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是由一批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與工農的關系算不得緊密。黨的氣質的真正轉變始于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領導的建立革命根據地并開展武裝斗爭;在其后漫長的奮斗中，黨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重塑了自身，也重塑了與中國社會的關系，從一批書齋革命者的組織真正成長為“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論聯合政府》，1945)。

　　在革命歷程中形成了諸多寶貴的歷史財富，群眾路線即是其一。黨正是通過踐行群眾路線完成了自我更新，并創生了“人民”這個政治主體。群眾路線時到今日仍具有巨大的活力和潛力。中共十八大后不久，新一屆中央領導就決定開展“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足見對這份遺產的重視。

　　群眾路線不僅是政治策略，也是一種政治哲學，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的時代背景和革命時期不同了。我們有必要分析毛澤東的視野中群眾路線的理論涵義和歷史實踐，并結合新的歷史條件，思考群眾路線應如何調整和完善，以此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作為政治哲學的群眾路線

　　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中，人民是個政治的概念，從來不是指全體人的集合。人民是與“反動派”相對應的，是指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在一定的目標下可以聯合的所有階級或階層，故而在不同時期人民的內涵并不相同。人民也經常在狹義上使用，狹義的人民等同于群眾;群眾指的是勞動人民，范圍上大體等同于工農兵以及其他底層勞動者。

　　在毛澤東思想中，人民群眾這個范疇占據了特殊的重要位置。首先，人民群眾是階級社會中的受壓迫者，但他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論聯合政府》，1945);歷史的發展將是人民群眾的主體性確立和實現的進程，毛澤東曾說，“今后的世界必須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國必須由各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1951)

　　其次，人民群眾是創造力和智慧的源泉，“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就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1941)1961年，毛澤東在致鄧小平的信中告誡后者，要“向群眾尋求真理”。

　　再次，毛澤東思想賦予了人民群眾以道德上的崇高地位，將人民群眾的利益確立為政治行為合法性的最終依歸。毛澤東個人在談到人民群眾的時候，從不吝惜溢美之詞，在名篇《愚公移山》中，毛澤東說，“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以上引文中兩次出現的“我們”，指的便是黨。黨與人民群眾是什么關系呢?黨作為“先鋒隊”，無疑是由人民中的精英分子組成的，但在毛澤東思想中，精英人物沒有任何理由成為凌駕于大眾之上的壓迫者;相反，他們應當自覺地承擔歷史賦予的神圣使命，通過艱苦奮斗，使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得以實現的社會狀態——即馬克思主義憧憬的消滅了階級、消滅了國家的社會狀態——早日到來。

　　于是，黨在毛澤東思想中的作用便相當于一個推動歷史進步助產士，這是黨產生和存在的唯一目的。毛澤東曾說，“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論十大關系》，1956)只有從這個角度，“共產黨人沒有任何私利”，共產黨人的唯一任務是“為人民服務”這樣的理論命題才能夠得到理解。

　　在毛澤東思想中，黨的領導的合法性是通過與人民群眾的直接聯系、通過全心全意為群眾謀福祉而建立起來的。傳統的表述方式將這種關系稱為“血肉聯系”，這是有道理的，因為黨和群眾之間的這種政治代表關系，或者說一部分先進分子與大眾之間的聯系，只有通過親緣關系來比喻才是恰當的——這種聯系是天然形成的，在真實的政治實踐中得以驗證。在毛澤東的理想中，“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依據。”(《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1943)

　　黨和人民群眾有共同的目標，實現目標就要靠協同一致的奮斗，除此別無他途。毛澤東將其總結為“兩個相信”：“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

　　無論是將共產黨人的這種歷史使命感追溯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情懷，還是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進步觀念相連接，都得知道毛澤東思想所設定的黨和群眾的關系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理論中那種假想出來的社會契約論。于是就不難理解，毛澤東所說的民主實際上是一種實質性民主，它與自由主義的程序性民主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央蘇區農民的話可供參考，“紅軍共產黨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員真正顧樂我們!”(《長岡鄉調查》，1933。“顧樂”是愛惜的意思。)這當然是民主，并不以是否存在形式上授權而改變。

　　作為政治實踐的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在實踐層面的主體是黨，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相對應地，人民群眾是被動的客體。但這不意味著群眾是完全消極的。對于群眾路線的實踐過程，最簡單明了的概括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我們看到毛澤東對于黨和群眾都有著極高的、近乎理想化的期待，但另一方面，他也有著冷靜的認識。對于黨員干部，除了宣傳和呼吁，還輔以紀律約束和持續不斷的整風運動來保證其保持符合群眾路線的要求。對于群眾，毛澤東的看法則是辯證的。

　　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一文中，毛澤東就認為，群眾是個參差不齊的群體，“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領導者必須善于團結少數積極分子作為領導的骨干，并憑借這批骨干去提高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另外，群眾中蘊藏著智慧和力量，但是處于無序狀態，需要領導干部去挖掘和梳理，“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這便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和“先做群眾的學生，后做群眾的先生”的具體解釋。

