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前學界和政策部門在思考農村問題時，都容易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就是不對已經分化的農民進行區分，籠統用農民的概念來討論問題，形成判斷，甚至進行決策。實際上，改革30多年后，中國農民已經發生極大的分化，以農民這樣的大詞來思考問題，要警惕。

　　農民的分化首先表現在區域上，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因為經濟發展，工商業發達，相當部分農村土地可以非農使用，農民可以從非農使用的土地中獲取巨大利益，這部分農民只占中國農民的極少數，但這部分農民是農民中的強勢群體，這種強勢一方面表現在他們經濟收入水平高、條件好，一方面表現在他們有能力引起更多社會關注。尤其是因為工商業發展，城市擴張，征地拆遷及因其中巨大利益空間所引起的利益博弈，使這部分農民引起媒體和社會廣泛關注，以至于當前相當部分學者和政策部門思考問題的基點都是從城郊農民角度出發。

　　與沿海發達地區和城郊農村相對應，中國絕大多數農民都生活在中西部非城郊農村，這部分農村的農民以農業生產為主，很難獲取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他們的經濟收入主要來自務農和進城務工，不僅經濟收入少，而且農村出現了空心化。這些地區的農民倒是盼著土地被征收，盼著房屋被拆遷，以獲得可以進城的資金或至少土地利益變現，但沒有工商業發展和城市化推進，這部分地區農村的農民土地沒有被征收的可能，因此就無法借土地征收來進行利益博弈。沒有土地利益的博弈，這部分農民也就未引起社會關注，不受政策部門重視，這部分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在媒體上受關注的程度極低，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農民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相當不同的部分，一是大約占中國農民10%的城郊農民，這部分農民經濟收入高，居住生活條件好，同時又因為征地拆遷中的巨大利益空間及因此而來的利益博弈，使這部分農民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為政策關照的重點。二是占中國農民90%的中西部農業型地區的農民，這部分農民經濟收入少，社會關注低，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

　　二、

　　城郊農村征地拆遷引起大量農民上訪，農民上訪總數中的接近一半為征地拆遷的上訪。征地拆遷所涉利益巨大，導致沖突激烈程度很高。因此，我們一般說到和想到的農民，就都是這些存在激烈利益博弈的城郊農民，政策部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這些有著維穩隱患的問題。在出現利益博弈時，輿論一般是本能地站在農民這個弱勢群體一方，學者則論證說，農民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巨大犧牲，現在理應得到利益。因此，在征地拆遷中，幾乎所有媒體輿論和學者意見都是要為農民維權，要讓農民獲利，而看不到或故意不看到城郊農民的狀況其實是不錯的，中西部農村甚至城郊農村的農民其實是盼征地盼拆遷的，城中村農民因為拆遷一夜暴富幾成普遍現象的現實。

　　尤其讓人焦慮的是，最近幾年，政策部門似乎為解決征地拆遷沖突，越來越傾向改變目前征地制度，傾向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從而讓城郊農民可以直接分享到土地城市化的增值收益之勢。若如此，則因為城市化平面推進，城郊農村的農民將可以獲得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這部分之前本來“漲價歸公”的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足以讓城郊農民成為新的土地食利階層，而之前在地方政府財政中具有極重要作用的土地財政則要解體。

　　這樣一來，我們可能是保護了城郊少數農民的利益，但我們保護的這部分農民本來就是農村中的強勢群體，我們以農民這個大詞來維護了農民中的少數，讓這少數成為中國社會中的土地食利階層，而真正中國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卻根本沒有引起我們的關注。

　　三、

　　北京城郊農民，不僅僅是遠富于中國中西郊農業型地區農村的農民，而且也富于北京一般市民。北京城郊農民因為土地恰好處在北京這個中國人民首都的郊區，而可以享受到北京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好處。若北京效區農民的土地還可以如國內學界一些人主張的直接入市及應按土地征收后的市場價值給予補償，則北京郊區農民人人都可以在現在本已相當富?；A上進一步成為千萬甚至億萬富翁了。但我們知道，沒有免費午餐，沒有無緣無故的財富，北京郊區農民沒有勞動就可以人人成千萬富翁，就一定有地方的利益會受到損害。至少，北京郊區農民富上加富，是與全國絕大多數無法享受到城市化好處的中西郊農村的農民利益無關的。

　　我們不能以農民這個弱勢群體的名義來為其實早已強勢的城郊少數食利者申張利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學界、媒體和政策部門關于三農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眼界應當超出北京郊區，而擴大到中西部地區。

　　2012年9月18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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