離鄉?我多次指出：中國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已走進靠“投資拉動”的怪圈，開始大搞各種基本建設。這種不顧產出的惡性投資并沒有攙扶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由此，為了彌補經濟實際崩潰的巨大虧空，當局不得不連續出臺向百姓轉嫁經濟負擔的所謂“改革發展政策”，諸如各類加稅政策，使稅收增幅每年竟達20%以上。即使這樣，仍不能維持國家經濟運轉，所以，又開始陸續將本來應該在稅收中支出的國民教育成本、醫療成本、養老成本、住房成本全面推卸給社會，由百姓自己承擔。農民外出打工，可能是為了家庭的一個病人或是一個上學的孩子。 生活負擔的加重是農民被迫放棄耕種外出打工的第一個原因。

　　國家把幾乎全部資金都用于搞超大城市化和所謂的工業化，而持續減少對新農村建設和水利建設的投入，加上地方政府為了繼續維持土地財政，要盡可能多地剝奪農民的生存資源，一時間，“依法征地”如火如荼，被征掉地的必須外出打工，沒被征掉地的，也人心惶惶，不敢再向手中的土地搞投入，怕資金投入下去地又被征了。有些鄉村農民好不容易有了一點積累，住上了三層小樓，結果，一個“城鎮化”就把一家幾代人積累的房產給扒掉了，自己的鄉村產業諸如魚塘沒了，果林沒了，養殖場沒了，因此，不得已，也只好外出打工。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是政策為了資本利益拼命壓價農產品，讓種地者無利可圖無法生存。為了壓低糧價，發改委出臺了極其嚴厲的處置政策，糧價稍有上漲就立即打壓，以此逼迫農民不得不放棄種地，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政府一方面縱容種植養殖大面積使用激素農藥增加單位產量減少勞動力投入，近年來甚至不惜逐年加大糧食進口，逐步將中國的肚皮管理權交給外國人，也不讓農民通過種地獲利。農民的生存資源被剝奪之后，無奈成為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無“根據地”、遠離土地，遠離家鄉，無牽掛地進入一個個“城市”，這樣一來，就為買辦資本和新生資產階級準備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美國和買辦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榨取中國最廉價的勞動力，讓中國在極度困境中犧牲環境，倒貼資源，為美國，為世界打工，把污染留給自己，把享受送到國外。

　　居民消費要素主要是衣、食、住、行、學、醫等，現在，住可能占到了收入的90%，其余10%被衣、食、行、學、醫分配，這其中，學和醫又占了大頭，那么，能給食的還有多少?假如把這個比例顛倒一下，讓食占到80%，那糧食還那么廉價，農民還那么撂荒嗎?還有那么多農民別妻離子出外賣苦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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