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學習了賀雪峰《征地拆遷五步曲》一文，賀教授是國內著名三農專家，多年研究三農問題，頗有建樹，更難得的是他為農民鼓與呼，是一位務實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然而，對于賀教授在文中的提出的觀點，筆者不敢茍同，思之再三，不得不一吐為快。

　　在文章中，賀教授將征地拆遷過程歸納為五步曲，即盼征地、利益博弈、幸福生活、返貧、找補，對征地拆遷的整個過程作了系統全面的剖析，從而為認識問題提供一個全貌的視點，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規范的分析方法，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筆者認為，具體方法運用得好，往往并不一定必然能得出正確的結果。有時過于專注于細枝末節，不跳出問題看問題，不站在全局高度，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認識事物，反而會執迷其中，造成結論和現實的反差。如賀教授以其五步曲的推論，得出征地拆遷的暴力來自農民的要價太高，而農民在征地拆遷之后的返貧也只是他們自己無度揮霍的結果，而且這種矛盾也是可以通過采取措施來解決的，這就與我們現實中強烈感受到的官商勾結，采取暴力手段，掠奪農村土地，侵害農民利益的實情相差甚遠。難道真的是社會大眾都被蒙蔽了眼睛，犯了只觀其表不觀其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生病?再加之媒體樂于炒作，社會大眾同情弱者的習慣使然，以至于混淆事實，為我們制造了一個虛幻的假象?到底真實的情況如何，筆者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對征地拆遷的內在機制和過程進行初探。

　　首先，我們要清楚一個問題，為什么會出現征地拆遷現象?從總的來講，城市化發展必然會占用城市周邊的土地，這是大勢所趨，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而如果放在中國特定的時代環境來看，又可以發現，席卷中國的征地拆遷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緊密聯系，具有鮮明的特色背景。

　　從政治上來說，中國從毛時代的社會主義過渡到轉型接軌時代，工農勞動者從國家主人淪為弱勢群體，而新生的資產階級成長壯大，與政府形成“老大與保姆”關系，表明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已經逆轉。這個過程正是通過改變經濟基礎而逐步現實的。在城市實行國企改革，造成工人與工廠的分離，工人階級由工廠的主人變為資本家(國營、民營)的雇傭勞動力，第一步實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而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必然要求社會上還剩余的享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繼續與其掌握的生產資料相分離，這就主要針對的是農民。農民在改革之初單干恢復小農經濟的政策下，以承包責任制的形式擁有土地的經營權，也就是占有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發展客觀要求農民與其土地分離，也就是實現第二步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從而最終在整個社會形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對立的階級，農民的小生產占有作為過渡階級最終完成了歷史使命，整個社會將納入資本主義社會進程。也就是說只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農民失去土地就是遲早的事，也就必然會與搶奪土地的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展開激烈沖突斗爭。說到底，拆遷征地是中國私有化進程必經的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農民在征地拆遷的斗爭中，主觀上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客觀上同時是在捍衛社會主義最后的殘余成果，因為每家每戶分得的土地歸根結底都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得來的，沒有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有后來的單干，更不會有現在的圈地。也就是說征地拆遷是中國深化資本主義的必然現象，絕大部分農民從小生產者變為失去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匯入整個無產階級的大軍，只有極少數農村中的官人、富人、狠人將與城市資產階級結合，變為新生的農業資本家和工商資本家，本質上是農村社會階級基礎的進一步大分化、大分裂，傳統農村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

　　從經濟上來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形成了巨量的資本，這些資本在城市已不足以滿足胃口，資本的屬性就是擴張，就必然轉向農村和農業領域，而廣闊的農村也正好為資本的擴張提供了空間。在資本魔力下，一切有形無形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可以變現，更何況不可再生的稀缺土地資源，所以有人說現在最大的紅利是農民的土地，農村是有待開發的金礦，這就是在資本主導下城鎮化的真實目的，征地拆遷就是要奪取這一紅利，就是要開發這一金礦，誰來開發?資本。誰得紅利?當然也是是資本。本來屬于農民的土地，現在資本把它變成紅利，而且要將絕大部分奪走，農民豈能心甘情愿，于是沖突就來了。另一個方面也很重要，就是現在全國幾乎所有城市的發展與“土地財政”高度相關，可以說地方政府一天不賣地，可能一天也難以維持正常運轉，這就是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不可抑制的“圈地沖動”。不可否認土地財政有積極的一面，增加投資，保持城市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公共福利，但這種發展模式無異于寅吃卯糧，飲鴆止渴，是以犧牲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而且造成巨大浪費和產生嚴重腐敗。這種方式注定不可能長久，必然不斷吹大經濟泡沫，造成經濟危機。因此說，政府與資本家的圈地興趣越亢奮，就離危險的境地越逼近。尤其是資本與權力強強結合，同時把矛頭對準農村土地，征地拆遷也就在劫難逃。

　　從社會發展來講，前有所述，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現代城市的擴張和傳統農村的萎縮也就在所難免，但問題是中國式的城市化發展及其伴隨而來的征地拆遷是否就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唯一道路呢?是否必然依靠資本實現現代化，或者說現代化就是建立大城市、超大城市這種模式?必然要以犧牲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這一條道路來推進城市化?能不能避免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答案其實很明確實，只要我們看看走集體化道路的華西村、南街村，就不難發現有農民不流血不流淚不恐怖的城市化，有農民自己參與自己管理自己作主的城市化，在這樣的城市化方式主導下，征地拆遷想暴力也難，這才是真正的和諧，而不是口頭上的假和諧，拳頭上的真暴力。