　　對于“做群眾的學生”，黨的干部要“學習”的至少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是群眾的真實需求，受壓迫的群眾因為受到認知水平的限制，往往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愿望，需要有群眾立場的政治精英代為總結和表達。這不難理解，如果沒有黨帶領人民鬧革命，很多人是不會自動產生革命的想法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說毛澤東：“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第二要“學習”的是現實社會中的真實情況，這是對社會狀況進行客觀分析，制定正確的革命或建設策略的基礎。可以說，進行調查研究是領導干部踐行群眾路線的一個重要部分。毛澤東的一個著名論斷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本人就是進行社會調查的高手，在革命生涯的初期，他做了一系列深入的社會調查，均已成為了解舊中國社會的經典作品。

　　在具體的政治進程方面，群眾路線通過民主集中制來體現。毛澤東把承擔決策功能的領導機關比喻為“加工工廠”，把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收集到的群眾意見比喻為“原料”，“沒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不能充分聽取意見的人，毛澤東斷言說，“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

　　對于“做群眾的先生”，是指在路線、政策、方針制定后，黨的干部要向群眾宣傳、解釋，如果群眾有不理解的地方，要通過說服、教育的方式做思想工作，而不能靠壓制。

　　做學生和做先生這兩個階段是應當無限循環的，認識水平也是隨之無限深化的。

　　此外，群眾路線還包含著很多工作作風方面和具體的工作方法上的要求。

　　群眾路線的內在張力

　　毛澤東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他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對立面的統一是相對的，對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根據事物性質的不同，矛盾的性質也有所不同。從唯物辯證法的視角看，人民群眾同一切反動派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那么人民群眾內部是否存在矛盾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一文中，毛澤東列舉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幾種形式，“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關于這些矛盾的性質，毛澤東說，“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毛澤東同時提醒，人民內部矛盾不是什么新問題，之所以在那個時候引起特別的注意是有原因的，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隨著外部條件的變化而發生了轉化：“許多人覺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并不是這樣。……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題。為什么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斗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事實上在延安整風期間就已經發展成熟了，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講詳細一點，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有很多人批評毛澤東對政治精英和大眾都做了近于完美的假定，認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弱點，但這種觀點忽視了毛澤東對現實中兩個群體的不足的清醒認識。一方面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另一方面對現實不抱有幻想，兩個看似矛盾的方面的并存，正是毛澤東思想辯證一面的體現。

　　事實上，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張力點在于對黨群兩方親緣關系的想象，和解決內部矛盾時對“團結的愿望”的依賴，即兩方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當發生矛盾時候同時有著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良好意愿。

　　毛澤東是首先將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根源歸結于政治精英的。觀察他的思想發展脈絡，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一開始小心翼翼地維護著群眾路線的基礎，在措辭上都謹慎地避免了把黨和人民群眾說成是矛盾的兩方。后來，毛澤東對問題性質的判斷越來越嚴重，直至決定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群眾運動標志著政治精英和人民大眾之間按以往的方式、通過良性互動解決矛盾的可能性被否定了，也就相當于群眾路線被突破了。在疾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時期過去之后，毛澤東又力圖重新修復兩邊的關系，但留下一些隔閡是不可避免的了。毛澤東的這一部分實踐后來作為他晚年的錯誤被黨否定了，也可以說，被否定的是他突破群眾路線的那部分政治實踐。

　　群眾路線需要完善

　　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回顧群眾路線的歷史，對于思考群眾路線在當下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是有幫助的。

　　時代背景大不同了。今天的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新的成績，也產生了新的問題，黨如今強調自身的執政功能，對當前承擔的歷史使命的最新認識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帶領人民實現共同富裕。如今的政治議題對精細化、技術化、專業化的要求更高，政治精英和大眾在參與政治的能力上的相對差異，比如革命時代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

　　一個簡單的例子，責任政府的重要標志是預決算的透明公開，可是相當大一部分人是看不懂預決算表的，他們怎么能夠發揮有效的監督作用呢?這是一個回避不了的悖論：時代呼吁更多民主因素，但大眾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更加倚重政治精英的負責任態度。

　　這并非中國特有的問題，而是各國都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在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下，普通民眾也面臨參政能力的重重障礙，只能將政治交給作為利益集團的職業政客。這種現象被稱為代表性政治的危機，在學界早已不是新問題了。

　　在尷尬的時代難題面前，毛澤東留給中國的遺產之一，群眾路線，提供了一種突破的可能性。仍然可以從黨和人民群眾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強化對黨員干部的教育，提升黨性修養，并輔以其他機制，敦促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點是西方政治體制無法想象的，也是他們永遠也學不會的。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著名的“窯洞對”中說，突破歷史周期律的辦法是實行民主(通過群眾路線實現的實質性民主)，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才能不人亡政息。但無可否認的是，在傳統的群眾路線下，群眾所起的監督作用是有限的，這部分是因為群眾發揮監督作用的必要性是不大的。今天的群眾路線政治最需要完善的正是這個部分，應該通過制度安排保證群眾路線的貫徹，將群眾參與政治、監督政府的權利納入法制化的軌道，使走群眾路線對領導干部而言不僅是政治上的號召，而是行動的一部分。

　　黨群之間“團結的愿望”仍是群眾路線能夠收獲成效的決定性條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抱有盲目的樂觀，因為現在已經是個利益分殊的時代，是個“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要難”的時代;既得利益恰是矛盾產生的根源。所以，破除既得利益集團、鏟除腐敗就成了群眾路線真正起效的基礎——這將是個漫長的痛苦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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