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曼德拉被推上榮譽殿堂的巔峰。在他辭世之際，大眾傳媒反復播報他關于和平、和解、寬容的名言，展現他以德報怨的偉大胸襟。數萬人參加了曼德拉的追悼會，包括100多位各國元首或首腦。白人和黑人，富人和窮人，在曼德拉的感召下走到了一起，仿佛昭示著大同世界的可能。連奧巴馬都主動和勞爾·卡斯特羅握了手!
按中國的傳統習俗，德高望重的長者安詳逝去，可以稱為“喜喪”。這是一種對生命的豁達態度。毛澤東晚年就常說，等他死了，要開個慶祝大會，慶祝辯證法的勝利。曼德拉的追悼會也傳遞了歡快的色彩：奧巴馬和丹麥女首相玩自拍，打翻了第一夫人的醋壇子;等到那個全程瞎比劃的手語翻譯被揪出來，大家就更覺得好玩了。
這些八卦迅速沖淡了嚴肅的追思。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世態從來如此，無論多么偉大的人物，在被懷念的同時，也總是要被遺忘的。耐人尋味的，是什么會被記取，什么在歡快的氣氛中被刻意遺忘。
曼德拉在獲釋出獄時，發表過一個演講，他說他要重復當年在法庭上說過的話：我非常珍惜實現一個民主與自由社會的理想，所有人都在和諧及擁有平等機會下共同生活。一定要注意，同樣的話，時隔27年，含義已經大不相同。
Beyond樂隊獻給曼德拉的名曲《光輝歲月》這樣唱道：“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在他生命里/仿佛帶點唏噓/黑色肌膚給他的意義/是一生奉獻/膚色斗爭中。”膚色，成了曼德拉的標志，他的奮斗被等同于爭取種族平等權利的奮斗。但曼德拉在受審時明明說過：“我為反對白人統治而抗爭，也為反對黑人統治而抗爭。”曼德拉清楚，造成不平等和壓迫的根源，并不是膚色。
1963年，即曼德拉被捕后一年，毛澤東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斗爭的聲明》中說：“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占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這個判斷也適用于南非，正如曼德拉所看到的。
所以在曼德拉早年關于民主與自由社會的構想中，包含了對社會經濟基礎的重構。1955年制定的非國大的政治綱領《自由憲章》不僅主張種族權利的平等，還主張財富的公平分配，將土地、礦產、銀行等國有化。對此，曼德拉說：“這是一份革命性文獻，因為這份文獻所設想的變化，不可能在沒有打破當今南非經濟與政治建制下實現。要實現這些訴求，需要組織，以最大的規模發動及發展群眾抗爭。”
待到出獄之前，曼德拉的想法有了變化，他擱置了變革生產關系的想法。于是，他再次重復民主與自由社會的理想時，指的是種族間的承認、投票權等形式上的權利。在這個新的訴求的基礎上，達成了種族和解。
關于為什么會有如此變化，曼德拉強調多年的監獄生活對他內心的影響，但更要看到國際格局的變化。非國大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斗爭，得到了中國、蘇聯、古巴等國家的大力支持;到了80年代，東方陣營已經全線潰退。國際性的支持在曼德拉被釋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此支持非彼支持，如果堅持社會主義性質變革，這些人道主義支持就會立即化為反對。“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況味恐怕曼德拉也體會到了吧。
順勢而為，也是大政治家本色。曼德拉帶領南非加入了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潮流，他本人也從一個激進的變革者變成了“TINA教”的信徒。南非由此成為非洲大陸最受人關注的國家，新近又成為“金磚國家”的一員。
這難掩南非轉型的苦澀一面。南非迄今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艾滋病患病率和犯罪率在全球名列前茅。投票權沒有給民眾帶來實質性的福利改進，種族隔離在形式上被廢除了，卻還在事實上存在—以白人為主的富人區和黑人的貧民窟并峙。改變也是有的，那就是政治經濟領域也出現了黑人精英，與白人精英共同凌駕于社會之上。這不正是曼德拉早年反抗的體制嗎?
4位美國的現任和前任總統出席了曼德拉的葬禮，但這位因暴力抗爭而入獄的和平英雄一直在美國的“恐怖主義觀察名單”上停留到2008年—那時曼德拉已經90歲了，連走路都困難了?？赡艿搅四莻€時候，美國人才覺得他真正安全了吧。如今，斯人已去，被記取的晚年和被送別的盛年都是如此鮮明。
奧巴馬在追悼會上的致詞中，稱曼德拉為 “20世紀最后一位偉大的解放者”。20世紀是個充滿抗爭和革命的世紀，20世紀的政治不但有為權力的斗爭，也有為正義的追求。這一頁被無情地翻過去了。的確，對曼德拉的送別可以視為對20世紀的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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