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以“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為主要內容的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20多公里，有一個趙四村。該村的一部分村民在過去10年持續不斷地斗爭和上訪，他們的訴求卻至今沒有得到解決。矛盾的源頭是當年的村辦企業在改制過程中出現的產權歸屬問題。

　　經過了1990年代末期風風火火的改制，曾經紅火一時的鄉鎮集體企業已經離開舞臺中心一段時間了。充分認識一個事物需要時間，發生在趙四村的這一絲改制的余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鄉鎮集體企業的樣本。

　　集體經濟的浮沉

　　趙四村(現已并入東三行政村)隸屬于諸暨市的暨陽街道(原城關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該村因集體經濟發展得好而獲得過諸暨縣級文明村、紹興市級文明村、奔小康百強村等稱號。如今，趙四村好景不再，圍繞原村辦企業的歸屬，村內撕裂為勢不兩立的兩派。

　　趙四村村民帶記者去看曾經的集體企業和村委會時，剛到門口，里面就有人出來攔阻，不允許靠近，兩邊的言語間充滿火藥味。村民們告訴記者，那是原村支書的人，支書通過竊取集體企業進而控制了整個村。

　　村民口中的前村支書名叫趙邦友，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他擔任村支書達20多年。早年，趙邦友是村里致富的帶頭人，曾獲得浙江省的“辦廠能手”稱號。如今，村民們已經很難見到他，只是隱約地知道他在諸暨、杭州等地有多處豪宅，還有多部名車，有子女已經移民國外等信息。

　　趙四村發展集體經濟的歷史可以回溯到1961年，開辦的第一個工廠是陶器廠 。該廠曾一度停辦，后經村民集資復辦，效益還不錯。1976年，趙四村開辦了塑料化工廠，這個廠創辦之初由于經營不善出現虧損，在那個時候，趙邦友經前一任支書的推薦出任廠長。不久，該廠在趙邦友的帶領下，實現了扭虧為盈。受此激勵， 村里又接連辦了酒廠和鞋廠，集體經濟呈現出“4個輪子一起轉”的態勢。

　　1984年，在趙邦友等人的帶動下，趙四村又辦起了鋼管廠，起名為“諸暨縣第二鋼管廠”(1989年更名為“諸暨縣鋼管廠”，后來又數次更改名稱)。鋼管廠占用了原陶器廠的場址(陶器廠停辦)，村民們說，由于都是村辦的集體企業，土地是劃撥的，當年的手續也不齊全。

　　鋼管廠取得巨大的成功。截至1992年底，村里的集體積累已經超過1400萬，鋼管廠獲得的榮譽包括諸暨市明星企業、紹興市先進企業、浙江省特級信用單位等。1992年1月19日出版的《諸暨報》報道了趙四村“走共同富裕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事跡，還引述了趙邦友當年說的話：“我辦廠是為了全村富裕起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自己富不算真富，大家富、全村富，才富得光彩。”

　　在發展過程中，村里關閉了酒廠和鞋廠，把財力、人力都投入到了鋼管廠的發展上。

　　1997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農業部《關于我國鄉鎮企業情況和今后改革與發展意見的報告》，要求鄉鎮企業采取多種形式深化企業改革，明晰產權關系。持續約5年的鄉鎮企業改制大幕拉開，在改制高潮期的1999年底，鋼管廠也悄悄地進行了“轉制”。

　　趙四村經聯社和趙邦友個人簽署了一份《諸暨鋼管廠資產轉讓協議》，協議稱，“為轉換經營機制……村經聯社討論，決定對諸暨鋼管廠實行轉制”;協議認定，鋼管廠是由趙邦友創辦、掛集體牌子的企業，村里從未向鋼管廠投入過資金，除土地外鋼管廠的所有資產歸趙邦友所有，同時協議還規定村里將土地無償提供給趙邦友使用50年。

　　經聯社，即村里的經濟聯合社，“轉制”時趙邦友擔任社長。也就是說，這份轉讓協議是趙邦友的左手與右手簽的。記者看到了協議的復印件，協議的行文很有意思，簽署人處甲方(經聯社)只有蓋章，沒有負責人簽名。顯然，如果需要簽名，趙邦友就得在甲方和乙方處都簽上自己的名字。