　　從以上分析了征地拆遷在現代中國所具有的特殊背景，再來看征地拆遷的具體過程，或許就能夠給人以新的啟示，從而從現象透視本質。

　　先說農民對征地拆遷的態度如何。應該說賀教授所說的盼拆遷確實是絕大多數農民真實的想法，但賀教授沒有分析農民為什么盼拆遷。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政策，造成了農村的人力、財力向城市集中，城市源源不斷抽取農村的財富，這就是城市之所以光輝燦爛的秘密之一。城市的繁榮建立在農村凋敝的基礎之上，造成了城鄉分裂為兩個現實的中國，農民盼拆遷也就必然，誰都盼望過上更好的生活。更何況單干的小農經濟在中國實行了幾千年，也沒有讓農民走上富裕的道路，精英們之所要實現搞單干，不過僅僅是為了開啟資本復辟的大門，依靠小農經濟發展社會主義行不通，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同樣行不通，小農經濟必然走向沒落，與其永遠看不到希望，不如得到現實的一點利益，這就是農民盼拆遷的根本原因。若是放在南街村、華西村，恐怕農民就不會有這種無奈的期盼吧。

　　再說利益博弈，按照賀教授的說法是農民以土地相要挾，漫天要價，而政府不能就地還錢，又非征地不可，于是就激化矛盾，雙方采取極端手段都想達到利益最大化，于是造成流血沖突。從一定角度來看，似乎有這么回事，但這可能只是表象或者個別的表象。在現實中政府和開發商無論從占有優勢資源還是具體談判的水平策略與單個的農民根本不在一個檔次，因此絕大多數農民因缺乏團結的機制而極易被各個擊破，在軟硬兼施下，達成妥協。只有極少數農民，敢于起來抗爭，政府對于這樣的大膽“刁民”，一般采取威脅和利誘兩種手段，輪番使用。既不能輕易滿足“刁民”的訴求，引起更多人仿效，又不能使用明顯的暴力手段，造成重大社會影響，于是大多采取拖和置之不理的態度。即使如此，政府方面也始終掌握了絕對的主動權，所謂利益博弈，從來就是不對等的關系。造成利益博弈激烈的原因，除個別農民抗爭個性較強外，征地拆遷過程中暗箱操作，徇私舞弊造成的不公平、不公正，對抗爭起到強烈激勵作用。如占有社會資源的村干部、和上面有關系的農民、農村中惹不起的狠人以及門路廣大的富人，往往就能在征地拆遷中得到高于一般農民的經濟補償。別外，還有村干部及與其有聯系的腐敗官員勾結起來，借征地拆遷之機，私吞屬于農民集體土地財產，這些都不能不引起其他農民的不平和忿恨，從而激發起抗爭精神。實際上很多情況下，村干部的不法侵吞行為為農民掌握后，又成為與政府博弈的砝碼，政府腐敗官員又必然要作村干部的保護傘，這樣雙方的博弈就更加劇烈持久，呈現復雜化。

　　再說農民征地拆遷后是否真能都過上幸福生活。如上所述，農村中通過暗箱操作獲取超額利益補償的村干部、有關系的人、狠人、富人自然能過上幸福生活，他們中有的豈止是幸福生活，甚至成為一夜暴富的也不罕見，如很多農村的村干部。征地拆遷每到一個地方，就必然誕生數個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的所謂農民企業家。然而絕大多數的農民是什么情況呢?亦是如上述，他們委曲求全，獲得了一定補償，但不足以劃入富裕的行列，脫離傳統的農業生產后，生活成本增大，加之裝修新居，如果再沒有找到謀生的工作，坐吃山空，很快那幾個補償的錢便所剩無幾，何談過上什么幸福生活?筆者所述的這些情況是絕大多數征地拆遷農村的普遍現象，少數城中村的情況又另當別論了。其實只要不是糊涂的人，用腦子想一想就清楚了，如果所有農民都通過征地拆遷而不是勞動致富過上幸福生活，那誰為如此數量巨大的農民買單?有這么傻或好心的人嗎?

　　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也就是最后的生活保障，如果又不能得到就業，不能維持生計，加之養老、醫療保障的缺失，不要很長的時間返貧不是很正常嗎?說什么農民過上幸福生活后揮霍無度，不加節制，由富而返貧，這種以點蓋面，似是而非的說法，實際上是對現實的了解還不夠深入，說嚴重點是對農民的偏見。

　　最后是找補，其實找補是征地拆遷造成不良后果后，農民采取的自救方式之一，也不限于找補，其它如舉報村干部貪污腐化，追查村集體資金不明不白的流失，反映國家規定的補償經費不能到位等等。不能輕易地認為農民是因為耍無賴而鬧事，政府充當了冤大頭角色。既然征地拆遷事實上造成了對農民利益的極大損害，犧牲掉了農民的長遠和根本利益，所以留下的不良后果必然會顯現出來，這是極正常的事。通過建立完善社會保障也許能夠解決一時之危，但農民被剝奪生產資料拋入社會后，將來作為無產階級的一分子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永遠不可協和。

　　歸要結底，中國特色的征地拆遷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圈地運動”和美國的“消滅印地安人”本質是相同的，都是發展資本的需要和必然結果，都是浸透著農民的血汗和淚水，都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罪惡歷程。如果拋開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時代背景，僅僅就事論事，自然不能發現征地拆遷背后隱藏的全部秘密，這也許就是長期以來，知識分子缺乏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從政治的高度分析問題的習慣使然吧。毛主席說“政治掛帥”、“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今天聽起來更加令人警醒，給人啟迪。所以我說：五步曲抓不住一條黑線，好心辦成了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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