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里好風光》，《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5日，第7版左上1/3強篇幅。有引題“內蒙古林西縣把黨組織建在產業鏈上，農民專業合作社覆蓋40%的農戶，受益農民6.1萬人”。

　　農村走向集體經濟，即鄧小平同志所說“兩個飛躍”的路，由此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取得進步，一些地方出現農民認為可以稱得上樣板的村鎮，在群眾中已經不是秘密。“左”的指責毫無根據。“大呼隆”的擔憂未成事實。文本終于表述，雖然多所限制。主流媒體極少報道，或語帶譏誚。至少十多年來，很難想象《人民日報》會有如此標題和規格的報道。生活已經走到這一步，農民已經走在前面，總不能長期落后和落后太遠。黨報在十八大后公開、鮮明地支持農民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創造，讓人受到鼓舞。

　　農民問題是全部中國問題的基礎。中國共產黨處理同農民關系的理論、政策、經驗，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成功和最可寶貴的獨特創造。

　　聽過一個故事。50年代，毛主席要陳伯達起草農業合作化的文件。陳請教趙樹理。趙說，農民想單干，只有個體生產積極性。向主席報告。主席說，農民有兩個積極性，個體生產的積極性和組織起來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個體生產，單干，抵御不了自然災害，產生階級分化。共產黨的責任，是領導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避免階級分化。這符合農民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在工作中既要防右，就是放棄領導責任、做落后群眾的尾巴;又要防左，就是命令主義、簡單粗暴、不尊重農民的自愿。在中國，農民相信共產黨，愿意跟黨走，這是一個好條件。

　　聯產承包，分田到戶，多數地方實際上單干，集體成為空殼，黨的基層組織癱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基礎上重建黨同農民的血肉聯系，成為急迫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兩個飛躍”。江澤民同志也曾提出，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發展集體經濟，是農村工作的兩翼。十八大勝利召開，這個問題應該提上日程了。

　　附文：人民日報文章《合作社里好風光》

　　“家里20畝地入股合作社，都種了甜菜，每畝流轉費400元，這一項收入就有8000元。”10月10日，正在地里忙活的林西縣大營子鄉東升村村民宋玉發高興地說。

　　嘗到甜頭的他，在原流轉20畝承包地不變的基礎上，今年又流轉了30畝用于合作社種植膜下滴灌經濟林。土地流轉后，輕松下來的宋玉發開始為合作社打工，不到兩個月就掙了近5000元。“合作社真是好，省心、省力，還能在合作社里打工掙錢，這樣的好事難找啊。”宋玉發逢人便夸。

　　農民抱團發展，年合作增收4400萬元

　　宋玉發贊不絕口的是村里成立的“東旺種植專業合作社”，該合作社采取統一采購生產資料、統一機械化作業、統一管理、統一經營、統一銷售的方式，采取膜下滴灌種植甜菜、玉米和藥材等農作物，對入社農戶每畝地首先給予保底金400元，然后對當年純收益實施二次分紅，95%歸入社農戶，5%作為合作社發展基金。

　　去年，這個合作社直接從廠家購進生產資料，極大地降低了成本，僅化肥每袋就比市場價格便宜15元。合作社統一翻地，每畝又為入社農戶省下8元。 據東升村黨總支書記、東旺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王久慧介紹，去年，東升村入社農戶120戶、380口人，人均增收600多元，入社農戶共增收23萬多元。

　　在內蒙古野果之鄉——七合堂村，農民宋占武很有感觸地說，要說我們七合堂的變化，那就是黨的好政策帶來的，再就是成立合作社讓七合堂的小野果賣上了好價錢。據了解，林西縣九佛山野果種植專業合作社自2010年注冊成立以來，其123、K9蘋果等“九佛山”牌野果遠銷北京、河北、廣東等地，并形成訂單模式。該合作社理事長、七合堂村村主任姜洪海介紹說：“合作社成立后，我們的野果種植走上了規模化經營、品牌化發展的道路，2011年合作社產野果800多萬斤，獲利580萬元。”

　　“現在，留在村里種地的基本上是50歲以上的人，滿懷希望播種、流著汗水收獲、含著眼淚出售，是農村的普遍現象。農民要想富，必須走集約化經營、契約化管理的路子。”統部鎮板石房子村金土地機械化生產農民專業合作社黨支部書記、理事長吳寶全說。