　　此事當時無人知曉。直到2003年趙邦友把鋼管廠的牌子換成“浙江邦友鋼管制造有限公司”，村民才恍然大悟：原來廠子變成趙邦友家的了。

　　脫鉤掛靠還是轉制？

　　發現趙邦友把集體企業據為己有后，有村民開始抗爭，向上級反映情況。趙先德成為了斗爭的帶頭人，他和趙邦友是親戚，趙邦友還是他的堂叔輩。

　　鋼管廠隨著經營情況的變動，雇傭人數也是不斷變化的，比如1997年前后有500多工人，“轉制”為私人企業之后的幾年里，恰是效益最好的時候，雇工人數在 1700~1800人之間。這極大地影響了村民對此事的態度和行動。據趙先德說，一開始參與的村民不多，主要原因是那時很多人在鋼管廠工作，如果反對趙邦友，工作就保不住了。近幾年，鋼管廠的經營情況變得不好，村里在鋼管廠工作的人也少了，反對趙邦友的隊伍便壯大起來。村民聯名的申訴材料上，收集了數百個鮮紅的手印。

　　爭議的焦點在于鋼管廠到底是誰投資辦起來的。村民們說，幾個村辦工業都是集體出資加個人集資辦的，比如辦酒廠的時候，村里就把各家各戶的存糧集中起來釀酒。鋼管廠不但使用了集體土地，而且啟動資金也是以村的名義向諸暨農業銀行貸款40萬加上村民集資構成的。進廠工作的村民都要集資，可以一次交，也可以從工資里扣。鋼管廠的《企業組織章程》明確說，廠子是“為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解決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逐步改善村民生活而創辦”。

　　對此趙邦友的說法是，啟動資金是他個人從銀行貸的款。村民們對此嗤之以鼻，那個年代連國有企業向銀行貸這么大一筆錢都不容易，趙邦友個人怎么可能辦到呢?對這個問題，趙邦友在接受采訪時只是簡單回應說：“我跟他們(銀行)關系一般都比較可以的。”

　　村民們還質疑鋼管廠的“轉制”過程本身就是荒唐的。轉制與掛靠脫鉤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掛靠是在特殊政策環境下，私營企業為規避政策風險掛靠在集體名下，也就是所謂的“戴紅帽子”，掛靠企業的脫鉤不涉及所有制性質的改變。1994年諸暨市政府曾發出通知，要求在第一季度清理全市范圍內的掛靠經營性企業，但當時趙邦友沒有辦理手續。

　　轉制則意味著企業所有制性質的改變，是企業產權的交易，按相關規定轉制應包括調查摸底、企業資產評估及審計、職工安置、產權轉讓等程序。但《諸暨鋼管廠資產轉讓協議》一面稱轉讓過程屬于“實行轉制”，同時卻又規定“雙方商定對現有資產無須進行評估”。

　　如果鋼管廠從創辦之初就是趙邦友個人的企業，那么后來需要履行的充其量是掛靠脫鉤手續，談不上轉制;如果轉讓過程屬于轉制，就意味著此前鋼管廠確屬于集體企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趙邦友說了這樣一句話：“當時我們諸暨要轉制，掛靠的不能掛靠。”這句話是自相矛盾的。

　　村民們的申訴迄今沒能撼動趙邦友。事實上，申訴材料在數年前就曾到過中央領導案頭并得到批示，但是后來當地的調查結論是，“轉制”是合法的。主管單位暨陽街道在2006年12月給出了情況說明，稱鋼管廠是趙邦友自籌資金創辦的，1999年辦理的是脫鉤掛靠手續。可是在趙邦友親筆填寫的諸暨市鋼管廠申請注銷登記注冊書上，“注銷原因”一欄寫的是“轉制需要”。到了2012年7 月，暨陽街道在給趙先德等人的回復中，改口稱“諸暨鋼管廠企業轉制是……按當時有關文件精神進行改制”。記者向暨陽街道咨詢，一位負責人又說，關于鋼管廠 “轉制”的相關結論是工商部門做出的。又是一堆自相矛盾。

　　現今村民最為關注的是，鋼管廠可能會拆遷，廠房、機器等加上土地的補償金估計會達到數億。這樣一筆財富的歸屬，取決于企業性質的認定，取決于所謂的“轉制”是否合法。

　　“改制”再思考

　　當年鄉鎮集體企業轉制帶有明顯的向原經營者傾斜的特點，即壓低企業資產的估值，轉讓給原來的控制人。但轉制是按國家政策進行的，也就是按照合法的方式進行的。轉制后，鄉鎮集體企業消失殆盡，但鄉鎮企業仍在，只是性質變成了私營企業。

　　趙四村關于鋼管廠產權歸屬的爭議是所謂的“轉制”是否屬于個人違法侵吞集體資產。在這個意義上，趙四村的爭議具有特殊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運動式改制的大背景，趙四村鋼管廠的“轉制”也不可能發生。

　　1990年代唱衰鄉鎮集體企業的聲音中，主要的一條理由是管理上有嚴重的問題，內部人控制企業，導致效率低下和腐敗。客觀地說，這個批評是有道理的，這在趙四村集體企業的管理上也體現得很明顯。

　　趙邦友無疑是個能人，在他的手上，化工塑料廠避免了倒閉的命運。憑借能力，趙邦友獲得了村民的信任，他也很快將村里的資源控制在手中。比如趙四村早年辦的工廠，酒廠由他的弟弟趙邦江負責，鞋廠和后來的服裝廠由他的妻子負責。辦鋼管廠后，趙邦友任廠長，其弟弟趙邦江任常務副廠長，其子趙健任經營廠長。

　　當年，村民想到鋼管廠上班，要找負責招工的趙邦江。“一個老大，一個老二啊，你要去廠里上班，都要他們批過的，你只要帶上香煙、老酒就好了。”

　　集體資產的控制權在趙邦友一家手上，也就談不上規范的管理。比如酒廠關閉的時候，機器設備被轉賣，清算賬目一直沒有公開，只是每家發了兩壇黃酒。

　　今天可以反思的首先是，鄉鎮集體企業在管理上存在問題，是不是一定要通過“明晰產權”來解決。鄉鎮集體企業的問題不是出在“產權關系”上，因為產權是明晰的，是集體所有。管理上的問題為什么不從管理機制入手，健全基層民主制度，落實經濟民主的原則，從而改變企業被一把手個人控制的局面，讓集體經濟的發展真正服務集體呢?

　　在“明晰產權關系”的旗號下，鄉鎮集體企業大部分被轉制成了私人企業，方式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這就構成了悖論式的改革：改制的動因是鄉鎮集體企業被內部人控制，滋生腐敗，即實際控制人不合理地占有了企業的部分收益;改制的方向和結果卻是把企業半賣半送地“明晰”給了控制企業的內部人，即讓實際控制人可以合法地占有企業的全部收益。這無異于給病人開砒霜—人死了，病當然就不存在了。

　　其次，鄉鎮企業改制實際上否定了農民以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參與集體工業、提高收入的發展方向，驅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因為所有制性質的改變，那些存續下來的鄉鎮企業的發展收益也和當地社群分離，不僅沒能促成共同富裕，反而將問題留了下來。

　　1990 年代初期的趙四村因集體經濟發展而受益，整體上呈現出欣欣向榮態勢。轉眼20多年過去了，趙四村的情況卻變得更糟。“轉制”后鋼管廠經歷了一段效益最好的發展時期，據趙邦友本人說，前幾年鋼管廠的年產值可以達到六七億。但廠子的發展跟村里已經沒有關系了。如今，趙四村的土地已經被征得差不多了，只剩為數不多的保留田。

　　發展，是為了誰?村民酈有水的感慨，點出的正是很多人心中最大的焦慮：“以前辦廠，是全村人好;現在辦廠，只好了趙邦友一個人，老百姓都變苦了……集體時候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集體資產，現在都被弄光，說到底，老百姓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

　　(宋陽標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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