　　林西縣農民專業合作社，從2008年的8個發展到如今的355個，覆蓋農戶2.1萬戶，農戶覆蓋率達40%，受益農民6.1萬人，年實現合作增收4400多萬元。合作社經營涉及種植、養殖、農機服務、林果和農畜產品流通等多個領域。

　　合作社里建支部，壯大產業發展

　　“沒錢沒事沒基礎，群眾不搭理，支部沒用處。”新城子鎮英桃漠河村黨支部書記張林這樣形容幾年前的狀態。

　　“近年來農村基層黨組織有被邊緣化的傾向，農村社會人心散、公益乏的趨勢比較普遍。”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張海軒說。

　　統部鎮板石房子村卻有另一番景象：以村干部吳寶全為首的13戶農民辦起了全縣首家農民專業合作社——金土地機械化生產專業合作社，由于他們心眼兒活、門路多，合作社成立不久便贏得“滿堂彩”：入社農戶平均年收入近20萬元!盡管這樣，老吳還很不滿足。與吳寶全持同樣想法的還有年輕的雙贏農機專業合作社理事長任宇。

　　經濟發展的前沿在哪里，黨組織建設就跟進到哪里。就在吳寶全、任宇們想著各自“心事”的同時，林西縣委經過反復調研論證，找到了“把黨組織建在產業鏈上”的有效實踐載體，在合作社上建支部，通過壯大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致富農民、凝聚群眾，讓農村基層黨組織和農村黨員發揮作用有舞臺，合作社發展壯大有途徑。

　　林西縣在有條件、有意愿的合作社中全面建立黨支部，圍繞產業建立黨小組、培育能人黨員，將建有合作社黨支部的村支部升格為黨總支，形成村“黨總支+合作社黨支部+產業黨小組+黨員能人”的模式，他們稱這種模式為“1+3”黨組織設置模式。在這種模式的影響帶動下，全縣355個農民專業合作社共建立合作社黨支部46個，新建產業黨支部49個，升格村黨總支15個，在144個致富鏈上確立黨員帶頭人420余名。

　　推行“1+3”黨組織設置模式，不僅使基層黨組織找準了“位置”，有了舞臺，也讓廣大合作社黨員更有了歸屬感、成就感。大營子鄉東升村東旺種植專業合作社黨員程占才、邊中義按照設崗定責，每人負責合作社一個領域或一個產業的工作，每天忙得不亦樂乎，卻感到十分充實。“其實黨員不是不想發揮作用，只是缺少平臺。”大營子鄉黨委書記鐘新光說。

　　豐富農民文化生活，農村基層組織凝聚力增強

　　活動室里，吹拉彈唱，村民廣場，歌舞翩躚，新林鎮五星村的這種變化令人欣喜。作為肉驢養殖專業村，村黨總支牽頭成立廣源肉驢養殖專業合作社，建起生產、養殖、加工基地，村民變成了合作社股東和產業工人。

　　村民戴云良說：“過去村民農閑就是打麻將、喝燒酒。現在，忙活著養驢，顧不上了。”合作社建了一處6000平方米的文化活動廣場，上百人在這里扭秧歌，合作社還成立了小劇團，自編自演，使農民業余時間由圍著牌桌轉變為圍著支部轉，農村重新有了活力。

　　無獨有偶，五十家子村村民(社員)廣場同樣是一片熱鬧的場景。扭秧歌的村民已經舞出汗珠卻依舊樂此不疲。“我婆婆以前一到冬天就鬧病，參加了合作社秧歌隊后，她不再感冒了，在她的帶動下，我每天也來扭一扭，感覺真的挺好。”三十出頭的卜俊青興奮地說。

　　合作社成立后，建了村民活動廣場，安了健身器材，還成立了舞獅隊、旱船隊、高蹺隊，節日期間十分熱鬧。每年一次運動會，合作社7個方隊雄壯威武，參與的村民近千人。

　　新林鎮新合村村民活動室內，村民說事活動正在進行中。“要說還是老劉講究，人家對父母那簡直是沒挑的。”“那當然沒啥說的，有些人就不行，咱有時間得說說他……”這是鎮黨委利用合作社黨組織陣地，在全鎮推行“說事議理”制度的一個縮影。這項制度的推行，讓村民(社員)在輕松氛圍里解決了矛盾問題。

　　林西縣委書記程俊孝說：“1+3模式，對提高農業的集約化水平、市場化程度，轉變農民生產觀念、經營觀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對加強基層組織建設、鞏固黨在農村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基礎，也是有益的探索和創新，促進了黨建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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